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康鸿

内容提要我国因各种原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各种社会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只有从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改革滞后、社会价值冲突、生存环境恶化等方面深

入认识和分析其根源，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管理和危机治理，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

各种社会风险，推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关键词社会风险公共危机根源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77－07

近年来，汶川地震、胶济铁路火车相撞、襄汾溃坝、龙岗火灾、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瓮安事件、新疆骚乱、嘉禾强拆风波、多地铅污染等等，来自各个领域的危机事件井喷式爆发，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危机俨然已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个人生活中不得不时常面对的课题。

纵观一系列频频发生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事件，不但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等各个方面，而且表现出爆发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破坏性严重的共同特征。危机诱发因素关联性增强，甚至会引起“连锁反应”，①从而使危机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全面推进，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特别是在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凸现出来，既有与新生的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甚至相互激化。中国社会已置身于“矛盾凸显期”和“问题多发期”，②导致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社会危机集中爆发。近年来，我国因违法征地拆迁、企业重组和破产、司法不公、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那么现阶段，到底是哪些因素诱发了我国的社会风险？在经济社会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公共危机？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化加剧是公共危机突发的经济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长期保持了稳定高速发展，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

*基金项目：2011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立项课题（11JK0021），2010年度西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10XJC0008）。

①薛澜，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②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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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已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且仍在逐年攀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收入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2009年，财政部一个关于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①

专家们一致认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行政垄断、行政审批等体制上的障碍使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在行业准入、发展机会和权力资源的占有上并不均衡，从而形成了收入分配不公，甚至两极分化。比如，一些企业高管、私营业主、公务员阶层、垄断行业的从业者以及知识精英等成为高收入者，而下岗职工、无业人员、农民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甚至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获得，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改革的利益牺牲者。“丁”字形的失衡的社会结构，加上阶层流动受阻，某些底层社会群体中不断出现“仇官、仇富、仇不公”的声音和行为。②

就社会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而言，尽管大体上满意的群体要多于不满意的群体，但是“弱势群体”的绝对数量仍然十分庞大。随着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竞争的加剧，这部分弱势群体会进一步被“边缘化”，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和生活的幸福指数普遍较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分“弱势群体”往往会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安全类事件的导火索。③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等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近年，大学毕业生争相“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就是例证。

正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利益格局失衡，才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诱发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胡鞍钢所言，贫富差距问题不但影响社会心理，诱发社会不满情绪，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而且影响社会秩序，诱发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不但影响社会结构，容易生成不均衡甚至畸形的社会结构；而且影响社会制度，有损社会公正和政治权威，严重时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和统一。④

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也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资源重新分配后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加重社会稳定的压力。针对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失衡问题，201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事实表明，几乎绝大多数社会风险都与利益失衡、公平缺失有关，如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福利待遇问题、强制拆迁问题、强行占用土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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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中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2010年5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10/05－10/2271171．shtml．

李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薛澜、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胡鞍钢，胡联合等：《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

题以及劳动保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造成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隔阂、抵触与冲突，容易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①据公安部统计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与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危机治理的根本方案在于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调控作用，建全切实有效的利益维护和利益均衡机制，使社会资源、权利和财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合理分配，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使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达到实现社会公平，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目的。

二、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成为社会危机多发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新老问题越来越盘根错节地和政治体制改革连在一起。政治体制不改，那些大问题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过去，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追求GDP的简单增长，忽视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全面协调发展，尤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显得比过去更加突出，这些矛盾问题反映在社会领域就表现为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频频爆发。

政治改革适当滞后于经济改革是允许的，所谓“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比“经济基础”的变革来得晚些，关键是政治改革较之于经济改革不能过于滞后。理想的状态是经济改革“拖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拖住”经济发展的步伐。②

当前，我国在政治改革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

1.权力滥用，腐败蔓延，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问题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是比较高的。隐藏其后并与其同根同源的问题是日益滋长和泛滥的特权现象，领导特权、部门特权、行业特权、管理者特权、职业特权越来越甚、有增无减。由于行政主体在资源分配中拥有较大权力，也会干预经济运行，所以在行为过程中，特别是在与经济利益高度关联的领域，权力越集中、操作越不透明，越容易发生权力寻租，越容易产生权钱交易。这两大问题使得财富分配不公、公平正义缺失、社会矛盾加剧，有不少群体性事件都与腐败和权力滥用直接相关。因此，抑制、消除腐败与特权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③

2.政府职能缺位、公共服务缺失、社会监管缺乏是中国公共危机蔓延的主要问题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封闭性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④遗留和积累了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等许多方面的关系处理问题。由于观念、利益问题以及改革的配套、平衡问题，政府治理中“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的格局始终无法彻底打破。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还处在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之中，政府职能转移还在逐步改革和探索。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的认识；社会管理中职能缺位和越位依然并存，监管留有较多的盲点、盲区；一些传统的管理理念、手段和方法，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职能不明，权责不清，极容易产生相互推诱、各自为政的局面，也加大了风险预防和治理的难度。

一直以来，各级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在食品药品安全、工矿企业生产、市场经济秩序等的监管方面，或职能缺位，或供给不足，或发展滞后。广西南丹特大透水事故、龙岗火灾、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各地铅污染等等，都反映出政府在公共管理职能上的明显缺位。传统的政府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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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章：《转型期中国突发事件社会风险管理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5月。

王长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宪政社会主义论丛》，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

郎毅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扬长避短》，《红旗文稿》2010年第20期。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2012年第1期

干预经济的职能还处在一个全面退出的过程中，而新的与市场机制配套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还在摸索、建设和完善之中。加上当前政府对宏观经济、收入分配、权力寻租、通货膨胀、房价高涨等的调控力度与广大民众的期望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极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因此，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各级政府如何顺应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认真面对社会风险多发、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的局面，实现权力转移、职能转变和行为规范，从无所不管的“全能型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是政治改革的一个着力点。①

3.民主和法制建设依然不健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任重道远

多年来，我国在行政立法方面，在危机管理制度化方面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在一些领域制度建设尚存空白，或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或流于形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面临挑战，任重道远。

比如，政府行为还未得到完全规范，腐败和特权还未得到有效遏制，体制内外各种形式的监督和制约还未得到强化落实；立法和司法过程存在着缺陷，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粗暴执法、矛盾执法、以势压人、以管代罚等不良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制止；包括预算、审批、听证、处罚等在内的行政公开依然不够，行政主体既当队员又当裁判，时常出现暗箱操作等等，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与此同时，政治主体官僚作风依然严重，漠视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官僚主义大量滋生泛滥，某些基层组织被边缘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未得到根本保障和有效实现。脱离群众正在成为最大的危险。在一些地方，群众往往要用跳楼、罢工、集体上访甚至更激烈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广东佛山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外来农民工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有16.34%。该调查还显示，外来工虽维权意识增强，但维权路径却十分有限。

通过对一些矿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风险源于蔑视法律规定，忽视群众健康权益，漠视工人生命安全，违规作业、非法生产。在不少危机事件的处置、管理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采取公共信息迟报、瞒报、虚报、漏报，甚至进行信息隔离和封锁，漠视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导致矛盾和问题不断升级。

2008年6月，贵州瓮安县发生一起学生溺亡案件，在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家人与群众产生了种种猜测，社会上也谣言四起，而当地公安机关却没有及时公布案情真相，官方也保持沉默，没有尽快与公众沟通，使民众情绪不断激化。一周之后，家属、群众及学生300多人高举横幅，前往县政府请愿。由于瓮安县主要领导均未到场和群众对话，公安机关也没有及时出面，进行疏导劝解，最终让一起溺亡案件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震惊全国。在这一危机事件中，如果信息能够通过媒体及早公开，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传达事实真相，极有可能避免问题“升级”、“燃爆”，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与恶劣影响。因此，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以隐瞒真相、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进行决策和管理。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维护政府形象，强化政府责任的需要。

另外，由于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社会管理中所承担的具体责任、权限和行为缺乏规范，在重大事故预防、治理、善后恢复等阶段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对失误、腐败、渎职以及事故处理不当缺乏严厉有效的问责监督，有些部门和决策者容易出现“不出事不重视，出了事捂、推、拖，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现象；出现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果断决策，以致错失风险处理良机的现象；出现惊慌失措，应对失当的现象；出现对网络舆情不敏感，不善于利用媒体引导舆论的现象等等。

因此，要建立制度化、经常化的利益诉求渠道，设法开辟更多了解民情、获取民意、表达民声的途径（如建立健全信访、协商、对话、听证等法律法规等），促进各社会阶层、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了解，舒缓社会紧张，平衡社会心理。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依法健全食

①李鹏鹏：《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新华网2010年8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08/09/c_ 12425552_2．htm．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

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制定和完善各项社会政策，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谐有序。①真正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上，放在公共产品提供上，放在调节社会差距、保障社会安全运行上。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减轻和克服官僚主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化解社会风险的有力手段。

三、外来文化与工业文明冲击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导致社会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和行为失范，成为加剧社会风险的文化根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必然伴随一些消极因素，特别是经济结构体系与道德文化结构体系的断裂与脱节，使原有社会结构中公认的行为规范与制度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减弱。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冲击，市场竞争和利益驱动，催生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②导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动摇了社会发展的基础，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败坏了社会风气。突出表现在，不管是企业还是公民个人，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行为失范、心理失衡，许多社会成员陷入精神迷茫和信仰危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之我国教育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新型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因此，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价值冲突，成为当前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诱因。

“一切朝钱看”、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拜金主义，造成了精神与物质发展的不匹配，一方面使各种形式的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不断泛滥，人们的公益心和道德水准不断下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屡禁不止，致使社会陷入不讲诚信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公益领域被大大压缩，各种社会事业被荒废或扭曲，为灾害的侵袭和蔓延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企业诚信危机接连爆发，从生产领域的“黑砖窑”到诸多矿难，从食品行业的三聚氰胺到双汇“瘦肉精”，从制造业的锦湖轮胎造假到环境领域的松花江水污染……种种唯利是图，丧失底线，牺牲公共利益的生产行为，无不折射出企业的诚信和社会责任缺失；就政府部门而言，诚信缺失表现为政策多变、随意性大、不守承诺、暗箱操作；金东日教授指出，社会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是各领域之所以存在的意义所在，也是区别于其他领域的根本原因，由此形成并保持自己固有的运行机理。如果这一运行机理遭受破坏，就相应地损坏乃至危及其生命。③美国人埃米·多米尼在《社会责任投资》一书的中文序言里写道：经济的目标是人和环境，不是股东的价值。在经济高速发展，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为共识的背景下，面对一则则触目惊心的造假案例，道德的救赎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诚信缺失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不仅危害经济社会发展，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市场和社会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损害群众利益，妨碍民族和社会文明进步，也极容易滋长社会危机，已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与此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和引领社会行为也是化解和防范社会风险的重要举措。

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生态急剧恶化，资源压力不堪重负，导致群体性环境事件高发长期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粗放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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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维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4期。

陈丽维：《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10年6月。

金东日：《质疑“学术权力”：兼论和谐社会的另一层含义》，《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012年第1期

增长方式，以及偏重GDP为目标的政绩考核，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之上，建立在牺牲人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质量之上。近年来，山西襄汾溃坝、紫金矿业污水渗漏、松花江水危机、大连海洋石油污染、云南曲靖铬污染、多地相继出现血铅超标———一起起突发环境事件触痛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国家环境应急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丁爱中统计：2004年至2009年，全国共发生环境事件700多起，其中2009年，就高达171起，从年度数据看，6年中环境事件呈现上升态势。而且相当一些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处置难度大。比如，有的水污染事件形成跨区域、跨流域危害，协调难度加大，影响危害深远，动辄威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饮用水安全，严重危害了群众健康和社会稳定。①

另据国家环保总局阎世辉的报告显示，1995年至2005年10年间，全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升11．6倍，年均递增28．8%。同时，关于环境污染的投诉年均增长39%。2007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事件中，有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及其要害部门，聚众阻塞交通和聚众滋事、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的占30%以上。甚至出现过数万人参加的“群体性环境事件”。而且环境问题有其特殊性，一旦某地产生污染，就会使当地群众的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甚至无法生存，即使金钱也无法补偿或替代。因而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抗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群体事件。②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代价相当巨大，正如贝克所说：“生态危机的发生是不受控制的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把目标仅仅定在增长上而掩盖住生态问题和生态后果的话，这便会强化生态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不仅直接损害人们的健康和生存，也会导致“群体性环境事件”，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

例如：能源、资源短缺，会加剧煤电油运的压力，致使投资品价格上扬，并导致物价全面上涨；“三废”排放导致灌溉水品质恶化和土壤污染，进而使农作物受到污染，直接危害人们的健康。山西省曾对多个地区的45.831万例新生儿进行调查，其中，工业区的畸形率为39.72%，城市居民区为23.02%，无工业区则为4.15%，三者差别相当明显。另据相关资料，在1999－2001年间，沿海工业经济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环境信访量曾经高达全国的30%以上。

另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经济越发达，土壤污染越严重。其中，农田灌溉区面积的64.8%遭受重金属污染，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轻度污染土壤占总耕地数量的77%，重度污染土壤占总量的12%左右；太湖流域，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污染；湖南冷水江河水污染严重，37%水稻田重金属超标几倍；沈阳因土壤镉污染，致使大米成为镉米……”13亿人口的食品安全和粮食供应面临严峻挑战。

就国情而言，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若要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资源约束问题显得十分突出。与人类生存攸关的淡水、粮食、土地、石油等重要资源供应非常紧张。就经济的总量而言，我国虽然占全球的比重不到10%，但消耗的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却占全球的1/3甚至更高，排放的污染物规模也极其庞大。自然资源掠夺式开发，环境污染十分普遍，使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断产生，高科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生态危机等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控制，潜藏着各种威胁。

近年来，各级政府虽然加大了环保投入和环境执法，但环境质量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依然未能改观，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灾害频率、灾害强度、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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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卫政：《我国处环境事件高发期，工业化带来巨大环境压力》，《人民日报》2010年9月2日。

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学海》2009年第1期。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

害损失不断加大，成为许多突发环境事件的罪魁祸首。国家环保部高层指出，“环境事件高发，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极端表现，是粗放发展结出的必然恶果。”

据最新资料，2011年10月，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报告称，当前我国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十分艰巨，环境污染依然严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近年来，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呈高发态势，2011年1月至8月，全国发生11起重金属污染事件，其中9起为血铅事件。丁爱中教授认为“总体上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很快，工业企业的数量、规模、分布范围都比过去大得多，环境压力也空前巨大。从长远看，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才能减少环境事件的发生。”

与此同时，专家们认为，当下中国的环境问题表现出一些重要的社会特征。当前，环境容量已经超越“支撑经济发展的极限”；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越来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环境信访”、环境冲突、环境抗争表现出剧烈爆发的态势；伴随农业生产、乡镇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的转移，环境污染呈现由城市向农村急剧蔓延的趋势，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风险，在许多地区已成为一种每日每时都要面对的现实侵害，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其“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威胁到了农民的生存，正在系统地颠覆着村落社会并使其本身的存续成为问题；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出现数量可观的“环境难民”，那些无法制止污染同时又没有能力迁居的社会底层，将有可能成为进一步侵蚀社会安定的不安定人群；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解决的难度日益加大。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正在迎来“三个高峰”：一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已经到来，未来15年将持续存在；二是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期，特别是污染严重时期与生产事故高发时期叠加，环境风险不断增大，国家环境安全受到挑战；三是群体性环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污染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

显然，“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路”（《中国21世纪议程》）。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减少环境事件的根本途径。

结论

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与社会改革滞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受到冲击，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成为当前我国各种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事件爆发的根源，深入认识和剖析这些原因，以人为本，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执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管理和危机治理，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推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