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得诺贝尔奖

鉴于100多年来泱泱中华大国始终无缘于诺贝尔奖，本文从存在不少问题的教育体制、科技管理体制、经济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诸方面进行研究阐述，提出创新观念、创新体制、重构华夏子孙的精神家园才是可取之道。

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100多年。一些小国如巴基斯坦、芬兰，一些穷国如印度等都有人甚至不止一人获得该奖。遗憾的是，我国本土至今无人能够摘取这顶桂冠，以致于一些人为此长吁短叹，还有的人冒着被人讥讽“够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风险酸溜溜地说：中国人不应该有诺贝尔情结。甚至连有些外国学者也站出来劝慰可怜兮兮的中国人：中国人无须对诺贝尔奖孜孜以求。

毋庸置疑，诺贝尔奖的评定或许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非科学因素的干扰。但是，无论如何，诺贝尔奖代表了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3亿人口、5000年绵延不断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怎么就不应该有诺贝尔情结？怎么能够放弃对诺贝尔奖的追求？

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学者和作家为什么获不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华裔科学家在诺贝尔奖的殿堂里一样熠熠生辉，就连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高行健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不过十多年的工夫，就捧上了一枚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章。一样的人，一样的文化熏陶，为什么一走出国门就能够取得大成就，在国内却黯淡无光？

看来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自己了。

一、扼杀个性的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一直围绕高考的指挥棒变本加厉地摧残着青少年的创造性，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个背课文的工具，训练成一个个做习题的机器，统一的高考制度扼杀了许许多多具有特殊天赋的“偏才”、“怪才”。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天才都是“偏科”，以致于有的人分析说，如果丁肇中参加现在中国的高考，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更不用说荣获诺贝尔奖了。但是，高考又是目前国内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一旦打开高考之外的“特殊通道”，各种假冒伪劣的关系户就会蜂拥而至，真正的人才还是不能脱颖而出，这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再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经历了残酷的高考之后，高校的学生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存在厌学情绪和逃学行为，甚至一些国内一流的知名高校也普遍存在课堂应付、考试作弊的现象。大学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都投放在可能一生都不一定用得着的外语学习上，考证的多，做学问的少。1998年扩招后，大学质量缩水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些理论家甚至建议高校采用ISO国际质量认证标准，用“泰罗制”的形式来“生产”大学生，把活生生的人的培养与冷冰冰的机器的生产等同起来，对此表示赞同、呼应的人还不在少数，孔夫子早在2500年前所倡导的“因材施教”，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上赞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把同样高考成绩为600分的学生编为一个班，由同样的教师讲授，使用同样的教材，在一样的实验室搞实验，毕业时的质量能够完全相同吗？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被许多人乐此不疲

的、所谓的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量化考核，把知识分子的工作业绩用数字进行量化，然后与个人的收入挂起钩来，表面上看起来公平、公正，客观上也确实能够惩戒一些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但可怕的是，在这种体制下，知识分子必须在既定的考核期内完成规定的各种科研和教学等工作任务，否则收入就得不到保障。于是，论文造假、剽窃移植、伪造实验数据等科研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科研成果严重缩水，优质的、高水平的、原创型的科研成果少得可怜，世界尖端性的科研成果更是寥寥无几，我们不知道同胞们究竟想凭借什么实力问鼎诺贝尔奖？回望历史，王之涣可能由于字数不够评不上职称，曹雪芹可能由于一年内没有科研成果遭到解聘。我们不知道那些鼓吹量化考核管理办法的人怎样“科学”地去评价老祖宗的“科研成果”。

二、功利化的科技管理体制

与中国的教育体制相似，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也很有特点，科研项目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一般程序是：个人申请科研课题，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立项”后核拨科研经费，科研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结项”。也就是说，在科研项目获得批准的时候，已经给你规定了时间，1年或者2年，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结项，就要承担责任。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一项研究究竟能否取得预期成果，是不一定的，因为研究本身就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一项科研活动所需要的时间也不能事先既定，可能需要1年，也可能需要2年，或者3年、5年、10年，甚至你付出毕生的精力都不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是，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要求项目承担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科研项目，急功近利，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使我国科学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都遭到怀疑，也使我国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少，低水平的、凑数的所谓“科研成果”和学术垃圾多，真正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尖端性的科研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在中国，科学研究已经沾染上浓厚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只要是选题都要求直接为现实社会服务，只要是研究总要问：“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能产生多大经济效益？”“有什么社会效益？”等等，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若晚走若干年，可能会由于选题不贴近现实申请不到科研课题。科研课题的鉴定更是漏洞百出，由于项目承担者与项目鉴定者都是圈中人，都是关联方，所以科研成果的鉴定标准基本上已成为摆设，自然科学动辄世界先进、国际领先、填补空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鉴定成果不是国内领先，就是国内先进。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忍无可忍，以邹承鲁院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曾经大声疾呼：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应该取消科技部！

三、缺乏数学逻辑的经济学研究

前些天，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讲了一句让大陆经济学家最没面子的话——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智囊团的智囊们频繁出入中南海，站在决策的制高点指点江山，筹划中国改革发展的蓝图，经济学一度成为中国大陆的显学。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摸准中国经济学家的死穴之后，射出一支准头极精的冷箭，把声名显赫的顾雏军一箭射入了牢房，大陆经济学界被搅得一片混乱，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这边仓促应战还未站住脚，丁学良的一记铁砂掌，又冷不防抽了牛皮哄哄的大陆经济学家一记耳光。从此，大陆的经济学开始走下显学的神坛，经济学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声讨之声、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反观中国经济学精英，从“四大名旦”（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许涤新），到“京城四老”（董辅REN、厉以宁、刘国光、吴敬琏）、“京城四少”（樊刚、刘伟、魏杰、钟朋荣），无论他们在国内的光环多么耀眼，但一出国门就冷清得多了。西方经

济学界在经济学研究中非常强调建立数学模型，凡是没有建立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要想获得诺贝尔奖根本就不可能。科学是研究规律的，研究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叫自然科学；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叫社会科学；研究人类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叫思维科学。规律是科学研究的客体。所谓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这种必然联系应该能够通过建立函数关系进行反映。也就是说，规律必须能够通过函数关系得到反映，不能用函数关系反映的事物就没有规律。由于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太多，建立无穷元函数无法求解，经济学家一般采用抽象的方法，即抽取某些关键性因素，舍弃非关键性因素，建立对原函数进行抽象归纳的数学模型来逼近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在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中，不是靠感觉，也不是靠经验，而是靠建立数学模型来验证经济活动运行的结果，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研究与我国经济学研究最根本的差异。要想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必须利用数学逻辑研究经济运行规律，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8年设立以来，还没有人能够例外。

四、缺少精神寄托的文学创作

王蒙先生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作家不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时说，中国作家之所以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这话乍听起来确实不中听，其逻辑好像中国的作家全部自杀了就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慢慢地品味，其中却有一番深刻的道理。大凡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是精神内涵非常丰富的上乘的艺术品，创作伟大作品的作家必须具备两种元素：一是精湛的艺术水准；二是炽热的激情。从艺术的角度看，结构的构建、语言的锤炼、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描写必须是极具艺术水准的；从思想的角度讲，作者在作品中所倾注的情感、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宏伟奇巧的构思、优美的语言、细腻的人物刻画、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展示，更为重要的是曹雪芹把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化为一体，使读者难以分辨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主人公的命运似乎就是作者的命运，作者的命运也就是主人公的命运。反观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作者与作品是分裂的，作者是作者，作品是作品，作者没有把自己化在作品里，作品里丝毫找不到作家的影子，恐怕这是中国文学创作不能扬眉吐气的主要原因。如果还需要举证的话，我们还可以谈谈路遥和他的作品。作家路遥用他年轻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两部刻骨铭心的著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一中一长的两部作品都是路遥用自己的心血写出来的，路遥把自己与作品紧紧地融为一体，他把自己化在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这些平凡人物的身上。我们在读高加林的时候似乎就是读路遥，我们在品味孙氏兄弟的时候，似乎就是在与路遥一路同行。在路遥的作品中，我们还似乎能够经常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许就是路遥的作品长期为许许多多青年人喜爱的主要原因。笔者不知道，中国当代作家中谁的作品还能够像路遥的作品那样震撼人心。当然，路遥作品的艺术层次离诺贝尔文学奖尚有一定距离，但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已使我们感到足够的欣慰。如果这位天才作家的生命能够再延续几十年的话，也许诺贝尔的桂冠能够戴在他的头上，但这毕竟是永远不可能的假设。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不改变观念，不革新体制，不重新构建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国人要想获诺贝尔奖只能是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