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希特勒给我们哪些启示

经济危机下的希特勒给我们哪些启示？

文/端宏斌

人类有一个很不好的陋习，那就是对人的评价喜欢走极端，即如果此人是坏人，那么他干的都是坏事，即使有干过好事，也故意隐瞒不说；而如果他是好人则正相反，他干的都是好事，即使有坏事也给偷偷藏起来。这回我们就来谈谈希特勒，众所周知，希特勒是个大坏蛋，具体坏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看两件小事，第一，从希特勒之后，就没人再敢叫“阿道夫”了，因为这个名字希特勒曾经用过；第二，从希特勒之后，就没人再敢留小胡子了，因为这是元首的标志。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德国是大萧条时期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很明显肯定是因为希特勒做对了些什么，因此德国老百姓才把他当做上帝一般来顶礼膜拜，对他的提议是言听计从，他把德国带入崩溃那是后来的事了。希特勒可以说是对凯恩斯主义执行得最完美的领袖，我们就以高速公路为例，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就诞生在德国，而目前德国使用的高速公路有1/4还是希特勒时代修筑的。

1923年希特勒发动啤酒罐暴动失败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至少干了三件事情，第一是写作了《我的奋斗》；第二是成功的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第三是看了不少书，其中就有一本是福特的自传，叫《我的生命及工作》，据说这本书使希特勒产生了一个念头，在全国境内兴建高速公路。几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上台仅11天，他便亲自主持了柏林汽车展开幕式，并借机宣传高速公路计划。当时，很多人反对这种“奢侈的道路”。希特勒曾想靠私人资金，这意味着将来修好的道路要收取使用费。而根据法律，收取道路使用费是被禁止的。即便困难重重，按照希特勒的逻辑，必须先有路，不然汽车造出来没地方开，经济也上不去。这件事让希特勒夜不能寐。就在左右为难之际，他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把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变成政府的一项失业救济工程。这样，既可以减缓失业问题，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还可用失业救济金支付工程费用。事实上在希特勒之前，科隆市长就已经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不过该高速公路全长仅20公里，希特勒认为这根本就算不上是高速公路，因此后来被降级成一般公路。

希特勒在经济萧条中建造高速公路，至少有以下三大好处：第一，可以立刻降低失业率，据说有12万工人在希特勒的感召下，不计报酬不讲待遇地开始了高

速公路的建设。希特勒还让18到25岁的青年进行半年的国家社会劳动，无偿修建公路。第二，高速公路网在和平时期是经济的润滑剂，谁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而在战争时期这是宝贵的快速运输网，使得纳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调动大量军队。第三，修建公路这种大规模“群众活动”是建立对元首信心的绝佳方式，希特勒非常热衷于搞大规模群众集会，对此有兴趣的博友可以自行下载纪录片《Triumph of the Will（德意志的胜利）》，现在有很多人肯定会奇怪，为什么如此理性的德国人会被希特勒所蛊惑，看完这个纪录片我相信你就明白为什么了。温总常说信心比货币的黄金还重要，希特勒恰恰提供了德国人民最宝贵的信心。

德国人的严谨体现在了希特勒对高速路的要求之上：一般四车道宽34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不设路灯，每隔约200米竖一金属片镶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车灯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条“光带”；路面经特殊处理，整齐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尽量小，要有足够的视野，转弯处的半径要尽量大等等。连紧急停靠地带、高架桥、立交桥，每隔一定距离设臵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军车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

光是有路还不行，还要有车开，希特勒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提供德国老百姓人人能买得起的车，希特勒在竞选总理纲领中就有一条：让每个德国家庭都拥有一辆轿车。1933著名的费迪南德·保时捷博士拜会希特勒，希特勒把这种车概括为：“最高时速100公里，百公里耗油应少于7升，可乘载一家两名成人和三名儿童，售价不超过1000马克，轿车可以停放在露天地，发动机冬季要防冻，容易起动”。很快一款售价仅990帝国马克的小车诞生了，这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代名车——“甲壳虫”的由来。为了能够生产这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著名的大众汽车厂组建成立，并任命保时捷为CTO，希特勒在工厂的奠基仪式上说：“工厂要依靠全体德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建设，生产的产品应该使德国人民都高兴，因此，这个工厂就叫大众汽车厂（V olks Wagenwerk）。”

到1939年，纳粹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它不但解决了就业问题、迅速降低了失业率，而且配合其他措施，希特勒在短期内扭转了濒于崩溃的经济形势，进而赢得了选民的信任，为其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这条高速公路沿途风光明媚，技术先进，正好让纳粹拿来宣传德国的工程科技水平。希特勒广邀各国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到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了最初规划总长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国的高速公路累计约长1.24万公里，其中纳粹的功劳可占了四分之一。

德国的优良高速公路体系让美国人看的眼红，到了1940年，美国也仿建了自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但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对德国高速公路网印象深刻，他签署法案，力主修建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网。

说完了德国再来说现在的中国，咱们也遇到了和当年纳粹相同的问题：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时候就不要管什么西方经济学了，把更多的人投入基建项目之中，此时根本就不应该考虑投资回报，例如政府造了一条高速公路，如果要考虑回报那么就要设立收费站，但既然是政府的民生工程，为什么还要收费呢？纳粹建的高速公路就没有收费站，为什么我们还要收费站？我们还不如纳粹吗？中国的现状是收费站多了，高速路少了。中国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加工型，生产完了商品就直接装船运往国外，现在外需是不行了，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起不来，那么我们就只能靠内需来拉动，此时国内的物流能力就会成为瓶颈。一个经典的说法是，从深圳把商品装船运往美国，这个成本比从深圳运往内地还要低，因此中国货在美国反而比在中国便宜。虽然这个说法有夸张的成分，但道理是没错的。如果政府真打算为民生着想，那么就应该多造免费的高速路。

——对几个主流观点的再思考

美国经济真的“一无是处”吗？政策救助真的“多多益善”吗？美元贬值真将“不期而至”吗？有些观点似乎容易麻痹思维。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对这些看起来很有诱惑力的观点，多一点深入思考很有必要，毕竟转换一下视角，那些观点便能衍生出太多意义深远的其他战略选择

程实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

培根有言：“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他必然以疑问而告终；但是，如果甘愿从疑问开始，他将以肯定而告终”。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对主流观点多点疑问，多点再思考，似乎不无裨益。比如，政策救助真的“多多益善”吗，多元化真是“势在必然”吗，全球化真将“戛然而止”吗？

虽然没有马克思以“怀疑一切”为箴言的底气，但像笛卡尔一样以“怀疑为方法”，也许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这些主流观点的认知。

第一点，美国经济真的“一无是处”吗？看上去，作为次贷浩劫的发源地和震心，美国经济全方位步入泥沼，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已被调降至-6.2%，创27年新低，主引擎消

费萎缩4.3%，造成了3.0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损失，今年1月失业率已升至7.6%，创16年新高，不出意外的话，4月底世人将看到-7%左右的首季增长率，那时候美国经济经历的本次浩劫将从核心维度上真正超越大萧条以来的全部12次衰退，而且届时17个月的持续期正好盖过大萧条后最高纪录的16个月。

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经济会不会比其他经济体更糟糕？且不说同样的2008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的-1.2%为有统计以来最低，日本的-12.7%也是35年来最差，就从深层次结构角度看，危机中的美国经济还有诸多被习惯性忽视的亮点：其一，美国经济具有周期独立性。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美国的地方了，经济复苏的“美国梦”同样只存在于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可以仅仅依靠自己，当然，也只能依靠自己走出衰退、创造复苏，而在美国真正复苏之前，欧洲和日本都很难真正拥有改变衰退命运的机会，因为从经济推动要素的对比看，只有美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是最低的。

其二，美国经济具有结构要素弹性，这为结构调整奠定了更为有利的基础。相比欧日，美国宏观层次的政策调整和微观层次的行为方式转变更加迅捷。例如，欧洲央行的政策弹性就远不如美联储，特里谢去年7月曾自以为是地升息，如今在缓慢降息的同时还对通胀风险念念不忘，而伯南克无论是在降息力度和工具创新上都行动迅速；就个体而言，美国人消费模式的快速转变也令人吃惊，今年1月5%的个人储蓄率较前一个月份骤然提升了1.1个百分点，幅度明显高于欧日，虽然这种调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阵痛，但也会引致更快的结构要素再平衡。另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相比欧日具有更大弹性，在危机引发资源再配臵的过程中，美国更容易实现产业转移和更替。日本1月失业率较前一个月反而有所下降，这倒不是因为就业率在上升，而是沮丧的日本失业者正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放弃继续寻找新工作，这不仅给社会保障增加了负担，还降低了危机中新兴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持。欧洲的高福利和工会强权不仅增加了企业危机中的压力，还限制了实现资源优化配臵所需要的产业收缩与再调整。

其三，美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政策稳定性。确实，奥巴马新政的一系列政策有很多缺陷，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其苛责有余是因为之前对奥巴马期望太高。奥巴马的个人魅力依旧无可匹敌，这为政策稳定性维持和政策有效性、针对性增强创造了条件。欧洲的政策不稳定性源自其作为统一货币区独有的结构性尴尬，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当危机给区内经济体造成大小不一的冲击之时，其各自为政的救助政策很难实现合力，在相互博弈之中，其整体和个体的救助政策都随时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日本的政策不稳定性则源自其政局不稳的现状，受“醉酒门”等负面事件的影响，麻生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大幅降低，这不仅导致现任政府在心态变化之余可能做出有失理性的政策选择，还加大了未来政局突变导致朝令夕改的可能。

那么，美元贬值真将“不期而至”吗？这个观点本身可能完全正确，但关键问题就是无可挑剔的观点反而容易麻痹思维。未来很长，重要的不是美元会不会贬值，而是美元在何时才

会贬值。从彭博系统提供的预期结构看，大多数市场主体认为2009年年内可以看到美元拐点，早一点的认为第二季度，晚一点的认为下半年，美元就会由于1.75万亿的财年赤字和积弱不振的经济数据而重回熊途。但从对美国经济的第一个怀疑出发，美元贬值时点的论调可能需要从两方面深入思量：一方面，虽然就连美联储3月5日发布的黄皮书也预期美国经济2010年前难言复苏，但横向比较表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状况可能不会比美国好上很多，特别是不太可能先于美国复苏，基本面的对比给美元提供了部分支撑；另一方面，美元和黄金在危机中的避险作用进一步凸显，且呈现越来越强的排他性，由于2009年危机难以见底，美元在动荡环境中的重要性依旧会给美元提供另一份支撑。因此，对于美元未来贬值这个诱惑性的观点，多一点深入思考是必要的，毕竟这一观点能够衍生出太多意义深远的其他战略选择。

警惕中国式经济危机

吴向宏国际商业顾问

上周开幕的全国人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列席山东代表团讨论时，出言修正了有关代表认为“受美国影响，中国金融体系受了内伤”的说法，表示外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机构没有构成直接冲击。经过我们的金融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是相当稳定的，是有底气的。王岐山发此话，显然有利于稳定大众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信心。他的说法，按照有关概念的本来意义去理解，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有很大区别。从狭义来说，金融体系就是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交易关系。但是在中国，金融体系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例如，中国的央行对各商业银行不仅仅有金融手段上的调控关系，还存在行政上的直接管理关系。又比如，在西方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非常独立的，在中国财政政策却常常要求银行的“配套措施”，故实质上也有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后也是非常核心的一点:中国几乎不存在由市场来自主定价的“利率”，也不存在市场自主定价的“汇率”。两者都是受到政府严控的。

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包含政府的因素。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因素格外活跃，可以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考察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广义来说，就不能局限于金融机构，而必须看到政府的作用。

正如王岐山副总理说的，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太大冲击。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如此“独善其身”呢?不能不反思其背后的原因。尤其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每年有巨量资金跨境流动。按常理来说，和国际金融环境应当非常紧密地联动、深受其影响才对。为什么我们依旧岿然不动呢?原因正是中国

通过政府对利率、汇率等主要金融变量的严格控制，通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严格管制，人为地挡住了金融海啸。形象地说，中国政府就像抗灾前线的战士一样，亲自跳下水，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背后的国内金融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自身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例如，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过去若干年中多次向银行体系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如果没有上述注资，这次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银行绝不会那么轻松脱身。又例如，为了控制跨境资金流动，中国政府一直采纳严格的售结汇制度，使得外汇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累积了高达两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45%的庞大外汇储备。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些钱掌握在政府而不是私人手中，基本没有投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炒作，是中国此次避免了在金融危机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因。但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此巨量的资金掌握在一个决策中心即政府手中，投向渠道极为单一(其中7000多亿美元是持有美国国债)，由于闲臵、浪费、汇率波动和投资失败而已经造成的损失，也绝不是个小数字。

比较中国和美国在维护金融体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出，两国的政策手段，各有千秋，也各有弊端。美国是让金融体系尽可能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出了大问题之后，政府还是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中国呢，如上所述，政府一直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锚，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

因此，中国的金融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只要中国的财政还能健康稳定下去，金融体系就一定能稳住。反过来说，假若发生中国式金融危机，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表现为“纯粹金融”的危机，而会表现为财政和金融体系互相拖累的一种恶性困境。这一点，无论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还是私人部门的投资者，都需要有清醒认识，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