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选择_潘佳铭

文　史　哲

JOU R NA L O F L IT ERA T U R E ,HIST O RY A ND PHIL O SO PHY

2004年第3期(总第282期)

N o .3,2004(Serial N o .282)

收稿日期:2003-11-26

作者简介:潘佳铭(1948—),男,重庆人,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法哲学和道德哲学。

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选择

潘　佳　铭

(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宪法司法化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违宪审查,即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司法审查;二是司法判断,即适用宪法以裁判疑难案件。因此,违宪审查制度应选择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作为制度模式。普通法院依据宪法制度行使违宪审查权并不构成对最高权力机关权力的侵犯。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D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3-0144-06

齐玉苓案(2001　山东)以来,宪法司法化问题成为宪法学界和法哲学界的主题话语之一,许多法理学家也参与其中。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感

到,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是不十分清楚,即使“什么是宪法司法化”这一最起码的问题也不是很明确。因此,著文就此问题表明我们的观点。

一、什么是宪法司法化

什么是宪法司法化?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基本

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法律问题。这正如强世功博士所说:“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指什么——是指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并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直接援引宪法条款的‘法律适用’或‘司法判断’问题,还是由法院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问题。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会把宪政引入不同的

政治制度的建构之中。”[1]这一如此重要的基本理论

问题,在此次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热烈讨论中,从一开始就是混淆的。例如,引起这次讨论的黄松有法官就给出了一个矛盾的概念,他说:“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世人皆知,该案是确立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著名判例。显而易见,这里的“宪法司法化”是指违宪审查。但是,黄松有法官紧接着就说:“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

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2]

这

样,又把宪法司法化理解为司法判断,即理解为宪法对个案的直接适用。

尽管强世功博士将这种“矛盾”的理解誉为“宪政的特洛伊木马”,对宪法司法化概念上的模糊不清也确实存在。在之后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将宪法司法化理解为违宪审查,有的学者又将其理解为对个案的适用。强世功博士将这一矛盾突出出来了,并指出了不同的理解对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建构。问题确实如此,例如,我们如果把宪法司法化仅仅理解为违宪审查,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违宪审查的专门机构,以符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我们将宪法司法化理解为直接对个案的司法判断的话,那么,就应该将实施宪法的权力交由普通法院行使。若如此,普通法院是否可以实施违宪审查?若可以,是否违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若不可以,缺乏违宪审查制度的宪法司法化还有多大意义?这就带来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问题和法理问题。

我们认为,违宪审查制度是实现宪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功能在于对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对其是否违宪作出法律判断,它是保障宪法的实施,确立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实现一国法律体系的一致性、统一性的基本制度。因此,违宪审查是宪法司法化的核心问题,是宪法司法化的精髓,没有违宪审查的宪法司法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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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宣言书,它应该是一个国家法律秩序的神经中枢。如果宪法只是一本政治道德宣言书,成为不能适用的一纸空文,不能规范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这个国家的法律秩序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而发生紊乱。基于此,我们认为,宪法司法化首先就应该包括违宪审查。

宪法司法化是否还包括“司法判断”,亦即对个案适用宪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宪法首先应该是法,不能适用的法就不是真正的法。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是应当法律化的人权的根本大法。[3]因而宪法的基本内容首先是设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法律化的人权)和相关义务,其次是设定为保障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相关义务得以履行的国家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权力及其关系。在现代宪政中,一国的法律体系正是宪法授权的国家机关根据宪法设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公民在社会关系中享有并实现宪法设定的权利。

那么,宪法授权的国家机关是否能忠实于宪法,制定不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呢?这是由前述违宪审查制度解决的问题。而宪法授权的国家机关是否能将宪法设定的公民权利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时,给予具体而实际的保证呢?这就关涉到宪法对个案的适用问题。一般说来,由于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法律文本具有最高的原则性和抽象性,因而具体的法律、法规难以将宪法设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全部具体化。王磊博士对我国宪法设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及其具体化的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指出: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至第50条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大致可分为平等权、选举权、言论自由等等十大类。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公民基本权利在诉讼的救济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宪法不能适用于个案,法院现有的受案范围就停留在较低层次的规定上。“而且由于行政和民事法律只主要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就剪裁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类,其后果之一,是造成除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基本权利似乎形同虚设。”[4]事实上,具体的法律、法规不仅因其没有对宪法设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法律救济而要求直接援用宪法进行司法判断。即使有了充分的救济,宪法适用于个案也是必须的,因为法律的空缺结构始终存在。从理论上讲,法律较之于社会生活总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加速度的趋势。因此,具体的法律、法规永远满足不了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宪法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就起作用了。宪法作为法律,其大量条款属于法律原则。法律原则能否适用?在现代法学理论中是不成问题的。德沃金的权利论法学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他认为,法律原则是不同于法律规则的独立的各种准则,在裁判难办的疑难案件时,“它们似乎最有力量,最有分量。在这些案件中,在对特定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作出判决的理由方面,原则起着根本的作用”。[5](P48)在《认真对待权利》的第2、3、4章中,德沃金还全面分析了原则和规则、原则和政策在诸多方面的区别以及原则的适用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适用原则于疑难案件,以平等保护公民权利,是德沃金权利论法学最基本的思想。

什么是疑难案件?疑难案件就是没有现成规则可以适用的案件和现有规则在适用于案件时可能与某些法律原则发生冲突的案件。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的各级普通法院对于没有现成规则可以适用的案件采取不予受理的态度,公民无法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对于规则和原则发生冲突的案件,我国法院也有适用原则而放弃规则的先例。由是观之,在穷尽一切法律手段还无法对公民权利给予有效救济的条件下,适用宪法原则裁判至今被普通法院拒之于受案范围之外的个案,对公民给予充分的法律救济,实在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而宪法原则作为最高的法律原则,以其最大的普遍性和概括性的特点,补充法律规则的空缺,对公民给予有效的法律救济,也是建设高度发达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之必须。

据此,我们认为,宪法司法化是指适用宪法以进行违宪审查和裁判疑难案件的宪法实施过程。宪法司法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违宪审查,即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司法审查;二是“司法判断”,即适用宪法以裁判没有现成法律规范和现有法律规范与宪法原则相抵触的疑难案件。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宪法的神圣性、严肃性,使其成为真正的根本大法,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权威性,避免我国各级各类立法之间的相互冲突,才能最大限度地缩小我国的法律空缺,给公民以充分的法律救济,真正地实行宪政,实现法治。

二、宪法司法化的模式选择

关于宪法司法化的模式选择,自然应该从宪法司法化的首要内容——违宪审查的模式说起。

自19世纪初美国人创建违宪审查制度以来,在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建立了这一根本的宪政制度。就具体的制度模式而论,主要有议会审查、司法审查和专门机关审查三种基本的制度模式。建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只能以这三种基本模式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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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完善。

首先是议会审查,这一基本模式以英国为代表。英国自17世纪“光荣革命”以来,在政体上一直奉行“议会至上”原则,因而其违宪审查权由议会行使,并沿袭至今。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议会这一权力形同虚设,因为英国没有刚性宪法。英国宪法是由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宪法性惯例和判例构成,传统的判例法形式可以使新的判例代替旧的判例,新的惯例代替旧的惯例。因此,在英国可以说不存在违宪问题。[6]以这种议会审查模式为基础,20世纪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均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但到了20世纪末,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化,这一模式在这些国家也基本废弃了。

从我国的现行宪法看,我国实际上也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包括其常设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因为我国宪法第62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第67条第7、第8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但是,正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我们现在是有宪法无宪政,宪法只是一部政治道德宣言书,违宪审查有其名而无其实。之所以造成此种状况,撇开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不论,单就逻辑上讲,自己不可能认为自己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是不符合宪法的。因此,我国几乎所有学者均对此模式持否定态度。

当然,目前有些学者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出发,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行使违宪审查权,通过完善程序机制来建构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一模式我们认为是行不通的。诚然,我国缺乏违宪审查制度与我们没有相应的违宪审查的程序机制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模式仍然是有问题的。首先,如果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那么,违宪审查制度就是实施宪政的关键,因为宪政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宪法制约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如果在立法机关内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行使违宪审查权,这只是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其约束力是十分软弱的,最终恐怕也只能流于形式。其次,这也与一条通行的、古老的“任何人不得自断其案”的法律原则相悖,这种在程序上就有失公正的模式即使运作起来,也难以令人信服。所以,决不能将违宪审查权赋予立法机关自身,若如此,还不如不设计该项制度。

就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看,比较倾向于设置专门机构实施违宪审查,如德国式的宪法法院制度或法国式的宪法委员会制度。从违宪审查制度发展的历史看,由于立法机关审查的无力,许多过去由立法机关行使审查权的国家在二战以后也纷纷放弃了原有的审查模式,选择了专门机构的审查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国家选择了普通法院的审查模式。一般说来,判例法系国家选择了后者,称美国模式;大陆法系国家选择了前者,称欧陆模式。由于我国在法律形式上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类似于大陆法系,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建构欧陆模式的违宪审查制度。

欧陆模式以专门机关行使违宪审查的违宪审查制度自然有许多优点,如果宪法的实施和实现仅仅在于违宪审查,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从宪法司法化的角度看,宪法要得以实施,不仅是违宪审查的问题,也还有一个适用宪法以裁判疑难案件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建立专门机关审查模式的同时,赋予普通法院适用宪法裁判疑难案件的权力。不过,这样一来,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我们认为,为了切实保证宪法的实施,有效地维护宪政秩序,有力地保障基本人权,使宪法真正成为法,从宪法司法化的两方面内容通盘考虑,将违宪审查权和适用宪法的权力赋予普通法院更为合理。

选择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基本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遇到许多困难,第一个难题就是是否有违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文说明。其次就是我国法院的地位和法官素质问题。诚然,我国法院的地位不高,还无法与违宪审查的权威性相匹配。但是,我们如何提高法院的地位?是靠它自身去提高呢,还是靠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去提高?我们认为,法院作为我国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它必须依法(包括宪法)行使司法裁判权,宪法和法律赋予它多少权力它就只能行使多少权力,赋予它多大权力它就只有多大权力。因此,法院地位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而根本还在于人民赋予它的权力,在于我们的制度安排。我们如果在制度设计上赋予它更多更大的权力,它才有提高自身地位的可能。此外,司法腐败不但破坏了法院的形象,也严重地降低了法院的地位,使人们不愿赋予它更多的权力。但是,司法腐败和法院地位不高也有关系,它地位不高,谁都可以对它指手划脚,这难道不是司法腐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吗?只有当普通法院地位提高到它只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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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它指手画脚的时候,它才有消除腐败的可能。再说,我们也不能因为现状如此,就让法院的地位永远低下去,就让法院这样腐败下去。因此,通过法律赋予法院更多更大的权力,强化司法权,实在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

至于法官素质问题,应该包括政治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两个方面。诚然,我国法官在这两个方面的素质都亟待提高。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只有在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去提高他们的素质,实践的需要才是提高他们素质的最强劲的动力。再说,我们如果设置专门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同样需要法官,这些法官放在普通法院中去,也未必不可行。我国法律专门人才培养了几十年,在各级普通法院中,在人大、政府和各教学科研机构中去遴选一批高素质的法官行使违宪审查权是应该不成问题的。在欧陆模式中,其普通法院的法官的职业素养,主要是适用成文法律的技术,缺乏政策、政治方面的技能。在这方面却正是我国法官的优势。在我国数以十万计的法律工作者中,遴选一批高素质的法官在普通法院中受理涉宪案件,应该是完全办得到的。

当然,办理涉宪案件是非常严肃而神圣的事,我们也并不主张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受理。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受案主体应是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因为从立法体制上说,我国宪法和法律在地方立法方面只规定了省、市(包括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市和计划单列市)、自治区级人大有立法权,同级政府有制定规章的权力。而违宪审查的审查范围也应确定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包括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条例)和规章之内,其他行政纠纷原则上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确立普通法院审查模式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通法院审查“是一种‘附带型’、‘消极性’的审查体制,法院只是在发生具体诉讼后才进行审查,不能主动进行审查”。[6]普通法院适用法律具有消极性,奉行“不告不理”原则,这就使其违宪审查是一种消极的“事后审查”,这确实会造成未经审查的违宪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地存在的情况。但是,一个法律违宪的实质是侵犯了公民权利,当公民并未感到这部法律在实施中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时,我们应当推定该法律并未违宪,它是完全可以合法有效地存在的。只有当公民认为该法律在实施中侵害了自己的权利并提起诉讼,我们才能说这部法律有可能违宪。实际上,法律是否违宪,固然可以在制定时通过逻辑证明进行判断,更重要的则是在实施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严格地进行积极的事前审查,在实施中通过普通法院进行消极的事后审查。把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结合起来,把积极审查和消极审查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违宪审查的最终目的。

最后,普通法院审查模式的审查效力也是一个问题。据说,日本是实行美国模式的唯一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日本,由于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而产生了被法院裁定为违宪的法律,在诉讼的具体案件之外仍然是有效的法律的矛盾。[6]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在建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时候,我们不能拘泥于美国模式,也不能囿于欧陆模式,而应该综合吸收各家之优点,建立和发展出适合我国自身特点的违宪审查模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通过违宪审查的裁定既对个案有效,也对违宪的法律有效。

总之,在建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时候,应该把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和普通法院审查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把违宪审查和个案裁判结合起来。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应当以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为基础,设计我们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我们相信,凭中国人的法律智慧,能够设计出比西方国家更完善的、适合于自身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

三、违宪审查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设计违宪审查制度问题的研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恐怕就是违宪审查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因此,新中国的每部宪法都对此项制度给予明确肯定,这项制度在我国是不可动摇的。宪法第5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他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一宪法规定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最高地位。因此,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从属于立法权的。基于此,一般认为,“从体制上看,它(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引者注)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运行机制不相符合”。因为,让一个从属于立法机关的机关去审查立法机关的法律的合宪性,显然是不适宜的,也将打破我国现行的权力运行机制。[6]

如果按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就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即使是设置一个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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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来行使违宪审查,同样也构成了对最高权力的侵犯。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三权分立。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专门机构是高于立法权呢,还是与立法权平等,亦或是低于立法权?如若低于立法权,它无力对其进行审查;如若与其平等,又是权力分立;如若高于立法权,又违背了宪法关于最高权力的规定。我们也许还可以说,这个专门机构是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对立法权进行监督。那么,人民如果可以将这一权力委托给这个专门机关,为什么不可以将这种权力交给普通法院亦或其他机关呢?因此,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谁来监督,而在于应不应该监督以及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监督。

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应不应该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根据宪法的规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能否对其实行监督首先在于这种权力是否具有绝对性。我们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之“最高”只具有相对性,而不具有绝对性。因为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最高权力是人民赋予并受制于人民的。如果借用经济制度的话来讲,这无异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享有这种最高权力的使用权,这种最高权力的所有权永远属于人民,人民应当而且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对其进行监督。它的“最高”只能是相对的,只是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而已。既然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是相对的最高权力,就应当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它演变成为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

其次,人民对这个最高权力如何监督?在现代社会,从程序上讲人民对这个最高权力不可能实行全民监督,只能通过一定形式委托一个机关进行监督,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个机关,要么是一个新组建的专门机关;要么就是现有的司法机关。对其进行监督的机关的监督权一般说来至少应该与这个“最高权力”相当,才能有效地行使这一权力。费善诚先生主张“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也可称宪法监督委员会)”来行使这种监督权,在我看来,“在之下”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要独立就不能“在之下”。再说,如果“在之下”可以独立行使这种监督权的话,那么,“在之外”独立行使监督权的普通法院也可以定位为“在之下”,又何谈僭越最高权力呢?因此,如果说普通法院的审查模式背离了现行的政治体制的话,设置一个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同样也背离了现行的政治体制。于是,只有对这一“最高权力”不监督似乎才合乎现行政治体制了。所以,我们必须“在之外”设置一个与其权力大体相当的机构才能对其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督。

再次,是否将违宪审查权赋予“在之外”的普通法院就是实行三权分立?近代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起于洛克,完成于孟德斯鸠,在美国的宪政实践中得到较好的实现,因而历来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中也有坚决反对分权制衡的,最有名的应该是卢梭。卢梭在人民主权论的基础上,抨击分权论者“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好象他们是用几个人的肢体来凑成一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有脚,都再没有别的部分了”。[7](P37)因而主权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代表的。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理论的忠实执行者,他虽然坚持卢梭主权在民不可分割的基本思想,但是,在政体结构上他主张各种权力职能分开。他说:“行政的、立法的和司法的职能要分开执行”,“任何人都不能同时担任两个公职。”[8](P155)这样,罗伯斯庇尔在主张主权在民的基础上,认为只要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立法权优先,三权职能分开,就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政体。这就表明,即使不分权,各种国家权力在职能上分开也是必须的,这是建构国家权力秩序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就有一个权力的统一性和职权的相对独立性的问题。我国宪法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权能关系。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的一切,当然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是权力的统一性。人民通过特别程序制定合乎人民意志的宪法,将各种基本权力赋予不同的国家机关,使不同的国家机关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权力,这种权力就是职权,这就是职权的相对独立性。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则独立行使司法权。在法治社会中,行政权和司法权都必须依法行使,人民的权力也只有通过法律来体现,因此,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而成为国家最高权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职权不管如何分,也不管各种职权的独立性有多大,只要保证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这些职权的独立性就只能是相对的,一切权力就仍然属于人民。故此,只要通过宪法,将违宪审查权赋予普通法院,普通法院依据宪法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就不过是一种职权的分开,普通法院的职权再大,也不可能超越于人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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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是否会否定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必须明确的是,“最高权力机关”意味着什么?从根本上讲,最高权力机关不过意味着它是一个代表人民将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机构,是一个代表人民制定法律的机构。由于它代表人民,所以它“最高”。而这种“最高”,体现为社会全体,包括其他各种权力机关都必须依照它所制定的法律行为。于是,只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它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让其他机关对其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则在于它不过是代表人民的一个“机关”,它本身并不是人民。因此,它完全有可能违背人民意志,这是建构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如果一说对其进行监督、审查,就降低了它的“最高”的地位,那就只好不要这种制度了。再说,普通法院是依据宪法获得违宪审查权的,这就意味着这项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并不表明法院地位高于人大,而是人民地位高于人大,法院不过是受人民的委托对其实行违宪审查而已。因此,只要社会全体都一体遵守法律,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地位就没有受到削弱。

总之,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违宪审查权是宪政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权能。宪法司法化是宪政民主之必须,在真正宪政民主中,除人民的权力之外,没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因此,各种权力机关的职权必须分开,都必须接受监督。权力的不同结构不管如何,都不能、也不会影响人民绝对权力的统一性。人民可以以一定的程序将违宪审查权交给一个专门机构,也可以将这种权力委托给普通法院,只要确立了宪法和法律的至上地位,就不会降低立法者的法律地位。

参考文献:

[1]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3,(2):18-

28.

[2]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N].人民法院报,2001-08-13.

[3]潘佳铭.检讨我们的法律观[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2):

56-59.

[4]王磊.宪法实施的新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03,(2):29-34.

[5][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1998.

[6]费善诚.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J].政法论坛,

1999,(2):2-13.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法]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Investigation System of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 and Its

Pattern Selection inJudicialization of Constitution

PA N Jia-ming

(College Science and L aw,N or th-western N or mal U niver 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Judicializat ion o f Co nstitutio n should include tw o aspects o f co ntents:O ne is investig ation o f v iolation o f co nstitu-tio n;the ot her is judicial judgment.Hence inv estigat ion system o f v io lat ion of constitut ion should choose nor mal co ur tex ecut-ing a utho rity o f investigat ion as it s patter n.T he aut ho r ity o f t he supr emeor g ans of pow er w on’t be offended if nor mal co ur ts ex ecute t he autho rity o finvestigating into violatio n of constit ut ion o n t he basis o f the co nst itutio n.

Key words:Constitution;Judicializat ion;Investig ation of v io lation ofco nstitutio n;System o f people’s co ngr ess

[责任编辑　全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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