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庭坚的诗论主张 作业

论黄庭坚的诗论主张

摘要：宋代文学在苏轼主持文坛下发展达到了高潮，其中宋诗的成就更是达到了顶峰，但由于苏轼直率的性格和作风使得众多青年文人远而却步，此时讲究作诗法度、平淡温润的黄庭坚便成了青年诗人学习的典范。他提倡对前人知识积累并模仿，特别是以杜甫为祖体现着宋代的时代精神。到了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江西诗歌派，其提出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两大命题为青年诗人学诗提供了一条捷径，但后人不善学习而使得这两命题逐渐僵化。不过总体来看，黄庭坚的诗论主张对之后南宋诗坛仍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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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百体、昆体、晚唐体”（方回《桐江续集》卷32《送罗寿可诗序》）北宋初期的诗歌基本沿袭了晚唐五代浮靡的文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流行一时，几乎同时，一批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努力把诗文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到苏轼，此时宋文、宋诗和宋文都在苏轼手中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宋诗，毫无疑问，苏轼是当时成就最大的诗人，但是因为苏轼写诗的方式多变而凭才情随意挥洒，难以追仿，特别在因为文字狱和新旧党争中对苏轼的直率而敢怒敢骂的性格和作风更加敬而远之，而此时与苏轼并称“苏黄”的黄庭坚因为其作诗讲究法度，题材又偏重书斋生活成为了青年诗人成了学习的典范。

宋代诗论的主流在于探索是个的内在审美特征，但在北宋后期政治黑暗，使人们难以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因此，诗人追求技巧，讲究句律便成为当时的风尚。黄庭坚诗论中关于诗法技巧、句律的论述，初学者有迹可循，比较容易掌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而产生重要影响。

一、黄庭坚的诗论的发展

在初期，黄庭坚的诗还是较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如《流民叹》、《和谢公定征南谣》等，尖锐地抨击时弊。但在遭受新旧党之争，特别由于写《神宗实录》而引起文字狱屡遭贬产生政治上的挫折后产生额保身远祸的人生态度，之后作诗开始减少，并且内容转向抒写人生感慨为主。由于思想上受儒释的影响，书法上的极大成就，都使他的诗充满了文人气和书卷气，体现着高雅的文化底蕴和

高洁的志趣。更令人瞩目的是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求新求变，“随人作计终随人后，自成一家使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黄庭坚在诗在惯用修辞手段，善于出奇制胜，在声律上具有奇峭劲挺的特点，并且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致圆熟的声调，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题落星寺》），但是如果以唐诗为参照，可以发现黄诗过于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在中晚年后，诗歌有逃避现实的倾向，诗风逐步克服了上述缺点，重在抒发个人情怀，因而把生命视角转向了对于诗歌审美特征及其创作规律的探索，重在练字、造句、格律、布置等内部规律的研究。他的诗论，包含了消极和积极的矛盾方面。

二、诗歌的宗旨、功用

早期黄庭坚喜在理论上制定青年诗人，赞成“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胡宗元诗集序》，《豫章黄先生文集》）即主张诗歌要有所寄托，要批判现实，重视诗歌思想内容和社会功用，如说杜甫“《北征》不可无”，杜诗“书一代之事”，可“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范温《潜溪诗眼》称引），还认为，“文章功用不经世，何义丝窠缀露珠”（《戏呈孔毅父》）。他也认同“文以载道”的观点，但他更加强调诗歌应该抒写性情，以道德修养为根本：“孝友忠信是此物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与洪甥驹父》，《山谷老人刀笔》卷一）。

而后遭到文字狱迫害，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说道：“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遭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歌，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他虽然认为诗歌是表现“人之惰性”的，但是政治失败的教训使他收缩情性的范围，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慷慨缩小为个人情怀的闲适，他认为“怒邻骂坐”、“讪谤侵凌”的诗歌，只能招来“承戈”之祸，是“失诗之旨”，因而不主张诗歌表现政治色彩和浓厚的斗争性强的内容。他要求诗人“抱道而居”，对现实“不察”“不闻”，即便是“与时乖逢”，“情之所不能堪”，也只能“发呻吟调笑之声”，而不可以诗表现怨愤和抗争。这充分反映了北宋后期文人士大夫趋于内敛和畏祸心理，具有明显的消极倾向。不过，以讪谤怒骂和直截了当的政治说教为诗，必然缺乏含蓄深长的韵味。

三、诗歌创作的本源（题材）

就题材范围而言，黄庭坚诗并没有显著的特点，流传下来的诗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思亲怀友、感

事抒怀、描摹山水和题咏书画的，与王安石和苏轼基本相同，他强调多读前人作品，尤其是用典，他在《论作诗文》中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在《与王立之帖》中亦云：“若欲作楚词，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词，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后，然后下笔。”黄庭坚把熟读古人作品，大量积累知识学问看你做诗歌创作的关键，“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之诗未耳熟”（《与徐师川书第一书》），学习古人遗产和技巧确实重要，但是若只把书本学问看做创作源泉，从而忽视现实生活对创作的巨大意义，则是片面之论。

在北宋中叶，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共识，黄庭坚也极其推崇杜甫，在于其学识渊博，“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答洪驹父书》），倡导学杜的重点在于借鉴其艺术经验；但是杜甫的诗歌之所以伟大，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无一字无来处”，而是其干预直面社会现实，善于从生活中寻去材料，从中获取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黄庭坚未能看见杜诗最为重要的一面，而只是从书本学问和诗法技巧的角度去看杜诗。因此，后来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对黄庭坚作了十分中肯的批判：“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未可谓之的髓矣”。“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王直方诗话》）“大率作诗，因时记事,不专为小物役思乃佳耳”（《与人》），黄庭坚偶尔能意识到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而且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概括，他的诗论多是告诫学诗者多多读书，而忽视生活寻去诗材的歧途，陆游、杨万里等人的创作开始师从江西派，后来同江西派分手自觉从生活中寻找诗材，说明黄庭坚强调的以学问为诗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四、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这是黄的诗论中一对重要的命题。他主张学诗要循序渐进：第一步要多读前人的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积累佳句善字，熟练掌握练字、造句、谋篇等写作技巧，以备创作时候使用，并称此为“作诗之器”；第二部再力求新变，打破技巧束缚而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并争取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题意可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他在《答曹荀龙》之四中说：“作赋要读左氏，前汉精密，其佳句善字皆当空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笔下时源源而来矣。”黄把这种取用前人语言、翻新前人诗意进行创作的方法看做“百战百胜”的“孙吴兵法”，由此提出了“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诗论观点。

“点铁成金”出于《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这里，他表现了一定的求变创新精神，不能说只是剽窃。所谓“点铁成金”，就是要求取古人“陈言”要经过诗人的重新陶冶为我所用。“夺胎换骨”出于惠洪的

《冷斋夜话》：“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所谓“夺胎换骨”，就是用新的文字词汇重写前人诗意，以前人诗歌内容作为创作材料。黄庭坚给那些初学者提出来如何学习与借鉴古代丰富语言的一条捷径，并自己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化“夺胎换骨”为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后来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从整体看，黄庭坚的诗论主要在于艺术内部审美规律的探索，特别是形式激发的研究和形式批评艺术论的提出，成为后来宋诗创作发展的重要依据，因而执掌南宋诗坛牛耳，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