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红学史话(二)三大师与《红楼梦》(

百年红学史话（二）三大师与《红楼梦》(

2.索隐派

旧红学发展到了蔡元培的时候，才开始有了一点学术的影子。像蔡氏研究的这一派我们现在叫“索隐派”。除了蔡本人的《石头记索隐》之外，影响最大还有一部《红楼梦索隐》，是王梦阮、沈瓶庵两个作的。在出版顺序上稍早于蔡氏的不久。以致当时为蔡出版的张元济不得不催促蔡元培暂时放弃修润。稍后一点，还有一部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三者一并称为“索隐派三大著作”。

王、沈和蔡氏的观点来源，都自一部《燕下乡脞录》，该书记载徐柳泉的一番话，是索隐的前哨。蔡氏了发展这一观点，认为小说“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但王沈两个则另辟路径，认为这是写顺治帝和名妓董小宛的往事。从篇幅上看《红楼梦索隐》的篇幅更长，而且其观点更新，出版更早。但从论证上看，《石头记索隐》更有理论层次，也更具实证精神。相比起来，《红楼梦索隐》就穿凿的多。所以如果从学术为主的角度，我们更愿意认蔡氏的《石头记索隐》作索隐一派的鼻祖，而不是王沈两个的《红楼梦索隐》了。

《石头记索隐》是将书中人物的人物和历史中存在的人物隐隐作比。如其认为“贾宝玉，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林黛玉是影射朱彝尊。黛玉是绛珠仙子，“珠”正与“朱”姓的读音相同。林黛玉居住在潇湘馆，而朱彝尊号为“竹垞”。薛宝映射高士奇。《红楼梦》中屡屡将薛与雪联系在一起。宋代诗人林和靖（逋）有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是“薛”字和高士奇名字中“高士”的联系。探春映射徐乾学，乾卦作“?”，所以探春是三姑娘。徐乾学中过探花，所以用“探春”这个名字来影射他。最有趣的是蔡氏认为刘姥姥映射的是汤斌。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影的是影射汤斌买的一部《廿一史》；而她的外孙女青儿影射的是汤斌每天吃的韭菜。

平心以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中确有可取之处，如其认为第二十五回贾宝玉、王熙凤被魇是影射胤礽的事，贾王两个在排行上都是第二的，一个是宝二爷，一个是琏二奶奶（在《红楼梦》的文本中贾琏行大，但旁人却称他为琏二爷，称王熙凤为琏二奶奶，其中原因我们后文另叙），也都是老祖宗的宠孙，胤礽也是如此。又说迎春之混名二木头，两个“木”字是一个“林”字的拆来的，也对——林黛玉与红楼诸钗的关系，是尤其值得我们当下红学家们重视的，可惜没人做这样一个研究。尤为正确的是，林、薛二人的姓氏当真在林和靖的《吟梅》中对应着，并且我怀疑，宝琴立雪时抱了一瓶红梅，就是取这诗题目的意思。但蔡氏说之弊在于过分穿凿，非要把女儿们的故事跟名士们的往事对应起来。反对他的理由只用一个便够了：既然是写名士的生活，何以影射成为女儿以后，在大观园里还能这样真实呢？

二、历史考证时期

1.胡适的红学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红楼梦》研究史上一部纪元式的作品，它实现了《红楼梦》由文学评论到学术考证的重要转变。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胡适早年的红学观念同样属于索隐的一派。观察胡适早起的手稿，其无论是观念上还是观点上，都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甚为相似。但这些观念只保留在胡氏的手稿当中，并且这些手稿在胡适的生年并未发表，因此这些文章算不上胡氏的成熟的意见。

1921年的时候，胡适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从索隐的研究发展成为学

术的考证。尤其在他得到两个版本的《四松堂集》之后，更是公开同索隐派的蔡元培叫板，走到了索隐派的反面去。这当中有两个细节十分有趣。一个是《红楼梦考证》虽然仅署胡适一人之名，但实际上是得到了他的俞平伯和顾颉刚两位先生的帮助的。那时候，俞、顾两位还都是他的学生。其中俞平伯因为受到胡适的指引，从此走上了《红楼梦》研究的道路，并在稍后写出了著名的《红楼梦辨》。顾颉刚虽然没有进入红学界，但胡适“新红学”之名实为顾颉刚所取。而且就现存的资料来说，并没有发现胡氏与俞氏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有过书信的往来，二人观点的交流均由顾颉刚转述。顾颉刚在红学上有独到的观点，俞平伯自己说，《红楼梦辨》就有吸收顾氏观点的成分。如果考虑到这样一层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文革对俞平伯红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胡适学术批判的扩大和深化。而红研所成立时请顾老当顾问，实际上是对胡适红学的认可与回归。

另一件是关于胡蔡论证的细节。彼时的胡适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而蔡元培则是北大的校长。但胡适丝毫没有为自己的校长留情面，称蔡元培做的是“笨伯”，猜的是“笨谜”。蔡元培基本上认同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所做的结论，但对其否定索隐一派的观点表示保留。蔡氏认为，索隐和考证并不矛盾，两者应该共同存在。因而，就具体的观点来说，胡氏毫无疑问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就理念而言，则蔡氏的理念是更为正确的。盖因学术的研究除了严谨的考证外，还应当有合理的附会和推测——这也是现代学术的一个根本原则。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大师的学术论证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谊。胡适的两种《四松堂集》，当中的刻本即为蔡氏借给他的。但这种温静、平和、互相尊重的论证模式在“文革”之中受到了李希凡之流的破坏，这无疑是深让人所痛心的事。

在《红楼梦考证》之后，胡适的红学还有进一步的发展。1927年，胡适获得了甲戌本，开始对抄本和脂砚斋批语有了一定的认识。1933年，胡适再获得庚辰本。后来俞平伯根据此本为底本，甲戌本作为参照，进行汇校，开启了古典小说汇校的另一种模式。对抄本和批语的重视，使学者们开始重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后来的学术，考证、索隐也好，版本汇校也罢，尤其是在探佚和补写上，均受到了抄本和脂批的重要影响。这也是胡适为《红楼梦》的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2.鲁迅的红学研究

在现存鲁迅的作品里面，专研《红楼梦》的文章不多（最宽算去，也只有两篇半，两篇见于《中国小说史略》中《红楼梦》的专章，以及他为陈梦韶写的《绛洞花主小引》，半篇指的是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对《红楼梦》的专题评价），针对《红楼梦》的专著更是一部也没有。但他对红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政治对他观点的传播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将《红楼梦》纳入了小说史的研究体系中，上述两篇半文章有一篇半是小说史。且在中国人自著的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当中，专章介绍《红楼梦》，确立了其在小说中的独特地位。这是《红楼梦》研究别于其他小说研究的一条理论基础。而且其在《小说史略》当中多引胡适、俞平伯的观点，这是奠定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地位。所以鲁迅对现代红学实有奠基之功。就文章本身来说，鲁迅对于《红楼梦》的分析精辟，语言精炼也精致，我们之前的一篇万字的文章只配当他两句话的注脚。基于这个缘故，其文章往往被人学习和引用。

鲁迅的红学观点，来源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居多，但他只受益于一部《考证》，而没有关注胡适后来的观点，更没有重视脂砚斋的版本，所以对《红楼梦》的研究少有发明。至于他觉得高鹗续书中，“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今

日看来也未必全对。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第四十九回回末批语：“宝玉红猩猩毡斗篷，为后雪披一衬也”，可见曹雪芹的原本之中也是有批大红猩猩的斗篷这一情节的。但此版本发现于1961年，我们可以以此商榷他的结论，但不能用新发现的、其所未见的文献来苛责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