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毛中特期末考试简答题总结讲解-共12页

一.中国模式

1.定义

发展的角度来定义“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繁荣和富强,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2)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来定义“中国模式”---是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三位一体的综合;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综合发展模式。(3)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特征来定义“中国模式”---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即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

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内容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和经济功能。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资本塑造和谐社会。在社会领域体现了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完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发展目标。在外交领域,体现了中国“和谐世界”的价值观,追求世界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谐相处。在生态领域,“中国模式”倡导的是降低发展成本,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在现实中表现在了许多具体方面: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有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价格双轨制、财政包干制、利率和汇率双轨制、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等。从区域特色的角度看,有深圳模式、浦东模式、顺德模式、苏南模式、昆山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华西村模式、南街村模式、鄂尔多斯模式等。从发展道路的角度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等。从历史发展的阶段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的模式以及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模式等。

总之,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2.基本特征

中国模式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转型而形成的,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经济方面:所有制结构,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不再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绝对地对立起来;分配原则,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政治方面:国体,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直接标志政权具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职能;政体,是实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战略,坚持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人权,发展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文化方面:意识形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多元兼容并存;思想教育,要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又要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使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学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权力干预学术,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学派;文化战略,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所创造的主流文化为主体,纵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横向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文

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3.定位

一是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即为适应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从传统社会主义转轨而来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具有典型性。二是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成功模式。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8%,居世界第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9年的24.95万亿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和扩大,中国已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模式。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在世界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模式。当今世界有200个国家左右,如果分类,按社会性质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按发展程度可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模式来说,比较成功的是少数,如二战后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美国模式等。在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中,有的单一不够全面,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较短,有的经不起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大超越和突破,创造了世界奇迹。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何汉理所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一个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但是,也不能把它看得尽善尽美,中国模式还未定型,有待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完善。

4.当代价值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具有很高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本国增强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探索,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独立探索精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探索和开辟新道路,经济快速发展。靠这两条,中国安然渡过了上个世纪末苏东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危机。此后2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主席罗奇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运转良好,证明其发展模式是有效的。”

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15

个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5个。中国当时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中,顶住压力和逆流,力挽狂澜。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语言向世人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在这场社会主义危机中起了顶梁柱的作用,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同时也就稳住了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脚。此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停滞和倒退,反而大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和希望所在。俄罗斯学者阿·雅可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在目前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三.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挑战。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宣告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但事实并非如此,苏东剧变只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死亡和终结。曾几何时,正在西方一些人士紧锣密鼓宣扬“华盛顿共识”、美国模式的时候,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虽然受到很大影响,但由于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经济年增长率仍在8%以上,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模式已衰落,中国模式正在兴起。

四.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借鉴。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在二战后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成为独立国家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摆在面前

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近一个时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南北差距更加扩大,致使这些国家急需寻找一种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示,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启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到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俄罗斯科学院著名学者亚历山大·萨利茨基说:“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继续博采众长。该模式在于他国的合作中逐步完善,它顺应时代所需、效率极高。”美国哲学家齐姆斯基2019年8月13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充分肯定中国模式,他说:“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成绩显著,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成功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社会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模式实现了纵向突破和横向超越。邓小平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不仅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一是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一条路,一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

5.成功的原因

(1)向他国学习,而不照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习,是最好学的国家。但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 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从中国模式的基础中可找到苏联的“骨架”,中国的社会主义吸收了经济现代化领域的诸多宝贵经验,例如日本的经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当然,还有苏联的成就。

(2)尊重历史,开拓创新。印度学者认为,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1949 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之后的发展至此同时关重要。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民敬重自己的历史。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有一系列并行不悖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使中国整个 60 年来的发展是一个相当一体的工程。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 中最重要的内容。

(3)高瞻远瞩,精心计划。有学者认为,高瞻远瞩是中国在管理方面的一项优秀传统。这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国家的混乱与无秩序。墨西哥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方针具有卓越的前瞻性,目光长远; 在政策的实施上,也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发展的科学、合理性上。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

(4)政治体制的高效率。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中国的政体相对于所谓的民主政体,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印度学者认为,民主政体下很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竞选连任,而中国政治领导人投入精力关注发展。需要提醒的是,以上这些合理成分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即“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面旗帜” 还有很大距离。它们主要停留在对局部现象的零碎描述,而没有上升到理论

的高度。其原因就在于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以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来认识我国的成就和进步

6.挑战

中国不谋求对外输出模式”,但作为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在战胜贫困、实现发展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面对一批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向东看”政策与“学习中国模式”的国际背景,更应该关注“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1)“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中国模式”处在发展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需要随世情、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充实提高,切不可教条化,更不应落入所谓“共识”的桎梏裹足不前“中国模式”的未来,首先要“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重点解决消除经济增长中不可持续因素、确立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化解社会发展中的不良指数、克服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效应、承担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等问题。还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国际安全问题等。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曾指出,“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2)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了解、认可与接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主要是拓宽了现代化途径,丰富了发展道路认识,促进了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府对于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民主化运动以及私有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尽管已经认识到其失败的现实,但多予以无奈接纳。坚持一党执政的中国模式要扩大其影响,就需要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有进一步了解认识和深度理解。“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前提。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脱贫致富经验“中国模式”需要得到发展中国家的了解、认可

(3)发达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批评、指责与遏制。“中国模式”的强力崛起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又刺痛了西方国家的神经。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轮”、“中国责任论”等论调甚嚣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批评、指责与遏制,还会通过舆论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当政者的决策和广大民众的心态。长此以往,势必有损中国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中国强调的“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理念毕竟与1500年以来已经称霸过世界的9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大不相同,这也是西方发国家责难甚至“围堵”中国的深层次原因,无疑需要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

二.中等收入陷阱

1.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19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2.原因

①.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 一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传统产品成本增加和需求发生变化,却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培育出国内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外贸逆差和经济大幅度减速,典型的如马来西亚等国家,主要依靠初级工业品和传统资源性产品出口,难以继续增加外贸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的国家长期通过牺牲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阶段便陷入环境危机,需要支付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如印度尼西亚长期大量出口木材,使本国的热带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危机日趋严重,而新的替代性出口产品却难以形成规模。

②.未能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突破技术创新瓶颈: 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逐步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核心原因在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未能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如泰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曾经突飞猛进,成为跨国公司的家电等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未能继续在技术创新方面实现本土化,缺乏本国主导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逐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去优

势和发展后劲,目前在吸引外资方面已经落后于临近的越南等新兴国家,加上政治动荡等原因,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③.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失控和缺乏有效制度框架: 有的国家的产业、技术等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的财政预算失控,依靠赤字维系运转,致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措施失当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政府缺乏对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与扶持政策。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缺乏中长期的规划蓝图引导,政府公共投入与布局缺乏目标,公共投资效率低下。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稳定,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和资金、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④.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 一些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和家庭无序流入城市,但又缺乏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影响了城市经济活力的形成和产业提升,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41.%急遽上升到1990年的70.3%,超过欧洲的城市化率(69.8%),2019年更是达到了79.6%,仅次于北美的80.7%。过度的人口城市化带来一系列“城市病”现象:城市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势力猖獗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等。

⑤.对新增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对公民自由发展的公平性处理不当: 一些国家对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两

极分化趋势未能及时加以遏制,并构建收入分配的公平制度,形成“强者通吃”的局面,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不断加深,如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城市化率由50%向70%推进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也大幅度扩大到不合理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由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有效的社会消费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遏制作用。收入分配不公还从微观经济层面增加了劳动者的不合理流动与离职现象,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职工队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些负面效应都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犹如“方形轮子”的马车,走走停停,颠簸行进。

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一些所谓精英集团和政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导致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由于政治结构不尊重低收入阶层的诉求和漠视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导致社会冲突频发,影响经济增长,一些拉美国家由此形成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采取对国际资本一律排斥的态度,重新掀起对石油等行业的国有化浪潮,从而引起经济系统的紊乱和社会动荡,最终使本国经济停滞和不正常波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还由于城乡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军方发动政变,政权频繁更迭。

⑦.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从而失去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低抚养比和以较高积累率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是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出现过人口低抚养比等有利于积累的条件,但是却未能够抓住人口红利的“窗口”机会,即未能解决好丰富的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导致社会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状况,人力资源素质培养也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从而使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常规状况。一旦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又将面临新的人口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从而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特征

从世界范围看,一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会呈现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从中可以看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经济增长进入速度下行期。在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劳动力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可再生资源快速消耗,特别是粗放型增长逐步低效化、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等,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行。但增速下行不等于可以放任“失速”。下行而不失速、不失控,才能实现成功转型。二是经济增长进入动力转换期。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旧动力日趋消退,新动力尚未形成。新旧发展动力的转换是实现转型发展的核心所在。为此,必须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同时要注重旧动力的提质增效。三是经济结构进入磨合期。工业化“起飞”、城镇化快速

发展后,以扩大规模为主的增长方式和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会逐渐滞后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城乡经济结构、新旧产业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之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供给侧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加快调整变革。此外,中等收入阶段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特征,包括:经济发展成本进入上升期、企业结构进入重组期、金融资本形态进入创新期、自然生态环境进入修复期、城乡区域空间结构进入重构期、社会收入差距进入分化期、社会阶层结构进入重组期、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国际市场竞争进入磨合期等。

4.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

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社会转型期通常是各种社会资源分流、各种社会力量分散、各种社会思潮分歧、各种社会组织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无私无畏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崇高品格、强大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勇于改革创新的坚强意志和丰富的执政经验。所有这些,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思想、组织保证。

②独特的社会制度优势。社会制度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其核心要义是平衡协调效率与公平、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成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改革了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新的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通过广泛深刻的改革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优势,能够较好地协调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经济社会高效运行和有序发展。这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的社会制度基础。

③厚实的发展基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和文化影响力也有了新的历史性提升。这些发展成就为继续推进转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差距大、互补性强,区域发展空间广阔,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发展韧性和回旋余地大。这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劲的发展动力。

④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深邃厚实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凝聚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中华儿女齐心协力追求美好梦想的强劲动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更趋广泛深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广阔、海纳百川,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坚持走自己的路,又勇于改革开放,善于学习借鉴别国发展经验。这为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5.我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①.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②.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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