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正文)

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王小鲁

来源：https://www.360docs.net/doc/427626386.html,/Article/single/%CD%F5%D0%A1%C2%B3%A3%BA%B9 %FA%C3%F1%CA%D5%C8%EB%B7%D6%C5%E4%D1%D0%BE%BF%B1%A 8%B8%E6.htm

长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分配不公现象趋于严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普遍不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意在有效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这些措施对于缓解低收入居民的困难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种种迹象也说明，仅仅依靠扩大对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问题。导致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健全、透明度低、缺乏监督，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凭借垄断权力寻租现象，造成公共资源大量流失、灰色收入大量存在，因此造成分配不公。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主要是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制度建设滞后所导致的。

验证上述判断，首先要对我国收入分配的真实状况以及导致这种状况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正是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数据分析，并从家用汽车及商品住宅拥有量、居民出境旅游以及银行存款分布状况等方面，对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实际状况进行粗略的定量判断，并进一步对导致收入分配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特别是对灰色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流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占

*本项研究由国民经济研究所资助。本研究报告的简短摘要已发表于《财经》杂志2007年第11期，但报告中的个别数据在摘要发表之后又进行了订正。石小敏、鲁利玲、杨冠三、杨启先、樊纲、周天勇、李路路、杨宜勇、赵人伟、张曙光、高辉清、施发启、冯楚军等先后参加过对报告的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刘鹏承担了部分数据资料的整理工作。作者在此对所有对该项研究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但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和所有可能的错误均由作者负责。

比重做出分析，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对策。由于研究在数据方面面临的困难，这项研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是初步的、不完善的，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对之进行验证和深化。

一、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

1．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城市收入相当平均，但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改革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先行，带来了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明显提高，曾经一度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从而改善了收入分配格局。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

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32，说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而后因为农村改革导致的城乡差距缩小，到1984年下降到0.26的低点。但此后持续上升，到2001年已经达到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警戒线。有些计算说明，近几年来基尼系数还在继续上升。1[1]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世界银行，2006a）。中国按基尼系数由低到高的顺序，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95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

如果用收入最高的10％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0％居民家庭平

1[1]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取值在0～1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高于0.4就表示很高的不平等程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布在0.3～0.4之间。

均收入之间的倍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居民调查数据近似计算，2005年中国大约是21倍2[2]。这个比例不但远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更早时期（1995年还不到14倍）。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组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2～3倍左右（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农村改革和政策调整带来的收入提高，曾一度下降到1.8倍左右，但之后由于城镇经济发展快于农村，差距持续扩大，2005年为3.2倍，超过了解放初期的城乡差距。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例如2005年与2000年相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例已经从2.48倍下降到2.33倍。但同一时期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省份之间差距并未缩小，而是从4.21倍继续扩大到4.39倍。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各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动趋势。改革初期，这方面差距不大。但最近20年来，各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直线上升，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为引领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因素。

图1显示了1995～2004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按10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

2[2]根据统计局城乡人口和家庭规模数据计算，2005年全国有3.73亿个居民户，以城镇20％高收入居民户（3 798万户）代表全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3万元；以农村20％低收入居民户（3 654万户）代表全国收入最低的10％居民，其人均纯收入约1 100元（国家统计局，2006a）。

配收入变化情况。图2是同一时期农村居民家庭按10等份分组的人均纯收入变化情况（均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这两张图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在过去10年期间，城镇和农村各阶层间收入差距都显著扩大了。其中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城镇最高收入居民和占农村居民家庭10％的农村最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显著快于其他各组居民，他们与全国绝大多数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显著拉大。相比之下，城镇最高收入居民与其他各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更猛。

这两张图还显示出，各占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10％的最低收入居民在这10年中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其中农村10％最低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在1999～2001年期间发生了下降，近两年才有所回升。

使用分省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各地区在这10年中所发生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基本相同的。 这说明图1和图2所反映的趋势主要不是由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它们反映的基本上是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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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变动趋势

注：图例中的1－10分别表示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按户数10等份划分的10个居民分组。其中10表示最高收入组（图中最上面的一条曲线），其余类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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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变动趋势

注1：图例表示方法同图1。

注2：1997年数据暂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

2．收入差距扩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

不可否认，改革期间各阶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中有相当的合理成分。这是因为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体制具有严重的平均主义色彩，不承认不同生产要素应当得到合理的回报。而在改革过程中，由市场决定的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

收入分配。这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其中，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报酬差别的扩大、高人力资本和低人力资本报酬差别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是一个有利于推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正常情况下，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分配的合理性。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劳动、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了它们的市场回报率，从而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进而决定了各类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相对分配关系。随着这些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改变，市场机制也将相应地调节它们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比例。这一机制保证了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合理配置，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但是这样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收入分配体制，并不能永远自动保持收入分配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各社会阶层的正当权益，特别是要保证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不受侵害。

首先，即使是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也可能存在垄断等非竞争性因素。市场上的垄断者有可能利用其垄断权力来侵占他人利益，攫取超额利润。而在一个处于市场转轨过程中的国家，会有大量市场竞争不充分、垄断或半垄断的领域存在，而且行政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会格外重要。滥用经济的和行政的垄断权力干预收入分配、侵占他人正当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发达的市场国家。

第二，即便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各种要素严格按照竞争形成的市场回报率定价，也不可能保证收入分配完全公平。特别是处于弱势的群体（例如老幼病残和教育程度过度低下者）需要得到社会保护。

第三，在劳动者缺乏组织和法律保护，特别是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容易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拖欠、克扣、压低工资、超时劳动、推卸劳动者劳保和社保责任的情况会频繁出现。这使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某些西方国家工会势力过强可能使收入分配向受工会保护的劳动者倾斜，这对经济效率也有不良影响，而且对非工会劳动者不公平）。

第四，当一个经济有大量原属公有，或法律界定不明确、不具体的资源（例如土地、矿产资源、原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时候，在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强势者的侵占和掠夺，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

最后，任何社会都需要有相当部分国民收入以非市场方式通过政府进行分配，包括公共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等。用于纠正市场分配缺陷的转移支付也要通过政府之手进行再分配。但这部分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改善和补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缺陷，还是会进一步扩大初次分配的缺陷，恶化分配扭曲，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公正、廉洁和效率。而这只能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收入差距的扩大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而这些现象很难通过常规的统计渠道反映出来。有许多迹象表明，现有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还远没有反映出真实水平；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水平。这些由于制度缺陷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构成了国民收入的隐性分配，其对社会的危害远远超过正常的市场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这对我国的社会和谐以及未来的长远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本报告的以下部分，作者将着重对此进行分析。

二、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真实收入和收入差距

1．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估计过低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信息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迄今为止，这两项调查是国内样本量最大、跟踪历史最久、权威度最高的调查。但是有迹象说明，目前国内各类收支调查，包括上述调查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低估了高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低估了收入差距。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高收入户调查特别困难，拒访率高，导致样本中真正的高收入户大量遗漏、覆盖率过低；二是高收入户对其收入的记载和陈述失真程度大，低报收入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当涉及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时，通过常规方法的收入调查几乎无法获得真实信息。所谓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指的是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在本文中这些收入将统称为灰色收入。3[3]

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估计过低的一个证据，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直观感觉差距很大。根据统计数据，2005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2.9万元，这与目前家用汽车、商品住宅等高值商品的普及率、房地产市场上的强劲购买力、以及其他方面高收入居民表现出来的消费、投资能力不相称。

对高居民收入水平估计过低的另一个证据，是根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推算的收入总额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过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城乡居民收支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1089元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城乡人口分别按5.62亿和7.45亿人计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为8.66万亿元，

3[3]有人将非法收入称为“黑色收入”以与“灰色收入”相区别。但是在实践中，很难对两者进行数量上的划分。在本文中将统一使用“灰色收入”的概念，其中包括非法收入。

4[4]这是根据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分收入等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加权平均计算得到的。而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全国总平均水平为1 0493元，略低于这里的计算。根据后一个数字推算，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额则应为8.32万亿元，占GNI的比重为45％。

仅占当年GNI的47％。这个比例不仅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公布的2003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为根据，2003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为7.41万亿元，占2003年国民总收入的55％。这两个比重相差8个百分点。

此外根据作者对世界上56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绝大多数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GNI的比重都在50％～70％之间（例如，印度、英国、德国都是65％，巴西59％，智利69％，美国73％）。少数比重低于50％的国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少数欧洲福利国家，有大量国民收入进入社会保障账户，不计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类是像沙特阿拉伯这样有丰厚石油收入但未转化为普通居民收入的国家。中国不属于两者中任一种情况，说明很可能是低估了居民收入。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数据相比，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可能更真实。但可惜后者没有分收入等级的数据。

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估计过低的第三个证据，是根据收入调查计算的居民储蓄不足以解释储蓄存款和各项投资的实际增长。按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统计数据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差额是2 55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差额是700元。推算城乡居民2005年储蓄总额为1.95万亿元。而事实上2005年仅城乡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就增长了2.15万亿元。同年全国新发行各种债券1.6万亿，其中个人认购部分占相当比重。在直接投资中，仅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就接近4 000亿元，城镇居民的直接投资肯定超过农村。如果再加上居民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在海外的储蓄和投资、以及手存现金的增加，居民实际储蓄会大幅度超过统计推算得到的储蓄。

上述情况说明居民收入可能被大幅度低估了。而这会严重影响对国民收入分

配实际状况的判断。但是，仅仅根据以上粗略的推算，我们还不能得出具体结论。因此对居民收入分配的真实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关于居民真实收入的调查：方法和样本分布

要对居民真实收入进行调查和推算难度很大。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取得一系列居民消费特征参数，并用以对现有的居民收入数据进行校正，从而对各收入阶层的真实人均收入进行初步的推断。

经验证明，关于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通过正规渠道收集信息有很多困难并产生较大的失真，但通过非正式的个人渠道常常可以获得比较真实的信息。这是社会学调查经常使用的方法。例如费孝通著名的《乡土中国》就主要是通过对自己家乡亲朋友好的调查形成的。

基于这个想法，本项研究通过一批专业调查员，于2005年和2006年分两次对他们各自居住地属于不同职业、不同收入阶层的亲属、朋友、关系密切的同事和邻里进行个别访问，总共在全国范围获得2 147份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和消费情况的问卷。问卷中包括不同来源的全部家庭收入基本情况，以及各方面生活消费支出的情况。由于调查员熟悉调查对象的家庭基本情况并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并且基于对原始数据严格保密的承诺，所收集的数据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被调查者的实际收入和消费状况。

需要说明，这项调查的目的并不是要用调查样本家庭的收入状况推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状况，而是采集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特征参数用以检验和校正现有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这项调查样本数量有限，而且调查所采用的特定社会学方法不同于常规的统计抽样方式，因此不能用来直接推断全国总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这项调查的

目的只是取得被调查者真实可信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分别计算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其他若干消费特征参数，并参照统计局住户调查各样本组别的消费特征参数分别组成参照组，使用这些参数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对现有的统计局各组别居民收入数据进行检验和校正。

经济学已有的大量研究证明，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他们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相当确定的关系，收入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因此在满足一定样本量的情况下，一定的恩格尔系数能够反映一定的真实收入水平。在参照组的消费特征参数及其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真实可信的情况下，如果参照组与对象组具有相同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但两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对象组的平均收入可能偏离了真实水平。据此，我们可以就对象组数据失真的程度进行推断和校正。按照这一方法，本项研究并不要求调查样本的收入分布对全国总体收入分布状况具有代表性，而只要求不同收入水平各样本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真实可信，因而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消费特征参数与收入水平之间可信的对应关系。

本项调查样本取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包括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2个地级市、以及14个县级市、区和县。考虑到我们重点关注的高收入居民在大城市的分布比较集中，因此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大多数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同时适当兼顾了中小城市和县镇。调查总共取得问卷2 147份。经过多项检验，剔除了可信度不足的问卷93份，获得有效问卷2 054份。调查样本的地域分布情况见表1。调查对象的职业、工作单位和学历分布见表2。

表1 调查样本的地域分布

县：北京、上海、太原、济南、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南昌、西安、长沙、沈阳、武汉、石家庄、长春、天津、重庆、郑州、哈尔滨、兰州、广州、南宁、杭州、呼和浩特、福州、成都、南京、贵阳、昆明、贺兰县、松江县、上饶市、武宁县、定陶县、聊城市、泰安市、盐城东台、徐州郊区、惠州市、湛江市、广州郊区、舞钢市、大城县、保定市、阳新县、万盛县、双桥县、丰都县、攀枝花市、青白江县、蓟县、白山市、海拉尔市、乌盟市、平湖市、嘉兴市、兰溪市、余姚市、宁海市、奉化市、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诏安市、福清市。

表2 调查对象的职业、工作单位和学历分布

3．取得消费特征参数和校正数据

作者对2005年和2006两个年份的调查数据（分别为2004年全年和2005年全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了合并。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对2005年样本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根据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转换为2006年不变价格数据。对合并后的调查样本按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排序，然后根据恩格尔系数进行分组匹配，形成了7个参照组，分别对应于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样本的最高收入组（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数的10％）、高收入组（占

10％）、中上收入组（20％）、中等收入组（20％）、中下收入组（20％）、低收入组（10％）和最低收入组（10％）。通过匹配，使每个参照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与统计局各样本组（以下称之为“对象组”）的恩格尔系数两两相等。根据“在相同经济背景下具有相同恩格尔系数的两组居民，应当具有大体相同的收入水平”这一判断，将具有同等恩格尔系数的参照组和对象组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比较，取得了如下初步结果（见表3）:

表3. 调查样本和统计局住户样本的2005年人均收入比较（元）

民家庭总数的比例。

b. 由于采用由低到高递推的方法，最高收入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为

0.291，略高于统计局样本；其他各收入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均与统计

局样本一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课题调查样本数据。

根据恩格尔系数进行匹配，将参照组和对象组的人均收入相比较，可以发现尽管各对应收入组别的恩格尔系数都一致，但只有两个对应的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水平非常接近，只相差8％。其他各组别两样本的差异都非常显著，统计局样本收入无例外地低于调查样本。而且这些差异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随收入水平而呈阶梯形上升趋势。两个最高收入组的差距最大，最高收入组参照组的人均收入水平是14万元，对象组则不到2.9万元；两者相差4.9倍。

人均消费水平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调查样本与统计局样本的差异呈阶梯形上升，只是差额的幅度较小。两个最高收入样本组的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5.3万元和1.9万元，两者相差2.8倍。

以上规律性在其他消费支出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以最低收入组来看，两个样本的各项支出相差不多，有些项目前者高一些，有些项目后者高一些。但其他各收入组相比较，基本上都是调查样本高于统计局样本，而且收入越高的组别，差别越大（见表4）。

表4. 调查样本和统计局样本2005年各项消费比较

（调查样本数据与统计局样本数据之比）

建筑面积数据（但其他各项均为2005年数据），调查样本为2005年使用面积数据。因此如果转换为同一口径数据，两个样本之间的差异会更大。

资料来源：同表3。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除最低收入组以外，统计局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样本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低报收入的倾向。其中最高收入组的居民对收入有大幅度的低报。这一判断是否可信？这从下面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证实。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一个不认识的统计局调查员来找您进行家庭收入和消费调查，您愿意把您的家庭年收入全都如实告诉他吗？如果不愿意，您愿意告诉他/她的收入是多少？”我们发现，中等以下各收入组的多数人愿意报告真实收入；其中最低收入组只有31％的人表示不愿意如实报告收入，而这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倾向于多报收入（因为他们认为收入太低“面子上不好看”）。在少报和多报两相抵消后，最低收入组表示愿意报告的收入略微超过了实际收入。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隐瞒收入的倾向和隐瞒的程度都明显上升。其中的最高收入组中有高达7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报告真实收入（见图3）。他们表示愿意报告的收入平均只相当于他们真实收入的34％。

图3. 各收入组中有多少人不愿报告真实收入？

资料来源：调查样本（有效样本数：2052）。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本报告前面关于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存在严重统计遗漏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不过上面的校正数仅仅是一个粗略的初步结果，可能存在误差，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如果相信我国国民总收入数据基本准确，那么用上述调查数据推算，得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偏高。这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除了可能存在对高收入居民的遗漏外，也会存在对低收入居民的一定程度遗漏。因此就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而言，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高收入居民遗漏带来的影响（但程度较小）。各种居民收入调查，包括本项调查在内，都有可能遗漏一些特定的人群，包括因身体、智力残疾和疾病而影响阅读、听力、书写、记账和语言交流能力的人，文盲和半文盲，流动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等等。因为这些人很难顺利地接受调查和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而这些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低收入人口或者依靠救济生活的贫困人口。最新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34％。而如

果采用更严格的国外标准，这个比例有可能达到10％（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国家统计局，2006）。而一项更早些的调查显示，在残疾人中有超过五分之一是贫困人口（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扶贫处，1998）。在此外根据卫生部2003年的调查，我国城市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为17.7％（卫生部，2006）。而在城乡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样本中，残疾人和慢性疾病患者比例都非常低，说明这两类人大部分都没有被包括在统计局样本中。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采集健康状况的信息，但估计也会对上述人群发生很多遗漏。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不妨近似地假定上述这些被遗漏的残疾或患病的低收入人群占城镇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0％，他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10％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那么把这些人计算在内，需要进一步把城镇人均收入水平从上面的估计下调8％左右。由于分组的变动，每个收入组的人均收入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二，我们的居民收入调查样本较小，虽然所覆盖的城市面相当广，但为了获得真实信息而采用了定向调查方法而不是随机抽样方法，这可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估计偏差，另外收入和支出数据来自被调查者的记忆和逐项估计，而不是来自详细的收支账目；这些也会影响到推算数据的准确度。根据世界各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通常水平来考虑，我国城镇居民200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在接近2万元的水平。在对低收入居民的统计遗漏进行了调整后，调查的误差因素有可能导致所估计的平均收入水平偏高20％～30％。

考虑到这些因素，作者假定低收入人口统计遗漏的因素对所估计的收入水平有8％的影响，调查误差因素有25％的影响，两者综合考虑，将除了最低收入组以外的各组调查样本收入数据都按31％的幅度做同样的下调（最低收入组只调

整8％），据此计算各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水平。

4．关于城镇各组别居民收入的推算结果

在进行了上述调整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6万元（而原有统计局数据是1.05万元）。其中10％城镇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71万元（而在原有统计局样本中是2.88万元）。这一组居民的人均收入下限大约在4万元。城镇最高和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是31倍（而在统计局原有样本中两者的差距只有9倍）。调整后的各参照组收入数据，及其与统计局样本数据的比较，在图4中表示。按家庭年收入计算，这10％家庭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为25.6万元，下限约为10.5万元。

图4 校正前后的城镇的各阶层居民收入统计数据比较（2005年）注：各居民收入组占城镇居民户的近似比重：最高收入组、高收入组、低收入组、最低收入组各为10％，其余三组各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