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代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原因

浅论汉代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原因

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秦始皇与秦二世统治时期,大兴土木,《阿房宫赋》写到“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人民赋税徭役沉重，生活困苦。秦朝灭亡后，全国陷入长时间的混战，人民或死于战火，或死于饥荒。因此，西汉建立之初，国库空虚，如《汉书食货志》描述“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因此，汉初统治者都采用黄老之学，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文景时期，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并获得了很大发展，国家富足，人民安乐，《后汉书食货志》记载“京师之财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二、儒家思想的专制本质有利于加强君权，维护统一的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就是爱人，其中爱自己的亲人是最重要的）。除“亲亲为大”外，孔子主张“泛爱众”，主张“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泛爱”并不是平等、博爱，而是“笃于亲”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儒家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为了维护、巩固这种不平等的仁爱，儒家发明了等级礼制。刘邦初得天下，设宴庆功，群臣在宴会上喝醉，大声喧哗，甚至拔剑击柱······刘邦见状很不开心。一旁的儒生叔孙通乘机对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王大臣都依朝仪行礼，次序井然。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本质中的专制主义色彩使得其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统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才会被统治者采纳，进而占据独尊地位。

三、汉初儒家先驱人物的奠基

自汉高祖开始，儒生被拜为博士，如叔孙通、申公、贾谊、董仲舒等。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汉高祖不喜儒学，博士人数不多，且仅具官待问而已。虽然博士是一个虚衔，，政治地位较低，但这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儒家经典、教学授徒，更使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有更深刻的认识。正是有了汉初这些儒家先驱人物不断的努力，不断促使儒家思想与现实相结合，儒学才能在汉朝政治上立足，并在此基础上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行动奠定了基础。

四、儒学适应中国的社会基础

古代中国是在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而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从本质上说，儒家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血缘血缘家族社会的基础上，儒家以家庭、家族为价值本位，以社会和谐为价值准则，实现

“天下大同”。因此，儒家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适应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需要，因为它可以较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到了汉初，统治者虽基于现实状况推行黄老之学，但是，中国社会构成基础没有改变，儒学在民间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五、董仲舒对儒学的发展使其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董仲舒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针对中央集权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针对加强君权需要，则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董仲舒为其正统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就是说，皇帝是天的儿子，他们是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间的。他认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人世间生杀大权，“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杀之势”（《春秋繁露?威德所生》）所以，人们应该无条件的忠于他们，服从他们。他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目的是以道德的绳索来束缚天下万民百姓，以便名正言顺地服从上天、君主们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弛的局势十分有利，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此后，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不仅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且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成为定型；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有利于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儒家发展，虽然提升了儒学的地位，但是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结束了各学术流派平等竞争的局面，扼制了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同时，也使儒学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与自由，儒生成了皇权统治的工具。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

独尊儒术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产生的，他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压制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