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专业：国际经济贸易

题目：上海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引言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服务贸易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促进和质量提高有特殊作用，服务贸易的结构不断优化，贸易品种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因而，研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前沿课题。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服务贸易仍然存在着的地区和国家不平衡，发达国家在大多数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保险、通信以及信息行业、高科技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它们在服务贸易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服务贸易自由化也是在发展国家的倡导下而发展起来的。相反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除个别领域外）。服务贸易地位的不平衡导致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

与此同时，从全球范围来看，服务贸易也不过是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理论界对服务贸易的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利用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对服务贸易的理论，政策和具体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促进了当代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和自由化。但是，与迅猛发展的世界服务贸易的现实相比，理论研究仍然显得非常落后，还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缺陷。国内学者对服务贸易的研究则更显得落后与不足。

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对于中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贸易研究仅仅是个开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同时考虑到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综述

（一）关于服务贸易基本概念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服务贸易概念的探讨是从“服务”本身的概念开始的。早在1977年，霍尔（T.P.HILL）提出了为理论界所公认的服务概念。霍尔指出：“服务是

指人或隶属于一定经济单位的物在事先合意的前提下由于其他经济单位的活动所发生的变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即消费者单位的变化和生产者单位变化同时发生，这种变化是同一的。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必须由消费者获得而不能储存，这与其物理特性无关，只是逻辑上的不可能。” 80年代中期，巴格瓦蒂（J.N.Bhagwati）（1984年）［1］及桑普森（G.Sampson）和斯内普（R.Snpe）(1985年)相继扩张了霍尔的“服务”概念，他们把服务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物理上接近的服务，另一类是不需要物理上接近的服务。并且以此为基础，巴格瓦蒂把服务贸易的方式分为四种：（1）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移动的服务贸易；（2）消费者移动到生产者所在国进行的服务贸易；（3）生产者移动到消费者所在国进行的服务贸易；（4）消费者和生产者移动到第三国进行的服务贸易。桑普森和斯内普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同巴格瓦蒂基本相同，只是把服务消费者换成服务接受者，并且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同时1987年，格鲁伯（H.G.Grubel）直接把服务贸易定义为人或物的国际流动。为了克服无法区分开服务贸易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这一缺陷，巴格瓦蒂等人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区分为暂时流动和永久流动，认为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暂时流动为服务贸易，而生产要素的永久流动则不属于服务贸易。

（二）关于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服务贸易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服务贸易的理论研究重点在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出发，探讨比较优势原则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2）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从不同角度探讨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出现，国际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对服务业竞争力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一些成长快速、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服务业竞争力的研究，如信息服务业。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服务贸易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一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地以货物贸易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直到80年代中期，学者们确认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随后又开始不断尝试运用标准的或修正的国际贸易理论来探讨服务贸易的决定问题。其研究内容包括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前者是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来探讨服务贸易发生的原因、方向和利益得失；后者则通过对现实国际服务贸易资料的研究，分析国际服务贸易格局的发展变化，并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验证。

(三)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决定的规范分析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对技术和资源储备变动与否的假设不同，可分为静态国际易理论和动态国际贸易理论两个基本阶段。

1．静态国际贸易理论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分析

产业竞争力既然是各国同一产业在国际市场争夺份额，各国之间就有争夺能力大小之别，为何会有如此差别，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给出了解释的思路，此思路强调要素禀赋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优势，即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为解释产业国际竞争力来源提供出基本线索，只要包括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

（1）绝对优势理论

该理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2］关于分工与交换理论在国际市场的推广与延伸。斯密认为，形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根本依据是绝对优势，即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异，从而造成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的绝对差异。即使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产品，亦无必要全部生产，而应专门从事某种具有绝对优势的生产活动，如此各国均可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故斯密主张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可扩大商品市场，使每个行业分工日益完善，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但绝对优势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的区域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从中获利的问题。

（2）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于1871年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存在着相对比较优势，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上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另一国没有任何绝对优势，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亦能找到相对比较优势，也可进行国际贸易。通过专业化于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交换相对劣势的产品，各国都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并能消费和享受更多的产品。［3］（3）要素禀赋理论

赫尔歇尔—俄林继李嘉图之后又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其要素禀赋理论基本思想是生产要素的丰缺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4］俄林假定各国需求情况相似，且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相同，各国商品价格的差异决定贸易格局；而商品价格不同是由于：（1）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2）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生产要素的搭配比例不同。每个国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价廉的生产要素商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而价昂的生产要素商品，贸易国就可获得比较利益。［5］要素禀赋理论突破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

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

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运用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规范分析方面，贡献较大的学者有迪尔多夫（Deardorff）、李安（C.Ryan）、达杰克（S.Djajic）、琼斯（R.W.Johns）、伯格斯（D.F.Burgess）等。

1985年，迪尔多夫（Deardorff）将各国均生产两种商品的假设改为一种商品和一种服务，并假定一国在封闭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高于世界价格，证明进行自由贸易时，若该国仍按照封闭经济下的价格进行交易，则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将多于出口，这个结论意味着一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都遵循基于价格差异的比较优势原则。另外他还着重强调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对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作用。但其没有意识到要素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比较优势的唯一源泉，基于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同样对服务贸易的模式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6］迪尔多夫（Deardorff）在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该模型还证明商品和服务的不可分性，其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服务贸易时，首先须研究本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但不同的服务活动类型上，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就要求各个国家须将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策建立在认识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1990年，伯格斯（D.F.Burgess）运用修正过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模型，探讨了服务贸易，服务技术出口对于服务贸易双方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技术的出口一般会改善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提高出口国的经济福利水平。

2．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比较优势内生论，即新贸易理论，并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来源提供动态解释：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而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而人为地创造出来，其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创新有：［7］

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创立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贝克尔等人运用分工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解释，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是产生内生比较优势的源泉。20世纪80年代，格罗斯曼、斯本瑟。布兰德、狄克西特等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从而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

性。1988年，琼斯和基尔兹克斯提出和运用“服务链”。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的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8］（四）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最早尝试对服务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的是验证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是否存在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如迪克和迪科（Dick and Dicke,1979），萨皮尔和卢茨（Sapir and Lutz,1981），［9］萨皮尔（Sapir）（1982）［10］在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后得出：物质资本丰裕的国家在运输服务部门具有比较优势，而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在保险、专利等服务部门拥有比较优势。因工业化国家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很丰富，故在服务贸易上拥有总体比较优势。萨皮尔（Sapir）（1985）［11］对服务贸易中的南北问题进行专门考察，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服务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格局，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丹尼尔斯（P.W.Daniels）（1993）［12］则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一个国家现有的发展模式，包括教育投资的程度、研究开发与技术的发展和政府对于服务业规制的范围等。Philippa Dee(2001)［13］阐述了服务贸易的壁垒的特殊性以及如何衡量服务贸易的障碍。Prasgabth K.Reddy 和Gaurav Gairola(2002)［14］通过对印度服务贸易发展的分析指出，提供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途径是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开放自然人流动形式的服务贸易，保持国内经济各行业的协调发展，消除土地、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扭曲，以及国际直接投资便利化。浦田秀次郎和清田耕造（Urata and Kiyota,2003）［15］通过分析经济衰退在国家间的传导机制，验证大部分服务贸易都是间接的，即涵盖在货物贸易中。Jasper Jensen etc(2004)［16］通过对俄罗斯入世效应的预测分析，指出服务业FDI 流入对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Arjan M. Lejour & Peter M. Smith（2008）［17］侧重于讲述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和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影响。它关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评估了如何进行买卖和流通服务。

（五）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很难对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做出较为理想的理解，已经不能系统地把握知识经济条件下国际服务贸易的新特征。因此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服务与国家竞争力理论结合起来研究。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特（Michael E.Porter）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当从国家的层面来衡量时，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