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_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王萍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

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

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

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

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

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 其辞难知 ,却又其实易行 ( 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

其自幼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司马迁曾向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表示,要矢志继承父业,撰成通史著作,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对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家庭的司马迁来说,由于他父亲的职业和修养关系,也由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贯彻到了他后来的史学活动之中。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自幼聪慧好学, 九岁能属文,诵诗书。16岁入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 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 ,且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 ,因此颇为时儒所钦佩( 后汉书班固传 )。班氏一家,在西汉二百余年间,先是边地豪富,后来成了儒学世家。班固出身于官僚地主兼外戚家庭,与东汉皇室关系密切,而且他家有赐书,内足于财 ,这与后世中衰的司马迁家世有很大不同。其父班彪是汉书的最初写作者,又是著名的王命论的作者。西汉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各种割据势力也乘机而起,刘秀称帝之时依然是天下云扰。为给东汉皇朝寻找理论依据,班彪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 ( 汉书叙传 )。他在王命论中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通篇都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经学思想。如同论六家要旨之于司马迁, 王命论也极大地影响了班固的学术思想和史学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 ,并进一步发挥了汉承尧祚的思想。汉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撰集为白虎通。成于班固父子的王命论和白虎通 ,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两根得力支柱。家学渊源的差异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司马迁和班固在治史宗旨上的不同。

二

司马迁和班固都曾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著史宗旨。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表述了自己撰述史记的旨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班固也在汉书叙传中说: 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记、表、志、传,凡百篇。二人提出的著史宗旨,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根据二人的表述,这种异同大体表现在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三个方面。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的态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了士大夫干禄仕进的敲门砖。生活在这一氛围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史载司马迁曾以董仲舒为师,深谙今文经学理论,并熟悉天人感应之说,因而在天人问题上,司马迁还是吸收了不少儒家经学思想。关于古代帝王,他沿袭了今文经学许多神学迷信的说法,如谓黄帝生而神灵 , 有土德之瑞 ;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 ;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 ( 五帝本纪 )。在论证秦朝统一时,他说: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 六国年表序 )此外,刘邦母亲梦与龙交而生邦( 高祖本纪 );汉朝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 秦楚之际月表序 )所有这些,意在说明刘邦得天下,是天的意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谓的天,除了上述神灵之天的含义外,更主要的还是指支配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盲目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司马迁进一步探索了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他说: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予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 魏世家 )在司马迁看来,凭信陵君个人的力量,不管他有何等的王佐之才,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天。

司马迁对孔子颇为尊崇,甚至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第二部春秋 ,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甚至对儒家的某些学说提出了异议。孔子说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 论语述而 )。司马迁在伯夷

列传中却大唱反调,质问那些品行不端、做尽坏事的人,为什么能富贵利达、安富尊容地度过一生;而那些正道直行,具有奇才异能之士,为什么却遭苦受难终身?并对天道有知的观念提出疑义: 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不同意天道可以干预人事的说法,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 天道并不能最终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决定历史变化的原因取决于人性,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项羽本纪描写项羽失败时,自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则批评他自矜伐功,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从而指出其失败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在述及蒙恬之死时,司马迁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倾向。这与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是相左的,说明司马迁虽然尊崇孔子,精通儒学,但在许多问题上又大异其趣。

受黄老思想和荀子的影响,司马迁认为人性的内容就是趋利避害,争权夺利。在报任安书中,他提到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对儒家所谓父子恩情出自天性的说法,司马迁也表示了怀疑: 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 卫康叔世家 ) 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 扁鹊仓公列传 )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乎! ( 汲郑列传引翟公话)从天而降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饱尝了世态炎凉,认识事物更为深刻: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者? ( 报任安书 )从中我们亦可感受到一种异常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以一史学家,本注重天道问题。他的究天人之际 ,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尽管他没有彻底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影响,但他更多的是继承了道家的思想因素。道家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否定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曾经说过: 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能)求之也,天道自然。 (王充论衡命禄引)又说: 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 悲士不遇赋 )体现了老庄顺应自然的人生观。较之汉儒拘牵于谶纬灾异感应之说,司马迁应该说更为高明一些。

我们再来看班固。前引班固的话中可以看出,尊显汉室,构建刘汉皇朝承自天授的体系,是班固著史的宗旨。

班固生活的时期,正值东汉国势鼎盛,现实政治需要宣扬汉德 ,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巩固当朝政权,这也是时代向史家提出的重要课题。班固不满足于史记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 (见太平御览卷六三引佚名后汉书 ),又不满意当时的学术风气,认为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 ,咏殷周之诗 ,讲羲文之易 ,论孔氏之春秋 ,罕能知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 ( 后汉书班固传 )。所以,他将究汉德之所由作为著述的一个重要任务,于是乃有汉书之著。班固的天人思想折射出的尊汉精神是贯穿全书的。他在班彪王命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出一个刘汉皇朝出自天授的系统。典引说: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这就建构起刘汉皇朝来自神授的理论体系。

班固宣汉的理论源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在汉书中,他大量收录董仲舒的言论,系统地论述其天人感应理论。汉书的董仲舒传和史记中董仲舒的传记有一个很大差别,这就是汉书完整地记录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言论。作为师徒,司马迁与董仲舒私人关系密切。对董仲舒的言论,司马迁应是掌握的,且司马迁又相当尊重董仲舒,但从史记儒林传中董仲舒传记的内容来看,却写得颇为简略,只写了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以及因此差点送命之事。相比之下, 汉书的董仲舒传就完全不同。主要是为了突出董仲舒的地位, 汉书单列董仲舒传 ,并全录董氏的贤良对策、天人三策。班固推崇董仲舒的理论,将其视为儒学正宗: 汉兴,承秦灭绝之后,董仲舒治公

羊春秋 ,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 五行志 )称赞董仲舒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 ,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成为班固宣汉的理论基础(参见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如高帝纪赞云: 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史记有项羽本纪、陈涉世家 ,主要是为了宣汉 ,班固将其合而降为陈涉项籍传。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说明孔子著作春秋之意时,提到: 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然而到汉书司马迁传那里, 贬天子一句被删去, 退诸侯改为贬诸侯。这既遵循了明帝所嘱咐的颂述功德之意,又合于班固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此外, 汉书中屡述我汉道、我明德、我四海等语,亦可反映出班固以汉臣自称的面貌。

由于时代和家世的影响, 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较之史记更浓厚一些,其中较多地宣扬了不少历史循环论和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说教。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是班固的封建正统思想在作怪。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班固的言行中,同样也存在着些许被视为异端的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家思想因素。

班固思想不仅有信天命的一面,也有重人事的一面。他认为,随着人们行为的善恶,命运可以消长变化, 命随行以消息。他强调人们要顺从天性,但却要按礼义决断行事, 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 ,从而发挥了乃父班彪穷达有命,吉凶由人 ( 叙传 )的思想。班固对人事的注重,又使他反对淫祀、神仙、厚葬等迷信。如他说: 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 效祀志赞 ) 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 ( 扬胡朱梅云传赞 )并批评董仲舒等推演阴阳灾异, 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 ( 睦两夏侯京翼李传赞 )。班固在汉书中立五行志 ,倡言阴阳五行灾异,但却又批评董仲舒等推演阴阳灾异是亿则屡中。他在艺文志中,收录了当时存在的各种文献典籍,却未收谶纬之书。班固阐述了对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诸类典籍的见解,其中也不乏有对阴阳杂占、星象卜蓍等学说的怀疑。在这里,他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只要修德,即可改变天意,使国家长治久安;在历史事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天命鬼神。这些都是班固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司马迁有关思想的继承。

三

如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原因,是古往今来史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想,即探求古今历史变化的原因,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道理,这是司马迁历史理论的核心,也是对老子以及周易辩证法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史记中,司马迁强调了历史变化所遵循的根本规律是物极必反 ,这正是老子反者道之动以及祸福相倚相伏思想的再现。

就史记各体而言,五体中古今通变精神较为直接的应首举十表与八书,特别是八书。太史公自序提到: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此外,本纪中谈变者亦不少。如高祖本纪云: 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亦所从来,亦多故矣。

对于社会政治变革,司马迁是持肯定和赞颂态度的。在六国年表序中,他肯定了战国之权变,肯定了秦代之变异: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他还肯定了我国古代史上空前大一统的局面,而这都足为后王法,所以他也主张法后王。他曾经说过: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之际,承弊通变。司马迁以高超的史识,把历史置于天人和古今之变的演化流程之中,高屋建瓴,力求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以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虽然司马迁的历史观没有摆脱英雄史观和循环论的影响,但他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分析,是具有真知灼见的。

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通变思想,注意用时、势或天时变异来解释历史过程的变化和发展,从前引叙传中的有关文字即可证明这一点。另外,他提出著史要究其终始强弱之变 ( 诸侯王表序 ); 列其行事,以传世变 ( 货殖传 ); 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 ( 百官公卿表序 )。这些均具有一定程度的辩证因素。

但必须指出,班固之论比起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要黯然失色得多。司马迁曾自比前人,称他著史记是述往事,思来者 ( 太史公自序 ),着眼于未来。班固著汉书 ,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汉承尧祚,继火德, 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恢复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 ( 叙传 ),将着眼点放在过去。

司马迁以考察客观历史的过程为治史原则, 通变的目的在于探寻历史变化的轨迹和规律,所以其旨趣在于通史。但由于时代的制约, 史记只记述了西汉前期的历史,况且将西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确实未能使西汉历史的重要地位得到突出。班固的洽通意在证明汉绍尧运 ,故其旨趣在于断代。同时,为了纠正司马迁将西汉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班固断代为书,以确立西汉一代的历史地位。这样, 通变与洽通反映出的不同的致思路向,就成了司马迁与班固在撰述思想上的一个重要歧异。

四

从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来讲,重秉笔直书、求真、不曲不隐是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的前提,就是对历史进程的客观、真实的描述,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基础上的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显示其独到的见解。5太史公自序6称:/伏羲至纯厚,作5易6八卦。尧舜之盛,5尚书6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5春秋6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0司马迁在这里肯定了5春秋6/采善扬恶0的著史宗旨。他用直书其事的笔法来写5史记6,/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0。刘知几在5史通#二体6中说:/5史记6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0王鸣盛在5十七史商榷6卷六中也说:/子长于5封禅6、5平准6等书,5匈奴6、5大宛6等传,直笔无隐。0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一直受到赞颂,但就实际而言,史家为了避祸远害,往往改动甚至伪造史事,所谓/史之不直,代有其书0(5史通#曲笔6)。司马迁能无所畏惧,信笔直书,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以失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不以职业湮业绩。如描写当世之君武帝,在肯定他的功绩的同时,又通过5封禅书6,讽刺其求仙访道的荒唐可笑行为;在5平准书6和5酷吏列传6中,更揭露了武帝的多欲、贪婪与暴力统治。所有这些,与他长期以来深受道家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沾溉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忠于历史事实,他对历史事实和社会生活之是非得失、善恶功过,完全按照其本来面目去写,能真实地再现生活,昭示历史的真谛。因此,5史记6一向被奉为信史,奉为实录。但在封建宗法社会,这种/不虚美,不隐恶0的实录精神,自然会触动统治者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汉明帝曾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0(班固5典引6)魏明帝也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5史记6非贬孝武,令人切齿。0(5三国志#魏志#王肃传6)他们把5史记6完全看成是司马迁为泄私愤而作,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从中反而可以看出司马迁卓越超群的人格和风格。正因如此,5史记6一向以/信史0著称于世。当它问世不久,扬雄就在5法言#重黎6中指出:/太史迁,曰实录。0应该说,对司马迁文直事核的实录精神,班固是倾心折服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贯彻到5汉书6的撰著过程中。他较为客观、全面地记述了西汉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及其前因后果。如他赞誉汉初文景之治和昭帝霍光辅政时期/扫除烦苛0(5景帝纪赞6),/轻徭薄赋,与民休息0(5昭帝纪赞6)的为政方略,特创5循吏列传6褒扬推广农桑、注重教化的良吏,并列5沟洫志6称颂人们注重水利建设的行为。但他同

时也对当时的种种蔽政、统治者骄奢淫逸的恶行加以揭露。如5贾山传6载5至言6之文云:/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0 5汉书6对汉武帝的统治虽多所肯定,但也指出了其时的弊端:/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0(5刑法志6)另外,5汉书6也曾在史实及文字方面对5史记6作了一些有益的校正和补充。

可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从总体上讲,班固还是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他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0(顾炎武5日知录6卷二十六),将一定程度上的实录精神与鉴戒思想结合了起来。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经学影响较深,因而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他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是他奉旨修书,所以正像钱大昕所评论的:5汉书6/较之史公之直笔,则相去远矣0(5十驾斋养新余录6)。比如,5史记6把中国的第一个女统治者吕后列入5本纪6,吕后的儿子惠帝年少,未掌实权,没有为其另立本纪。这主要是为尊重历史事实起见。5汉书6给惠帝另立本纪,放在5吕后纪6之前,这便是一个明显的倒退。再如,5史记#酷吏列传6中的张汤、杜周被班固抽出,另立专传,理由是/汤、周正孙贵显0。他还称张汤/推贤扬善,固宜有后0。这些显然都是过誉之辞。

唯其如此,司马迁、班固这两位大师在著史活动中表现出诸多相异乃至对立之处。如司马迁肯定人的利欲,班固则倡导清心寡欲;司马迁认为人的情欲规定了士农工商虞的社会分工并各自劝勉其业,班固则从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出发强调四民各安其业;司马迁在一定意义上肯定/素封0,班固则对庶人/富者0表示反感。还有,在如何看待社会弊病问题上,二者也大不相同:司马迁注意鞭挞社会的黑暗并进而表示对仁义之道的怀疑,班固则认为社会的不合理和争战、混乱的根源恰恰在于缺乏法度的制约:/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0(5货殖传6)司马迁注意向下层的游侠求得同情和援助,班固则斥责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0(5游侠传6)。两人的不同,反映了遭受压抑迫害的士大夫和世代簪缨的士大夫对于封建社会弊病的不同态度和主张。另外,在语言风格上,5史记6气魄阔大,雄浑粗犷,人物的描写充满了力量与豪勇之气。5汉书6叙事一般说来不如5史记6生动,但简炼整饰,洋赡严密,突出体现了汉代文章滞重的特点。特别是其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也是它为后来的文章家爱好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突出。正如刘熙载所言:/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0(5艺概#文概6)5后汉书#班固传赞6也称:/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0章学诚在5文史通义#书教下6中分析二者的特点时说:/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5尚书6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05汉书6在体例上整齐划一,也体现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突出帝王为中心这一特点,因此成为后世正史沿袭不改的编纂方法。

总之,双璧辉映的5史记6、5汉书6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我们讨论两者著述宗旨的异同,并不是要简单地判定二者孰是孰非,而是要更好地继承、弘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而应当立足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环境去认识古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史记》这本书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叙事简明生动非常得吸引人。那你知道司马迁写的史记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欢迎大家阅读。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伐赵失利公元前251年，燕王喜派国相栗腹和赵国订立友好盟约，并送上五百镒黄金给赵王置酒祝寿。栗腹回国后，向燕王报告说：“赵国年轻力壮的人都战死在长平了，他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我们可以借机进攻赵国。”燕王叫来昌国的国君乐间，想听听他的意见。乐间说：“赵国长期是个四面受敌、经常抗战的国家，那里的平民百姓都很熟悉军事，不可以轻易进攻。”燕王说：“我们现在是相当于用五个人去攻打他们一个人，这样还不可以吗?”乐间仍然回答说：“这样也不可以。”燕王很生气，因为群臣也都建议进攻，于是燕王派大将栗腹和卿秦分兵两路，带兵车二千辆，进攻赵国。这时大夫将渠对燕王说：“和人家互通关卡，制定了盟约，拿出五百镒黄金给人家的君王祝酒，使者回来一报告就反过来进攻人家，这样做不吉利，作战是不会取得成功的。”燕王还是听不进去，自己亲率侧翼部队随军出发。将渠便拉住燕王阻止他说：“大王千万不要亲自前去啊，去了是不会成功的!”燕王生气地用脚把他踢开。将渠哭着说：“我不是为了自己，为的是大王啊!”

赵国派廉颇率兵打败了栗腹，并追赶燕军，也打败了卿秦，追出五百多里，包围了燕国的都城。燕国人请求议和，赵国人不答应，一定要让将渠出面主持议和。燕国便任命将渠为国相，前去主持议和。赵国这才解除了对燕国的包围。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计安刘氏王陵被免除丞相职务后，吕太后就调任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审食其也是沛县人。刘邦在彭城西边被项羽击败时，楚军抓走刘邦的父亲和吕后作为人质，审食其以家臣身份侍奉吕后，照顾左右。他后来跟随汉军打败项羽被封为侯，受到吕太后的宠幸。他做了左丞相之后，一直住在宫中，掌握了朝中大权，文武百官都得通过他才能决断事情。吕嬃因从前陈平为高帝出谋划策捉拿了樊哙，对他不满，多次进谗言说：“陈平当丞相以后不理政务，每天饮美酒，玩弄女子。”陈平听到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纵。吕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心里暗自高兴。她当着吕嬃的面对陈平说：“俗语说‘小孩和妇女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么样了。不要怕吕嬃说你的坏话。” 吕太后立吕氏宗族的人为王，陈平知道无法阻拦，便忍气吞声，假装顺从。等到吕太后去世以后，陈平跟太尉周勃合谋，终于诛灭了吕氏宗族，拥立孝文皇帝即位。汉初这些宫廷要事陈平都是主要策划者。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燕国灭亡秦国随着势力的逐步扩大，加紧了扩张步伐，东方六国岌岌可危。当秦军到达易水时，祸患马上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任大卫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长青的学问。历史学之所以长青，固然以其深厚扎实的学科底蕴为基础，但不断创新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给学科注入的持续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探讨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关于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等，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离开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论的解说，史学理论将无从谈起。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史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 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自身修养的认识,史家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使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吸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即为此意。读史、习史吸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上均有深远的影响。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左传》明确地指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明宪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对史记的评价

对史记的评价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唐代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明清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中国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诸如《春秋》、《尚书》、《国语》、《世本》等史学著作，这些历史著作，或以国为别，或以年为纪，或如《世本》仅录黄帝以来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说皆是零散破碎的历史著作，且尚无一套完整的历史写作方法，体例上也无一定之规。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有汉代经学家以为亦属史书，现在看来不过是诸子为了论证个人观点而援引的例证，虽有一定史学价值，但并非专门历史著作。而对历史有了专门记述和研究方法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因此司马迁有着很深厚的史学基础和家学渊源。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及道论的史家，尤为推崇道家学说。也因此，司马迁受其父影响，理论基础虽兼采百家，但以道家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论六家要指》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而说到道家时，则多溢美之词：“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其学术思想。也难怪班固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了。另外，司马迁早年游历名山大川，参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也为其《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体例上看，《史记》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书写历史，即是所谓的纪传体的体例。司马迁的最大功绩，也在于这种崭新历史写作方法的创立。然而，纪传体的历史写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写作的标准来看，着实割裂了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缺少史实的联系，而将历史看做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纪传体天然有助于研究个体命运，而缺乏对于大历史的`关照，因此也难以从中找寻到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认识。而《史记》所着重记录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不得不说，这种体例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纪传体的开创，无疑是天才创举。但是，正因为体例的缺陷，才更凸显出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史记》游离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个人琐事而重视

司马迁_班固著史宗旨比异_王萍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且强调,“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后人往往马班并列,《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不妥之地位。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处,敬请方家教正。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郑樵有言:“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辞难知”,却又“其实易行”(《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

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概括

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概括胶西群臣中有人知道了胶西王反叛的计划，就规劝说：“侍奉一个皇帝，是最快乐的事。现在大王和吴王向西进兵，假使事情成功了，两主定会有分歧争端，那时候战祸还是不会消停，您也就没有安稳的日子过了，说不定会因为吴王造反而家破人亡。诸侯的土地不足朝廷的十分之二，力量悬殊太大了，而背叛朝廷也会使太后担忧，您又但上了不孝的罪名。从上面的分析看，您起兵造反的计划实在是不明智的，这不是长远之计啊。”胶西王不听，又派使者联合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他们都应允了，并说：“城阳景王曾为正义攻打吕氏宗族，不要让他参与起兵，事成之后分些土地给他就行了。”各诸侯由于听说有人受到削地的惩罚，都震惊恐惧，大多怨恨晁错，因此都愿意发兵。景帝终于下令削减吴国的豫章、会稽二郡，可好时机已经过去了，等到诏令发到吴国，吴王早就准备好起兵作乱的一切条件，征召了他全部的士兵，通令全国说：“我年纪六十二岁，亲自统率军队。小儿子年龄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以凡是年长和我相同的，年轻和我的小儿子相同的人，都要出征。”他又派人联系南边的闽越、东越，东越也跟随吴王发兵。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杀死了朝廷派来的官员，向西进兵。齐王后来后悔，服毒自杀，违背盟约。济北王因城墙损坏没有竣工，他的郎中令将他劫持控制，他也无法发兵。胶西王和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一起率兵围攻临淄。赵王刘遂则暗中派使者到匈奴商议联合作战之事。一时间真是天下大乱，西汉政府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大概刘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了保住刘家天下铲除了异姓王，扶持自家人称王，以为可以江山稳固、千秋百代了，到头来却自家的窝里斗更狠，遗害子孙更厉害。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的小儿子，他母亲是过去赵王张敖的嫔妃。汉高祖曾临幸赵国，赵王就把淮南王的母亲献给了他。她受到皇上宠幸，怀有身孕。从此赵王张敖不敢让她住在宫内，为她另建外宫居住。一年后，赵相贯高等人在柏人县，谋弑高祖的事情被朝廷发觉，赵王也一并被捕获罪，他的母亲、兄弟和妃嫔悉遭拘捕，关在河内郡官府。淮南王的母亲在囚禁中对狱吏说：“我受到皇上宠幸，已有身孕，请您告知皇上，照顾一下我腹中的孩儿。”狱吏如实禀报，皇上的女人多得是，怎么会记得这个只一晚的女人，而且他正因赵王的事气恼，根本没有理会淮南王母亲的申诉。淮南王母亲的弟弟赵兼拜托辟阳侯审食其告知吕后，吕后出于妒嫉，不肯向皇上进言求情，辟阳侯便不再尽力相劝。淮南王母亲生下淮南王后，怨恨而死。狱吏抱着淮南王送到高祖面前，高祖这才后悔莫及，下令吕后收养他，并在真定县安葬了淮南王的母亲。等淮南王黥布谋反后，汉高祖立儿子刘长为淮南王，让他掌管昔日黥布领属的四郡封地。皇上亲自率军出征，剿灭了黥布，让淮南王即位。河东人李文曾同张汤结下嫌隙，他当了御史中丞之后，心中怨恨张汤，屡次暗中搜寻陷害张汤的材料。张汤有个喜爱的下属叫鲁谒居，知道张汤怨恨李文，就让人向皇上密告李文的坏事，而这事正好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就将李文判处死罪，把他杀了。他心知肚明这事是鲁谒居干的，但等皇上怀疑，询问是谁告发李文的时候，张汤却假装惊讶地说：

司马迁汉代史学

司马迁汉代史学汉代经文的大同路线，三代历史经验的辩证综合，形成关于中国制度孔子理想在新时代的重构，好的政府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革命+井田+封禅+擗踊（天子临雍讲学）+灵堂（天子来咨询三老）……（6项）国子监和孔庙配合——中国制度的形式，董仲舒“小康”的实现，而不是“大同”，失去了民主议政的含义对汉代思想的发明，古人在小康之时中，不能自觉大同的理想。司马迁的史学——史官设计，但汉代前没出现独立的史学，以前是放在目录学，编目分类规到系统中去，对社会、政治、人事的理解来分类，一般按六义（六经）。司马迁的史记算在春秋这类理解，六经皆史，史也是经，春秋经的地位。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精神上是继承孔子作春秋，形式上是对六艺的整理，熔铸六经成就了纪传体的体裁。 Eg本纪——编年体（春秋一体的特点）；列传——第一篇伯夷叔齐（隐士）show讲我的列传精神，看待历史人物中寄托理想，历史对人的看法不是说功业大小，而是寄托的人格精神，只要有精神就可以成为人物，应该表彰历史中被湮没的精神，多元化的。坚持自己选择和认定的价值观的态度，可能不会富贵显达，但对于历史是会有贡献的。世家表——把复杂的人物、时间、大事……做成表来说清楚，年表…体裁的创制书——历代创制的整理编排（描述制度变化能看到历史变化的重大环节）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通”的概念很重要，中国人讲历史一定要贯通的讲。中国史学的追求。和周易历史观有关。“往来不穷谓之通”，遇到困境挑战时（穷），通过变化（变），来继续发展下去（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服务于自己历史的存在。历史意志，自己在变在成长。这也是中国文明连绵千年不断的原因，变化的主体还在，源自中国对历史的经典化，把未来历史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损益：制度损益的精神，承弊易变，道德敏感支撑，有清明的状态，并不是价值好制度就好，制度永远是价值的有限承载形式，要不断调整，改变，制度的有限化。历史和天道一样是自然地扭转，周而复始。（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道）要成为人物，要坚持成为我们自己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真正的富贵显达。——看的历史长河中自己的位置，历史感是生命感的依托。断灭的世界，历史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列传中要书写的人物。史学：无论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司马迁写史记，都是私家著述。（虽然都是国家史官，但属私家行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后世楷模勾勒事情发生的原始本末，传记是人参与的，结合纪传和史料，需要自己通过人物来勾勒。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571560039.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作者：董家旭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关键词：渊源；儒术。一、马班的家学渊源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司马迁史记的小故事

司马迁史记的小故事一次，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下车，当时张释之迎上去阻止太子、梁王，不让他们进宫。并检举他们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犯了不敬之罪，并报告给皇帝。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赔罪说：“这怪我教导儿子不严格，请您原谅。”薄太后派使臣带着她的赦免太子、梁王的诏书前来，太子、梁王这才能进入宫中。文帝由此更加看出了张释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了中大夫。又过了些时候，张释之升任中郎将。一次，张释之跟随文帝到了为文帝自己修建的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眺望。文帝的宠姬慎夫人也跟随前行，皇帝用手指新建造的道路给她看，并感慨地说：“这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接着，文帝让慎夫人弹瑟，他自己合着曲调歌唱，心里很是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苧麻丝絮堵塞石椁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谁还能打得开呢?”在身边的近侍都连连称是。张释之走上前去说道：“假若里面有了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也还会有缝隙;假若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也用不着忧虑啊!”文帝称赞他说得好，后来任命他做了廷尉。晁错被杀以后，朝廷命令袁盎出使吴国，劝吴王退兵。吴王一向很看重袁盎，想要让他担任将领，袁盎不肯。于是，吴王打算杀死他，派了一个都尉率领五百人，把袁盎围困在军中。袁盎在吴国担任丞相的时候，手下的一个从史曾经与袁盎家里的婢女私通。袁盎得知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将这件事公开，仍然和以前一样地对待那个从史。不久，有人对从史说：“丞相已经知道你与他家的婢女私通的事情。”从史害怕被治罪，就赶快逃走了。袁盎得知从史出逃，亲自驾车追赶，赶上以后，没有责罚从史，反而把婢女赏赐给了他，依旧让他做从史。等到袁盎此次被围困而命悬一线的时候，当年的那个从史正好担任困守袁盎的都尉的司马。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天子将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封为楚王，任命袁盎为楚国的丞相。此后，袁盎曾经向天子上书谈了些建议，但是未被采用。后来，袁盎因病免职家居。他与乡里人厮混，斗鸡赛狗，好不自在。洛阳人剧孟曾经拜访袁盎，袁盎以诚相待。后来，有位安陵的富人对袁盎说：“我听说剧孟是个赌徒，您为什么要与他交往?”袁盎回答说：“剧孟虽然是个赌徒，然而，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客人为她送葬的车子就有一千余辆。这证明他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况且，每个人都会遇到急事、难事。一旦他们前来相求，不用父母尚在为借口推托，不用有事或者离家外出去拒绝。这样的人，是天下人所仰望的，大概也只有季心、剧孟二人了。如今，您时常让几名骑士随从保护自己，一旦遇到急难，这些人难道就可以依靠吗?”袁盎谩骂这个富人，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王公贵人们听说此事，纷纷称赞袁盎。袁盎虽然闲居在家，但是，汉景帝时常派人向他询问计策。梁王一直想争取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对此，袁盎曾经进言劝说景帝不要立梁王，坚定了皇帝的决心，也使相关的议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赵连稳 ?字数：2827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4—0151—05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一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经过李陵事件，司马迁因为触犯了皇上，下了监狱，交给朝廷审问。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很多书籍。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

《司马迁的历史观[5篇范例]》

《司马迁的历史观[5篇范例]》第一篇：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的历史观 ——基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说到史书，《史记》不可不谓之经典。如果读史不读史记，也算枉读。因此本次读史活动，我选择史记为我研读的对象。除去表、书外，史记中12篇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30篇记载功臣诸侯等的世家，更有69篇记录形形色色人物的列传，上至君王，下至游侠，司马迁毫无偏心，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跃然纸上。气势恢弘大气，纵横一生时运笔潇洒撰写轮廓，专注一事时细致柔腻，突出细节，刻画得让人犹如亲临现场，置身当时。读之趣味横生，加之其文笔妙笔生花，史中离骚，完全不会使人倦乏。然而，最最让我感慨万千，也是我们读史最应关注和学习的，还是蕴藏其中的，史者本身的历史观。所谓读史如明镜，以古鉴今该是如此。以下本文将剖析司马迁的历史观，从而得出我们今天为何读史的结论。鉴于《史记》本身太过恢弘，我决定截取其中《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来进行分析，防止过于概括虚空。关键词：历史观史记读史一、成败观——不以成败论英雄似乎自古以来，成王败寇的观念就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观念里。尤其作为史官，领的饭票为做事，为唱赞歌是很普遍的事情。然而，

司马迁笔下与汉朝高祖争锋的项羽却是顶天立地的形象。司马迁从未因他最终失了天下就丑化他，恰恰相反，司马迁甚至把他列入到本纪一卷中记载他的事迹。如我们所甚至，列传是记载帝王身份的事迹的。而项羽不仅争天下失败，而且在其极盛时也只是自号“西楚霸王”，并未称帝。然而位列本纪12篇之一不得不说是司马迁对于他人格力的欣赏和他抗秦促进统一功绩的认可。这就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成败观。同样的还有陈涉世家等，司马迁不拘一格敢于突破，对于那些失败者未加轻易鄙薄，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一一认可，把他们的历史身份拔高，表现了自己对他们的肯定，也显现出他灵活的思路，开放的胸怀，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站在高台上俯瞰的历史心胸。细看项羽本纪中怎样塑造了项羽的英雄形象。《项羽本纪》中最浓墨重彩的几件事迹我认为有义战斩宋义初立威信、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树立威望、垓下之围英雄末路。义斩宋义是他初立威信第一步，惟其如此，他才做到上将军的位置，在项梁死后收复他的部队，才能不再屈居项梁从属的位置，他这一番锋芒初露精彩万分，让人为之喝彩。斩上将军宋义的前提是宋义作为上将军却不执行援赵灭秦的任务，鼠目寸光地认为作壁上观等秦军与赵军两败俱伤时收渔翁之力，并以“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来否定项羽远见秦军吞并赵军会更强大不可收拾不如现在援赵合力灭秦建议与其高瞻远瞩决策的能力。如果任由宋义旁观下去，不仅他们楚军陷于危机，而又跟从一个昏主的软弱。但项羽岂是一个甘居人下的人。夫以次将军之身，义斩上将军，收复军

从汉儒评_骚_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江西社会科学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邓新华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关键词]汉儒；屈骚评论；经学接受；文学接受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100－05 邓新华(1953—)，男，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湖北宜昌443002）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项目批准号：05BZW006）的阶段性成果。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由于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为理想而献身的高尚情操，加上丰富大胆的想象和精彩绝艳的文辞，对历代进步文人精神境界的塑造和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然而关于屈原的人品与作品，却在汉代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对屈原及其作品发表过或褒或贬的意见。尽管通过这场争论，以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一方的观点和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屈原的伟大人格、屈原《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但由于论争双方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作为论争的思想武器，这就使得汉儒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始终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屈骚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一在汉代，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一生喜爱文学，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用力甚多，著有《离骚传》和模仿楚辞的许多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已经散佚，但在班固的《离骚序》中却保留着刘安评《骚》的一个片段：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污 JIANGXI

司马迁_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 其辞难知 ,却又其实易行 ( 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