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一叶总关情

一枝一叶总关情

20XX9月

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之初，曾函约、面约我捐赠作品版本、手稿、书信等。我是中国作协作品欠丰的会员，已呈送198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北疆风情》，现献赠20XX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杨文林诗文集》诗歌卷《北草南花》、散文卷《陇头水泊》两卷，并献赠十余件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六十余年间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散文选刊》的尚存诗歌、散文手稿十五篇（件）及刊于我的诗文集的书法作品四件，以在83岁之年留作文学创作六十六年的一份纪念。留一份纪念，是我年将八十时油然而生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一个新中国文学抚育下成长的作家的一份感恩。虽然自觉只是新中国文学之树上无数叶子中的一片，但每片叶子都是有生命的，承受过阳光雨露，也经受过风雨霜雪，感受过文学舒展时的欢欣、蒙难时的痛苦、焦虑时的期待。“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个记忆，一段往事，一页经历，一缕忧思，一点感悟，一封书信，无数叶子蔚成中国文学之树常青。

现将手稿情况陈情如下：

诗歌手稿六件信一件

（写作时间：1956年至20XX）

第一件：《给昂姻曼》一首，

《人民文学》信一件

这是我于1956年10月写的一首支援埃及人民反帝斗争的一百五十余行的政治抒情诗，投寄《人民文学》后，编辑部改定待刊，后因国际政治形势变化未刊出，将改定的原稿退还时，编辑部附了一封恳切的信说明原因，并鼓励我继续投稿。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说，一首较长的诗未能发表固然失望，但得到的鼓励却是一份珍贵的精神厚赐。1957年我从部队转业至甘肃省文联至今，任职《甘肃文艺》、《飞天》

数十年，对作者的敬重是我从不敢忘记的心规。这份诗稿和《人民文学》来信因与印有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条章的转业证存放在一起，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我将它们编入我的诗文集诗歌卷《岁月留痕》辑。

第二件：《车辙》一首（初稿残页）

此篇原是1959年投寄《诗刊》的组诗《敦煌棉田曲》中的一首，《诗刊》只选用了两首，此首未选。经过修改，以《车辙》为题，发表于1963年3月《人民文学》刊出的“甘肃诗歌小集”。

第三件：《敦煌棉田曲》一首（初稿残页）及

《诗刊》批评文章复印件一件

《诗刊》1959年9月号发表我的《敦煌棉田曲》，此稿原为四首的组诗，发表时只选用了二首，保留了原组诗的标题。发表的两首原稿已失，现仅留未选的两首初稿残页（其中一首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文学》，此组诗留有我的一份珍贵记忆：1960年4月《诗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艺通讯《根深叶茂》，同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我的《敦煌棉田曲》“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此事发生在反右倾、拔白旗的年月，令我惶恐。蒙李季、郭小川诸前辈的关护，我未受到工作、写作方面的“政治影响”。我将批评我的文章复印一份与手稿残页一起留存，以感念那个对文学青年留下很多记忆的年代。我在我的诗文集诗歌卷的自序里对此段经历有记述。

见到《诗刊》批评文章前数日，收到编辑部来信，表扬我《根深叶茂》一文对群众创作的热情报道，有抚慰之意，这种为作者想的编辑令人感念，可惜这封信遗失了。

第四件：《风雨碑前》一首（初稿残页）

我于1964年后中断诗歌创作二十多年，80年代中期走江南，入滇粤，舟车之上、行旅之间，写下数十首诗，但一直自封在笔记本里。90年代初牛汉、李瑛同志来甘肃参加一次诗歌笔会时，应甘肃作协之约整理了《绍兴三首》。其中《风雨碑前》一首获笔会一等奖，蒙早年在甘肃生活战斗过的诗坛大兄牛汉赞重并授我证书。此组诗随后以《绍兴三首》发表于《诗刊》1994年3月号，手稿仅存《风雨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