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思想

佛家主要思想

按佛学界通行的说法，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并一直流传到13世纪初叶为止。两汉之际，佛教传人我国，与我国原有之儒、道思想经数百年的排拒与融汇，至唐代，终于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变革，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基本格局。此后，佛教在中国社会上下继续深入发展，深植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资粮。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谈论佛教的心性和谐思想和众生平等思想。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家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的特征。和谐本身存在不同的层次，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层面。和谐精神是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东方古代文化均倾向于将和谐作为世界万物存在的本然状态，作为人自身生命、人格修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存在状态。中国佛学作为东方古代思想的一部分，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和谐精神。中国佛学和谐思想是在印度佛学和谐思想基础上，吸收融合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谐思想形成的。中国佛学和谐思想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以心性和谐思想为核心，是从心性和谐出发，关注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国佛学继承了印度佛教以心的解脱和心性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和思想特征，心性和谐思想在中国占据重要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涅槃佛性论诸家多从心神、心识角度诠释了佛性。一方面，中国佛学心性论继承了印度佛教对心灵净化的基本追求，继承并发展了印度佛教智慧解脱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佛教心性论又通过吸收融合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了不同于印度教的特征。佛学是一种以解脱为根本目标的宗教哲学。在对解脱的理解及如何实现解脱问题上，不同佛教流派的认识略有不同，但总体上对心灵净化和智慧解脱的强调都是基本一致的。佛教认为，人生痛苦和烦恼的根源在于无

明、爱欲、执取，原始佛学十二支缘起论“无明→行→识→名色→六人→触→爱→取→有→生→老死”即系统阐明了无明、造作、爱欲、执取导致生死轮回及人生痛苦烦恼的过程。要从人生的痛苦和烦恼中解脱出来，必须觉悟，祛除贪欲、执着，心灵净化和智慧解脱是其中的基本方面。心灵净化偏重于对贪欲的净化，强调戒与定。智慧解脱重于觉悟、，明理，强调观照、智慧。大乘佛教以自利利他、普通众生为目标，在修行观上更突出智慧解脱。般若中观思想主要是通过对诸法缘起性空的观照，破除贪欲和执着，实现心灵的解脱。缘起性空观念是从原始佛教“诸法无我”发展而来的。中国佛学在修行观念上继承了印度佛教心灵净化和智慧解脱的基本观念，同时又适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环境，着重发展了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裂，北方重禅法，南方重义理，止观被析为两途，佛教传统中定慧双开、止观并重的修行原则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北朝末叶，菩提达摩强调“理人”与“行人”并重，两者有回归统一的趋势。天台宗在南北走向统一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一步把止观并重确立为佛教实践的根本性原则，在止观并重的理解上，突出禅定与智慧的圆融互具，认为“非禅不慧，非慧不禅，禅慧不二，不二而二”。中国佛学在强调止观并重、定慧等持法则的基础上，着重继承发展了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这首先体现在大乘中观学说对中国佛学的重要影响上。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关中学派引进弘传的主要是般若中观学说。罗什译介的般若性空之学后经僧龊、僧肇、竺道生等人的弘扬，对中国佛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佛学的理论主干之一。天台宗于一念心起观照十二因缘十法界之即空即假即中的“观心”实践，即是对般若中观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佛学对智慧解脱思想的发展还体现在顿悟解脱思想上。竺道生提出“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的顿悟观，慧能禅宗更将顿悟作为成佛的最根本方法。所谓“顿悟成佛”，即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将自心自性的觉悟看作佛教修行的根本。中国佛学对智慧解脱的重视还体现在对传统戒律、坐禅等修行方式的理解上。在戒律方面，隋唐宗派佛学继承发展了大乘菩萨戒、佛性戒的思

想。主张以性摄戒，认为一切众生先天本具止恶为善的趋势和力量，突出般若中观智慧对戒律的主导作用；在对禅定的看法上，禅宗注重从心性觉悟的角度理解禅定，认为禅不在坐，“外不着相为禅，内心不乱为定”(《坛经》)。主张破除对外在修行形式的执着，而突出心性的自觉和自律。突出心性觉悟的修行原则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宗教修行与行住坐卧、搬柴运水的世俗生活的融合，就是对现实道德实践价值的肯定。佛教的心性和谐思想是与其修行解脱观相关联的。解脱本质上是心的解脱，解脱的境界即是心的和谐状态，而不论是心灵净化还是智慧观照则都是通过一定的修行方式达致心性的和谐。大乘佛教则在关注自身心性和谐的同时，将心量扩展到社会人生乃至万物众生。

如来藏思想肯定一切众生含藏有自性清净的如来法身，即众生本来具有的自性清净心、真如心。佛性概念则是随着如来藏系经典的流行出现的。阿赖耶识说是瑜伽行派的观点。它认为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根本，众生的本性由阿赖耶识决定，阿赖耶识是染净皆有，真妄并存。在这之后又出现了综合如来藏思想与阿赖耶识思想之《楞伽经》和《密严经》。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楞伽经》及《大乘起信论》对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部经论均带有融合如来藏思想与阿赖耶识思想的特征。《楞伽经》认为如来藏识为阿赖耶识和如来藏的融合，从体上言为净法如来藏；从相用上为染法阿赖耶识。“如来藏”为“客尘”烦恼障蔽，即变成能够派生出现象世界的阿赖耶识。所谓修行就是将被熏习污染的如来藏识再转变成清净的如来藏。《大乘起信论》的基本思想与此相类。它从阿赖耶识为真如与无明妄念的和合观念出发，阐发了“一心二门”的理论体系，所谓“一心”也叫“生心”，所谓“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心真如门”是从宇宙本体着眼，没有迷悟染净的差别，平等一相；“心生灭门”则立足现象世界的生起，具体描述了真如受无明缘动而生起宇宙万象的过程。从修行觉悟而言，则是从染识当中解脱出来，由不觉到始觉，再到究竟觉，从而实现对真如本体的觉悟。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中国佛学心性论在继承印度佛教

心性论基本观念的基础上，适应中土思想文化环境，也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内涵。从心性和谐思想而言，它着重发展了般若中观学派的智慧解脱思想，通过强调自性自悟，进一步将修行观念落实到世俗的道德践履当中，从而涵摄了传统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此外它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及现实之用，体现在心性和谐思想上，就是在修行观、心性本体论、境界论当中，将内在精神的和谐与应对世间的智慧结合起来，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当中。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自心觉悟的强调，在启发人的生命自觉和超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心灵净化的强调，对于化解人类的纷争，对于促进当前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释迦牟尼提出“众生平等”的主张，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印度，这是非常难得的。按照佛门的话说，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因为在一个有着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里，推行如此“平等”的主张(尽管限于一定的范围)，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在同时代的世界里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佛教的平等观念及其实践，其价值不言而喻。无论你是高贵的婆罗门出身，还是处在低贱的首陀罗地位，都一视同仁，并尊敬年长者或出家时间长的为长老。在佛教僧团内，长幼有序，谦谦君子，实行“六和”僧的制度，营造了一种和谐安乐的良好氛围，这非常有利于修行办道活动的开展。在接受新人出家的问题上，均由大众共同讨论决定，人人有发言权，而后表决通过。甚至有佛经记载，连释迦牟尼年老六十岁，需要有侍者照顾其日常生活起居一事，也经由僧众推荐人选，共同商议决定，不是佛陀自己说了算。释迦牟尼本人作为宗教领袖，在四众弟子中拥有崇高威望，但没有

任何特权，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佛在僧数”，意思是说，佛也是僧人的一分子，僧团内的重大决策基本由大众共同作出，不是一人独断专行。因此，佛陀在般涅檠之前，并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作为大众的领导者，而是特别强调“以戒为师”来统摄大众，与现代无政府主义的特征有些相似，是集体领导，共同参与，主要采取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对于违反戒律而又

屡教不改者，大家一致以“默摈”手段，来促其悔改或驱逐出僧团。然而应当指出的是，随着后来佛教的发展，由于时空条件的转换，有些被迫或自觉背离佛陀原有的轨道，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佛教倡导并实行的“众生平等”主张，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内容虽过于绝对化。难以接受和推广。但它毕竟倡导了对一切生命价值的肯定。释迦牟尼提倡的平等，是绝对的一切众生平等。这里的众生，指的是世界上所有有情感的生物，比如，人类、飞禽走兽之类的动物，还包括蚂蚁、蜻蜓、飞蛾，甚至是低等的生物。如从不同的出生方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来说，其中的“湿生”、“化生”就是指低等生物的产生方式，所有这些都一律平等。我们知道，人类有权利，而其他动物没有——无论它们与人类有多么相似。虽然佛陀主张人类与动物平等享受权利，但是，直至今日，人类因为自己在生命界的地位而有优于其他物种的观念，使得佛教“众生平等”的主张仍旧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迦牟尼所说的平等，首先主要指的是生命权的平等，因为佛心慈悲，在他看来，任何生命体出于本能，都是贪生怕死的，强行剥夺其生命，将心比心，于心何忍!其次，是成佛的权利平等。六道轮回中的众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向上、追求进步和完美的理想，因而要求获取成圣成佛的果位，也是十分自然的。这些可以从佛教的戒律可以看出来。佛教有许多戒律——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还有在家居士的戒律，及菩萨戒。但在所有信仰佛教的人必须共同遵守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不杀生”戒。这是将生命视为宇宙间的最高价值所在。现在，我们所说的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佛教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并且这里所指的生命，当然是包含所有的生物而言，这在古代欧洲的宗教和哲学中是不曾有过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古代印度凡是受过戒的比丘、比丘尼随身携带的六种物品(称为“比丘六物”)中，有一称为“漉水囊”的物件，相当于我们现在用布做的过滤网。比丘在行脚过程中，难免要喝水，在饮用之前，先取“漉水囊”过滤一下，以免将水里的微生物喝进肚子里去，无意中杀生。佛经记载，“佛观一滴水，八万四千虫。”佛陀已了解到水中含有许多的微生物。还有是安居制度。安

居，又称为“雨居”或“坐夏”。是古代释迦牟尼佛根据印度气候的特点而制订的僧团行为制度。其中规定，在雨季的三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因为此时万物生长，行走于途，无意间踩死诸如蝼蚁一类的昆虫，所以。大众应定居一处，坐禅修行，接受信徒的供养。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不但“为鼠常留饭，热夜不点灯”，对于杀生之举，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不可悔过的大罪。相反，对于保护众生的善行，佛教总是竭尽赞扬之能事，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是众所周知的流行之语。从本质上说，佛教竭力救护禽兽、虫鱼之类的目的，是要人们护持自己的心，使之避免形成“强凌弱”、“众暴寡”的残忍之习，进而养成仁爱平和的性情。这不仅有利于促进自身的修养，也有利于家庭、邻里的和睦，乃至于国家的稳定、安乐。

佛教形成一切众生平等分享权利这样的观念与他们笃信因果报应和轮回的理论有关。所谓因果报应，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所谓轮回，这是印度人的古老观念，它与因果报应说是连在一起的，善恶报应，自然与人来世的祸福有关。来世报应的方式有六种。其中修善，上生天神、人或阿修罗，是为三善道；作恶，则沦为地狱、饿鬼和畜生，是为三恶道。这就是“六道轮回”。佛教认为，人随其善恶不同，生生世世，轮回不息。而且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概莫能外。在六道轮回中，由于生命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有时为人，有时也可能为动物，或昆虫，这样已去世的亲人中有可能由于种种因缘变为低等的动物之类，因此你杀死一条鱼，有可能就是你已故的亲人。为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佛教主张“不杀生”。中国是大乘佛教国家，秉承佛陀“慈悲与乐，悲悯拔苦”的护生精神，奉行慈悲戒杀，也就是“不杀生”的实践活动。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梁武帝率先提倡僧人吃素。素食是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进食行为，这不仅与佛教戒律中戒杀的宗旨相吻合，并且也与大乘经典里否定出家人食肉行为的主张相一致。比如，《梵网经》里说：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楞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