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对词的格律化及其影响

周邦彦对词的格律化及其影响

周邦彦对词的格律化及其影响

一、邦彦平生[1]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出生于钱塘的诗礼仕宦之家。是宋代词人之集大成者。著有《清真集》。其一生，伴随着政治新法的行止，旧新党势力的此消长而浮沉。

周邦彦的幼年，主要受到乡邦文化和家族文化的培育。

周邦彦出生钱塘，古老的杭州，即是风景名城，又是文化名邦。宋代则是历史上的全盛时期，那个将宋朝风流写尽的才子柳永，初到杭州时就被这繁华所震惊，欣喜若狂的写了《定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生长于这方青山绿水间的周邦彦当然而然的深受这种文化积淀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钱塘周氏是一个从五代十国后期就有名于乡邦的诗礼仕宦之家。其父周原为小儿子取名邦彦，就是用《诗经·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和晋陆机诗邦兮应运兴，繁若春处葩的含义，希望他能成为邦国之佳士。周原虽是终身布衣，但却是一个崇敬诗书以至于顶礼膜拜的人。这点影响到周邦彦，他年轻时便已博涉百家之书。

24岁时，趁着扩大招生的机会，周邦彦被录为外舍生，于地赶赴汴京读书，也开始了他的仕途之旅。

一、初旅汴京

汴京是宋代另一个繁华之地，是宋代建国已一百多年，倾尽国家之财力、物力、人力，经营的一个上层娱乐圈。这种豪华，使年表初入京的周邦彦为之欣狂，遂作《汴京赋》，歌颂变法的正确及汴京的繁华，并因向宋神宗献《汴京赋》提拔为太学正。

二、寓居庐州、荆州

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政，起用旧党，邦彦也因为《汴京赋》中赞扬新法的内容而受到牵连，不能俯仰取容而外放。这一次外放是周邦彦的人生的折点，从阳光灿烂得意的青年期，入了仕途坎坷的中年时期。

三、出知溧水

38岁，周邦彦被委任知溧水县。旅居溧水的这三年，是周邦彦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的成熟与定型期。这一时期，周邦彦受道家消积无为，隐退思想滋长。客观来讲，是由于被排挤出京后，长期沉沦州县，思想苦闷。主观上来讲，做为一个多愁善感，把文学作为抒情的作家来讲，自然更觉得异常萧索。

四、再旅汴京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赵煦亲政。再度实行熙丰新法，起用新党，贬逐旧党。三四年后，不知谁记起了周邦彦这个在外漂泊的文人，于是周邦彦受命再度回到梦萦魂绕的汴京。这次入汴京，周邦彦除了中途两次小的调离外，大部分时间在京供职。并担任宋朝皇家最高音乐机构的大晟府提举一职。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逝，赵佶赵徽宗即位，任用蔡京为相。但所谓的新党不过是些借着变法旗号谋权的小人，周邦彦看到了这点，中立于新旧两党之间，既对当权者不满，又无力改变现实，遂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对音乐曲调的整理、审定及规范等事。

五、暮年远宦

宋徽宗重和元年（1180），63岁的周邦彦又一次因不能俯仰取容而自触罢度被调出大晟府，远放到真定府（今河北下定县）任知府。其时的周邦彦身体条件极差，连读书看字尚且有困难。身心交病的周邦彦就在宋朝斜阳冉冉的残照中，走向自己斜阳冉冉的暮景。

其后又调往安徽，曾回到杭州故里短住。又因为方腊的起义而全家北上，而周邦彦就在这次漂徙中久病不起，于1121年溘然长逝。再也没回到他梦萦魂绕的汴京，也没能回到杭州故里。

二、研究现状

前人对周的研究，局限于词集的校笺点评，缺少整体性的理论评述。本世纪初，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1911年发表于《国文丛刊》，见《王国维遗书》）对其生平事迹和著作作了较详细的考辨，并提出一些带总体性的艺术评价，为今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周邦彦研究走出了高潮棗低谷棗高潮的马鞍形图案，完成了由传统到当代的化，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从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是第一个高潮。传统研究方面，清真词集的校辑、订律取得丰收，郑文焯、朱祖谋、杨易霖等作出很大贡献。郑氏《清真集校后录要》一文对宋、元旧本的辨析尤为精审。率先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清真词的艺术网络进行系统评述的是龙沐勋的《清真词叙论》（《词学季刊》二卷四期），文章精辟地剖析了周邦彦的创作道路和词风演变过程，勾画出由软媚向深劲奇崛、沉郁顿挫的变化轨迹。此后，俞平伯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悟力和美学修养对清真词的代表作逐一进行解读（见《清真词释》），在读者中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杨铁夫的《清真词选笺释》（1932年杨氏自印本）对周词的普及亦起过积极作用。这时期内唯有陈思《清真居士年谱》（见《辽海丛书》）因考订疏误不为读者首肯。

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是低谷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词学研究处于低沉状态。学界对周邦彦的评介出现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低谷之中，唯有韦金满的硕士论文《周邦彦研究》（1980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一枝独秀地吐露芬芳。韦氏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辩证地分析周词声律精审、辞气高华、铺叙缜密、浑厚和雅、模写逼真等优点，同时指出其失粘失律、雕琢堆砌、语句鄙慢、结构错杂、浅率失雅等瑕疵，表现出谨严的学风和求实精神。

三、八十年代至今是第二个高潮。传统研究方面。以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成就最为突出（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运用新方法对周邦彦作整体研究和评述的有钱鸿瑛《周邦彦研究》（199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刘扬忠《周邦彦传论》（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普及读物有刘斯奋《周邦彦词选》（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和蒋哲伦、刘坎龙《周邦彦词选》（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周词艺术分析的学术论文和赏析文章。关于周邦彦是否拥护新法的问题争论是这一时期学术争鸣的小插曲。而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三期），则实实在在地揭示了周邦彦父亲的生平，对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是很好的补充。至此，周邦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的化终于完成，新旧方法的交融亦取得良好的成绩。[2]

三、宋词背景下的邦彦

中国词史，简而言之，大致可以简而言之，是婉约豪放词两词的历史。明张綎谓：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宋人使用豪放一词，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都具有与传统词风相对立的雄奇、奔放、阳刚、高旷甚至不协音律、恣意纵横之意。张綖以婉约、豪放将词体风格划为二体，虽不能完全表现出词体风格的多样性，却简明地突出了词体主要的二种风格形态。

纵观词风史，豪放词始终不是词的主要风格，即使我们说豪放婉约风格并存之时，豪放词创作在数量，从事人数，时间上来讲，也是大不如婉约词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词的长短句形式更适合于抒情，且多于青楼瓦肆间演奏佐兴，故苏词仍不免受多不协音律（晁补之《能改斋漫录》）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