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浅谈清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辛亥百年

武当中学包顺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它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这次革命，距今102周年了。近年来，纪念活动一直持续，研究辛亥革命的文章几十年来更是难以胜数。一般人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会爆发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从另一个方向表述就是：清王朝为什么会因为武昌起义一击即崩溃？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标志，而武昌起义的武装力量极其地小，但看上去欣欣向荣，连其时的日本也认为不会爆发大革命的大清国，却应声倒地，灰销烟灭。于是，研究者得出了其它结论，例如清王朝立宪过迟，假立宪，也就是说改革过迟，假改革。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许倬云就持这观点。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他时问：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许倬云回答：“‘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

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又例如认为清王朝新军少了，如果多一些，早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就不可能有武昌起义了；或者即使湖北新军奉令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留下驻守的也足以对付起义士兵。另有一说是综合的说法：清末财政急剧扩张，征敛过度，而中央无款可拨，地方便自行其是，对百姓的盘剥百般设法，无所不用其极。引发民变迭起，诱发了辛亥革命。还有不可能不正确的腐朽说——社会制度落后，统治阶级腐朽，管理效率低下，削弱了军事经济。等等。

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价值，但我总觉得没说到关键处。关键处是什么？找到这个关键处，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下面我仅仅就自己的思考试着说一说。

清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只是引发致命大爆炸的最后的导火线。立宪，即改革过迟，和立宪实质成果过少是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根本原因。新军少了更不是清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前面提到的综合说与腐朽说都正确，但仍然都不够准确。清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的痛苦积累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因放松此前的高压统治（放松以实行立宪等新政为代表性措施），而被武昌起义引起爆发。

晚清时积累到无法忍受程度的人民的痛苦，来自清政府。其中，有并非清政府直接造成的痛苦，例如外强入侵。从 1897 年11月德国

强占胶州湾起，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中国分割得支离破碎，东北乃至长城以北的辽阔地区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乃至黄河中下游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富饶的长江流域的一部分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广西全省及广东、云南的一部分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从鸦片战争至清王朝被推翻为止，总计向发动侵略战争的列强赔款近13亿两。而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大致出现4000万两、6000万两、1亿两三个档次。以年收入6000万两计算，得用20多年的财政收入支付赔款；如以年收入1亿两计算，也得用10多年的财政收入支付赔款。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攫取领事裁判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运、军队驻扎、设银行及工矿投资这些主要特权，和开商埠权、租借领土权、铁路修筑和管理权、海关权、警察权、文化教育权，以及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军权、财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特权。帝国主义对中国输入过剩资本，迫使举借利息、回扣、经理费等相当实际借款约150％的巨额奴役性债款，鸦片贸易等仅英国1843—1846 年三年间从中国劫走白银就达3500万元。对中国企业投资的企业盈余一年可达2亿元。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每一次侵略战争中，都不例外地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另外还有大的自然灾害，例如其时频发的水灾，导致粮食危机（武昌起义就有这个因素）。

人民遭受的这些痛苦，理所当然地被算到清政府身上，因为它是国家政府。

直接的痛苦当然是来自清政府。原因是前面提到的清末财政急剧扩张，征敛过度，而中央无款可拨，地方便自行其是，对百姓的盘剥百般设法，无所不用其极。清末十年中财税收入剧增，必然新增加各种捐税。计有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百货统捐、烟酒增税、膏捐、铜元余利、漕粮折价、推广捐例、房捐、米捐、亩捐、报效、彩票、盐斤加价、整顿契牙各税等不下百种，这些几乎历朝历代闻所未闻的税目几同于天罗地网，网住了黎民百姓，更网走了他们本就有限的钱财，导致民生日困。腐败加剧了搜括，“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搜刮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清末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清的官吏腐败到了只顾搜括不管民心也就是不管清政府安危的程度。

腐败是历朝痼疾，清廷被迫实行新政的十年里，管理官吏的旧体制因实行新政的需要而支离破碎；为了支付赔款、偿还外债和国内开支而广开财源，大量钱财的收取与运用过程中，其官吏更容易贪腐自肥。各级官吏普遍的贪污腐败所引发的民怨，在清廷新政各项举措成效彰显之前，无疑激起了民众对清廷的痛恨。

这样的民心基础，和因为实行新政的十年中专制统治不得不相对放松，革命党得以不断宣传和举行多次武装起义，以及各地和革命党无关的“民变”（这些不成功的武装起义和“民变所起的作用，与革命党利用报刊进行的宣传的作用相同，即做了民心动员），武昌起义爆发遂水到渠成地引发了全国响应。值得单独提出的是晚清实施的“新政”。清廷进行改革是自愿还是被迫，并不重要；改革迟了以及

是否是假改革，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如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一个坏政权最危险的时刻正是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一个坏政权的晚清，没能控制住开始改革时期种种“空子”导致的官吏加倍腐败，以及社会局势，从而失去民心，没能度过这危险时刻。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清廷没有推行新政，反而可能多活一段时间，虽然它不改革肯定是死路一条。

1910年《国风报》在论及“莱阳民变”（因增税引起）时就说过：“夫今日民生之窘蹙，人心之杌陧，譬犹炸烈之药遍布室中，爆发之期但需时日。使不燃守线，犹可旦夕苟安，若导以火而触其机，则轰然不可复遏。”那时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为什么1910年就有的认识一直被忽视？我想，这应该是因为研究者们往往潜意识里是把自己当成研究家或者学者的，习惯从伟大的革命这个定性来找觉得配得上伟大革命的原因，理所当然不会注意1910年就有的这个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