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作者基本信息】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博士

【摘要】无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或变革的道路问题,已经成为包括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诸多20世纪以来的各个马克思主义流派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为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或变革理论作出了新的探索。公元1917年11月7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革命似乎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预期的那样在发展。于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中东欧包括一些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东欧的匈牙利,南欧的意大利,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故乡德国,革命接踵而至,欧洲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似乎指日可待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革命在短期内就先后遭到了失败。此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爆发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那么,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不到革命要求的条件,还是这些国家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及时正确地制定革命策略而掌握政权,传统的这些解释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这时,以葛兰西、卢卡奇和科尔施为代表的一批人,既不同意第二国际又不同意第三国际对于革命失败的解释,他们普遍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出了问题,即革命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尽管他们的观点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但是,他们所探索的这种新的革命理论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传承至今,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其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意大利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它是葛兰西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特别是意大利的文化传统又敏感于当时俄国、中东欧包括自己领导的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一整套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十月革命式的新的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了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首先就必须要了解“文化领导权”这一词汇本身的含义。顾名思义,从词语的表面意义上看,文化领导权可以简单解释为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或者集团对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控制的权力或者状态;从历史角度看,“领导权”一词由来已久,并非由葛兰西首创,葛兰西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新的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从词汇学

的角度来看,“文化领导权”应该是“文化”一词和“领导权”一词的合成词,因此,理解“文化领导权”,就不能只理解“领导权",还必须理解葛兰西语境中独特的“文化”含义,而与之相关的,还有葛兰西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理解。在对“文化”和“领导权”的历史和内涵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战略,而且一种不同于以往主要是暴力革命论的全新的革命战略,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获得对整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任何理论的形成,都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还批判的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前人伟大的理论成果。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也是如此,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同,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都曾经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中,这点在葛兰西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葛兰西投身革命的时候,恰逢整个意大利社会动荡不安,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同时法西斯主义开始横行,这为葛兰西从大学开始便早早就投身于意大利无产阶级就革命的洪流当中,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他创办了《新秩序报》、领导规模巨大的都灵工人运动、成立了“工厂委员会”、与意大利法西斯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丰富的经历成为葛兰西形成文化领导权思想丰富的实践来源。同样,葛兰西的思想也受到了来自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当然这其中主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领导权的论述,尤其列宁的有关“政治领导权”的系统理论以及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传入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的理论等;此外,作为意大利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学生,葛兰西的思想也被深深地烙上了克罗齐的印记,这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就不能不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即他的马克思主义观。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用“实践哲学”来概括。为什么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实践哲学”呢?葛兰西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遭到了“双重的哲学结合”或“双重的修正”,这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葛兰西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两种不正常的发展趋向:一种是由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所谓正统趋向,它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另一种是把马克思同其它的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联结起来,如克罗齐、金蒂雷等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吸收过去,成为唯心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以这些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不会成功。那么,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呢?葛兰西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实践一元论”,简单说,葛兰西认为历史是由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创造的而不是宿命的或预定的,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的意识、理论、观念与意志(哲学)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认识,也构成了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践哲学的历史

使命上,就是哲学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发挥无产阶级主体的能动性,夺取文化领导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市民社会理论是葛兰西思想中最具有特色的一部份,也是对后来该领域的研究影响较大的一部分。对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构,构成了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前提,而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论述,正是建立在他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鼻祖,但这种建立在它庞大唯心主义体系上的市民社会理论,却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为我们理清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葛兰西却给出了我们一种全新的解读,即把市民社会从经济基础罩拿走,划入了上次建筑范围,变成了代表着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意识形态领域。从而,葛兰西得出了结论,西方国家无产阶级要想获得革命胜利,就必须控制市民社会,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葛兰西的主义理论也影响了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几代人。对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解析。一是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在现代君主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领导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以后,葛兰西认识到,“雅各宾”式的和依靠工人自发式的革命都不能取得胜利,要想夺取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二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狱中思考,葛兰西认为革命的具体方式即战法必须转变,提出了与俄国革命“运动战”不同的“阵地战”的方式逐步夺取领导权。所谓“运动战”,主要是指俄国式的暴力革命,直接去摧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所谓“阵地战”,是指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时,无产阶级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通过教育使无产阶级觉悟,从而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最后夺取整个国家;三是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特别重视“有机知识分子”在“阵地战”中的作用,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把把局限于精英圈子的、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广大群众中的内在哲学,通过把自己的革命实践,与大众结合在一起,成为人民的哲学,只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取被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文化领导权;四是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目标,就是打破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造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假合法性。葛兰西作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一直关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关系,他将意识形态比作了社会水泥,认为意识形态为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他还为打破这种合法性作出了初步探索,为无产阶级的“阵地战”的指明了方向,即要在学校、教堂等教育宣传机构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上下工夫:五是介绍了葛兰西领导的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工厂委员会运动。工厂委员会运动决不仅仅是与资产阶级的一次正面的武装冲突,还是葛兰西文化领

导权理论的前奏或实践,葛兰西在这次运动中形成的工人民主思想、建立工人学校的探索、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宣传队伍的思想等等,都为葛兰西以后写作《狱中札记》,形成文化领导权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材料。六是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到底是应该以夺取文化领导权为主还是以夺取政治领导权为主?我们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讲,夺取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实际上是一种辨证统一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不仅要在革命中夺取政权,还要夺取文化领导权,两者不可偏废,但是,具体到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从另一角度来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处理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何对待十月革命模式的问题。此外,葛兰西的这种以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核心的革命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形成极具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变革理论。通过以上六个部分的分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也即他的新革命理论的基本轮廓就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国内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尽管褒贬不一,但总体评价还是很高的。葛兰西一生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兼理论家的身份,他的理论探索始终保持着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始终与本国的革命事业息息相通。他依据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主要从三个方面阐发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我国著名学者俞吾金和陈学明教授所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是基本的,上层建筑只是第二性的,起从属的作用。葛兰西则反对把两者的关系理解为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更强调的是上层建筑,特别是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尽管可以把此看作是对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驳,但无疑,葛兰西是拨过了头的,他的观点最终导向了唯心主义。”但是,这种理论把“整个市民社会,把意识形态—文化问题凸现出来了。仅就这一点而论,不但不能把葛兰西的见解简单地斥之为唯心主义,恰恰相反,它表明葛兰西没有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的特定的历史条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葛兰西的思想一度被称为最适合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影响相当巨大。尽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等诸多国情存在巨大差异,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研究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来为我所用,即借鉴其思想的精华部分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和实践也就成为必然,我们应当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一是要深入研究阵地战的战法:二是建设民主政治,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三是要重视新时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培养更多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基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

思想研究

【作者】潘西华；

【导师】梁树发；

【作者基本信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2008，博士

【副题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摘要】文化领导权思想是葛兰西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学说的核心,是葛兰西作为列宁逝世后最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也是葛兰西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之一。本文以文化领导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关系为切入点,系统地考察了文化领导权及其相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同时力求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人学等多重视域下对这一思想重新审视和阐释。本文第1章主要论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的理论渊源、现实背景及其基本内涵。理论渊源不仅涉及文化领导权思想形成的意大利本土资源(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和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也包括作为文化领导权思想直接来源的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思想以及作为这一思想重要来源的索列尔“革命工团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现实背景不仅涉及到第三国际这样的国际背景的影响,也包括葛兰西对国内背景(资产阶级执政之道和无产阶级实践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在阐述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内涵时,本文结合“egemonia”一词的中文释义的论争,对比分析并进一步考证了这一词的词源。在此基础上,借助对“文化”、“领导”、“权”三个要素的分析来界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动态性、非强制性、权威性)。第2章阐述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具体内容。借助对作为文化领导权前提与旨归的“自由的”同意与“集体意志”的分析,揭示民众的“同意”在文化领导权形成与巩固中的重大作用;借助于对作为文化领导权实施场所市民社会的考察,在阐述葛兰西颇具特色的“完整的”国家学说的同时,揭示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文化”转向;借助于对作为文化领导权的组织与传播者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考察,阐述葛兰西的知识分子学说及其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借助于对作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方式——“批判性的自觉”与教育相结合的“阵地战”的分析,揭示文化领导权在战略上的应用;借助对文化领导权在获取、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过程中功用的揭示,展现文化领导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政权合法性所提供的深层次的文化道德合法性基石。本文第3章对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评价。就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而言,这一思

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乃至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中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作为文化领导权思想哲学基础的实践哲学实现了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有关“有机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水泥”作用的揭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虚假的意识”学说的革新。就这一思想在葛兰西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文化领导权思想不仅是葛兰西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且也作为一条红线贯穿葛兰西整个理论体系始终。从哲学视角来看,“文化领导权”是对实践哲学的政治应用;从政治学视角来看,“文化领导权”是对国家学说“完整性”的展现;从文学视角来看,“文化领导权”是对包括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在内的文学因素作用的发挥。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思想使散落在各个领域内的思想“碎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就文化领导权自身概念而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思想的内涵与适用范围,并且在领导权思想中有机地植入了文化形式与道德价值因素;在文化领导权具体内容的革新方面,葛兰西不仅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范围与功用,而且革新了文化教育的方式、深化了领导权的功用并拓展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当然,在肯定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诸多理论贡献的同时,本文也谈及这一思想的理论不足与实践局限,力求对这一思想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本文第4章集中探讨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影响及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文化领导权思想在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演变过程中所起到的葛兰西“转向”作用进行考察。这一“转向”作用不仅表现在对于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与功用的“转向”作用,而且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所呈现内容上的物质性的“转向”以及在形式上的大众文学“转向”方面。在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过程中,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起的“转向”作用,对后世影响重大。包括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阿尔都塞及其学生普兰查斯、“新葛兰西主义”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以及“东方学”的提出者萨义德在内的诸多流派及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中获益,进而沿着葛兰西这一“转向”走了下去,结合变化了的实际深化并拓展了这一“转向”。与此同时,本文详细阐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现时代启示,包括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多元文化矛盾冲突的启示、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的启示(如何增强、维护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威)以及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与指导地位,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等方面的借鉴意义。在结束语部分,本文将围绕“文化领导权”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总结概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意识形态理论的主旨,详细阐述自己对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借助于对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契合之处的比较,彰显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