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汉时期

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经过大约五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是在社会动乱、诸侯纷争、变法迭起中发展和前进的。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进步，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有一点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即认为“天下共哭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为封国而设郡县。这在历史认识和实践上都是一件大事。秦始皇巡视天下，群臣刻石记功：“普天之下，专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黄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秦的统一和在全国实行郡县，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秦始皇并没有把认识、总结历史经验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而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来统一思想，演出了“非秦记皆烧之”的悲剧。

刘邦作为楚汉战争中的胜利者，他在建立西汉王朝以后，起初也没有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刘邦的高明之处，是他适时地接受了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启发，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可以想见，刘邦君臣为巩固统治而如此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就其深刻的思想意识和历史影响来看，都是秦始皇君臣刻石记功所不能比拟的。这里可以略见其发展的必然之势。

秦汉的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政治统一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汉初思想家对秦朝速亡历史教训的总结及其与现实结合所作的思考，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促进了历史观点的进步。这两点，对于史学的发展都有直接的意义。

（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时期的白虎观会议，儒学谶纬化）

（谶是一种预决凶吉的宗教预言。纬原指天象，后谶纬家以星象来附会政治、人事，预卜凶吉，并解释注释儒家的经典。如把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比附君主的义、仁、智、礼、信五德，哪一个行星运转不正常，表明地上的君主哪一德失修，应采取行动弥补，以防止天意的惩罚。谶纬学说就是把儒学神秘化，是宣传“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宏旨，写出了辉煌的巨著《史记》。

一、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前145，一说前135-前90年），字字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他的史学活动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曾总结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而撰《论六家要指》，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主旨及其得失。司马谈有志于撰写汉兴以来“海内一统”的历史，因应当参与而又未能参与汉武帝封泰山的大典忧愤而死。临终之前，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执行父亲遗言，历尽艰辛，终于撰成《史记》（当时称《太史公书》）130篇，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时约3000年间的历史。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它的出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意义。

司马迁撰《史记》有明确的宗旨和崇高的目标，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关系、古今关系，这在司马迁以前已是人们涉及到的重大问题，而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使它们获得历史的形式而“成一家之言”，却是司马迁第一次提出来的。

《史记》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史书的表现形式，用以表述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这是《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由五种互相联系的体例结合而成：

本纪，12篇，纪五帝、夏、商、周、秦及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

文、景、今上大事，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撰述思想，也是全书表达历史进程的总纲，意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阐述历代兴亡大势。

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迄于太初，意在反映“并时异

世，年差不明”而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及侯王废置的年月：其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还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之阶段划分的思想。

书，8篇，包含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涉及到礼乐、

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诸多方面，意在观其“损益”“改易”之迹，“承弊通变”之故。

世家，30篇，意在记述王朝或皇朝的“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的史事，写出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及其变化。

列传，70篇，是为古往今来“扶义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

天下”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写出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面貌和心态。

“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无论在古代或者现代都是史学

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天命观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有不少的思想家提出对“天人之际”关系的看法。如《荀子》提出过“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提出这一重大课题，无疑是对先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史观的一个大胆挑战。他要通过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来为他写《史记》服务，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到“天人之际，承弊通变”的目的。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矛盾的两个方面。他心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有时隐隐约约操纵着人，有时又不能操纵人。人事的兴衰，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天的因素。从其思想体系来看，他接受的是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试图以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从其实践方面来看，在解释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他又对这种观点和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批判和否定这种观点而强调人的作用。在《史记》中有大量的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已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以具体的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去丰富和证实他的这一认识。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将人的作用仅局限于君主，而是认为各类人才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史记》中为各种各样的人物列传，正是承认这些人物的创造作用。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把古往今来历史

事实的变化联系起来，从而找出古今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这是对历史学作用的最好注脚。

为了能够通古今之变，他写的《史记》起自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今上（汉武帝），达三千余年的历史。对于历史上的古今之变，他的观点同于荀子，而不同于孔子，即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他指出：“战国之权变，也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他批评一些人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法后王的结果，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秦的速亡而贬低其历史地位。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史记》之所以上溯到五帝三代，就是要寻找汉王朝的渊源。他认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通业。”而秦汉部分写的非常翔实，亦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以供借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即对此加以肯定。

《史记》中的“十表”、“八书”特别关注古今之变。如《礼书》中首言三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至周衰而“礼崩乐坏”。“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汉有天下，叔孙通制礼仪，大抵皆袭秦之故。汉武帝即位后，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常典，垂直于后”，古今之礼，其变如此。

“成一家之言”：有的学者认为就是他将以前的史学著作的撰写方法加

以综合，创立了纪传体的历史著作写作方法。实质上，司马迁自己讲的“成一家之言”，其主要思想是不因袭前人的论断，敢于正视现实，评论现实，因而才在书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时社会思潮的观点。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武帝专制集权的全盛时期。他亲眼目睹了西汉王朝统治的方方面面，看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的前后变化，以及当时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在其书中，他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歌颂农民起义，将陈涉列入世家中，并且将陈涉起义的原因归之于“秦失其政”，也就是说是秦的暴政导致了农民起义。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与他同时及以后的史学家难以理解的。班固在著《汉书》时就把陈涉降为列传。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世家》中对于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颇不以为然，认为：“陈涉起自强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从班固和刘知几的不以为然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独到见解。

司马迁对汉武帝及西汉统治集团当时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批评。例如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王温舒的评价是“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这明显是对汉武帝的做法提出质疑。《酷吏列传》中所列的十个酷吏都是汉代的，而《循吏列传》中的四个循吏则全是春秋战国人，这显然

是司马迁在和统治者唱对台戏。

司马迁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商人和商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为其撰《货殖列传》，而这恰与当时统治者提出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方针相对立，故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司马迁的观点评价道：“以旧史家观之，可谓奇特。”

也正由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所以班固认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又指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而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可看出班固一方面对司马迁极力加以称赞，另一方面则提出批评，反映了两人价值观的不同。但实事求是的讲，司马迁的观点是正确的。

评价：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对我国历史上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

多年历史的总结，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

《史记》一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记载的时间长，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总计3000余年的历史。二是记载的内容和范围宏大。其中记叙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天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到大漠、南到越南。记载的人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凡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下至刺客、游侠、隐士、商贾等，可谓包罗万象。对于研究汉代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社会风俗、学术、民族、天文历法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史记》又是一部百科全书。三是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对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众多统治者的失误、暴行予以揭露，保留了历史真相。四是语言生动流畅，这也是前代甚至后代史籍少见的特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应该说是十分公允的。说明《史记》这部书既有其历史价值，又有其文学价值。

从史学的角度看，《史记》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史记》以前的史书，《尚书》只是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史书。其余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在体裁上均是按年月日的次序编写的。《国语》、《战国策》则是国别性的记载。在《史记》中，司马迁总结、继承了前人著述的各类体裁，创造性地发明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只有在这种史学体裁下，才能写出人类的全史。历史是少不了人物的活动，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为人物作传；同样历史是无法离开时间的，表则专门以时间系事件；对于历史上的学术、制度、名物的纷纷出现，书则能一一涵盖。《史记》中的本纪是掌握政权的皇帝的大事记，它取材于《春秋》；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的兴亡始末的，它取材于《国语》；列传是将相官僚以及各阶层著名人物的传记，取材于《左传》；表是帝王将相的大事年表；书是有关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论著。司马迁融合过去的“编年”、“记事”、“记言”、“分国”等体于一书，取各家之长，发凡起例，创立规模。从《史记》的这一庞大体制和所包罗的丰富内容来看，在当时的世界文明古国的史学著作中，还远没有这样一部完整地史学巨著。这是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不朽功绩。

《史记》不仅史料丰富，观点进步，从史才来说，有组织、有系统，加以生动的文笔，议论精彩，叙事状物，无不曲尽其妙。像《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刺客列传》等，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史记》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和司马迁的文章精美密切相关。《史记》的语言，通俗易懂，其中引

用古书，把词义深奥改为浅近而不失原意，这就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

《史记》是我们现在研究汉武帝以前历史的重要资料，之所以如此，在于《史记》的真实性。司马迁在著述历史时是非常慎重的，一则大量查阅资料，二则实际考察，三则对得到的资料认真筛选，去伪存真。现在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司马迁当时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如通过对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司马迁在《商本纪》中关于商王的世袭记载是正确的；通过在陕西眉县发现的窖藏青铜器，证明司马迁对西周王室沿袭的记载也是正确的；通过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证明司马迁对秦始皇来地宫的记载是可信的，等等，这都说明司马迁的《史记》在运用资料时是经过一番认真精选的。

古代中国书面资料的残缺和分歧的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写史并不是将古代史料全部照搬而已，而是要经过一番认真的爬梳、整理，去伪存真，因此司马迁整理史料工作的最大贡献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即对以前的史料加以整理，结合实际考察所得，以达到“整齐百家杂语”的目的。

司马迁的思想比较进步，他的思想、爱憎、褒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价值观和态度。《史记》思想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主要表现在评论人物时实事求是，取其一节，不求全责备，也不以成败论英雄。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当时的皇帝汉武帝，他也能坚持真理，秉笔直书。虽然《今上本纪》已不存在，但所写的《封禅书》、《平准书》，将汉武帝迷信思想和对外远征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全部描写出来，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中，司马迁对汉武帝宠幸的那些权归们的骄奢跋扈、贪婪无耻进行了严厉的鞭挞。与此同时，在其所写的《陈涉世家》中，他热情讴歌陈涉在反抗、除灭暴秦上的率先发难之功。“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也是基于同一观点，为项羽作本纪，推崇项羽在巨鹿一战中摧毁秦军主力的功绩。这些事实的记录，正是《史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集中表现。

司马迁不但记述帝王将相，而且兼写历史上的各种人物，无疑是一部社会全史。

《史记》为汉代最卑贱的阶层——商人作《货殖列传》，用以反映春秋战国以至汉初的工商业的面貌，并高度肯定他们的商业活动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司马迁关于社会经济的观点是值得赞许的，他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这是司马迁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反映。对于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要求统治者懂得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要与民争利，做到“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对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专卖政策的批判。司马迁认为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节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食；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他根据当时社会的情况，总结出致富时“本富为上，暴富次之，奸富最下”的规律。

《史记》还为游侠布衣之徒作《游侠列传》，对他们的高尚激昂的情操、义侠的血性、普通人的温情，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此外，社会各个角落、各个不同阶层中凡有一技之长，一节可取，于人生有益，为人民爱重的典型人物，在《史

记》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极大限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个风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学术界从未有过的，为古代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这些方面的卓越贡献，对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开创性的作用。

二、班固与《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陕西咸阳东北）人。出身世代官宦之家。其父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东汉儒学大师，晚年专心史籍，他针对《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情况，续写《史记》，称为《史记后传》。

班固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因此，班固博贯古今，据说九流百家无不穷究。开始撰写《汉书》时，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被捕入狱。后其弟班超上书为其辩白。汉明帝阅读了他的书籍，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兰台史令，一年后升为郎，典校秘书，并命他继续写《汉书》。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于白虎观，由班固编为《白虎通义》一书。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后窦宪伏诛，他受牵连被捕，死于洛阳狱中。班固共用了20余年时间写作《汉书》，尽管如此，当班固死时，《汉书》还未写完，尚缺八篇表和天文志。其妹班昭奉汉朝之命整理此书，补成了八篇表和天文志。

《汉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从此以后的正史，基本上为断代史。

班固之所以改通史为断代史，是出于尊汉观念。班固批评司马迁将西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贬低了西汉的历史地位。他说，唐虞三代能成为儒家理想的社会，是因为有典籍而扬名后世的，那么建立了更为恢弘帝业、取得更大成就的汉朝，更该有相应的著作为之鼓吹，而司马迁的《史记》未能完成这一任务，班固自觉地承担改通史为断代，重新编写西汉史，以弥补这一缺憾的使命。在客观上，西汉是封建社会经历了秦王朝后又一个从兴盛到衰亡的周期，为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兴衰过程清晰、起讫断限分明的例证，有利于为后代治国者提供借鉴。主客观的结合，成为断代史《汉书》产生的土壤，也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成法。

《汉书》主要特点：

一、进一步确立了本纪的正统地位。班固从正统论出发，规定只有正统帝王才能列入本纪中，依此例将项羽及做了15年皇帝的王莽归入列传，而将毫无业绩的惠帝立于本纪之中。

二、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史记》以世家反映先秦至汉初的政治体制，所记诸侯传国者，是分封制的产物。秦行郡县制，不设诸侯，汉设部分诸侯，经过削藩，政治经济地位也大大下降，因此将世家单列已无实际意义，故班固将其取消，把有关人物归入列传，以与当时整体一致。

同时，两汉之际，群雄割据，出现一批擅自称帝者，为将其与正统地位的刘秀政权相区别，班固参与《东观汉记》撰修时，创立“载记”形式以记之，这种形式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是把正统论运用于史书编撰的典型例证。

三、整齐列传的编次与命名。《史记》个传次序间杂，或以时间为先后，或以事类相近作一体，或借题发挥，班固评其“为例不纯”。他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次，先专传，后类传，再后少数族传，最后是具有篡位性质的王莽传。这一规划，

既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又体现了正统精神，也显示了华夷之别，后来这种体例历代相传，奉为定例。

班固还一改司马迁在称名上的讲究，统一以姓名相标示，虽失史书褒贬的精蕴，但整齐划一，使之规范化，便于书写编撰。

四、改书为志，扩大了历史的记载范围。既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与神秘的学问，更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通过合并变通及增加，班固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编成十志，其中刑法、地理、艺文、五行各志为其首创。虽无职官志，但《百官公卿表》实为表志之合体。这一改进，是对纪传体记载内容的极大丰富与完善，有人指出《汉书》的贡献主要在十志，是有道理的。

从上述可见，经班固改进的纪传体，无论从反映面的深度广度上，还是从正统思想的体现上，都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汉书》成为正统史学确立的正式标志。

另外，班固在编撰中，注重史料选择与审核，选择标准是“切于实用”，如写贾谊、晁错、董仲舒时，他们的鸿篇大论很有名，但只选其切于治国之要者著于篇。同时，对史料的真伪考辨十分认真，因此，班固虽偶尔也使用曲笔，但其对史料的审慎态度，是全书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信史。

《汉书》之评价：

班固的《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同样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汉书》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可谓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文赡事详。在史书体例上，《汉书》的“志”比《史记》的“书”有较大进步，《史记》创立八书，《汉书》则为十志，后者增加了刑法、地理、五行、艺文等，内容较以前丰富。

《食货志》为研究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全面叙述了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如记载汉初“约法省进，轻田租，十五而税一”，由于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才出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好局面。但到汉武帝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发展到王莽末年“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赋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终于导致农民起义，这为研究汉代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地理志》对当时的疆域政区、领土面积、山川方位、重要物产、土壤、郡县户口、风俗、祠庙古迹等方面均有记述，是我国古代极为详尽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艺文志》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目录，共记载有596家、13269卷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后代已有不少散佚，但从其存目，隐约可以看出中国汉以前学术的概况，所以它是一部翔实的图书目录史和学术史。另外像《五行志》、《刑法志》等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的几种“志”的体例被后代史家继承下来，对于丰富我国古代史料有重要意义。

二、颂扬统一大业。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以史书完整记述颂扬大一统政权的第一人。大一统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指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统治；二指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出现有时代进步性。班固通过对西汉历代帝王政绩的记载与颂扬，体现大汉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统治；通过对民族史的详细记载，表明多民族正在融为一体，展现了巩固、昌盛、和睦、共进的大一统规模和气象。

三、提倡爱国思想。如在列传中，对李陵失节和苏武的申节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按照爱国的原则进行褒贬，以李陵自愧之言说明失节可耻，用孔子“杀身成仁”之语褒扬苏武爱国的高尚。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与忠君有一致之处，爱国与民族气节亦有一致之处，班固所塑造的苏武，是一位兼有忠君、爱国和民族气节于一身的形象，这是班固用历史人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成功的一例。

四、揭露封建官吏的丑行。在《霍光传》中写了外戚专横暴虐及鱼肉百姓的恶行；在《王莽传》中揭露了王莽的虚伪、奸诈、残忍、愚蠢的面目；在《贡禹传》中通过贡禹上疏揭示了民间疾苦：“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在《鲍宣传》中记载了汉哀帝时百姓有“七亡”、“七死”等等。在揭露和批评同时，也反映了班固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激发着史家在著述中尽其为民请命的责任，形成了我国史学中的又一优良传统。

五、注重民生的经济观点。班固对经济的阐述，主要是通过《食货志》、《货殖志》展开的。在《食货志》中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重视农业生产，尤重土地问题。记述先秦至汉的农政，提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并引录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有关论述加以强调，在经济思想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班固列《沟洫志》，强调治河问题的重要性，记载了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大的治河历史文献。列《地理志》说明各地的物产和风俗特点，特别详记了西汉末年的土地面积，区分开垦与不开垦的情况，并注意了户口与习俗。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六、注重对少数民族的记载。合并了《史记》有关列传而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为《西南夷》增加了大量的史料，又创立了《西域传》，记述了今新疆境内各民族的情况，也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条支等中亚、西南亚等国的历史，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班固还是一位很有史识的史学家，在论述人物和事件时均给予评价，关于这一点主要反映在文后的论赞中，也有寓于叙事之中。班固对历史进行解释时，通商用的一个字就是“势”，以所处的地位而解释，称作“处势”；以所居的环境而解释，则曰“居势”；以整个历史的发展而解释，称为“势”或“国势”。当然这种“势”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历史的长期实践形成的。他还经常强调“天时”，但并非天命，而是由历史造成的形势。

同时，《汉书》在历史文学方面亦独具特色，是继《史记》之后，成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又一典范。

三、秦汉史学的其他成就：

1、刘向、刘歆父子的成就：

刘向、刘歆是西汉后期文化领域的两颗巨星，对于文化和史籍的整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整理了西汉以前的各种书籍文献，探索出一套整理古籍文献的方法，编写出具有很高价值的《别录》和《七略》。

刘向（前77-前6年），生于沛县，是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汉宣帝时，招选名儒俊才置其左右，刘向以其卓越的才华，献赋数十篇。汉成帝时拜为光禄大夫，并领校中五经秘书。从此以后，刘向倾全部精力于学术研究，在史学领域成绩卓越。

自秦焚书之后，先秦以来的历史文献遭遇大破坏。汉兴以后，广开献书之路。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因而各类书籍皆充秘府。此后经昭、宣、元、成各帝，汉廷继续搜求书籍，于是“百年之间，书籍如丘山”，但是这些书籍有的写在竹简上，有的写在绢帛上，长期使用，难免会编朽简脱，出现字讹文漏，篇章前后倒置，甚至真伪难辨。为了抢救这些文化遗产，刘向开始了整理和校雠的工作。

刘向校书工作首先是广搜异本。之后以异本互相补充，核定文句，这就是所谓“校雠”。经过刘向认真的校雠，许多古籍错、脱文句得到补正。

刘向在校书的过程中，同时编写叙录及编制图书目录。编写叙录的内容包括此书的篇目、全书大意及校定过程。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具有创造性功绩的，为以后的图书评介树立了样板。可惜这些叙录大多亡佚，目前只剩下《战国策》、《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山海经》等八篇。

刘向在中国学术史上更大的贡献，是编制图书目录。他在整理与校雠书籍的同时，依据书籍的内容和流派，进行分类，编制成有系统的目录，全部工作在他生前已大部分完成。死后由其子刘歆用了两三年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目录——《七略》。

刘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著称。成帝河平中，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秘书。刘向死后，刘歆续父前业，总群书而辑为《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略，将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大类之下，又分小类为种。六略著录图书共有38种，603家，13219卷，六略各目如下：《六艺略》为儒家经书，《诸子略》为社会各个学派的作品，《诗赋略》为文学作品，《兵书略》为军事方面的书籍，《术数略》为天文、历法、五行、占卜、地理之类的书籍，《方技略》为医药、神仙等书。

这是一部严密而有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著录了当时所有的重要典籍，反映了西汉末期以前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概况。它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具有首创的意义，为以后书目体例、分类编制方法奠定了基础。《七略》的分类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图书分类法，即“万向图书分类法”早1500余年。它不但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项辉煌成就，在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上，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史记》为西汉的史学揭开了灿烂的一页，《七略》则为西汉的史学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惜的是，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都在唐末五代时亡佚。所幸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删节《七略》而成，因而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其大体面貌。

刘向对史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编写《列女传》，又名《古列女传》。该书以妇女为撰写对象，分七门，共记先秦至汉代105名妇女的事迹。上至后妃下至民间女子，既有正面典型，即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或有嘉言懿行的贤女，也有反面典型。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为列女列传的书，从而反映出刘向对妇女作用的重视。该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后汉书》中列有《列女传》，为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了独到的史料。

2、刘珍、蔡邕等与《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刘珍、蔡邕等奉汉朝廷之命而编写的，为官修史书。全书24卷。所谓东观，是东汉都城洛阳的宫殿名，即当时的修史处。

参与编写的除刘珍和蔡邕以为，还有班固、边韶等十余人。明帝时班固等撰世祖本纪、列传28篇；安帝时刘珍、之后由边韶等不断诏修当代的历史。这是

从东汉明帝开始中国史学史上出现昭写当代史的创举，即官修国史。此书在晋代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其后因《后汉书》盛行，唐中期以后流传渐少而散佚。其实，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汇集七家《后汉记》、《后汉书》而成。

由于《东观汉记》为官修史书，因而其溢美之辞，歌颂之笔，处处可见，这也是官修史书的弊病所在。但是政府能支持重视修史，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集体编写，实为史学史上的大事，后代历朝官修史书的制度实起于此。

3、荀悦与《汉纪》：

荀悦（148-209），字仲预，是颍川的名门望族。汉献帝时，官至秘书监侍中，当他50岁的时候，受命按照编年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三年后书成，为30卷，其内容仅为《汉书》的三分之一。

《汉纪》以《汉书》的纪为纲，大量吸收了传的材料，还吸收了一些表的记载。《汉纪》发展了《春秋》、《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编年体。过去，《春秋》记事而不记言，只能表示事件的发生而不能表示其发展的过程。《左传》克服了这样的缺点，但体例庞杂，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因而也没有能严格地按编年体的要求编撰。《汉纪》对于主要的史事是一律按照年月日顺序来编排的。对于无年月日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作为补充的记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加以处理，可称之为类叙法。此法的创立，大大扩充了编年史的叙事范围，较之《春秋》和《左传》，已前进了一步。这一记事方法是《汉纪》在体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创造，使它避免了《左传》那样在体例上的庞杂，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汉书》与《汉纪》被称为“班、荀二体”，是纪传、编年二体的代表。

《汉纪》的出现，扩大了《汉书》的影响。也使它们成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两类“正史”的创始者。在后来史学的发展中，不同时期不同史学流派对于《史记》和《汉书》、《汉纪》的不同态度，常常成为其史学倾向的标志。

4、《吴越春秋》、《越绝书》、《楚汉春秋》：

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必要资料。

四、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在史学方面也是如此。我国之所以出现史学著作汗牛充栋的现象，与秦汉史学所建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秦汉史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五个部分既有分别，又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五种体例中，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在《史记》的影响下，纪传体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最重要编写体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写的。

2、厚今薄古的史学观念：

秦汉时人写史大多厚今薄古，与现实紧密联系。在著史中，略古详今。《史记》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当代史，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以及官修的《东观汉记》都是以当代史为主，而且由当代人写当代史，以及一些著述写当代的官制和礼仪。充分说明秦汉史学家著述为现实服务的观念。

3、秦汉史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秦汉时期史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显。因而编写历史书成为当时一种风尚，出现了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等巨著，而且这两部著作均为私人编写。与此同时，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书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组织人力集体编写，如《东观汉记》等就是统治者组织学者进行编写的。官修史书由此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官修史书的方法也被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仿效。另外，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史书的类别比以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杂史、起居注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