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山水诗走向巅峰的原因

盛唐山水诗走向巅峰的原因

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山水田园诗是唐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形成的原因，历来看法不同，本人倾向于文人隐居的方式是促成盛唐田园诗兴盛原因这一说法。首先，隐居另寻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和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向，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传统，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平和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隐居方式审美理想审美趣味

所谓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的诗歌。田园生活作为独立的题材，进入诗歌的的时代比起山水要早。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写到田园生活的诗歌是传说中唐尧时期的《击壤歌》。《诗经》中也有一些关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如《诗经?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甫田》、《大田》等篇开始了对田园生活加以具体的描绘。《七月》中农夫一年四季的耕作、采桑、收获……叙述十分细致。除此以外，《诗经》中还出现田园生活的片段场景，如《魏风?十亩之间》中写到女子在郊外采桑，这些作品对中唐以后新乐府系统的田园诗有很大的影响。山水一开始是作为背景描写进入诗歌创作中的（见《诗经》），而山水诗的日见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观沧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山水诗，但是它的出现还不能标志着山水诗时代的到来。

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是东晋陶渊明，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是刘宋谢灵运。田园生活虽然在《诗经》中就有所表现，并且可以看作诗歌的一种题材，但人们公认的“田园诗派”却以陶渊明为创始人，他在诗歌中讲述自己躬耕的辛劳与快乐，描绘着田园生活的悠然。由于在《诗经》中，“农家苦”是田园题材的基本内容，而“田园诗”狭义上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讴吟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牧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田园诗是由陶渊明开创的（并由初唐王绩所接续，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以后，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虽然数量更多，但主题又转变为反映农家疾苦）。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作于入宋以后，东晋后期，虽然玄言诗中已含有许多山水成分，但毕竟还没有形成以景为主的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东晋的玄言诗在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尚有一脉相传之处，但是他在诗歌中模山范水，充分反映出晋人已经领略到的却还未用文字充分表达出来的山水新意。

山水田园诗歌共同走向颠峰是在唐代。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山水田园诗是唐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够体现唐代诗歌总体特色。从现存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可以看出，它们是随着整个唐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并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均有其自身的特点。

盛唐山水诗与中晚唐山水诗的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气韵风格上。胡应麟在《诗薮》曾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

非人力”。

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顶点，诗歌更是全面繁荣。在这一时期，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一批山水诗人的涌现将山水诗歌的艺术成就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继承晋、宋以来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的创作传统，形成了具有共同题材内容和相近艺术风格的诗歌流派。他们的诗歌重在发掘自然美，表现悠远自得的情致，创造出物我浑然的境界。总体看来，盛唐山水诗语言清新而韵致高远，格局阔大且气象万千。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诗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山水诗很贴近于自己的生活，出现在孟浩然诗中的景物描写似乎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更加显得随性而发、不加雕饰。如《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这首诗色彩素淡、浑成无迹，被后人叹为“天籁之作”。这样的诗语句自然纯净，淳朴而内秀，很让人领略到“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清朝沈德潜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细读孟浩然的山水诗，能够发现，其诗不喜好用堆垛的意象和繁复的词汇刻画描摹景物状貌，而是追求意象的清空和风格的冲淡。“……他注重的是诗歌内在的骨力。孟浩然写了不少描绘雄奇景观的山水诗，总体读来会发现，他大都不喜欢用艰涩的词语和复杂的描写，而是更多的从各个角度烘托主景、渲染气氛”[2]（P．207）。如他的《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中状八月钱塘潮云：“照日秋云迥，浮天

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笔力雄健，具有俯视一切的气势，这是盛唐大家气象的体现。再如他那首著名的《临洞庭赠张丞相》中形容洞庭的壮观：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前四句中诗人超出了视野的局限，将整个身心融入了宇宙的深处，以去感受洞庭湖云气蒸腾、天水混沌的气势和波涛涌起而撼动岳阳楼的伟力。

王维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巨匠，他多才多艺，山水诗在他的笔下达到了顶峰。王维的山水诗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数不多，大部分作于中年之后。前后期诗作的思想内容虽呈现显著的不同，但它们都充满了高华而优美的盛唐之音。

王维早岁春风得意，充满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又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山水诗上则是选取雄伟壮丽的高山大川来加以描绘，用以寄托他豪迈开朗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同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的开元盛世是一致的。后期则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退出政治舞台，皈依佛门，栖身于山水田园的极乐世界。所以他后期创作的大量的山水诗，基本上是一种雅致的情韵，把大自然当作纯洁的理想王国，多是描绘幽静的山石和清澈的溪流，农村的田园风致，表现出流连光景的娱悦和高蹈出尘的满足。前者如《华岳》：

西岳出浮云，积雪在太清。连天凝黛色，百里遥青冥。

白日为之寒，森沈华阴城。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

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天地忽开拆，大河注东溟。

遂为西峙岳，雄雄镇秦京。大君包覆载，至德被群生。

上帝伫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车久，何独禅云亭。

诗人运用夸张笔法，融合神话故事，传神地写出了华岳威峙秦京的雄伟气势和壮丽风貌。诗歌前六句浓墨重彩地渲染华山的雄伟、俊秀，实虚结合地表现了一个瑰奇世界；然后写华山的形成过程，引用巨灵劈山的神话故事，进入到一个诡奇神秘的浪漫境界，突出其陡峭和威严；最后点出请封西岳的主旨。读此诗，不禁使人产生“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壮志，并由华山的壮美进而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美，间接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和诗人青年时期的远大志向。后期的山水诗代表作则为《山居秋暝》，此诗如轻盈淡远的音乐，又如飘渺空灵的妙境，充满着诗情画意之美：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是以写景为主，全诗写出了山、雨、秋、月、松、石、竹、浣女、莲、舟等景物。诗歌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景，就表现出了寂静的山林，清新的空气，迷人的黄昏，抒发着诗人对超脱、闲适的生活的向往。进一步描写了月光挥洒，清泉畅流，更使人增加了对松林、山石的留恋。浣女的笑声，渔舟的回归，使这极静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活力与浓郁的生活气息，充分地体现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趣。诗人捕捉了景物中最优美、最动人的一刹那，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地写来，却是如此形象生动，韵味无穷。

王维的山水诗丰富多彩，具有不同的风格和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山水诗气象万千的风格特色。他写汉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流急山远，水天相接，是那样波澜壮阔，浩淼空濛；他写终南山：“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白云青霭，山峰沟壑，又是那样高峻广袤、奇幻幽深；他写巴蜀山水：“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把山高两盛、万木郁森的雄秀春景描写得绘声绘色。这些诗歌中，有气象雄伟、意境开阔者，也有雅致清淡、闲适幽静者。无论写何处山水，他都能准确传神地表现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对于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学界有角度不一、深浅不同的看法。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三章“歌唱自然的诗人”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五世纪以下老庄的自然主义的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思想的混合，使得士大夫往往轻视世务，寄意于人事之外；虽不能出家，而往往自命为超出尘世，于是在文学的方面有"山水"一派的出现；二是当时社会重视隐逸，隐逸之士遂成了社会上的高贵阶级。聪明的人便不去应科第，却去隐居山林，做个隐士。隐士的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即使不得征召，而隐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会的崇敬。思想所趋，社会所重，自然产生了这种隐逸的文学，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那乐天知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

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则在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补充，他认为，胡适的话都是不错的，"但为什么隐逸在唐代成了特殊的高贵阶级，照我看也有它本身的时代社会背景。这背景便是道教之升为唐朝皇家正教。""诗人山居的动机或者为了便于修炼──当时文士多少与丹箓发生一点关系──或者为了便于读书，但他们既多与自然接触，对自然更易欣赏和了解。建安以来的宫廷都市文学到了这时变为山林田园文学，其关键在此。"

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唐诗概论》之类的论著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原因的论述基本上不出以上几点。

刘文首先探讨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他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便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本文还认为胡适《白话文学史》及以后的各种文学史强调"终南捷径"对于盛唐隐逸之风的影响，并进而把它归结为当时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是不妥当的。本文认为：“诚然，当时‘终南捷径’是存在的，走此径者亦不乏其人，但那是些假隐士，并不能作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多为开元进士，他们是靠科举而非靠征辟进入仕途的。与‘依隐钓名’、由隐而仕的‘终南捷径’正好相反，他们走的恰恰是一条由仕而隐、远离政治的道路”。在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倾向进行评述时，他认为隐逸闲适的内容，消极出世的思想，清冷空寂的意境，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创作倾向。……当然，又

不能一概而论，在表现闲适的作品中，也有描绘了祖国山川的秀美，反映了农村生活的淳朴，消极情绪不太明显。"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评述时，他说：“要而言之，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田园诗，成就不及陶渊明；他们的山水诗，成就超过了谢灵运。若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们是应当居于陶、谢之中的。”“从表现艺术方面来看，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则综合了陶、谢之长而又有所发展。”

林继中文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了文人的隐居心态与六朝人的区别及对田园诗的影响。文章指出，这种田园别墅的“世上桃源”为“冠冕巢由”式的半官半隐生活提供了可能性，由此带来了隐逸心态的变化，即陶渊明所幻想的“秋熟靡王税”为“愿守黍稽税”所取代。盛唐士大夫与官场拉开一定的距离，追求一种身心俱足的平衡，又在传统文化心理的维系下，遵循儒家“不废大伦”的原则。正是这种从经济到心态的自给自足，造就了盛唐田园诗的“自在”──即秀美的风格。

葛晓音前文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深入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指出由于盛唐官僚阶层享有占田的特权，盛唐别业在官僚阶层、尤其是中下层士人中十分普及。这一特点造成了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一种是在郊馆别业休沐之隐，以及州县官在任所附近购置“寄庄”之隐，即“亦官亦隐”；另一种是文人在等候选调或荐举期间的暂时闲居，此种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在释褐之前为入仕作准备，一类是在及第之后等候选官、或罢官之后待时再选。这后一类对田园诗的产生至关重要，因为这一类隐居多数在出过著名隐

士的风光优美的地区，又通常是文人进行心理调节的时期。文章还对隐居的地域选择、爱好偕隐、郊馆庄园的修建特点等方面作了探讨。作者认为，上述隐居方式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和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向。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即更多地将审美目光移向隐居环境的外在美，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平和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术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发远为具体和深入。

葛晓音后文试图通过对陶谢、王孟、韦柳这一作家系列的考察，从他们作品的基本旨趣、审美观照方式、道释思想的影响、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研究这一诗派的艺术特征。文章认为，王孟诗派的特点，首先在于继承了陶谢所确立的体合自然、适己为乐的精神旨趣以及澄怀观道，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这是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基本特征。其次是这派诗人多写方外之情，却没有纵诞的宗教色彩，而是将仙境禅境化入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创造出清净空灵的艺术意境，这是王孟诗派区别于其他山水诗人的又一重要特征。再次，王孟对陶谢的继承，不仅体现为融合了二者一重感受、一重刻划的基本表现方式，而且还表现在意象、语言、结构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段上。例如，他们往往喜欢通过创造类似的隐居环境，表现与陶渊明类似的心境。王孟诗派也吸取了谢灵运诗形象鲜明、容量较大、语言典

雅、适于在登临游览中展开山水长卷的特点。而王孟诗派继承并融合陶谢的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这一特征，是山水田园诗从陶谢到张九龄逐渐合流的趋向所促成的。山水诗自初唐以来，便经历了学习大谢体和小谢体的两次复变。大谢之繁、难、深、险与小谢的简易浅近相融合，已为虚实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经验。但王孟诗派没有停留在单纯继承和融合陶谢的水平上，而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将意象提炼到具有最高概括力的程度，使这一诗派形成了富有韵外之致、象外之趣的共同特色和清空简远的相似意境。他们处理虚实关系的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淡化和疏化景物形貌的刻划，注重传神。二是以灵活巧妙的构思改变大谢平铺直叙、面面俱到的章法，突出主线，详略得宜，形成曲折有致的多种结构方式。三是通过意象的取舍和精心组织，把色相提炼到最精简的程度，能提供最大的想象余地。文章最后说：“由此可见，王孟诗派形成空灵清新、含蓄隽永的共同风格，达到后人所称道的'清空罔象'的境界，也是他们在艺术手法上继承和发展陶谢，并且互相影响、前后传承的结果。”

对山水田园诗派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则有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该书论盛唐山水田园诗分“开元前期山水田园诗的合流”、“孟浩然”、“王维”、“盛唐诸家山水的界划”等四章。该书认为，在南北朝分道而行的山水田园诗，从唐初王绩开始虽出现了合流的端倪，但因初唐诗坛上田园诗寥寥无几，而且从内容到表现方法几乎都被山水诗同化，遂造成了初唐山水诗单向发展的局面。直到开元年间，才出现了一批兼长山水田园诗的大作家，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陶渊

明田园诗的旨趣。但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合流，不仅表现在诗人对两类题材的兼容并包，还表现为在实质方面的深层次的合流。即陶渊明田园诗中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被山水诗接受，生来就未传汉魏风骨的山水诗与陶诗在继承建安风力的基本精神上趋于一致，自然观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山水田园诗的已经中融合为一。这才使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具备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而完成这种合流的关键在于山水诗自身的变革。初唐山水诗的第一次复变，仅仅做到在艺术风格上用晋宋古意反拨齐梁诗风。而山水诗还必须进行一次充实汉魏风力的变革，才有可能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真正趋同。这一变革过程，是在开元时期的两位贤相张说、张九龄的倡导下，通过对齐梁诗风的再次纠偏而完成的。“第十章”中“山水田园诗派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虽然是总论，但仍以盛唐诸家山水田园诗为重点。文章认为，与其他题材相比，山水田园诗的表现艺术发展得最为充分，也最为丰富复杂，不但在遗产上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典范，而且解决了中国美学史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如虚与实，形与神，天然与人工，意境与兴象等等，对宋元以后发展起来的文人山水画和园林等艺术门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山水田园诗派在中国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还反映了中国文人审美的一项重要标准，即崇尚萧散、简远、闲淡的风格，和出于天然、无法可依的境界。总之，山水田园诗派之所以应当得到充分肯定，主要在于它在我国艺术史上提供了一种极高的审美标准和不可企及的典范，反映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参考书目：

1、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版

2、章尚正《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版

3、吴庚顺《唐代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1995年版

4、杜牧著张厚余解评《杜牧集》，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

5、詹福瑞、葛景春《王孟体诗选》，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6、陈铁民《王维孟浩然诗选》，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９月版

7、周汝昌、周啸天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版

8、金辉《山水田园诗发展及盛唐、中唐之比较》，《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2/5

9、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2002/22/3

10、蔚华萍邓珊《韦应物和王维山水田园诗比较》，《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