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
2004年2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Feb,2004
第26卷第1期Journal of Yanan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V o l126N o11?历史研究?
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
徐碧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
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后方最重要封疆大吏之一的张之洞并未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日战争中他筹防所辖的湖广、两江,却不援助在前线作战的北洋军队;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他的保台计划和实践也以其个人声誉和仕途为转移。因此,在中日战争期间,张之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官员,这对战争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中日战争;筹防地方;以夷制夷;保台
中图分类号:K25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4)01—0084—05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中法战争十年之后,清廷与官员是否通过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在中日战争中表现得成熟,能够有效地对付日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张之洞作为分析对象。张之洞曾在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任上亲自主持过抗法斗争,中日战争期间他虽然未在军事前线,但此间他署两江总督,是后方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对待战争的认识、处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地方官员的态度。①通过该研究,不但有助于对张之洞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作更全面的分析。
一、力筹湖广、两江,却不援北洋
1894年初,中日在朝鲜撤兵问题上交涉无效,战争一触即发。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及沿海防务,对中国海军的基本弱点深表忧虑。在李鸿章看来,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1](P2252～2254)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军备实际的。然而京中士大夫对中日争端几乎皆主强硬,清流人物尤其慷慨陈言,力持战议。[2](P64)从现有的资料看,张之洞并未在战前有明确的和或战态度,直到战争爆发,他始终都保持沉默。不过从6、7月间张之洞与津海关监督盛宣怀之间频频电报往来、探听清廷对战争态度的举动来看,②他试图以清廷中枢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当清廷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预为筹防时,他便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备军备战中去了。
张之洞备军备战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筹防湖广和
收稿日期:2003—11—20
作者简介:徐碧薇(1978—),女,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①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总体比较少,主要有冯天瑜《甲午战争时期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田锡富:《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卢世菊《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张之洞》(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文章对张之洞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筹防地方、谏阻议和、力图保卫台湾等言行以及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作了描述,而对于张之洞的行为与战争全局的关系、张的言行的出发点、张的言行是否适合当时的时势等则没有进行一定的分析,这些文章比较一致地认为张之洞的言行代表了甲午战争中主战派官员的爱国情感,其所作所为值得肯定和赞扬,对此本文有不同的观点。另外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对甲午战争中张之洞的“以夷制夷”政策作了细致深入的描述(包括战争期间的外交策略和战后的“保台”行动),不过较少涉及到容闳的政策等;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对张之洞在保台期间的活动也有所论述,由于李国祁和石泉的论述较为详细和精道,本文不再详述其内容,而着重分析他们较少涉及到的张之洞采纳容闳的观点试图购船密袭日本的策略及其出发点、张之洞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转变的原因等。
②7月23日,他致电盛宣怀:“……日来情形若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彼使尚在京否?”盛宣怀当日便回电:“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惟倭势猖獗,不受调停,恐弄假成真。使未下旗”。此后,盛宣怀将前线军情悉数告知张之洞、刘坤一等后方的封疆大吏。陈旭麓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两江。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8月26日,盛宣怀回电尚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对局势的询问:“江防似不必过虑”[3](P116),9月21日盛又复电张之洞:“其(日本)声言:封河前趋北京或趋沈阳”。[3] (P167)盛时为津海关监督、天津电报局总办,他的电报内容,实际上反映了清廷尤其是李鸿章对战争进程的看法。显然东北和北京已经面临危急,与之相比,两湖的局势并不要紧,但张之洞仍竭力筹防两湖。他向广东、两江、甘肃等地借用、截留军火枪炮,从8月中旬到9月初,他多次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借大炮、水雷、枪支[4](P5783～5788);9月23日,甘肃所购信义洋行克虏伯快炮十二尊及弹药运经汉口,张之洞截下这批军火,再向陕甘总督杨昌发出借用的请求,[5](P5800)杨无奈,只得同意;10月2日,张之洞致电其旧属、时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等人,借用其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期拨发给他们的枪械, [5](P5805),为苏元春等拒绝。
战争节节失利,清政府不得不起用湘军,11月2日,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师山海关,调张之洞暂署两江。根据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英国签定的不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动武的协议[6](P877、880),两江的安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张之洞还是立刻开始全面筹防两江。在人事上,11月中旬,张之洞请求清廷将前任雷琼道朱采、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江汉关税司穆和德等调赴江南差委。[7](P521、522、526)在军备上, 11月19日,他得知厦门有后膛炮二尊而炮台未铸,便致电清廷:“窃思江阴关系长江数省全局,厦门仅此一隅,倭未必到,即到亦尚无关大利害。江阴重,厦门轻,相去悬绝,尽人皆知……”要求闽浙总督谭钟麟将炮秘运江南[7](P567),为谭拒绝;12月7日,张之洞采纳赵凤昌的建议,在长江地势险要的白茅沙、浒浦一带筑土炮台、埋设地雷;8日,他致电吴淞、江阴、镇江各炮台,要求各统领“时时作枕戈待旦之计”;[5] (P5887、5893)17日,既为募勇,也为消弭内地隐患,他支持苏州抚台奎俊“招私枭充营勇”的主张,派遣署臬司韩庆云挑募精壮者三营,克日成军。[8](P2018)另外他查验兵轮,将江南防务分作三路,[9](P952～955)并在地方上大办团练。
在张之洞筹防湖广、两江的同时,中日在前线激烈交战,北洋海、陆军的劣势充分暴露了出来,8月7日,张的幕僚恽祖翼致电盛宣怀,探听前线情况:“闻廿四开仗,得捷音否?乞公随时电示”,盛宣怀回电:“廿三海军败,接济已断,全军难出。北洋各营抽调空虚,如能禀商香帅拨武毅(吴凤柱)两营,再添招两营,合成四营赴沪,分装洋船来津,大局幸甚”,[3](P65) 8日,盛宣怀又直接致电张之洞:“朝三面海口皆倭占,海军不能战,吃亏在此。陆军倭众。北洋调出两万人,无可抽拨。新募非数月不能成事,事颇棘手”,[3] (P67)又电询:“刘毅帅能否速出?”①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之洞知道派兵北上不能避免,11日他致电盛宣怀:“刘毅帅足疾,恐难出。宋德鸿已衰老,其营久疲,零星分扎各县,只能弹压缉私,……去亦无益,刻拟奏派吴军门凤柱带马队三营赴津听用,请转禀傅相以为然否?”[3](P69)12日盛回电:“宪台先派武毅五百人,朝廷嘉悦,傅相感慰,惟人数太少,吴提督素能打仗,能否增挑部队一千人星夜北驰?”[3](P78)18日,张复电拒绝了盛宣怀请再添派两江部队的请求,[3] (P90)却保奏由两广右江镇总兵张春发、高州镇总兵潘瀛等人募兵北上。②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原湖南巡抚吴大请缨北上,张之洞就经常通过吴大了解前线的情况。9月底,吴大奉命驻防山海关,只有从湖南带过去的四营军队,兵力过单,10月初,张之洞派总兵余虎恩带10营北上,但提出须统归吴大调遣,所谓“若余分扎他处,畸零无济”。[7](P277)10月中,张之洞再以湖北原有炮队4营、辅以新购车炮,委副将吴元恺统带北上,同样请求“归吴调遣”,[3] (P355)不由前线统一调用。与此同时,11月7日,清廷希望张之洞派南洋舰只北上协助北洋,但张却以战舰系木制,“管带不得力,炮手不精练,不过徒供一击”为理由拒绝。[7](P277)更有甚者,12月旅顺陷落,军火供应捉襟见肘,中日在辽东东路展开争夺,这时清廷从外洋购买的头批军火抵运两江,张之洞致电清廷,要求截留于两江。[8](P2010)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使清廷勃然大怒,当即斥之:“张之洞电奏请将外洋运到枪支留于南洋等语,现在倭寇又陷复州,意图北串,前敌兵力尚单,添调各军专待此项洋枪解到,方能进发,该督反以江南为前敌,辄请截留应用,实属不顾大局,著传旨申饬,即著该督催令迅速运解来京,倘有延误,惟张之洞是问!”[8](P2013)
张这才将军火悉数北运。1895年2月20日,清廷谕:“军事方殷,张之洞务当不分畛域,通筹全局,将筹款、购械、选将、筹兵等事,设法妥办,俾战守有资,用副朝廷倚任之意”,[10](P1868)张之洞却致电清廷,提出要求:“当此大局紧要之时,断不敢存畛域之
①刘景棠,湘军旧将,湖南人,当时在湖南。
②后为李鸿章所否决,戚其章:《中日战争》(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9—190页。
见,惟有钦遵,竭力筹办,特是事机紧急……可否仰恳将朝廷规划大端,遇有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俾得殚竭愚虑,或预为筹办,或筹拟上陈,冀以仰副恩命”,[11](P566)清廷则再斥张之洞:“旨令该督通筹战守,原指饷械兵将而言。至机宜重要,必须慎密。北洋事务,自有专司,焉能事事饬南洋知之?所请著毋庸议。”[12](P1)
《张之洞评传》指出:“中法交战初期,广东边防相对无战事。但之洞并不由此而袖手安坐。他破除畛域之见,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等地的抗法军事行动。”[13](P76)而以上所见,张之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行为与中法战争时相比,两相径庭。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方面向李鸿章请援,而李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以敌法之铁舰大兵船。……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拒绝。[14](P9)李的行为当时与事后即招到批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分析中法战争失败原因指出:“当时中国拥有50余艘战舰,然而这些战舰却分成四支舰队,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分别归南京和天津管辖,这两支舰队比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都大,但只是防御在自家海域上,坐视福建水师的覆灭。中法战争揭示了如下一个重要事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现代武器装备就相对难以发挥作用。”[15] (P404)显然主持过中法战争的张之洞未认识到这样深刻的问题,因此未能自觉使自己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封疆大吏,也就未能吸取中法战败的教训,十年之后他又做了与李鸿章同样的事。
二、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
战争期间在外交上,张之洞始终坚持“以夷制夷”,贯彻“结强援”挟制日本的策略,至于“强援”到底是英、俄,或者法、德,则没有确切的对象。首先,张之洞认为列强之间有矛盾可以利用,因此要“结强援”;其次,“结强援”必须付出代价,甚至不惜以领土(如西藏、新疆等)为诱饵来获取列强的支持;最后,张之洞“远交近攻”的思想表现的比较明显,他说:“英远,倭近;英缓,倭急”,“倭性凶狠,不比西洋”,[8](P2056)因此,“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5](P5954)对于张之洞的这种思想,李国祁先生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①本文不再赘述。1895年3月,李鸿章在日本签下《马关条约》,举国哗然。张之洞先后四次上书谏阻议和。[8](P2060)
张之洞以夷制夷的政策还表现在购船密袭日本的计划上,1894年冬天,远在美国的容闳写信给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提出了挟制日本的策略:“劝中国速向英伦借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雇佣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国乃可乘此暇隙,急练新军,海陆并进,以敌日本。”[16] (P148)
这种观点虽然主观性太强,然而直捣日本本土一直是清廷上下的愿望。②得到容闳的建议,张之洞如获至宝,事后容闳说:“予初不意张督竟赞成予之第一策,立电来美,派予速赴伦敦借款一千五百万圆……予抵伦敦不及一月,筹商借款已就绪,惟担保品尚未指定。予乃托公使转电政府,请以关税为抵押。不意总税务司赫德及直督李文忠不允所请,以为日本此时方要求一极大赔款,此关税指为日本赔款之抵押品,尤且虞其不足云。实则此亦遁词耳。盖李文忠素与张文襄意见不合,战事起后张李二人尤时有争议。张对于李所提议之和约,极端反对;然李方得慈禧太后宠,内有大援,故竭力主张和议。赫德之附中央政府,又为必然之趋势。于是张督拟借款一千五百万之议,乃置诸不闻不问之列,此大借款遂以无成”[16](P148～149)
然而张之洞并未死心,1895年4月,王之春在外国觅得大批现船,张之洞“大喜”,立即电奏。但此时清廷已无丝毫斗志,第二天就回电“不允借款,嫌购船费太大”,张之洞“搏膺而叹,其事遂辍”。[17](P484～485)总的来说,借船助战在当时的舆论界虽有市场,然而其可能性是极小的,唐景崧在谈到借船助战的时候也认为:“此计须有坚兵轮多只方敢入人国,现无此力,亦无此从容时候。”[5](P6070)因此张之洞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说是趋时,同时又是迎合清廷。
①李国祁认为张之洞徘徊于英俄之间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比较呆板的,另外“就张之洞随便主张割让领土一点来看,他不了解在近代国家观念上领土的重要性。”李国祁认为张之洞的外交政策有不切实际的地方:“可惜列强之间虽有矛盾存在,但并不能因中国的权术外交手段,而造成其共同为中国出力的必然性。这种外交手段多少存在自我主观的意识,相信只要中国权术运用得当,洋人必定能为我出力……因此在潜在的意识上,仍是由天朝上国的观念为出发点”,见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P74、86。
②1894年3月28日,军机处与总署会议应付日本事宜中,谈论到:“昨日封奏内有直捣长崎之说,此时兵舰太少力有未逮,此外亦空言无济均请毋庸置议”(《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九,P1625——1627),但其时“围魏救赵、直捣日本”的“速胜”言论盈廷弥野,不仅许多清流党人都认为可以乘日本空国而出的机会,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水陆并进,直捣日本(见山东道监察御史庞鸿书、开缺安徽巡抚沈秉成的奏折,戚其章:《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4、105页),清廷对此仍颇为热衷,曾就此电询两广总督李瀚章、台湾巡抚邵友濂有无直捣日本的切实办法,李、邵均表示无能为力(《清季外交史料》,卷九十七,P1746、1748,卷九十九,P1772)。
三、在守台湾问题上的进与退
甲午战败已成事实,张之洞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台湾。张之洞对台湾的态度,从时间上讲经历了押款保台、求法国保护、支持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和最终放弃保护台湾等几个阶段。
关于“押款保台”,2月28日张之洞致电总署:“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为精华……窃谓此时正可就外洋艳羡之意,另设一权宜救急之法,似可与英公使、外部商之。即向英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既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人盗踞,英必自以兵轮保卫台湾,台防可纾。借款还清,英自无从觊觎,台湾其权在我。如照此办法,英尚不肯为我保台,则更有一策:除借巨款外,并许英在台开矿一二十年。此乃于英国家有大益之事,必肯保台湾矣。”[8](P2042)
清廷同意了这种做法,让张之洞具体策划此事,张之洞立刻与驻外公使许景澄、龚照瑗等电商,然而许、龚不久就表示无能为力。①
押款保台之事不了了之,张之洞又把希望寄托在法国身上。②4月17日,中日签定《马关条约》,但未正式换约。23日,张之洞致电前往俄国恭贺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路过巴黎归国的专使王之春,要其与法国外交部密商。王之春曾经是张之洞的老部下,之前一直在巴黎为张购买军火,两人关系密切。虽然王之春一度与法廷取得密切联络,无奈法国迫于形势最终放弃保台计划。[2](P216～217)
应该说,不论是押款保台还是请求法国保护,都是本着阻止日本侵占台湾的目的,然而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外交被动的情况下,台湾为其他国家“保护”的方式即使实现,也不能避免台湾最终为他国所有,甚至产生更大的危害,当时就有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如张佩纶在致李鸿藻的信中就说:“英得之(台湾)则与香港拘连,法得之则与越南掎角,从此闽、粤中梗,江、浙亦在其掌握之中,瓜剖豆分,无以为国。”
[18](P227)因此张之洞保台的做法对中国并无实际
有益之处。
5月2日,清廷批准《马关条约》,8日换约,5月21日,台湾绅民决定成立独立民主国,建元“永清”,随即通告全国,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张之洞鼓励台湾巡抚唐景崧坚守台湾,提出了保台的各种计划,并表示自己一定会为保台竭尽全力。[5](P6327、6372)时至此,张之洞等人支持台湾的举动仍能得到清廷的默认甚至支持。③然而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对此十分不满,5月15日,李鸿章电总署,请开导唐景崧,勿任固执,另起波澜,致以一隅误全局,25日,李鸿章再电总署,张之洞唐景崧不明洋情,恁虚臆造,横生异议,请勿为所惑;日本驻华公使致函代理外务大臣时也认为张之洞是煽动台湾民变的罪魁,要求向清政府提出意见,给予张之洞处分。[19](P459、469)这种情况引起了清廷的担忧,④张之洞的态度也有所改变。5月19日,唐景崧请求援引三国干涉、中国赎还辽东的方法赎回台湾,再将台湾抵押给他国,其中他提到张之洞:“据江督电称,美国会估台湾可押十万万;即不如数,数万万可押。请旨饬下总署与李鸿章向日本速议”,[20](P392)张之洞对此十分不满,5月24日他电唐景崧:“合肥电奏,台民叛,据系仆与公主使,谬极。公此电论押台,多引仆为论据,更中谗忌矣。以后措词望详酌。”[5](P6401)27日,张之洞致电总署:“(台湾)现既为民会之国,以后饷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8](P2070)28日清廷回电:“张之洞电奏已悉,台事无从过问,饷械军自不宜再解,免生枝节”,[5](P6490—6491)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禁止各封疆大吏援应台湾,6月2日,李经方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签订台湾交接文书。6月3日日军陷基隆,6月6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若至糜烂过甚时,可将总统印付与刘渊亭,公在台南设法内渡,听刘与土民为之。公此时总以有亲兵、握巨饷、择便利为主,万勿气馁”,[5](P6427)表明他对台湾开始放弃。唐景崧走后,只留下刘永福镇守台南,6月8日,日军陷台北,9日陷沪尾,刘永福陷入财政、军事
①3月4日,张之洞将此建议传达给驻伦敦公使龚照瑗,5日传达给驻俄公使许景澄,许景澄8日即来电:“各国互有牵制,万难用战国法约诘”(《张之洞全集》(八),总字第6164页);龚照瑗也于22日表示:“押台事已密商英,以窒碍甚多却之,并云如公司肯办,英可不阻云”,于是张之洞又表示:“英素重商,辄力保之。押台事若英公司肯办,英廷肯保公司否?”要求龚照瑗再与英商,然而龚“屡催不覆”,(《张之洞全集》(八),总字第613826186页)。
②法国对台湾久有其意,自中法战争后,即自视据有占台之优先权。光绪二十年冬,德人有意占取台湾为海军根据地,德使曾探法人态度。法政府即申明:法人如英对舟山一般拥有占取台湾之优先权,不容他人觊觎。李国祈:《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84页。
③5月13日,清廷电张:“台湾需用洋枪,著张之洞再拨一万枝,设法解往。惟和约已定,此时运解军械务宜慎密,免致藉口生事。是为致要!”戚其章《中日战争》(三),第361页。
④5月15日清廷电张之洞,口气已有所不同:“台湾续拨枪支原备战守之用,出自绅民,先期购到则可;若官为拨给,殊于和约有碍。此系笨重之物,如何慎密运往?著张之洞设法妥办,毋致别生枝节。是为致要!”戚其章:《中日战争》(三),第361页。
的双重危机,张之洞无视刘永福的多次求援,并拒绝了闽浙总督边宝泉向其发出的共同援助刘永福的邀请,不久,刘永福内渡,台湾全境陷落。[2](P228～229)
张之洞筹划保台,亦曾广为时人称誉,①然而他始终无法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在现代国际条约体制下,《马关条约》已经换约,在台湾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保台行动已是徒劳之时仍高唱保台论,而当保台与其仕途前程相矛盾的时候,又毅然放弃保台,甚至向清廷建议不再接济台湾,因此张之洞当时的保台不能不说只是一种趋时和邀誉而已。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期间的张之洞,并未吸取中法战争的教训,如军事力量分散,出于谨慎、保存实力和相互倾轧,中国水师未能统一作战而被敌军各个击破;外交上继续实行“结强援”“以夷制夷”的政策等等,对于外交对策、国家观念等西方近代化的基本元素并未真正了解;而在保台湾问题上清流派的高谈阔论、泛泛而谈的陋习,却又保留了下来。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在此遭受了巨大挫折,而在我们检讨这场战争失败原因时,如张之洞这样虽不在前线,而所作所为却对全局均有影响的官员亦需作重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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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浦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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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B i2w ei
(H isto ry D ep artm en t,East Ch ina N o r m al U n iversity,Shanghai,200062)
Abstract:T he1895Po st Sino2Jap anese W ar is a w atershed in Ch inese m odern h isto ry.How ever,as one of the m o st i m po rtan t sen i o r p rovincial officials far aw ay from the battlefield,Zhang Zh idong did no t su rpo rt the figh ting N o rth N avy w h ile he governed the m ilitary fo rces in the p rovinces of H unan,Guangdong, J iangsu,J iangx i and A nhu i,learn ing no th ing from the1884Sino2F rench W ar.H is di p lom atic po licy of u sing one barbarian again st the o ther did no t app ly any p ractical effect,and he m oved from h is p lan of p ro tecing T ai w an conecrn ing h is personal po litical rep u tati on and career.B ased on reason s above,w e can say Zhang Zh idong had no t been a m atu re m odern official du ring the Po st Sino2Japanese W ar,w h ich influenced the resu lt of the w ar in a great degree.
Key words:Zhnag Zh idong,Sino2Japanese W ar,govern ing local fo rces,u sing one barbarian again st the o ther,p ro tecting T ai w an
①张之洞接济台湾尤为时人称誉,说他“接济既多且精,兵民感激”思痛子:《台海思痛录》,戚其章《中日战争》(二),第105页。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1909年(绪三十五年) 七十二岁。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 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1898年（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_读后感_模板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_读后感_模板 洋务大臣张之洞 ——读《张之洞》有感 原创：马骝精 每逢乱世，我泱泱中华总是人才辈出，在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出现了众多希望能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义士，他们或改革、或维新、或革命，希望能找出一条令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而由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正是挽救清朝江山的一种尝试。说起洋务运动，人们大多联想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由曾国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再由李鸿章、左宗棠加以发展，先从军队、军备上实行现代化改造，再到发展制造业，使受到两次鸦片战争重创的满清政府仿佛又重现一线生机，而说到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张之洞。 说起张之洞，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功勋卓著而且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掌握晚清命脉几十年而且极富争论性，更不像左宗棠那样为保国土的完整而收复新疆大片失地，但晚清历史如果少了张之洞，那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打折扣。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进入内阁中枢，早年本排斥西洋事物，认为这些都是奇淫巧技，后来任两广总督，受两广开放风气的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故转变成坚定的洋务派，并在两广大力提倡发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两广一时间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但真正让他大展拳脚的，却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成众多莘莘学子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而且主导建造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芦汉铁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内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也使武汉这个位于中国中心的枢纽城市，成为近代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今天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可以说张之洞为中国近代的制造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湖北枪炮厂制造的，由于湖北枪炮厂位于武汉三镇的汉阳，故称汉阳造。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发展洋务要”中体”为主导，即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为”中体”服务，”西学”即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在其《劝学篇》中加以论述，使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鸿篇巨著名扬海内外。 张之洞在湖北开展洋务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划拨资金支持湖广发展洋务，因此张之洞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向民族资本家筹款等方式不断地筹措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湖广地区，尤其是武汉打造成中国的工业重镇，尤其是汉阳铁厂，其规模和产量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参观完铁厂后都赞叹不已。 清末正是大变局时代，张之洞出任地方督抚之时，清朝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且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叛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加之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场上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卖官鬻爵严重，清朝的国势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虽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见地的官员开展洋务运动，但是落后的制度与先进的技术不能相互匹配，洋务运动在轰轰烈烈开展了近30年后，展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根本的张之洞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于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以政府为主导，因此冗员过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产值低下、产品没有竞争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湖北工业的发展，而作为湖广洋务运动领军人物的张之洞虽然看到了种种缺点，但由于见识与思想的局限性并没有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中
张之洞
在近代，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没有成为中国的归宿，但是，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开端于洋务运动，洋务派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勿庸讳言，他们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这期间，人们自然记起了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本文试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制改革和政治领域方面，就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与贡献，作初步探索。 一 近代化是指人类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各个方面综合性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军事、文教、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但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却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原动力。在近代中国，首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是张之洞，然而张之洞却在他所治理的长江中下游，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一）张之洞大力创办近代工矿交通业。西方资本主义的隆隆炮声将他从中世纪的治国幻梦中惊醒，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危难，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近代“文明”，于是，他发出了“自强”的呼声，并采取了学习西方之长的实际步骤，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应该说，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之中，他的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他的起点却比较高。他从涉足清廷“自强新政”始，便在着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纺织工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人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办。他认为要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都离不开钢铁。这样，他就抓住了发展近代工业的关键，并不畏艰险，毅然创办钢铁企业。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胆略和魄力，实高出李鸿章、左宗棠一筹。 1890年动工，1893年基本完工的汉阳铁厂包括大小十厂，两座炼钢炉，三千工人。虽然由于经费异常短细，本国又缺乏经营管理近代大工业的经验等原因，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浪费，一度致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差距，但它毕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工业企业，而且也是当时亚洲第一个钢铁企业。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尽管从1900年起，逐步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但它在艰难喝撅之中保存下来，成为新中国武钢的前身。 张之洞曾经不无自豪地将他主持创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湖北枪炮厂和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缥丝局、制麻局，这四大重工业和四大轻工业，称作“自相握注”的工业体系。此外，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武汉地区还相续办起了造纸厂、针钉厂、制皮厂、毡呢厂、印刷厂等等。他对修堤、敷设电线、安装电灯电话、自来水等近代公用事业，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活动目的： 1．以了解“张之洞在武汉的建设成就”为例，通过对教材中的内容──“洋务运动”的延伸，引导学生客观地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2．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深入挖掘武汉地方特色文化，培养学生知乡、爱乡的情感和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3．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增强学生个人体验，培养学生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设计海报，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 2．联系武汉音乐学院院办、武汉方志馆等处，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3．联系有关专家、学者，以获得支持。 活动过程： 201×年×月×日，张贴暑期海报，学生报名。7月7日，报名参加活动的同学在学校多媒体室集合，由教师简要地介绍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使学生知道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地方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所办洋务在武汉取得的成就最多。武汉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能够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交融。由此确定以“张之洞与武汉”作为这次假期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内容。 一、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师生共同讨论如何进行这次活动，计划进行实践活动的第一步，即师生分头搜集相关资料。同学们有的在校图书馆借阅到《末代名臣张之洞》，有的同学在武汉方志馆借阅到《张之洞评传》及《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有的同学在武汉档案馆借阅到《大武汉旧影》并对相关内容、图片进行了翻印，有的同学还通过因特网查阅到了史学界对张之洞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集，初步了解史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状况及张之洞在武汉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制成了宣传栏。在这一过程中，有学生提议绘制一幅清末武汉三镇图，将张之洞创办的厂矿企业及学校标于图中，可以增加立体方位感。于是使用学校所拨经费购买了木板、油漆、排笔等工具，由学生主笔，在地理老师、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以《武汉历史》上的清末武汉地图为底稿绘制了放大后的清末武汉地图，并且进行了配色、着色，从而使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工厂、学校等跃然图上。 二、寻访历史遗迹、遗址，比照今昔，感受变化。 在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连续三天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对武昌、汉阳、汉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因为目的明确，所以同学们的热情很高，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如在参观汉阳铁厂旧址时，有一学生提出了：“张之洞为何要将铁厂建在龟山下、汉江边？”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面对眼前依稀能辨认出旧貌的历史遗址，同学们运用所学的各科知识对这一处工厂的选址进行了论证。在各地的考察中，同学们还纷纷拿起照相机记录了他们初中生活中的这一段旅程。实地考察后休息了两天，29日学生到校交流各自的体会。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学生们在交流中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虽不见高明但其思想已开始进发出理性之光。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但学生们一时无法解决，对此老师及时给予肯定，并鼓励大家不要回避疑难问题，同时表示将帮助学生联系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来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三、访问有关学者，解析疑难。 由老师出面分别联系《张之洞评传》的作者、湖北大学文化学院的何晓明教授以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研究员吴明堂先生，由学生进行访谈。学生们的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 每逢乱世，我泱泱中华总是人才辈出，在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出现了众多希望能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义士，他们或改革、或维新、或革命，希望能找出一条令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而由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正是挽救清朝江山的一种尝试。说起洋务运动，人们大多联想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由曾国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再由李鸿章、左宗棠加以发展，先从军队、军备上实行现代化改造，再到发展制造业，使受到两次鸦片战争重创的满清政府仿佛又重现一线生机，而说到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张之洞。 说起张之洞，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功勋卓著而且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掌握晚清命脉几十年而且极富争论性，更不像左宗棠那样为保国土的完整而收复新疆大片失地，但晚清历史如果少了张之洞，那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打折扣。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进入内阁中枢，早年本排斥西洋事物，认为这些都是奇淫巧技，后来任两广总督，受两广开放风气的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故转变成坚定的洋务派，并在两广大力提倡发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两广一时间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但真正让他大展拳脚的，却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成众多莘莘学子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而且主导建造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芦汉铁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内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也使武汉这个位于中国中心的枢纽城市，成为近代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今天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可以说张之洞为中国近代的制造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湖北枪炮厂制造的，由于湖北枪炮厂位于武汉三镇的汉阳，故称汉阳造。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发展洋务要"中体"为主导，即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为"中体"服务，"西学"即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在其《劝学篇》中加以论述，使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鸿篇巨著名扬海内外。 张之洞在湖北开展洋务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划拨资金支持湖广发展洋务，因此张之洞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向民族资本家筹款等方式不断地筹措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湖广地区，尤其是武汉打造成中国的工业重镇，尤其是汉阳铁厂，其规模和产量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参观完铁厂后都赞叹不已。
张之洞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学术论文 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发展的贡献 系别：物流与信息管理系 专业名称：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生姓名：许泳杰 学号：13101509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完成日期 2011年 1月 29日
摘要：张之洞是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其间他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功臣。 关键词：张之洞、贡献、武汉、实业、学堂 正文： 一、在战事中的贡献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的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的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以中国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入华，不胜不休”。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主张 二、大办实业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即卢沟桥——汉口，后来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武汉三镇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也是军事工业基地。 他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毛泽东曾经说过：“重工业不能不提张之洞”。1895-1913年，武汉地区有厂矿28家，仅次于上海的83家，多于天津的17家和广州的15家。资本总额1724万元，仅次于上海的2387万元，多于天津的579万元和广州的431万元，均居全国第二，武汉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此后闻名天下（汉阳步枪在八年抗日战争都还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
2004年2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Feb,2004 第26卷第1期Journal of Yanan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V o l126N o11?历史研究? 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 徐碧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 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后方最重要封疆大吏之一的张之洞并未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日战争中他筹防所辖的湖广、两江,却不援助在前线作战的北洋军队;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他的保台计划和实践也以其个人声誉和仕途为转移。因此,在中日战争期间,张之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官员,这对战争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中日战争;筹防地方;以夷制夷;保台 中图分类号:K25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4)01—0084—05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中法战争十年之后,清廷与官员是否通过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在中日战争中表现得成熟,能够有效地对付日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张之洞作为分析对象。张之洞曾在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任上亲自主持过抗法斗争,中日战争期间他虽然未在军事前线,但此间他署两江总督,是后方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对待战争的认识、处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地方官员的态度。①通过该研究,不但有助于对张之洞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作更全面的分析。 一、力筹湖广、两江,却不援北洋 1894年初,中日在朝鲜撤兵问题上交涉无效,战争一触即发。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及沿海防务,对中国海军的基本弱点深表忧虑。在李鸿章看来,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1](P2252～2254)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军备实际的。然而京中士大夫对中日争端几乎皆主强硬,清流人物尤其慷慨陈言,力持战议。[2](P64)从现有的资料看,张之洞并未在战前有明确的和或战态度,直到战争爆发,他始终都保持沉默。不过从6、7月间张之洞与津海关监督盛宣怀之间频频电报往来、探听清廷对战争态度的举动来看,②他试图以清廷中枢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当清廷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预为筹防时,他便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备军备战中去了。 张之洞备军备战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筹防湖广和 收稿日期:2003—11—20 作者简介:徐碧薇(1978—),女,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①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总体比较少,主要有冯天瑜《甲午战争时期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田锡富:《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卢世菊《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张之洞》(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文章对张之洞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筹防地方、谏阻议和、力图保卫台湾等言行以及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作了描述,而对于张之洞的行为与战争全局的关系、张的言行的出发点、张的言行是否适合当时的时势等则没有进行一定的分析,这些文章比较一致地认为张之洞的言行代表了甲午战争中主战派官员的爱国情感,其所作所为值得肯定和赞扬,对此本文有不同的观点。另外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对甲午战争中张之洞的“以夷制夷”政策作了细致深入的描述(包括战争期间的外交策略和战后的“保台”行动),不过较少涉及到容闳的政策等;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对张之洞在保台期间的活动也有所论述,由于李国祁和石泉的论述较为详细和精道,本文不再详述其内容,而着重分析他们较少涉及到的张之洞采纳容闳的观点试图购船密袭日本的策略及其出发点、张之洞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转变的原因等。 ②7月23日,他致电盛宣怀:“……日来情形若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彼使尚在京否?”盛宣怀当日便回电:“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惟倭势猖獗,不受调停,恐弄假成真。使未下旗”。此后,盛宣怀将前线军情悉数告知张之洞、刘坤一等后方的封疆大吏。陈旭麓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张之洞的人生教学文案
张之洞的人生
晚清第一功臣——张之洞 关于张之洞的传记，仔细看过，他的确也是个人物，我想早期的清流唯他一人得以幸存非偶然，后来他所建立的铁厂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内迁，可见发挥了很多年的作用，而且在一个人人贪墨的社会里，能够做点实干的事情真的很难很难，从他后来不许后人从政可以看出他实在是受够了。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晚年自号抱冰。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见其一生战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19世纪80年代从保守的清流党转化并跻身洋务派行列，1889年就任湖广总督，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期在湖北及武汉地区掀起了洋务事业的高潮，被称为洋务运动的殿军”。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局、布纱丝麻四局等军民用机器工业的兴建，新军的编练、新式学堂的开办、游学生的派遣等耸动中外的实绩，都成就于这一时期；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开放思想，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
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的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的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 以中国 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军入华，不胜不休”这在 当时是正确的主张。 毛泽东曾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 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虽然说张之洞这些积极的做法利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张之洞作为当时的腐败王朝清朝的重臣和封建地主阶层代表人物，其思想里仍然具有封建落后意识，并
湖北与中国近代史
湖北与中国近代史 ———漫谈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化历程时，讲到有“四个不能忘”，其中有一句是“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主席的这一句评价充分凸显了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而正是湖北为这一改革巨擘提供了实现宏伟蓝图的沃土。 生平简介 他是清朝廷的忠臣 十五岁中解元，二十六岁中探花，从此进入宦场，并一步步成为晚清“朝廷柱石”。19 89年任湖广总督，任期十余年内，积极开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巨擘。他始终将“保国、保种、保教”奉为圭臬，以巩固清统治为出发点，求变革之道。他一生清廉克己，谋事为国不为私。 他是经世致用的学者 张之洞自幼酷爱读书。科举考试是打开他仕途的敲门砖，而各种雄辩的奏折是他晋升的奠基石。他出版多部有自己真知灼见的学术作品，使之广泛传播。他能够将遇到的各种问题理论化，为改革扫清道路。 稳健的改革家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了。张之洞的改革规模大，改革方法合理，改革步伐稳健，改革效果显著，这些都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得出的结论。 张之洞的思想 思想是人行动的指挥棒，先了解下他的思想，再来看他的改革措施。关于他的思想，从两点便可见一斑。张之洞的理论核心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已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为许多改革家奉行。这句话来自他的传世之作《劝学篇》，原文是这样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一方面批评那些顽固派不知通，一方面批评维新派不知本。而他这种思想也为慈禧太后所接受，为他的政治生涯打好了基础。另外是他作的一首传家诗，“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津通为世用，明道守如珍。”前两句不消多说，后两句也充分体现了他的革新思想。“津通”，即要开放，知变通，这样才能处于有利地位。“明道”，即高尚的思想，当然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是始终不能丢弃的。这与“中体西用”的思想是契合的。 张之洞与湖北新政 张之洞与汉口市政改革 张之洞督鄂以前，汉口官办市政未能积极应对汉口开埠后城市面临的新形势。张之洞积极倡导改革市政，以寻求更好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设立新的市政管理机构，强化省政府对汉口市政的管理。 1899年设立夏口厅，为新的汉口市政管理机构之一。从此行政建制比以前相对独立，城市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 1904年，设立汉口警察局。警察局是一个管理职能繁多的市政机构，警察制的设立标志着汉口开始拥有一个崭新的城市社会日常控制体系。 第二，整体布局并大规模地开展汉口市政工程建设。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大家好!从古代一直到现代，有在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家，也有在教育方面有独特创新的教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端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教育家，他颁布了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对废除封建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颁布这个章程的这位著名教育家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清代的社会政治改革、经济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位教育家就是清末的张之洞。 张之洞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在1903年11月26日，和荣庆、张百熙拟定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他在教育方面最大的贡献，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重要的贡献。这个章程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执行的近代学制章程，对于废除1300年来的科举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 以我们说张之洞在清末教育史上堪称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主持的这个教育改革博采了外国学制的优点。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虽然闭关锁国是当时的政策，但是也阻挡不了国外先进文化、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所以当时的一些教育家或者在教育行业中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对 西方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见识或者理解。
（二）张之洞的教育实践 这样就对传统教育的科举、书院、私塾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当中，书院、私塾、科举制度是比较盛行的，也是一个主要的教学方式。癸卯学制的颁布实际上是把教育当中的一些形式加以改革了。这个章程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的中学学堂、学校的优点突出出来了，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中学学堂分开，设立不同的机构。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开始分设，师范又有不同的等级，根据老师的层次，比如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师范分为初级、优级这样两个级别。 初级收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可以到初级师范院校来学习，当他们毕业之后就在小学任小学老师，这是当时的一个改革措施。优级收初级师范毕业生和普通中学毕业生，这是培养初中老师和普通中学老师的师范院校。所以在当时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就开始分设了，这样一个分不同层次培养教师的模式就出现了。 这个章程颁布前，全国政府主办的学校还挺少的。章程颁布之后，到1910年，官办学校，我们叫公办学校就非常多了。可见这个章程的颁布对清末的教育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学校增多了，学生就必然增多了。求学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扩大，功劳应该是谁的呢？就是张之洞的。 张之洞功不可没，在1907年的时候，他被升任为学部大臣
晚清重臣洋务先锋山西巡抚胡聘之
晚清重臣洋务先锋山西巡抚胡聘之 □胡和平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外国的入侵，清王朝的部分官员为稳定封建统治地位，开始兴办所谓“洋务”。他们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建立新式海军，创办近代机器工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洋务运动鼎盛时期踏入仕途的湖北天门人胡聘之，虽然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漩涡中左右逢源，但他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和执行光绪皇帝变法图强的思想的。他借助洋务自强之势，为推进地方工业振兴，革新政治文化教育，扶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事业，可以称得上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先锋之一。 荫及官宦世家仕途出类拔萃 胡聘之出身于官宦世家。《胡氏宗谱》以南北朝时期在刘宋皇朝内任相国、后定居江西南昌奉新华林的胡藩为第一世，明清时期其后代迁居天门。清末至民国初年，天门胡姓繁衍出很多支系，大约有男丁8000余人，有记载的大多为第40世至50余世。第40世的迁祖之一胡子谟，明代曾在江西任过刑部主事。第50
世胡振，曾被封为光禄大夫，其次子胡宝烈为嘉庆癸亥年（1803年）贡生，后诰封光禄大夫。宝烈次子德士熏为道光辛巳年（1821年）恩科举人，先后任清苑、蕲水（现稀水）训导，柏乡、井陉等县知县，河北省蔚州、景州等地知州，后任直隶补用知府，钦加三品衔。他先后配苏氏、罗氏、陈氏为妻，共传8子，其中两个幼子早亡，幸存6子中有凝之、聘之、习之、逊之、辅之、述之。长子凝之任过直隶束鹿县知县，四子逊之历任江西彭泽、南城、万安等县知县，五子辅之是光绪癸巳年（1893年）举人，后任过浙江同知。二子胡聘之是其父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蕲水（现稀水）任训导时所生，取号为蕲生，由于他从小聪明好学，喜读圣儒之书，又取派名为崇儒。他随其父在学风浓厚的环境里生活，从小树立宏图大志，刻苦攻读，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举，同治七年（1868年）举进士，被选为翰林院编修，先任会试同考官、四川乡试主考官，后任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出任北京顺天府知府，两年后出任山西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从二品）、浙江布政使（大约一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调任陕西巡抚（从二品），上任仅一个月又调任山西巡抚（升正二品），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卸职，入仕为官30余年。 同治末年，从封建王朝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先进军事技术以维护其专制统治，兴起了所谓洋务运动，开始了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洋务派中的奕訢和地方实
清末立宪研究文献
清末立宪研究文献 中文之部 一、著作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戴逸等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林克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林增平等主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董方奎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赖肖尔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法）弗郎索瓦·魁奈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人民出版社1993年。 《清末新政史》张连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近代对民主的追求》徐宗勉、张亦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近代中国宪政史》殷啸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出版。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出版。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出版。 二、论文 1、总论 《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董方奎《安徽史学》1990－1 《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侯宜杰《历史档案》1991－4 《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侯宜杰《史学月刊》1991－4 《清季政府及其覆亡论析》迟云飞《北方论丛》1992－2 《清政府为何灭亡在1911年》迟云飞《求是》（内部文稿）1991－24 《清政府衰败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迟云飞《湖南师大学报》1992－1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萧功秦《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号。 《慈禧新政评议》刘平《学海》1993－5 《略论清末改革的社会背景》罗大正《齐鲁学刊》1994－4 《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几点认识》徐宗勉《近代史研究》1994－4 《论清政府与清末近代化的迟缓》季云飞《学术月刊》1994－3 《改革开放的历史误区－湖北新政运动失败探析》宋亚平《近代史研究》1994－1 《晚清地方势力的发展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策及影响》朱英《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4－4 《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马勇《近代史研究》1995－1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朱英《近代史研究》1995－2 《论晚清近代化的制约因素与政府作用》陈今晓《中州学刊》1995－5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沈振群《江西师大学报》1995－1 《清末新政失败论议》谢俊美《历史教学》1995－11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张连起《学习与探索》1995－2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海军的那点事儿(上).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海军的那点事儿（上）“清流四谏”之一—张之洞的早年仕途 “提起中国民族工业，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毛泽东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州贵阳市），张之洞自幼聪明伶俐，有“猴精转世”的谑称。他13岁便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是1863年。 换算成现在的教育水平，张之洞13岁初中毕业，15岁就高中毕业且高考第一名，26岁参加高考兼公务员统一考试兼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并获得全国第三。不得不说，张之洞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在翰林院毕业的张之洞成了一名庶吉士（翰林院的优秀毕业生）。他离开翰林院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湖北学政，并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6年，也从此和湖北省结下了不解之缘。1874年，张之洞调任四川学政，任期5年。可千万不要小看“学政”这个官职，学政意味着省教育局局长，该省地界内的所有学子都是其名义上的门生，这在封建王朝的官场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无形政治资产。 1879年，在地方学政的官位上攒足了政治资本的张之洞回到京城，先为国子监司业，1880年进入翰林院，担任侍读，成了一名言官。与当时同
在翰林院的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共同拥戴内阁大学士李鸿藻，充分发挥言官的积极性，针砭时弊，议论时政，弹劾外臣。这4人因所上弹章言辞犀利、切入点精准而名扬士林，被冠以“清流四谏”的名号，为巩固李鸿藻军机大臣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张之洞同时也得到李鸿藻的提拔，成为内阁学士，就此具备了成为封疆大吏的资本。这时，一个官道上的分岔路口横在了张之洞的面前：是继续留在京城、留在恩师李鸿藻身边当一名政治前途远大的翰林，还是外放外省成为封疆大吏，坐镇一方。在一番斟酌过后，不甘久居他人屋檐之下、希望独当一面建功立业的张之洞选择了后者。 1881年，张之洞外放出京，就任山西巡抚。 清流办洋务——说不尽的恩怨 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张之洞整顿吏治、选优汰劣、严查鸦片、办学举才，干得很是风火，做了一省父母官所能做的事，赢得不小的声誉。而山西注定只是张之洞仕途的一个中转站，他的人身目标不是巡抚，而是总督！ 这个目标在1884年得以实现—适时，中法两国为越南的宗主国地位爆发了军事冲突，面对法军的凌厉攻势，入越作战的清军一败涂地，连续丢掉了北越重镇山西和北宁，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被先后革职押解进京问罪，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由于先前的主战也必须承担前线战败的连带责任被革职，张之洞则接替了张树声继任两广总督。从此，一个清流出身的翰林正式蜕变为一个办洋务的总督。但笔者要加一句：张之洞虽然开始办洋务，但他骨子里始终是一个清流，这一点贯穿了张之洞办洋务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