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屈原相遇后
司马迁与屈原相遇后...
生,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欲也.在不同的时代,司马迁选择了前者,而屈原则选择了后者.他们都是古之成者.
渔夫高歌离去,正当屈原纵身下跳的一瞬间,司马迁拉住了屈原的腿,害他来了个"猪啃泥".
"这位兄台,有何事让你如此想不开啊,非得自寻短见不可啊?"
"仁兄有所不知啊,当前社会腐败,我实在是不愿与他们苟合.但在下一个人势单力薄,无法扭转乾坤.所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
"此言差矣!好死不如烂活着嘛."
"这里实在没有我的立身之地啊!他们贪污的贪污,贿赂的贿赂,可恶那昏君也这般模样.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因此被放逐,你说我还要怎么活啊?"
"不要那么愤世嫉俗嘛,可曾听说'刑不上大夫'一语?"
"当然听过!要是我受过刑的话就更不要活了."
"兄台,你可知在下......"
"莫非,莫非这位仁兄被上过刑?"
"不瞒你说,刑中之极也."
"哇,不是把?......怪不得怎么看都有点像太监."
"没搞错吧?你还损我?你瞧,我都要坚强的活下去,你有什么好去死的呢?"
"......"
"再说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就不能珍惜一点吗?"
"兄台苟活,一定有要事在身吧?"
"这都让你看出麳了?真是明眼人.我正在写我的巨作<<史记>>,可有兴趣领略一下我的文采?"
"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嘛!我现在只想着死了,要不是你拖我后腿,我早就与我思念多日的父母团聚了."
"......"
说着,纵身一跳,"俺老屈去也,咱们天堂见了."
这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司马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消失......
莎士比亚说"To be or not to be,it's a question".
屈原司马迁心中的一盏明灯
屈原司马迁心中的一盏明灯 教授《屈原列传》一文的时候，总恍惚着把屈原当做了司马迁，一个“志浩行廉，爱国忠君真气节；辞微旨远，经天纬地大诗篇”，一个“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种感觉很强烈：同样的正义耿直，同样的遭遇不幸，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影响深远。在所有为之纪传的人物里，司马迁独对屈原情意笃深，与众不同：写作行文采用变体，评传结合，抒情浓厚，倾向鲜明。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闻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予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
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泪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一生，光明磊落，其赤雕忠心，日月可鉴，正如司马迁在《庭原列传》里的评价，“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德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认为屈原正道直行。忠贞为国，却遭到诽谤和打击，这是极为不公的；他高度赞扬了屈原的可贵品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屈原遭遇的深切同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千古奇冤，万世忿怨，然此并非屈原一个人的遭遇，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百多年后的一天，同样的遭遇也落到了司马迁的头上。
从_史记_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张 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司马迁;生死观;《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5)01-0019-02 收稿日期:2004-03-09 作者简介:张黎(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就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 “勇者不必死节”这是一个肯定句,而解释“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的分歧就在于“何处不勉焉”的“勉”是勉死还是勉生。从这句话的下文看,司马迁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联系起来理解,“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就应该是怯夫勉励自己去死。在司马迁心目中“勇者”和“怯夫”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史记》中有着明确的答案。 在《史记》的人物长廊里,有的让人赞赏,有的博人同情,也有的遭人轻视,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们最终都难免一死。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观点将人的死分为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区分的标准就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话并不是在强调死亡的可怕,而是为了说明人一生只有一次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司马迁赞叹那些为理想和道德而慷慨赴死的义勇之士,也赞赏那些功成身退,逍遥远祸的明智之士,但更让他由衷敬佩的则是那些能够忍辱就功名的英雄,因为只有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仍能保持冷静,慎重决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不论他们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事迹都足以让人为之感动。 因为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对伍尚来说,从父而死是以仁孝为人生价值,而对伍子胥来说,不从父召是以报仇为人生目的。一死一生都是出于理智的选择。虽然对于伍子胥的作法有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忠孝之道的,而且他对楚王的报复还祸及楚国百姓,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更着重于他对生死的抉择 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2005 V o l.20 N o.1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导读：本文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仅供参考，如果能帮助到您，欢迎点评和分享。 风和日丽，燕舞莺歌，好个晴朗而温馨的春日。汨罗江如一幅柔软而素洁的缎带向东悠悠地流淌，粼粼波光与蓝天辉映，显得格外明净。夹岸垂柳，似婷婷的少女，生气勃勃，舞姿翩翩。古老的土地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欣欣向荣，气象万千。历史多情，穿越遥远的时空隧道，把两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风流人物推至这里，——他们就是屈原和司马迁。于是，芳草萋萋的江滨，二人席地而坐，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旁征博引地论辩曲直，令江流屏息，天地动容。 司马迁俨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率先热忱问候：“屈翁您好!我虽为您作传，但不曾谋面，今日相见，幸甚!幸甚!” 屈原依旧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立刻温情答礼：“谢谢!谢谢!子长的冤狱，我于泉下亦有耳闻，我们的命运何其相似!”“是啊，您遭流放，我受宫刑，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司马迁愤愤不平，喟然长叹。屈原缄口不语，陷于哀思，两眼闪动着泪光，静静地凝视着江面。 沉默……“屈翁，恕我直言，蒙受冤屈，固然需要竭力抗争，但并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故我虽曾万念俱灰，却终未轻生。”司马迁态度从容，语气坚定。“不，君王昏聩，奸党嚣张，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我岂能以高洁之躯蒙世俗污浊之尘!所以宁赴江流而葬身鱼
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 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屈原与司马迁
两千年的风云早已随风飘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早已湮没无闻，将帅士卒的征战厮杀也已销声匿迹，甚至于固若金汤的长城也风化侵蚀。然而，当我们回首去感受那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感受到时代的呼吸。在需要伟人而且拥有伟人的时代里，文化巨人们不仅留下了时代的描述，而且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道德遗产、精神遗产。 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我国第一位真正的诗人屈原，一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是两棵树。虽然生长的完全是两种姿态，可是却同样长得茁壮，雄姿英发，向蓝天伸展着同样的高度。 人们普遍认为，屈原与司马迁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其个人所遭受的厄运分不开的。司马迁自己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对现实不满，所以有所希翼，现实的残酷和压抑，使人“有志不能骋”，志在于内，情动于中，发而为文为诗。而文学成就的高下虽与苦难的程度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理想的高下。屈原屡遭贬谪，濒于绝望，虽志洁行廉而反为累赘，成为不容于世的根源，所以他“忧愁幽思”，口吐华丽篇章。司马迁忠心为主，仗义执言，却被下狱，身受腐刑，于是发愤有为，终能“成一家之言”。 然而，屈原与司马迁又是很不同的，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上。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向上的路，世浊己清，人醉己醒。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变心以从俗”。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敬，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阵阵搅心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一个汉子的壮年。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敏感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即使他肢体完整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黑夜惊诧了，我们突然看见他那绝望的手握住了那卷没有刻完的竹简。另一只被寒冷舔僵的手，握紧了刀笔……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 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所致。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 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对汉武帝实施了永远的宫刑。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 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 历史的帷幕一层层地拉上了，一个个大时代虚掩在时间的黑夜中。而屈原、司马迁却如历史天幕上 的灿烂星斗，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熠熠生辉。 (屈原上，徘徊在江边，面色枯槁，神情凝重，似乎在苦苦思索着……) (司马迁上，看到屈原) 司马迁：子非三阊大夫屈原与?何故面色苍白，憔悴至此啊?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作文【高中高一1000字】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风和日丽，燕舞莺歌，好个晴朗而温馨的春日。汨罗江如一幅柔软而素洁的缎带向东悠悠地流淌，粼粼波光与蓝天辉映，显得格外明净。夹岸垂柳，似婷婷的少女，生气勃勃，舞姿翩翩。古老的土地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欣欣向荣，气象万千。历史多情，穿越遥远的时空隧道，把两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风流人物推至这里，——他们就是屈原和司马迁。于是，芳草萋萋的江滨，二人席地而坐，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旁征博引地论辩曲直，令江流屏息，天地动容。 司马迁俨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率先热忱问候：“屈翁您好!我虽为您作传，但不曾谋面，今日相见，幸甚!幸甚!” 屈原依旧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立刻温情答礼：“谢谢!谢谢!子长的冤狱，我于泉下亦有耳闻，我们的命运何其相似!”“是啊，您遭流放，我受宫刑，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司马迁愤愤不平，喟然长叹。屈原缄口不语，陷于哀思，两眼闪动着泪光，静静地凝视着江面。 沉默……“屈翁，恕我直言，蒙受冤屈，固然需要竭力抗争，但并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故我虽曾万念俱灰，却终未轻生。”司马
迁态度从容，语气坚定。“不，君王昏聩，奸党嚣张，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我岂能以高洁之躯蒙世俗污浊之尘!所以宁赴江流而葬身鱼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 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从 报任安书 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第一幕： （独白）月圆之夜，紫禁之巅，只见一猥琐人物 （插《月光宝盒》，司马迁出。定神，向左望） 司马：屈兄，莫做傻事，留步呀—— （屈原站在汨罗江畔，纵身一跃，投入江中） 司马：还是迟了一步，再来—— （插《月光宝盒》，司马迁出。扭身，冲向河边） 司马：屈爷，别跳呀，欠债还钱—— （屈原站在汨罗江畔，纵身一跃，投入江中） 司马：我嘞个去，偶就不信了，再来—— （插《月光宝盒》，司马迁出。定神） 司马：原原，你老婆就你回家—— 屈原：遵命，老婆大人——（屈原一溜烟走了） 河底的鱼儿：到嘴的肥肉都是浮云 （屈原家中） 屈原：夫人叫我回来做神木？ 屈原夫人（女一）：死鬼，又去哪鬼混了？ 屈原：刚才去汨罗江旅游区溜达了一圈，看看鱼儿 屈原夫人（女一）：很闲嘛！ （屈原怡然自得）(女一揪住屈的耳朵) 屈原夫人（女一）：你不知道《离骚》还没截稿呢，再不交稿拿到稿费，包租婆非把我们赶出去不可—— 屈原：哎，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地球人都知道我活的很狼狈—— （屈原伏案写稿，女一在旁监视） 咚咚咚——（司马迁在外敲门，女一开门，司马进） 司马：想必您就是大名鼎鼎，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屈原——的夫人了，晚辈有礼了 屈原夫人（女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您是来收房租的？ 司马：wow ,No No .我是来找屈先生的 屈原夫人（女一）：是不是出版社的？《天问》发表了？稿费呢？ （司马迁汗）不是的。我是来劝屈先生不要跳江自尽的 （女一揪起屈原）纳尼？你想跳江喂鱼？你死了。谁来还债？ （屈原上下打量司马迁） 屈原：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满口胡话，偶怎么就要跳江——喂、喂鱼了？ 司马：历史上写着的，说你今天会跳江的，有史书为证 （司马拿出一本史书，屈原细细的看着，频频点头）（女一下） 司马：先生不能死呀，你要是死了，文坛就少了一位飞流才子了———更麻烦的是，还得让俺给你写列传，那是相当的劳命伤财！ 屈原：有理，有理！先生有如此之卓识，还没请教先生贵姓？ 司马：哦，俺属蛇的，今年42了 （屈原汗）那先生贵庚呀？ 司马：免贵司马，单字一个迁 屈原：先生在哪工作呀？这个多少？（搓手指）
生与死的抉择(屈原与司马迁)
生与死的抉择 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注定了要面对死亡，但，每个人的死亡方式都不同。有的人选择自杀，比如屈原，有的人选择坚强的活着，比如司马迁。人在一念之间会决定很多事，有时，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屈原和司马迁，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完全不同。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继续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他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佩，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这是他的选择。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一阵阵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他身上。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无所作为，即使他肢体健全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所以，他选择继续勇敢坚强的活下去。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
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向汉武帝证明了他的勇气与坚毅。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际上也把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比较。 司马迁和屈原，一个忍辱苟活，写下千秋巨著，一个愤然投江，系个人生死于国运兴衰。事实上，他们都胜利了，屈原的死成就了《离骚》，司马迁用活谱写《史记》。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生与死的抉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过死，只是没有人去做而
当屈原遇上司马迁
在2 0 10年的一个了无人烟鸟不生蛋的老槐树的下面，有两个人相遇了 （屈原上） 屈原：（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面色憔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博雍?想当年我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如今却是落到这个地步呀. （司马迁上） 司马迁：（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那怎么有 咦! 个人呢?过去看看. （司马迁迈着艰难的步伐向屈原走去） 司马迁：不知兄台是哪位？ 屈原：鄙人姓屈，单名一个平字?不知阁下是哪位？ 司马迁：在下复姓司马，单名一个迁字.幸会幸会呀！ 屈原；一样一样呀. 司马迁：不知兄台何以至此呀？ 屈原：想我三闾大夫，对国家忠心耿耿，却遭奸人诬陷，被流放至此呀?那仁兄有是如何呢？ 司马迁：（摇头）哎！惭愧呀！我乃史官，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公道话?却不想触犯了龙威，落了个腐刑的下场呀！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呀，我好有河颜面再苟活于世呀！ 屈原：（摇头）原来我们是同病相怜呀！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呀！ 司马迁：兄弟请讲！ 屈原：（望着汨罗江）我们一同跳入这江中，让这滔滔江水冲走所有的苦吧！ 司马迁：（望望江水）屈原兄是在说笑吧.你看看那江水，是如此的脏，怎么可以让我们干干净净的去死呢？要是在这么脏的江水里死了，九泉之下也无脸见我的家人呀！ 屈原：好象是呀?真是可恶呀，现在也不知道那帮人是干什么的，把江水都给污染了，想安乐死都不可以呀?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们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呀. 司马迁：就是呀，也该考虑考虑想自杀的人的感受呀，这么脏，想跳也没有勇气跳了呀.难道他们不知道想死死不成是很难受的嘛！ 屈原：看来要去找潘基文好好谈谈了，怎么现在国民素质这么差呀?环境竟坏到这种地步呀！哎！ 司马迁：那我们走吧！ 屈原和司马迁携手离去，一边找干净的江来自杀，一边找潘基文．这是，在老槐树上，一只老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笑的前仰后翻．由于用力过猛，一不小心就下了一个蛋．至此以后，这里鸟不生蛋的神话就给打破了．
灵魂的拷问 生命的思考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和精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
屈原与司马迁
屈原与司马迁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主人公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讨论的问题。当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时，两位中国历史上成绩同样斐然的文学家——屈原和司马迁，却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公元前的一个早上，汹涌澎湃的碰落江边，江声浩荡若雷霆，浪花拍浪花奔涌向前，就像此刻静静伫立在江边的屈原脑中的奔腾思绪。他正在回忆，出国过去强盛的日子。记忆化作泪滴落入无尽江水之中。在泪眼朦胧与江声中，他又仿佛看见昔日大臣进谏的朝堂上如今酒池肉林、歌舞升平，而边境烽烟四起，秦国骠骑早已跨进楚国国境。楚国国内，廉洁之人恭谨行事明哲保身，小人流氓却飞扬跋扈。江边黄鸟清越的叫声刺耳，江声却盖不住啼鸣。一会儿，随着“噗通”一声响起，黄鸟之声戛然而止，他缓缓沉入了江底，楚国的命运注定也将一沉到底。 多年后的另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司马迁的屋子里却早已闪起了暖黄的灯光。顾念着人生的莫大耻辱，一串冷汗便从背脊上流过，塌湿了他的青衣，但他不曾一刻放缓手中的笔，跳动的烛光照亮了他，他在暗黄、寂静的早晨里记录下他对人生最深刻的思考。他每日活着，都是痛苦的残喘，但他要完成他的使命，那个超越生命价值的理想。 屈原和司马迁，一个死了，一个活着，而人却像刀的两面，一个锋芒毕露，一个坚韧厚重，而人的生死态度即便差异如此鲜明，但还是有共同点的。
他们都为了各自的理想存活。屈原一生的志愿，就是辅佐楚王，重振楚国社稷，带领楚国称霸天下。司马迁在遭奇耻大辱之前不甘死而无闻，在历史中灰飞烟灭，所以他选择忍辱负重，直至写成《史记》。 二人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宏伟的志愿，但他们的生死观却相差甚远，我认为，关键在于而这对理想实现与现实差距的评价。 屈原投江之时，楚国朝廷已被小人占领，君王昏庸，国家江河日下，内忧外患令楚国像四处漏水的大船，陷落仅是时间的问题。此时的屈原，早已看不到楚国复兴丁点的希望了，他的理想有违楚国既得利益集团，投江是他在绝望的现实中对理想最后的追求。司马迁则不同，他只是汉朝官吏，无关于朝政，他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著书是他的主业，中途却因言获罪，万幸，司马迁还有书写的权利，文章被流传，纵使“万被戮”也无悔。只要能写书，他便能活下去。假使汉武帝令司马迁无权再动笔墨，他还活得下去吗？二者理想成真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死也罢，不死也罢，他们都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两种不同的生死观中蕴含着相同的对志向的坚韧、顽强坚持的精神，将照亮中华民族不止前进。
屈原、司马迁研究专题
屈原、司马迁研究专题 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选择？你有何感 想？ 屈原与司马迁的生死之路 两千年的风云早已随风飘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早已湮没无闻，将帅士卒的征战厮杀也已销声匿迹，甚至于固若金汤的长城也风化侵蚀。然而，当我们回首去感受那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感受到时代的呼吸。这是因为，在需要伟人而且拥有伟人的时代里，文化巨人们不仅留下了时代的描述，而且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道德遗产、精神遗产。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我国第一位真正的诗人屈原，一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是两棵树。虽然生长的完全是两种姿态，可是却同样长得茁壮，雄姿英发，向蓝天伸展着同样的高度。二者同为文化巨人，后者还为前者写了一篇传记，因此把两者作一番比 较，意义非常。 人们普遍认为，屈原与司马迁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其个人所遭受的厄运分不开的。司马迁自己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对现实不满，所以有所希翼，现实的残酷和压抑，使人“有志不能骋”，志在于内，情动于中，发而为文为诗。而文学成就的高下虽与苦难的程度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理想的高下。屈原屡遭贬谪，濒于绝望，虽志洁行廉而反为累赘，成为不容于世的根源，所以他“忧愁幽思”，口吐华丽篇章。司马迁忠心为主，仗义执言，却被下狱，身受腐刑，于是发愤有为，终能“成一家之言”。 然而，屈原与司马迁又是很不同的，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上。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向上的路，世浊己清，人醉己醒。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变心以从俗”。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敬，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阵阵搅心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一个汉子的壮年。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敏感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即使他肢体完整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黑夜惊诧了，我们突然看见他那绝望的手握住了那卷没有刻完的竹简。另一只被寒冷舔僵的手，握紧了刀笔……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所致。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 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对汉武帝实施了永远的宫刑。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 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