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中的地位和权限

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等主要国家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步伐。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明显加强。实际上，中央银行在履行

最后贷款人职能、实施货币政策、开展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运行中都扮演着金融稳定的重要角色。因此，强化中央银行监管权限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在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应进一步明确其监管地位，赋予其应有的监管权限。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金融稳定；监管权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不断加快的形势，欧美一些国家的金融运行模式逐渐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国家对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进行了剥离；有的国家在金融监管中出现了“去央行化”趋势。但是，一直以来，理论界对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和权限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而在实践层面，即使是实行相同监管模式的国家，中央银行介入金融监管的程度和范围也不相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无论是实行“双线多头”监管模式的美国，还是由单一机构履行监管职能的英国，在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方面都不成功。危机之后，欧美各国对过去秉持的监管理念进行了反思，并着手构建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监管权限，明确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变革趋势值得研究和关注。

一、危机前欧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监管权限

（一）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的金融监管以金融机构自律管理为主，英格兰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采取“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方式。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放任式的金融监管不断暴露出问题，发生了大量小银行挤兑危机，并波及到核心银行。危机迫使英国政府改变立场，最终促使《1979 年银行法》出台，并使英国的金融监管进入了法制化轨道。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混业经营盛行，金融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于1986年出台了《金融服务法》，英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

20世纪90 年代，英国爆发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破产、巴林银行倒闭、国民西敏寺银行危机等一系列金融事件。对此，英国政府于1997 年5 月提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将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负责对各领域金融活动的监管。2000年6 月，英国通过了《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FSA的金融监管地位，赋予它监管金融业的所有权限。自2001年12月起，英国原有的监管机构停止运作，FSA全面行使监管职能。英国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英格兰银行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此项改革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从1998年开始，澳大利亚、卢森堡、匈牙利等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也进行了相似的尝试。［1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6年到2003年的17年里，全球共有46个国家建立起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单一的综合性监管机构。

（二）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各州政府行使监管职能。1864年《国民银行法》颁布后，财政部设立了货币监理署（OCC），负责国民银行的注册、检查和监督，开始了联邦政府的金融监管。1913年《联邦储备法》颁布，建立了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体系（FR S），美联储拥有了对会员银行的监管权。大危机后，美国颁布了《银行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赋予其对参保银行的监管权力；证券业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监管，保险业由联邦保险同业协会和州保险厅监管。由于美国实行双轨银行制，每个州又都设有银行监管部门——州银行厅（DFI），对在本州注册的非联储会员银行进行监管。除了银行机构外，美国还有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储贷协会、信用社、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等。为了对这些机构进行监管，联邦政府又赋予储贷监理署（OTS）、联邦保险署（SIC）、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等机构以相应的监管权力。［2］

1999年，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机构开展混业经营。金融格局的变化引发了监管框架的调整，FRS作为联邦政府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可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OCC、SEC和FDIC分别对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各监管机构如果认为美联储的监管不适当，可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从而出现了金融监管“去央行化”的趋势。虽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提出了功能监管的理念，并引入了功能监管的做法，但实际上在美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功能监管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足鼎立”的机构监管模式。这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混合的监管体系，导致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既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也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三）欧盟的金融监管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为了配合欧盟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欧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了欧盟监管协调委员会，以推动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协调。1985年，欧盟在《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中，提出了在金融监管领域应运用“相互承认”和“相互协调”两项原则。为了配合欧元的启动，1999年欧盟委员会颁布了《欧盟委员会金融服务行动计划》，旨在消除跨国金融服务的限制和市场壁垒，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融合。为了实施该项计划，2000 年欧盟启动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这一框架成为欧盟进行监管协调的主要依据。此框架初期仅对证券业有效，从2003年开始，该框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银行业和保险业。2003年11月，欧盟按照莱姆法路西框架建立了欧盟监管体系，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责。［3］但从实际上看，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具有实质性的金融监管权限，金融监管由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

在欧盟金融监管框架下，欧盟各成员国对本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与机构设置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德国于2002 年4月通过了《统一金融服务监管法》。同年5 月，在合并原来银行、保险、证券三家监管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授权其对德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统一监管。卢森堡于1999年1月成立了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SSF），合并了证券监管部门，并接管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由CSSF

对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爱尔兰于2003年5月将中央银行的银行和证券监管权分离出来，成立了爱尔兰金融服务监管局（IFSRA），对银行、信贷协会、保险公司、投资中介等机构进行监管。

总体来看，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全球金融危机前在各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中央银行的角色和权限不尽相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成立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或成立专业监管部门，相当一部分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都涉及到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的分离。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却不拥有相应的金融监管权力。

二、后危机时代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权限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认识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需要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宏观审慎监管将整个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都纳入到监管范畴，即把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制定全面的金融稳定政策，避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风险积累、爆发和蔓延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负面影响，以维护金融稳定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了由两院通过的《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法案明确了美联储在金融稳定中的职责及其核心地位，赋予美联储“系统风险监管者”的正式职责，同时也赋予其维护金融稳定的广泛权力。扩权后的美联储将全面负责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也从商业银行延伸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包括规模较大、关联较深的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银行）控股公司、大型保险公司等一切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金融企业。此外，美联储还有权对支付清算体系进行监管，有权直接从被监管机构获取信息，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将最后贷款人职能运用于非存款类金融机构。通过这次改革，美联储将实现由中央银行到“金融监管超级警察”的跨越，成为美国维护金融稳定的最主要防线。

与美国相比，欧洲的金融创新速度较慢，资产证券化规模也远小于美国。但由于欧洲的金融机构大量涉足于美国次贷类产品，因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蒙受了巨大损失。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开始反思并着手构建新的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提出建立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在欧盟层面上加强金融监管。与此同时，将原欧盟层面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委员会升级为欧盟监管局（ESA），使其具有法人地位。［4］2010年9月，欧盟理事会宣布了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决定在20 11年成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同时成立银行业监管局、保险业监管局和金融市场交易监管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见下表）。ESRB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以确保其独立性和权威性。三个监管局有权直接对相关金融机构下达监管决定，在涉及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时，如果各国监管机构之间发生争议，欧洲监管局有权进行调停，调停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不难看出，此次欧盟新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赋予了其更大的监管权限。泛欧

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将进一步加强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作用，而各国中央银行在本国的宏观审慎监管中也将发挥更大作用。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7年9月英国爆发了15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信贷危机。危机之后，英国随即着手改革金融监管体系。2009 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地位，强化了其相关的金融监管权限。《法案》提出，在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C），该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两位副行长及四位英格兰银行非执行理事组成。《法案》赋予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新的政策工具，如授权英格兰银行对银行支付系统进行监控，对问题银行给予流动性支持等权力。［5］2010年6月，英国财政部宣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方案指出，英国现在的金融监管结构已经失灵，必须改革由三方（FSA、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共治的金融监管体系。FSA现行的机制必须停止运作，其金融监管职能将转交给英格兰银行从而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下属机构，FSA今后的职能主要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打击金融犯罪等。［6］

国际社会对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达成了基本共识。金融危机后，IMF 和金融稳定理事会明确提出执行宏观审慎政策应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各国也把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职能作为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2009年1月，由各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资深人士组成的30人集团经过研讨，发布了题为《金融改革：一个金融稳定框架》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应赋予中央银行足够的监管权力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之不仅能在危机时期发挥作用，也能在信贷快速扩张、杠杆率上升时期实施逆周期监管。在中央银行不具有审慎监管权的国家，应当保证中央银行在审慎监管和市场规则制定的决策层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保证金比率等关键性制度安排进行调整时，中央银行应当具有正式的评估权；同时，中央银行还应当拥有对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和支付清算系统进行监管的权力。［7］事实上，在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中央银行均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包括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以及参与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等。

三、中央银行监管地位与权限的理论分析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事实上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各国监管体系改革方案（或法案）中明确中央银行监管地位的规定和做法，表明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加强中央银行监管权限并非只是权宜之计，而是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一）中央银行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过程中成为金融稳定的主要力量 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既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也可以通过贴现窗口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创设非常规手段来实施金融救援。当然，在现代社会，作为金融安全网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存款保险制度也被广泛采用，但它在缓解挤兑压力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不及最后贷款人手段。存款保险公司在支付赔偿款项时要经过复杂的程序，这会极大地影响存款人的信心。而最后贷款人手段则可以迅速实施，对重建存款人的信心发挥着明显作用。Frydl and Quintyn 指出，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主要通过

事前的预防性政策和事后的挽救性政策，前者能够减少金融风险的积累，后者则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8］从实践来看，大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自成立之初就有一定的金融稳定职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这一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如果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就会出现专业的金融监管机构没有能力提供流动性，而有能力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又因缺乏相应授权从而行动迟缓，这些都将削弱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对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二）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金融稳定的作用

与以往大多数金融危机一样，美国次贷危机也是由资产泡沫的破裂引发的，而在泡沫形成和不断膨胀的过程中，银行信贷扩张起着直接推动作用。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的需求，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提高了投资者抵押物的价值从而增加了信贷可得性，信贷供给的增加又进一步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这样，在乐观预期推动下，资产价格与信贷供给螺旋上升，而当美联储为控制通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便引发了资产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的爆发。［7］金融危机的教训再一次警示人们：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有金融稳定的意识，只有在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金融稳定的目标才能实现。从长期来看，维持货币稳定能够为金融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又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从而为实现货币稳定打下坚实基础。理论分析和实践表明，如果强行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能分开，必然会加大信息成本。首先，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会造成信息流失，使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微观信息支持，加大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其次，强行分离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会对金融监管效率造成损害。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拥

有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的管理下，商业银行更能够适应货币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拥有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更有动力去研究那些在不同宏观政策环境下经营有问题的银行，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弗格森（R.Ferguson，2000）认为，“联储的货币政策由于其监管职责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而它稳定价格的职能也使其银行监管取得了更好的

效果”。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可以使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超然地位获取制定货币政策所必需的信息，而中央银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又能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

（三）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科罗克特（A.Crockett，2000）认为，金融稳定包括微观层面的稳定和宏观层面的稳定，为保持微观层面的稳定需要以单个金融机构为监管对象的微观审慎监管，为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则需要宏观审慎监管。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中央银行是重要的力量。［9］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宏观审慎监管在本质上具有归属于中央银行的特性，它与中央银行在履行服务职能、实施货币政策等方面都具有内在一致性。微观审

慎监管主要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合规、个体是否稳健；而宏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宏观流动性的配置问题。虽然微观审慎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涉及流动性，如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但宏观流动性显然不仅是信贷资金，而是包括货币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的广义流动性。因此，宏观流动性的涨缩不是仅对金融机构实施微观审慎监管就能

解决的，而是需要中央银行统筹考虑实施。同时，鉴于宏观流动性最终只能来源于中央银行，从这个角度看，宏观审慎监管也应由中央银行行使。

实践表明，微观审慎的银行监管具有顺周期性，但宏观审慎监管不同，它是逆周期的，这与货币政策操作完全一致，这同样表明宏观审慎监管权最好由中央银行行使。［10］另外，由于金融危机不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所以中央银行有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强烈动机。如果中央银行负有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但又不具有金融监管权力，必然影响它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和评估；而拥有监管权的专业监管部门由于缺乏宏观管理的传统和经验，往往是在宏观审慎意识缺失的情况下进行微观审慎监管，结果很难识别和化解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要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必须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这样才有利于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有机结合。

（四）中央银行在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维护着金融稳定资金是经济运行的血液，如果支付清算系统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会运行受阻，从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央银行在维护支付清算系统平稳运行的过程中，通过管理商业银行的储备和支付账户，可以连续、实时地掌握银行的头寸状况，由此掌握对于金融监管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信息。古德哈特认为，从防范金融危机的角度看，微观信息的及时掌握和迅速处置非常重要。当危机将要爆发时，政府最多只有48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限制危机和如何处理危机，这就是政府应对危机的“48小时法则”。［11］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在出现流动性困难时都会求助于中央银行，如果中央银行不能全面、及时掌握微观金融主体的信息，那么在实施金融求援时就会进退两难，甚至错过最佳时机。

由于支付清算参与者的逐利行为和操作行为的不规范，可能会引发支付清算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支付清算系统风险既是金融风险的组成部分，又是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对一国的金融稳定影响重大。鉴于中央银行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因此，各国政府都把制定支付清算风险的控制制度、提出防范支付清算风险的预警方案、加强支付清算风险的控制和监督的责任赋予中央银行，以保证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在中央银行负有金融监管职能的条件下，监管与特别处置能够较好地衔接。在发现支付清算系统问题时，中央银行可以及时向有支付能力但缺乏流动性的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又能利用专门知识从宏观层面上评估某个机构破产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冲击力，从而选择最合适的特别处置工具，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由于支付清算系统产生的风险而影响金融稳定事件的发生。

四、思考与建议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体系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快了商业银行改革步伐，金融法律制度逐步完善，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增强了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而在金融衍生品创新方面相对谨慎，商业银行海外投资规模较小，客观上避免了资产损失。但是，我国金融体系仍然面临着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现实挑战：近年来，跨行业、跨市场的机构和交叉性

金融产品快速发展，组织结构复杂、业务多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不断出现，新型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活动的程度越来越深；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决定了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十分密切，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占主体地位，信贷波动与经济周期变化和系统性风险之间关联性较强，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12］因此，建立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机制，防范和控制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作为我国负责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更需要进一步明确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职责，以使其在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第一，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鉴于中央银行承担着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等职能，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应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地位，赋予中央银行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审慎监管权分别赋予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分业监管模式下，我国应该考虑适度扩大中央银行的作用。一是建立由中央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专业监管机构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监管职能框架。二是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职责，包括分析和监测宏观经济变化对金融系统稳健性的影响、评估整个金融系统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以及杠杆率状况可能产生的风险，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并发出风险预警。三是赋予中央银行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权，包括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直接监管权、制定宏观审慎监管规则权、开发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权等。

第二，中央银行在系统性风险防范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拥有金融监管的信息、经验、技术手段和人才等优势。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通过立法确立中央银行承担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能，使其在金融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是银行主导型模式的金融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或与银行业务相关的领域，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成为金融稳定的重中之重。所以银行监管不可能像非银行机构的监管那样真正独立于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倚重银行监管的有效发挥，即基于银行体系以及其他金融部门的稳健运行。中央银行是市场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必须对金融市场和货币总量进行直接控制和监督。与专业监管机构不同，中央银行的监管着眼于整个金融领域，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这就需要赋予中央银行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权力。

第三，在中央银行主导下建立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协调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管理的范围十分广泛，中央银行需要加强同其他有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有效地维护金融稳定。在实践中，金融监管既需要获得微观金融数据，也需要更多的宏观金融数据，以作为决策依据。只有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充分协调与沟通，才能够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和利用。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大局考虑，宏观审慎

监管政策应对微观审慎监管政策有指导和约束作用，即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要求专业监管机构在微观审慎监管政策方面与之相配合。专业监管机构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时应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并为之提供基础支撑。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就监管分工合作签订了备忘录，但这只是微观审慎协调机制，还需要宏观审慎协调机制。只有建立起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方面的协调机制，才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

第四，中央银行应加强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由于每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同，金融法规、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存在差异，使得跨国金融机构可以逃避东道国的金融监管，增加了跨国金融监管的难度。跨境金融风险冲击是产生系统性风险、危害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在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时高度重视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我国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国的地位，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中提出中国的诉求。中国人民银行要与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信息交流，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状况，同时要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大量快速进入或撤出造成汇率的剧烈波动，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