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佛经翻译及其历史意义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明的邻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编辑]绪论佛经翻译事业始于东汉，至前秦苻坚始有组织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组织翻译事业，唐朝时，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1]，另有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贵霜佛教僧人支谦，曾在222年至253年之间将36部佛经翻译成中文。道安译经时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佛经的翻译可分为三个时期： [编辑]东汉至西晋东汉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西汉的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国口传佛经。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 [编辑]东晋至南北朝此一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主。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罗什于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坐禅三昧经》3巻、《阿弥陀经》1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4巻、《法华经》7巻、《维摩经》3巻、《大智度论》100巻、《中论》4巻等。去看看佛经网站，https://www.360docs.net/doc/9619143575.html,上面什么都有 [编辑]隋至唐中叶此一时期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宋元以降再无大规模佛经翻译事业，虽偶有译者，不过补苴而已。

从佛经翻译谈终南山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从佛经翻译谈终南山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史飞翔一、佛经翻译简史翻译事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一些书上记载的外来语情况来判断，有人认为我国远在周秦时期就有翻译活动。但由于现存史料失之过简，我们无从窥测当时的翻译活动。真正的翻译是从佛教传入我国以及随之开展的译经活动开始的。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者伊存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使伊存得以记录的《浮图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起点。中国的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第二阶段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在为期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运动中，终南山地带的佛经翻译活动特别值得关注。二、终南山地带的佛经翻译活动 1、草堂寺——第一座国立翻译佛经译场草堂寺最早创建于公元401年，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佛经大家鸠摩罗什驻锡的地方，三论宗祖庭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巨大的国立翻译佛经译场。东晋十六国时这里不仅是第一个国立译经场，而且也是第一个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机构的所在地。后秦弘始三年（410年）皇帝姚兴遣硕德率军西伐后凉，迎鸠摩罗什至长安，后于圭峰山下逍遥园中千亩竹林之心“茅茨筑屋，草苫屋顶”，起名草常寺，后经扩建，殿宇巍峨。鸠摩罗什率众僧住此译经。当时译经队伍非常庞大，在鸠摩罗什主持之下，译经场中有译主、度语、证梵本、笔受、润文、证义、校刊等传译程序，分工精细，制度健全，集体合作。据记载，助鸠摩罗什译经的名僧有“八百余人”，远近而至求学的僧人三千之众。故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说。盛唐之际太宗李世民曾御驾草堂寺，祭祀并题诗盛赞鸠摩罗什。 2、唐代长安三大国立译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从隋代（公元590年）到唐代，是我国佛经翻译事业高度发展的时期。隋朝已设立了正规的、永久的的国家译场。到了唐代译经事业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许多地方都设有译场，犹以国都长安城中的三大国立译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最为著名。三大国立译场都在长安这足见当时终南山地带翻译活动的活跃与重要。 3、翠微宫——玄奘译《心经》之地翠微宫，位于西安长安区沣峪滦镇南浅山上的黄峪填充村，是唐太宗李世民避暑养病的离宫，始建唐代初年，唐贞观十年废，贞观二十一年重修。据《大唐内典录》载：玄奘大师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4月，陪唐太宗李世民至终南山的翠微宫。五月二十四，玄奘在终南山翠微宫翻经院翻译出了著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为般若经类的精要之作。全经260字，阐述五蕴、三科、四谛、十二因缘等皆空的佛教义理，而归于“无所得”（不可得），认为般若能度一切苦，得究竟涅盘，证得菩提果。由于经文短小精粹，便于持诵，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均甚流行。近代又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成为学佛者必备之典籍。翠微宫经过历史的沧桑变迁，今已荡然无存，仅有历代寻访者留下的诗句可供想象当年的情形。现在有一所黄峪寺小学，据当地村民说这就是当时翠微宫遗址。 4、释道安的译经活动释道安（公元314—385年），俗姓卫，晋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释道安在中国佛

翻译与文化经典

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学年论文 2016年12月14日中国佛经翻译的阶段以及特点

中国佛经翻译的阶段以及特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是对佛经的翻译，这也是中国首次吸取外来文化的开始。佛经的翻译给我们今后的翻译事业有很大影响，而且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文学语言以及相关语法。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早在公元65年之前就传入了中国。我国的佛经翻译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重要的阶段(草创时期、发展时期、全盛时期、结束时期)。[1] 一草创时期(东汉桓帝公元148年--西晋公元316年) 这个时期大量的佛经开始被翻译成汉文，此阶段的主要翻译高僧有安清大师、支娄迦谶（chen）等。安清大师所翻译的主要是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偏向于直译。而支娄迦谶所翻译的都是大乘佛教的教义，为确保原文的真实面目，他的译作大多数是音译。他们翻译的风格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辞职多胡音”，“好简略，从文丽”。那时的翻译方式全凭口授，通过听外僧的诵经，一个人把它口译成汉语，另一人或几个人听口译后撰写成汉字，之后再进一步的修改。这时期的主要译作有《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般若道行经》十卷、《般舟三昧经》二卷等。并且很多在后来的佛经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期间的佛经翻译特点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翻译佛经的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和滑稽胡裔僧人，而汉族信徒为辅助力量。也就是说外籍僧人主译，汉族信徒为辅。第二是，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唯恐违背经旨。又因经

验不足，缺乏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一般都采用直译法。第三是，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第四是，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神仙方术相结合。佛经翻译的起步期和萌芽时期，也正是中国史上的翻译事业的开始时期。二发展时期（东晋公元317年-隋末公元617年）从东晋至隋末期间是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时间大约为公元317—617年，也就是中国佛经翻译的发展阶段。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不仅归因于统治者的提倡，也因为常年战事连连，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堪，无力反抗之余，不得不寻求精神寄托。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极力扶植佛教，到处兴建寺庙，因此译经事业在这段时期十分兴盛。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释道安，鸠摩罗什，彦宗，真谛等很多著名的译僧。他们的主要译作是:注《般若道行》、《迷迹》、《安般》、《摩河般若》、《妙法莲华》等；著《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辩证论》等；译《弥勒下生经》一卷、《仁王般若经》一卷以及《疏》六卷等。他们几位译僧是最早实践翻译的“信、达、雅”，也是最早实现了翻译的几个重要的标准。且他们的实践对后来的翻译史上有了很大的影响。这期间的翻译高僧们的翻译风格是“五十本，三不易”、“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首倡“译者署名，以负文责”、佛经翻译要例“十条”和佛经译者“八备” 说精于大乘之说。发展时期的翻译不像草创时期一样，外籍高僧是翻译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中外高僧译者共译的现象。所以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佛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它的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代，但佛教在中国确立并影响深远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作为佛教的重要经典，在中国古代也有了相当丰富的翻译传统，这其中既有许多值得钦佩的翻译士，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译场现象。佛经翻译始于东汉，那时翻译典籍的主要手段是词翻字，很多原文并没有译名，只是给出了“音译”，例如梵文中的阿弥陀佛在汉译为阿美特余佛。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足以传达原典的内涵，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奘以及隋唐时期的玄奘、玄奘等人采用了更为深入的翻译方法，即意译。意译方法开启了佛经翻译的新时代。玄奘出生在汉代末年，他具有丰富的佛教修养和深厚的学识，对梵文有相当的了解。玄奘进行了长达17年的传梵法会和翻译工作，翻译了大量佛经，并且注解详细、通俗易懂，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具有感受性，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对佛教的理解。玄奘的翻译方法不仅在翻译层面上进行了创新，译场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在玄奘之前，佛经的翻译大多是由民间的声教或地方豪族进行，没有一个规范的组织机构。玄奘在翻译佛典的还创办了翻译官，确立了一套严谨的翻译制度，使得佛经翻译进入了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这也为日后的佛经翻译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玄奘的翻译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他对梵文的理解和翻译方法的限制，一些佛经的翻译内容成为了后人争议的焦点。因为佛教经典本身的涵义不同，翻译又存在于不同学派之间，所以佛经的翻译历程充满了争议和讨论。除了玄奘之外，唐宋以后有一位重要的佛经翻译家，即贞观之治时开元年间僧人玄奘，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玄奘的翻译风格注重文理结合，力求准确传达梵文原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玄奘相比，玄奘的翻译更加严密详尽，对原文的理解更为深刻，因此玄奘的翻译也备受佛教学术界的推崇。在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过程中，有一些有意思的译场现象。其一是宋元时期中日佛经的翻译比较兴盛。在这一时期中日佛经的翻译场上，由于时代和宗教文化的不同，中日佛经的翻译互相影响、相互消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正新编大藏经》和《新编高丽藏经》，他们在既保持梵文佛经原文的基础上，又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在语言表述上尽量接近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范围。这种翻译方式为佛经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使得佛教在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另外一个有趣的译场现象是明清时期佛经翻译的简化。在明清时期，由于宗教政策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佛经的翻译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大量佛经被以简化的方式翻译成汉文，这一举措使得佛经的内容得到更多的传播，加深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佛经翻译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大量印度佛经被翻译成汉语，这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进行深入探讨，旨在分析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方法和意义，以及对当代翻译工作的启示。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 1.多样性和繁荣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许多翻译家纷纷翻译印度佛经，形成了佛经翻译的繁荣局面。在这一时期，有关佛经的翻译成千上万卷，形成了庞大的佛经翻译体系。 2.翻译策略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翻译家采用了多种汉译策略，如音译、意译、结合音译和意译等。这些策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典中得到了灵活运用，发挥了各自的优势。 3.注重文化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强调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对印度佛经进行本土化处理，使其更符合中国文化的语境和思维方式。 1.音译策略魏晋时期，音译策略是佛经翻译的主要方式之一。音译通过借用汉字的发音来翻译印度佛经中的名词，使汉语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印度佛教的概念和术语，提高了佛经的传播效果。 3.结合音译和意译魏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中，结合音译和意译策略的案例也比较常见。翻译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保留印度佛经原有名词的音译基础上，加以意译，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需求。 1.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通过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中国古代学者接触了印度的佛教思想和文化，开拓了中国文化的视野，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合。

简述佛经翻译中“译场”的发展及作用

简述佛经翻译中“译场”的发展及作用佛经翻译是佛教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译场”作为佛经翻译的重要环节，在佛教传播和学术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简要概述佛经翻译中“译场”的发展及其作用。一、初期译场的形成佛教翻译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最早的译场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开元寺。当时的佛经翻译活动集中在一些重要的寺庙中，称之为“译场”。最早的外国人加入到翻译活动中，如印度、波斯、突厥等国。他们利用汉朝东北边疆与西方接触的便利，开始了佛教的传播和翻译工作，逐渐形成了初期的佛教翻译“译场”。在这个初期的译场中，翻译者主要是印度僧人，他们主要采用口授、记忆和口述等方式进行翻译。他们还结合当时的翻译技术，如音译、直译等，逐渐形成了以目录、上讲和下讲等形式的佛教翻译模式。这些翻译模式对后来的佛经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二、中期译场的发展佛教经由佛教译场经初期的发展逐渐进入到中期，这个时期的佛教翻译受到了佛教传播的大力推动。在这个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发展壮大，翻译活动也进一步扩大。佛教外文语种也有所增加，除了印度文外，还有兰、梵、汉、藏、突厥、朝鲜等。这个时期的译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翻译者的身份逐渐多元化。云游僧成为佛经翻译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见闻和学问，而且能够与不同地域的翻译者进行交流，推动佛教的传播和翻译。还有一些有学问底蕴的文人士人加入到佛经翻译中，如郭婴、义净等。翻译活动逐渐规范化。当时的佛教经已经相当丰富，不同版本也不尽相同。为了规范佛经翻译的活动，保证翻译的准确和一致性，一些重要的译场开始建立起相关的翻译规范和制度，如比丘律、翻译师范等。这些规范和制度对后来的佛经翻译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三、后期译场的演变佛经翻译进入到后期，随着佛教的发展和翻译技术的创新，佛教翻译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译场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佛教翻译开始开展国际交流。与此中国佛教经文也开始传到了外国，一些外国僧人也加入到佛经翻译中来。与此一些中国僧人也奔赴外国，将佛教的经典和学问传播到了外国。这种国际交流为佛教翻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

月支、康居)。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于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里，佛经翻译家首先便是外国语言的解读者和翻译者。从第一节所述佛经翻译情况，相信读者应该理解并对此无异议。这可看成是跨文化传播的初级层次。就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其翻译成就维持了一千余年之久未能被后人超越。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的翻

佛经翻译趋势

佛经翻译趋势佛经的翻译趋势佛经是佛教重要的经典文献，对于佛教信徒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佛经翻译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本文将探讨佛经翻译的趋势，并解释其原因。首先，佛经翻译正向多元化发展。在过去，佛经的翻译主要受到源语文化的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佛教信徒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佛经的翻译也开始注重适应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读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佛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且逐渐形成了地区性的翻译风格。这种多元化的翻译趋势使得更多的人可以理解佛经的教义和思想，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其次，佛经翻译趋势也表现为多样化的翻译方法。传统的佛经翻译方法注重对文字的直译，追求对原文的精确再现。然而，现在的翻译者更加注重传达佛经的意义和信息，而不仅仅是文字的翻译。因此，翻译者经常采用更多的解释和注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佛经的内涵。此外，一些翻译者还会根据读者的需求进行灵活的翻译调整，以保持佛经的普遍适用性。第三，佛经翻译还面临着挑战和机遇。佛经是用古代语言和格式写成的，这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翻译者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和学习来理解古代文化和佛教的背景知识，才能更准确地翻译佛经的内容。另外，佛经的翻译也面临着跨文化和跨语言之间的交流障碍。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佛经的翻译更加具有挑战性。然而，这也为翻译者提供了机会，可以

通过创新的翻译方法和工具来克服这些难题，实现更好的翻译效果。最后，佛经翻译的趋势也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和佛教的发展。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力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对佛教进行学习和研究。这促使翻译者将佛经翻译得更加清晰、易懂，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同时，佛经的翻译也反映了不同佛教教派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以及对佛教教义的共同理解和整合。综上所述，佛经翻译的趋势是多元化、多样化和有挑战性的。通过多种语言和翻译方法，佛经的教义和思想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和理解，推动佛教在全球的发展和影响力的增强。随着社会变革和佛教的发展，佛经的翻译将继续适应新的需求和要求，不断创新和发展。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引言 2.佛经翻译的概况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始于东汉，盛于隋唐，续至宋元，经历了草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后，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初期共译经书570部，译经多由外籍僧人口授，汉人笔录。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和竺法护。东晋至隋代这一阶段被称为佛经翻译的发展期，期间共译佛经3155卷，著名的翻译家及理论批评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他们不仅在实践上大有成就，在理论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到了唐代，佛经翻译发展至鼎盛时期。据记载，此期的译经数量为玄奘的贡献最突出，他不仅译经达70部之多，译法更高超，或直译或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历经了发展鼎盛之后，到了宋元，在朝廷的支持下，译经事业虽还在继续，但在唐后期及周朝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已使其繁华成了历史。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中止。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纵观佛典汉译的历史，除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四大译师”之外，尚还有留下姓名的译者200多名，共译佛典2100余种，6000余卷(祁志祥，2000：76-79)。 3.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3.1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首先，在人生观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首要探讨的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佛教认为人生一切皆苦，人生的目的应该是解脱生死，人处在无休止的轮回当中，宇宙万物也都在轮回当中，还将宇宙划分层次，有天堂、人间及地狱。这一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致使许多人相信，人生的确有轮回，人生的确有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要解脱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摆脱轮回。也使人相信人确实有前生也有来世，可能寄托于不同的形体中，可能在天堂，在人间，也可能在地狱。其次，在宇宙观上。我国秦汉时期便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这一体系一直为儒家和道家所继承发扬。自佛教宇宙观传入以来，这一理论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各种争论。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故儒佛道三家就开始对有神与无神、宇宙的虚与实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宇宙和探索宇宙的奥妙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儒佛道三家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如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

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

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在我国历史上，经文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开始于经文翻译，最早的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佛教翻译。引言：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1999,11)。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翻译的操作对象是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翻译是通过语言传播文化，因此传达原语信息才是翻译的实质。那么什么是文化呢?从定义看，文化的定义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语文明两方面内容。其中物质文化包括生产、生活工具和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实体;精神文化指人类大脑里的成就，包括思想、语言和其它超越结构的成就，如哲学、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作为两种文化交流中的翻译人员，应该广泛考虑这两方面的各领域。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不仅仅是跨语言体系的转化。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且大多生存至今，就因为它们之间代代相交流、相互促进和发展。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在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王克非博士认为“翻译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意义的文化活动(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9,37)。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翻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没有口头或书面翻译，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会传到西方国家;没有翻译中国古代汉唐王朝的成就，不可能对其邻国尤其是韩、日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xx:18)。中国的佛经翻译从148年安世高起直至北宋末年，历史九百余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可见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佛经经文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承传也带来巨大冲击，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也相应地对中国文化带来不同的冲击和影响。本文主要就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汉文化以及思想方面作一些探讨。一、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对汉语言的影响通过佛经翻译输入了大量佛教词汇。在唐宋人编写的《一切经音义》和《翻译名义集中》中所收录的佛教词汇不下千条。这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如”菩萨“、”五体投地“等都是。语法结构也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如”如是我闻“,汉语助词”于“字，在先秦两汉的书籍中从来不用在动宾之间,魏晋六朝时译经，为了凑韵文字数，才有了这种用法，如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中就有”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这类的句子。后来也就有了”取笑于我“的说法。此外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的汉语词汇。

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及其文化意义研究

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及其文化意义研究摘要：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梁启超对佛经翻译的研究及其文化意义对后人研究佛经，翻译史，佛教等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关键词：梁启超；佛经翻译；文化意义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397—02 一、引言从20世纪80年代，对翻译家的研究开始逐渐受到重视。而近年来，翻译家研究已经成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一般来说，翻译史包括翻译家、译作和翻译事件三方面。而翻译家是翻译史的主体，撰写翻译史主要就是在撰写翻译家的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在翻译史中，对任何一个时代而言，翻译思想都是翻译家及翻译群体的精神成果和劳作结晶。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活跃在中国翻译的舞台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翻译评论家。他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涉及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诸多方面，他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促进了当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对今天的翻译理论研究也有指导意义。因此，梁启超的翻译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所占的重要地位，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梁启超佛经翻译及其文化意义。二、梁启超佛学研究概述

研究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是研究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研究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有助于使翻译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化，使翻译理论的内容系统化，使翻译家的历史贡献及个人地位明显化；同时，研究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可以为当代学者提供研究翻译的经验和启示，提高他们对翻译理论的认知水平[1]。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并非只是对西方的简单效仿。从根本上说，梁启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集大成者，尤其是他对我国传统佛典翻译的研究方面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对梁启超在佛经方面的研究加以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他的翻译思想和方法。梁启超一生中大约发表了三十多篇关于佛学的文章。分别刊载在《地学研究》、《改造》、《哲学》、《东方》、《清华周刊》、《图书馆学季刊》等期刊杂志上[2]。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佛经文化史，写了十余篇文章，就我国佛经翻译作了深入的探索。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中国和印度佛教史的，如《佛教之初输入》、《印度佛教概观》、《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二是有关探索佛经翻译的，如《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三是中印文化的交流，如《佛教与西域》、《五千年前中国之留学生》（即《中国印度之交通》）、《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等；四是关于佛经典籍的考释，如《四十二章经辨伪》、《牟子理惑论辨伪》、《大乘起信论考证》、《说四阿含》等。梁启超通过对佛经的深入研究，他否定了“汉明永平求法”的传说，认为佛教输入的时间“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

印度佛经翻译和明清翻译的比较

印度佛经翻译和明清翻译的比较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是始于东汉，结束于北宋的佛经翻译时期，在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始于西汉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而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翻译活动掀起了另一个科技翻译高潮。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有相似点，又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两个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翻译形式、翻译方法、翻译特点和意义影响等方面，对佛经翻译和明清时期的翻译加以比较，从而发现其中的不同。标签：佛经翻译；明清 1佛经翻译的几个阶段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起点。中国的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第二阶段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在肇始于西汉末年、收尾于北宋年间的“千年译经运动”里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译经大师，包括早期的安世高、支谶、支谦、竺法护，中期的鸠摩罗什、彦琮、道安、慧远以及后期的玄奘、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他们皓首穷经，呕心沥血，共译出两万多卷佛经。这些浩如烟海的经书里文学成分较浓的有以下两类作品：第一类是有关佛及其著名弟子的生平事迹。第二类是本生经，有关佛的前世、为人或为兽时修行的传说。 2佛经翻译初期的代表译者佛经翻译时期自东汉起，历时一千四百多年，史称“千年译经运动”。佛经翻译者，主要是从印度来中国的僧侣和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译者是安世高，他在20余年中（公元148—172年）共翻译佛经35部，41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般守意经》。由于这个时期翻译没有原文，因此安世高采取的方法是口述原文的直译形式，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这一时期翻译活动是以民间私人事业的形式出现的，还没有形成有组织，有秩序的翻译。佛经翻译也经常是一个集体活动，不论是前期的数人合作传言笔受，还是东晋、隋代之后的译场，佛经翻译都经常是一种集体的多人活动。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这时的代表人物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释道安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line for line）的直译，原因在于他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他提出了“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为了更好的翻译原作，把握好

佛经传译及其影响

佛经传译及其影响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是和佛经的传入、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始于汉代，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唐宋而不衰。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入并翻译出了煌煌5000多卷的佛经，对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翻译文学在历史上有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此时的翻译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安清、道安、鸠摩罗什及玄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此时仍主要以各类经书的翻译为主，如利玛窦对圣经的翻译等。第三次是在中国的近代，这时翻译的种类开始增多，各种文体的翻译相继出现。佛经翻译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佛经传译实践中表现出向汉文化妥协和适应汉人口味的倾向具有观照读者的代表性。早期的佛经翻译以西来的胡僧为主导力量首先，他们译经是针对中国传统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的。安世高传译的是与道家吐纳相近的“禅观”修练法。再就是，在具体操作时，安世高直接用老子的“无为”状态来译佛教“涅磐”的境界。支娄迦谶在选择佛经方面与安世高非常相似在翻译名词术语时，也直接借用老子的术语概念，比如将“波罗密多”译为颇具道家意味的“道行”。到了三国时，这种将佛教与老庄哲学相比附的做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支谦在翻译佛经时，仍然倾向于用老庄的思想来阐述佛教的精神。康僧会在其编译的《六度集经》中，把佛教的轮回说与中国传统的灵魂和祸福报应的信念联系起来。这种在佛经翻译一开始就形成的，针对本土需求，向本土文化妥协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对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的翻译介绍。中国的译经事业起源于东汉，发展于六朝，大盛于隋唐年间。有关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汉魏西晋时代——译经的初创期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曾派蔡、秦景到西域取经，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到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初期经典的传译并非直接从印度而来，而是从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诸国间接引入。汉朝到晋代，约有六十余位译经师，最著名的有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昙柯迦罗、康僧会及竺法护等人。当时翻译所根据的经典，大都是由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此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人员共同参与译经，限于人力、财力，只能译出小经小品，缺乏系统；且来华的高僧皆在传教余暇译经，并未取得朝廷的护持，翻译工作亦无特定地点，文体不一，译名混淆，故称为译经的「初创期」。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因此，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可以说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二、东晋南北朝时代———译经的进展期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译经初期多为私人小规模的组织，后来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使译经事业更加蓬勃。译经师大都来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汉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竺佛念、昙无谶、求那跋陀罗、真谛、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法显等人。译出的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大小乘禅经、密教经、律典等，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特别是当时在印度盛行的大乘空、有两大学说，直接促进当时佛学思潮的发展。此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的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进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