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

1.什么是“刘易斯拐点”？判断它是否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存在着隐性失业。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2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伴随着几个显著的变化：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业出现资本深化；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以及人口类型的变化。蔡昉把上述的四个方面总结为两个重要的变化标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根据不同学者的观点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否上涨。当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时，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因此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刘易斯拐点出来的关键点。(3)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刘易斯第二拐点”是指经济发展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因此，在劳动力一体化的情况下，刘易斯拐点也就应运而生。

2.我国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看法

（1）已经来临

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逼近“刘易斯拐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口红利”

的消失。蔡昉等经济学家仔细地考察了实际经济形势后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数量被明显高估，而边际劳动生产率被低估，这表明，“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要比很多人想象得近得多。由于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当前，农民工在一些地方出现短缺，工资水平已经普遍上升。这就意味着，过去将农民移进城里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做法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展开的“民工争夺战，以及安徽、河南等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荒”等现象，显示2011年“民工荒”卷土重来，并且已从局部扩散至全局、从周期性转变为长期性。中国人口结构越过“刘易斯拐点”已无需争辩。

巴曙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他认为早在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就已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拐点，2004年以后失业率下降、农村居民工资增幅上升、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双升与60年代日本刘易斯拐点之后的情况如出一辙。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

蔡昉表示，现在出现的大规模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连续六七年迅速上涨等现象，证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有关专家也指出，我国经济正步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最近出现的“涨薪潮”，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这个大趋势不谋而合。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推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刘易斯拐点）能够延续到2015年以后，但是现在好像拐点提前到来了。从停工事件来看，这种拐点实际上已经到来，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现有的工资水平无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着涨工资，这样的倒逼等于吞噬劳动力的红利。本来在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只有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工资才会出现一个迅速上涨的局面，但是今天这一切提前发生了，起码提前了4到5年，也是在现在已经到来，这种因素很明显就是泡沫经济带来的。

（2）没有来临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还为时过早，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对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的担忧过度，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把加薪事件放在过去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来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张丽宾也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他从工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二元经济依然长期存在三方面认证了这一观点。

首先，从工资水平来看，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就全国而言，从1995-2008年，农民工工资年均增幅为13.59％，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幅为13.71％，前者比后者小0.12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工资增长更多的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而不是单独的特殊增长。同时，农民工的工资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农民工工资增长只是对过去过低工资的一种补偿，与付出的劳动和外出的生活成本相比明显偏低。并且，农民工外出打工所获得的工资增长越来越低于在本地农村从事经营性农业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增长。因此，从这些工资变动情况的分析表明，我国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吻合的发展阶段特征。很难以此判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其次，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底的统计，全国农民工增加436万人，达到2.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增加492万人，达到1.45亿人。根据就业情况快速调查，从2009年9月到2010年2月底，与前一年相比，返乡农民工减少了20％，外出农民工增加了25％。农民工仍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剩余劳动的转移还需要很长时间。

再次，从宏观数据看，我国二元经济仍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时期。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不高。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虽然有所缩小，但差距依然巨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29%。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动力与过去相比不仅存在，而且动力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没有理由停止向城镇转移的步伐。因此，无论从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情况还是城镇化水平看，在未来的20年中，我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姜华东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3）不会突然来临

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不过，彭文生表示，随着政府对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未来几年工作适龄人口的急剧增加，工资储备将上升，这可能将加速拐点的到来。随着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和投资率的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可能减速。但是，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抵消力量。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总体而言，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还将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结合最新的数据，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看法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布以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呈现出不同的观点。但对其在“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是认为，这些结果明确了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刘易斯拐点”会到来，但有一定的缓冲期。综合各方的观点，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还未来临，但即将来临。

今年年初发生了大规模“民工荒”的时候，有许多人就预测“刘易斯拐点”有可能提前到来，而此次普查结果或许就提供了数据验证：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低至0.57%，0-14岁人口迅速下降（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0岁以上人口则快速增长，这意味着新产生的劳动力正逐渐减少，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则在增多，此消彼长之下，在未来不远的某个点，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跨过巅峰开始出现负增长，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这将意味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通过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在人口可计量预测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26%，比2000 年人口普查上升2.93 个百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已经远超老龄化标准线。这表明2010年我国已进入老龄化加速期，但综合我国人口增长（人口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0.57%）和人口的年龄构成数据（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来看，我国总人口及总劳动人口还未达到顶峰，将还会至少有20年的缓冲期，事实上2010年左右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之后逐年递减，而且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人口快速增长与70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中国50、60年代的高出生率，才有了80、90年代劳动力的充沛、富余状态。从1990年到2030年，中国处在一个约为期40年的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半。不过，从现在起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颇为可观，并未进入人口负债（总抚养比<59），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而2010年到2030年之间这个盈利将逐步递减。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30年左右关闭。

第二，在人口流动数据方面，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长81.03%。城乡人口构成上，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两个数据表明年轻可转移的农村人口下降，2005年已出现局部劳动力供给拐点，劳动供给的差异性导致民工荒现象并推动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但受高程度教育人口普遍上升，将会大大增加高技术、知识性工作的劳动供给量，使得工资上涨问题得到稳定。

第三，刘易斯拐点包括三点核心内容：（1）失业率大幅下降，社会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2）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趋同，即城乡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小；（3）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

中国失业率水平保持在7%左右，同日本处于刘易斯拐点时期的1%-2%的失业率水平差距较大。而目前中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所以，如果先认定了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的框架，并以劳动力成本上升解释农产品价格上涨，则必须先解释农业人口何以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事实上，对比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变动模式，过去11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并且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49.8%，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仍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

所以，目前“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的出现，但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口发展方向，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出现的。

4.从劳动力市场形势看劳动力供求状况。

一、劳动力市场形势：

（一）从劳动力的潜在供给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仍会持续。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从长期看，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当前和未来二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从“十一五”期间看，城乡新成长劳动力年均达2000万人。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需要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人员，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达2400万人。从劳动力的需求看，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可安排就业12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200万人左右。而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因此，从总体上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将长期存在。

2001-2020年，劳动力人口（16-59岁）增长呈现由快到慢，再到负增长的趋势。

2001-2020年劳动力人口变化趋势

（二）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和需求。

农民工转移就业规模仍有增长，一些企业用工需求旺盛。近年来，随着城市改善用工环境，加大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力度等措施，农民工外出就业数量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农研中心等部门的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连续保持在年均5%以上的增长速度，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一些企业用工需求旺盛，特别是东部发展较快的民营企业用工需求增长明显高于农民工增长。据劳动保障部的调查，2003年以来企业春季招用农民工的岗位年净增率保持在10-15%。

已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从业呈基本稳定态势。据劳动保障部2007年初组织的调查，农民工在外就业时间增加，为平均每年9.4个月。春节准备回家探亲的外地农民工中约80%的人打算节后继续回原企业工作。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电子电器、制衣制鞋和住宿餐饮业，这些行业占农民工总量的一半。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6年超过1000元，增长率超过10%。调查显示，有81 %的农民工全部拿到了当年工资，有18%的农民工拿到了大部分工资，有1%左右的农民工没有拿到或只拿到少部分工资。

（三）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地区供求矛盾尖锐。从城镇来看，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主要是由于自身素质难以适应新就业岗位的需要；部分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由于所学专业与企业急需不能对接，以及到基层、民营企业就业的渠道不通畅。同时在资源枯竭城市、库区等困难地区，以及一些困难行业、企业，则存在着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多的问题。从农村来看，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多以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形式存在；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他们将是转移和输出的主要来源，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但同时，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多，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民工供不应求的现象。据劳动保障部的调查，2006年春季企业用工需求中，基本得到满足的比重依次为环渤海地区71%、长江三角洲地区66%、中西部地区65%、珠江三角洲地区55%、闽东南地区50%。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从用工需求对象看，不能满足的主要集中于年轻工人（特别是女工）以及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熟练操作工。在调查企业招不到或招不满农民工的原因中，有30%的企业认为“农民工不少，但符合工作要求的不多”；24%的企业认为“工资偏低”。

综上所述，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适应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出现，虽然属于局部现象，但短期内难以消除。

二、针对目前部分地区农民工短缺状况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平衡是导致企业“招工难”的基础原因。

一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地区性变化。过去东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城乡就业收入的差距能够吸引大量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外出就业。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批加工产业向内地转移，不少农村劳动者选择就地就近就业，而不是出外打工。

二是对劳动力年龄和性别的需求与供给出现差距。企业用人需求中，18－34岁年龄组劳动力始终供不应求。劳动保障部2007年初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岗位要求年龄在18—25岁之间，近三成的岗位要求年龄在26—35岁之间。在性别方面，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一直高于男性。而在外出劳动者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女性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三是企业用工条件要求与农民工自身素质存在差距。劳动保障部2007年初对企业的调查显示，37%的新增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近10%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而对农民工的调查则显示，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

（二）劳动力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加重了结构性失衡。

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民办的职业介绍机构主要分布在城市，信息的发布渠道有限，对农民工流动就业服务的针对性、引导性较差。农村劳动力获得外出就业信息的主渠道是亲朋好友，这些信息零散且不及时，导致供求难以对接和流动的盲目性。

（三）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调整存在时滞，是“招工难”的根本原因。

从产品市场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状况比较好，从2003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0％以上。尤其是外贸出口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自然增加了对农民工的需求。由于劳动力市场调整滞后于产品市场的调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招工难”的现象。

从劳动力供求市场看，一些企业仍维持原来的用工理念，没有看到新生代的农民工有

更强的权益意识，对劳动条件、工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有更高的要求。据了解，目前招工困难的主要是那些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加班、工资待遇相对较低的企业，而那些待遇较好、管理规范、收入较高的企业依然能够满足生产需要。劳动保障部调查部分农民工春节后不想返回原单位工作的原因，认为“工资太低”的占51%，“加班太多吃不消”的占22%，两者合计占73%。其他原因包括“学不到技术”（占14%），“没什么前途”（占16%）等，与2006年相比，由于“工资太低”而不回原单位的比例上升了8个百分点。

5.对于劳动力市场形势改变对于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前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与劳动力高度过剩有关，这当然也与中国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的某些人为缺陷有关，那么，“未来劳动力即将短缺”的消息，必将从供求关系层面上起到拉高劳动力价格的作用。而一旦劳动力涨价，就意味着劳动者收入增加，从而可能产生一系列的正效应——其一，改善国民福利；其二，劳动者有更多闲钱用于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劳动者素质，真正从“人”的因素上提升国家竞争力；其三，收入增加，必然消费热情迸发，从而解眼下国内消费不足之困；其四，劳动力成本增加，出口商品必然涨价，从而解贸易顺差过大、“中国制造”贸易摩擦频发之困；其五，劳动力涨价，企业将被迫提高效率，加强管理，产业升级，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6.从案例具体分析劳动力供求

农民工工资引发“用工荒”为典型案例的分析

从农民工就业的行业来看，农民工已分布于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以及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中。其特有的身份和众多的人数使他们构成了我国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最大的—个市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双方是按照劳动力供求情况来决定工资水平。长期以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较低，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市场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劳动力需求，使得工资水平的上升受到了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在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以及竞争原则下，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虽然是市场化的，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全，劳动力市场需求方可以利用劳动力市场某些方面的不完善，来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工与国有企业内部职工同工不同酬。在这种隋况下，一些用工单位对原体制内的职工和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王美艳(2005年)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本地劳动力平均小时工资比外来劳动力高40．74％，其中自我雇佣者高21．88％，公有单位职工高49．48％，非公有单位工人高37．1 9％，非

公有单位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高5 1．47％。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全部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个人禀赋差异可以解释其中的57％，而剩余的43％则属于不可解释部分(通常可以认为是歧视因素)。谢嗣胜、姚先国(2006年)利用浙江省企业调查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专门分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歧视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44．8％的工资差异是因个人特征不同而形成的，55．2％的工资差异则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歧视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工的直接歧视，这占到工资差异的36．2％；二是对城市工的制度性保护，即对农民工产生的反向歧视，这占到工资差异的1 9．0％农民工进城后，由于其身份不同于原体制内的职工，政府劳动部门不可能像对原体制内职工那样确定他们的工资级别，而只能由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决定他们的报酬。而且，由于农民工大多家在农村，家庭其他成员靠承包地可以自行解决吃、穿、住问题，靠义务教育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民工的这种双重身份最终反映到其工资构成中，就没有包括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子女教育费用。因此，工资不能完全反映出对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整体评价

第二，种种因素使雇主可以强迫农民工接受低工资。就农民工而言，他们因缺乏信息(包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行业中非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其他竞争者的信息等)而处于弱势地位，其相互之间的组织结构松散，缺乏合作的意愿，他们对自己个人利益的关心远大于对农民工阶层整体利益的关心。同时，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某些政策不合理，雇主又处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的强势地位，雇主就利用这些因素迫使农民工不得不接受低工资。

第三，农民工工资长期保持不变并且还存在被雇主克扣拖欠现象。蔡防、王美艳(2005年)研究指出：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工资水平十几年来却基本未变。如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月平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的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元～1000元，十几年后基本上还是这个水平。而近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生活费用普遍上涨，导致外来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更有媒体披露，雇主不仅压低农民工工资，而且还强迫农民工超时劳动，从而变相降低了农民工的工资。城市劳动力市场之所以存在对农民工工资的歧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不具有城市本地户口，实际上是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相关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具有不同的“身份”，在就业岗位获得上被区别对待，进而因就业机会的差异而导致工资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居民作为传统体制的受益者，取得了先发优势，可以更多地通过选票和舆论工具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而农民在社会利益格局中不是以组织化的形式存在，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几乎没有话语权，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他们不仅不能享受市民化的待遇，反而还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歧视性就业政策的排斥对象。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工资的歧视不仅有着深厚的制度性背景，而且也与长期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现实背景有关。

劳动力的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和一种劳动力市场运行的重要指示信号，它引导着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引导和改变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人力资本的投资及流动的地点等行为。显然，我国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长期不变，造成了不同市场区间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更严重的是，它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次要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价格过低问题，又引发了自2009年年底以来备受关注的新一轮“用工荒”。

“用工荒”始于2004年，而现在的情势，显得比以往更加严重。自2009年年底以来，随着订单的恢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企业招工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珠三角缺工的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激增到了200万，连四川、重庆、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缺工的种类从技工蔓延到普工。虽然当前的“用工荒”是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的，但新一轮的“用工荒”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用工荒”是劳动力市场上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工资的决定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双方是按照劳动力供求情况来决定工资水平。2009年年底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订单不断增加，用工需求量大增，但在短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的速度低于经济快速增长所形成的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供需的不平衡就以“用工荒”的形式显现出来。我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蔡防据此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临界点。蔡防认为，只有到了刘易斯转折点，才有可能给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涨工资，获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分配状况会在初次分配的层面上得到改善，中国也将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这也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领域比重的最佳时期。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作为一个反例，恰恰证明农民工“用工荒”是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大学生“就业难”关键在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目标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国企以及大型的外企与民企，即他们倾向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和社会现象，但其所反映的本质是一样的，是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分配不公。

劳动经济学角度分析：

1、“用工荒”折射出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从劳动力的供给方来看，长期的低工资限制和弱化了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积极性；从劳动力的需求方来看，我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期望仅凭付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就能获取较高的收益。

2、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增加，“用工荒”与他们求职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希望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在就业方面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最大的不同是，工资已经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考量因素，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的优劣、是否开心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工厂化、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枯燥工作环境已经难以让他们满意。作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十分明显，即受教育程度较高，可塑性强，学习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完全城市化，对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要求较高，他们追求个性独立，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试图融入城市的愿望非常强烈。“用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

3、农村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平衡是导致企业“招工难”的基础原因。

一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地区性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富士康为例，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民工可以就地就业，而不再需要外出务工。

二是对劳动力年龄和性别的需求与供给出现差距。企业用人需求中，18－34岁年龄组劳动力始终供不应求。劳动保障部2007年初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岗位要求年龄在18—25岁之间，近三成的岗位要求年龄在26—35岁之间。在性别方面，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一直高于男性。而在外出劳动者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女性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三是企业用工条件要求与农民工自身素质存在差距。劳动保障部2007年初对企业的调查显示，37%的新增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近10%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而对农民工的调查则显示，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

4、劳动力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加重了结构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