比较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比较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美】亨利·雷马克

【译者按】1962年，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观点；而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位比较文学大师却对美国比较文学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反思。雷马克还是坚持自己当年的观点，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比较文学跨语言的重要性。这对一味地追风赶时髦、进而在不断进行文字虚构和制造理论泡沫的不少中国比较学者来说，不无警示作用。

考虑到这门学科对一般研究者的兴趣，这篇论文将寻找文化上的一些共同特点，以供讨论。今天的美国学者另辟蹊径，从特定文本的外部而非内部的角度，趋向当下流行的非美学学科（与政治、民族、性别和性欲等等相关）来图解他们宽泛意义上“文化”文学研究。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比较整个文学作品，恰是比较文学的关键所在，现在则成了奇事了。语境不再是用来阐释文本的整个意思，而是相反，文本被用来解释语境、证实理论；采用的方法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以往纵向的“文学－文化”模式发生了大转向，成了横向的“文学－非文学”间的研究。在美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中心论，如果没有被踢出局的话，也已经退居其次。正面来讲，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在史学、哲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学科和工艺领域，还有同宗同源的文科群体方面，已经丰富了比较文学这门学问。从反面来看，这种跨学科的驱动力，伴随着专业训练方面的缺陷，已经迫使比较文学的跨国界、跨语言的中心后退，而比较文学的跨国界、跨语言的中心是要求对至少一种非英语文化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知识的脚踏实地的学习和全面掌握的。不幸的是，当今美国大多数的跨学科研究都是在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体系里进行的。40－50年前，在跨学科研究者所构想的两个主要目标中，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以契合性与交互性为导向这一目标如果说已被证实成功了的话，但在对差异进行提取、并对之予以重新定义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标，已经淹没在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大潮里面了。

与跨国界相比，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在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宣称在日益发展。开始时采用的是与“新批评”的“文学－艺术”优先论相宜的跨艺术研究方法，进而发展到人文学科别的领域，如哲学、宗教研究、文化人类学和史学，后来，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又离题到社会科学领域1[1]。跨学科、跨国界和近来跨文化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那就是寻找、分析和概括彼此的差异、姻亲关系和相互交混。我这里所说的“学科”是指人类活动、经验以及所反应出来的好奇的不同类型和模式在理论上的划分。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首先

是指口述的，接下来才是书写的。书写的话语，虽然失去了一些口头述说所有的诗性和戏剧性，却增加了广泛传播、便于保留和希望永存的成份，能够促进人们深思熟虑，从而加强了责任感、细心感、质量感、调控感和结构感。重读书写的东西可以传达一种整体感，可以提供对连续经验的同步感，很像音乐中的配乐。柏拉图在《会饮篇》（雷马克原文所用的Symposion为希腊语，等同于英文Symposium一词—译者注）中曾说过，艺术、知识和法律中的文字记录，不仅可和我们生儿育女以求身体的不朽之希望同等重要，而且还要优于它们。我几乎无需指出“品质”这种历史的或纵向的连续性正明显地处在危险之中，在我们日益增多的不连续的、数量上迷人的、刻板的信息交际中——还有以娱乐为导向的文化中——这些对个人来说，不仅仅是诗歌或文学语言直接承受的厄运，而且是濒临绝迹的书信体文学的不幸，而且对未来的史学家会造成损害。在我们国家，有竞争力的娱乐很显然已经渗透到大中小学校，还可能远不只这些场合。富于想象的文学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学知识（尤其是以历史为导向的知识），不单单从习惯上被认为的行外人员，现在连行内人员、管理者、研究者都已经受到围困或被看成是“不相干的”东西而受到冷落。

所以，我们面临的是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文学及文学研究，至少在西方和西方化文化里，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我们在与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现实，以及与商业、技术、娱乐业和买卖这种无序的竞争中，文学有何存在意义？文学和上述各行业的互补情形如何？按照现在（或过去）的理解，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个混血儿——所以人们对它有千变万化的不同诠释和研究方法。但有一个特征把早期的想像故事与今天联系起来：不论最终结果是什么，通过负面东西激发出的有趣的故事情节远比正面的多。讲故事所需的基本的独创灵感源于具有超自然暗示力的非凡的自然事件：旱灾、洪水、暴风雨、地震、凶猛的野兽、瘟疫、疾病、幽灵、噩梦或灾祸，包括人类的暴力、各种非理性的行为2[2]。在这个过程中，故事讲述者要解释自然事件的超自然的动机：他要猜测、综合和编造。在当今西方流行的宗教信仰中，对于上帝或诸神正义或非正义的愤怒理由已被理性的解释所取代：“上帝自有他的理由，我们只是不知而已”。世俗化过程已经由不可知论、存在主义和无神论来完成。

但是，在当今高度发的达世俗文化中，重要的说教遗风依然存在，这一点是不可低估的：在我们美国的大众传媒中（无论是视觉的或是听觉的），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暴力——这就是为何有如此多的观众或听众在理论上公开指责，而在实际生活中却需要——，大众影视中虚构的名角或罪犯最终受到惩罚或表示悔罪，或找到了上帝、或得到了真爱或怜悯，——他们不单在媒体里，而且在忏悔或悔恨中（无论是真实的或虚构的），都以为“找到了宗教”。这些都成了我们刑法体系里（也许不仅仅在我们的刑法体系里）进行判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以印刷文字出现的文学，依然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属于私秘行为的个人消费媒介，不那么易受到公众的批评：在这些虚构作品中，世俗化的现象，假如不是唯一的话，也是更加普遍地、更加巧妙地糅合了道德成份。

我认为，世俗化、民主化的进程，这股“眼下众所周知”的推动力，在美国最近的比较文学界向着跨学科转变的阶段中和类似的文化发展阶段中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早期，我的美国文学老师们，尽管他们能力很强，知识面很广，但作为专业专家，尚有几分外行传教士的味道。他们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研究，他们都同样重视作家的整个作品与文本分析和评价。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新批评研究的中心是文学的创作手法（讽喻，象征，暗喻等）。今天，美国学者另辟蹊径，他们喜欢从特定文本的外部而非内部的角度与别的学科联系起来，与当下流行的非美学学科（如政治、民族、性别和性欲相关的学科等等）联系起来，从广义的“文化”任务这个角度来图解他们的特殊主题。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比较整个的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比较文学的关键，虽然从前也不那么常用，当今在我们的领域里则已是极其罕见了。语境不是用来阐释文本的整个意思，（阐释文本的整个意思自然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和最终目的，也是其论证的手段），而是相反，文本被用来解释语境、证实理论，采用的是演绎法而非归纳法。

关于这门特殊学问的情况，过去的现实比其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原因、要求学者所具有的兴趣和能力更加混乱，当然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单纯，但大体上讲，在过去的研究中，文本的优先权都保留了，其特点表现在，经过辛苦努力编辑的文本及不同版本在那时的学术制度上都得到高度的优先重视：以更广义的德国特点来表达，就是注重“训诂学（Philologie）”。

简而言之,我这篇论文的中心是，主要讨论美国（但也不仅仅是在美国）比较文学这门学问已从以往纵向的“文学文化”研究转向了横向的“文学－非文学”的研究了。为什么会这样？

在早期的文化中，“我们”比“我”用得多，在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里现在依然是如此。这个“我们”是与个体相连的，而这个“个体”总是一直与他或她的生活变迁相联系，与不可缺少的家庭依靠和支持相联系，与或大或小的语言（或宗教、社会、经济、伦理、种族、性别）群体相联系，并且通过它（“我们”）到达超验的超群体：希望的终极安全地。

这个“我”通过“我们”来获取支持——即通过从家庭到群体、到国家、再到上帝或类似理念的支持——也即通过纵向关系的支持，如通过历史的连续，对祖先和家庭的自豪感，通过群体、地域(“家园”)、国家、宗教的关系，通过历史和神话独特的混合；同时，还要通过横向关系的支持，如通过与你同时生活的、可以感知得到的民众的联系，再加上与别方面的联系（这些方面与某种特定的、继承的理念有别），诸如思想和意识形态运动，政党，政府，劳动，工业，职业，学校、学术界等；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你和他们都有联系：总之，需要获得“老的”垂直关系“加上”（“或者”）“新的”横向关系的支持。这些需要和愿望，

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和各种奇怪的行为或思想，总是在断断续续地纵向、横向相互转换。但是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后半叶，个人期望、要求和享受的机会，在西方民主国家得到了如此引人注目的改善，就像你期望、要求和享受的民主权利、各方面的福利一样，通过教育、政治、社会、经济手段和现行的社区机构，已经达到了目的，因此，大多数人来越来越没有兴趣去寻求历史或现实的合法化性了。

可以把这与20世纪上半叶和历史的或伪历史的和种族的神话比较一下。这种伪历史和种族神话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得以进行，使得他们依赖于“垂直的”绞刑架创造一种横向的、互相联系的关系。就共产主义而言，这种横向的、尊奉的连贯性是由纵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阶级历史所要求的力量强加上去的。在我们这个记忆力衰退的年代，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极权主义体系纵向和横向所发挥过的作用。就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而言，尽管都曾逞凶一时，最终还是都被打倒，被外部干涉的力量打倒，这种干涉是由他们自己的成功所产生的愚蠢和现代历史上最广泛的杀戮引起的；在共产主义这个事例中，其垮台的原因是由于乌托邦式的政权体制剥夺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参与全球交流体系的机会和经济生存能力。

相反，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一直从横向去寻找我们的权利与机会，把我们自己与今天和我们同时生活着的人们相比，而不是与生活在过去的人们相比。民族、种族、性别、性倾向、暴力（肉体和体制上的）上的不平等问题，权威性、连续性和法规的解构——这就是每日报纸、杂志、电视所报道的问题；这就是你所希望（至少最初是这样）能把那些只读标题不读下面故事、只沉迷于商业电视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拉回课堂的问题，——这也使你肩负起社会责任（你也希望如此），满足你那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崇高的、利他的本能（尤其是，因为作为一名学者，你要比那些你要对他们发表讲话的民众懂得多）；这也与美国人的主要倾向一致，这是一种非美学的实用主义倾向，主张做实事、重实效；这也将修复已经破坏了的理论上的、“安全的”学术领域与更大的群体之间的链接（这也是你所希望的），把那些被认为显然是脱离了实际行动的人文主义者“拯救”出来；还有非常重要就是，这一点已经被一些卓越的学术领袖和其他学者们的知识所证实可信，这些卓越的学术领袖包括本杰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德里达、福柯、德曼、詹姆逊、费什等。倘有专业史学家起来反对，称这些“新”人文主义者不是基于档案资料做研究，而是在以修改历史来满足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会以美国史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式的淡化话语反驳说，编史反正是一种虚构；假如有科学家问他们的证据在哪里，他们就会引用流行的相对论或混沌理论，或者摆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保罗·费尔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引用他们论文中的观点，说科学方法是一系列变化的范式。假如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事反对说，我们人文主义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精确的、经验的和统计的知识，我们的学者（并不年轻了）回答说，社会科学为数量所困扰（至少美国是这样）恰恰是问题之所在。

简言之，我们的改革者做了双重的声明：（1）文学上的人道主义需要介入社会行动，至少要通过语言介入；（2）美国社会科学通过“科学”/统计学/问卷调查的研究导向，需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理论与调查来补充和修正。

这股“此地此时”的浪潮对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口头教学和已有的学术知识有怎样的影响？（1）在美国已出版的学术著述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出，在美国比较文学中的文学中心已被冲淡，这个中心如果没有被踢出局的话，也已经退为次要的地位了。（2）在欧洲，文化是根植于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历史之中的，用历史观点研究文学的方法曾被视为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这种研究方法被历史地、批评地保留了下来。（3）在美国，正面来讲，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在史学、哲学、人类学、硬科学和工艺领域，还有同宗同源的文科群体方面，不管是在历史层面上还是在当代层面上，都已经对传统的比较文学进行了挑战，使比较文学本土化，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反面来看，这种跨学科研究的驱动力，因为专业训练方面的缺陷，已经迫使比较文学的跨国界、跨语言的中心后退，而比较文学的跨国界、跨语言的中心则要求对至少一种非英语文化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知识有踏实的学识和全面的掌握；在过去，要求掌握两门或更多的语言，而我不幸地发现，当今美国大多数的跨学科研究都是在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体系里进行的。

在40－50年前跨学科研究者所构想的两个主要目标中（我坦白认罪过去我曾是这种构想的同谋之一），以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姻亲关系与交互作用为导向这一目标，如果说已被证实是成功的话，而细分差异、重新定义这一同等重要的目标，却淹没在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的大潮里面了。

这种比较文学中跨学科研究的相互影响，已经使我们所谈论的相近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这一概念陷入困境之中——戏剧性地成了没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我谨向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行政秘书康妮·梅表示感谢；她以一贯的耐心与敏锐进行的筹划使得这篇论文得以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