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与文化

我对儒教的认知与理解

儒教，指儒家学派又称孔教，广义概念就是自古流传至今的儒家思想，而狭义的概念则是民国初年以来的孔教运动。

中国历史上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视同宗教，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的《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汉末，蔡邕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隋唐以后，就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

《晋书·宣帝纪》 ：“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梁书·儒林传序》：“ 魏 、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 唐 王维 《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唐朝《封氏见闻记》也把儒教单列。“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因为儒者们奉行自认为正确的“道”。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又叫

做“圣教”。

历史出处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周代初年，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但数百年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他被尊称为“孔

子”或“夫子”。但是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宗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魏晋时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为代表，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有形可见的行为（有）背后那无形可见的东西（无），并且认为，那背后无形可见的东西，比起有形可见的，更加重要。他们的意见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却并没有成为儒教国家的思想指导，因为他们讲不出那个“无”是什么，会导致由于理解不同而各行其是。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或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为国家宗教。

儒教的核心观念——仁

仁是儒教的核心观念和根本原则，是具有中国典型文化特征的精神类型。“仁”植根于人本主义传统，使儒教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以

独特的方式体现了对人类价值和终极目标的深切关怀，为人类提供了完善自我，达到不朽的伟大道路。

“仁”从字源上看，从人从二，证明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来的行为准则，是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可分为两个方

而：“爱”和“人”。“爱”是指一种人本身对其他人采取的态度，人本身具有的德行。同时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人因为相互有“爱”才聚到一起，没有“爱”人就不能成其为人，社会也就不能成其为社会。正因为有爱，社会中人才有可能成为仁人，人类社会才有条件实现“无讼”而进入仁的社会。所以，孔子在谈及“仁”这一概念时，首先希望凸现的是“爱”这一因素。

仁学的三个层面：我认为儒教传统中的仁学对现代世界文化有意义。仁学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心和身的关系。中国传统医学用“不仁”描述痿痹和对痛苦没有反应，我们现在用“麻木不仁”一词来形容一个反映迟钝、不同情别人的人。反过来看，“仁”就是“心与木不仁”一词来形容一个反映迟钝、不同情别人的人。反过来看，“仁”就是心与身沟通的本能。这个概念是宋儒提出来的，王阳明和谭嗣同作了发挥，对当代心理学和心象学很有意义。近年从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仁”字，“身”字在上，“心”字在下，说明先秦时期人们把身体与心灵的联系作为“仁”。第二层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儒教的特色和优点。在人与人的五种关系中，以家庭关系为主。家庭关系不仅是伦理教育的基础，而且是儒教的礼仪范畴。第三层是人与万物的关系，这是儒教的宇宙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天人合一。这不仅是我们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人类对文明产品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现代生活，对这第三层关系的分析还不够深刻。但仁学的内涵是能把这三层关系贯通的。

儒教与当代文化

按照“古为今用”的口号，儒教在当代仍然有价值。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仍然有诸多影响。譬如美国总统布什到中国来访问。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江泽民“假如美国政府要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中国会有什么反应？”江主席回答说要“以和为贵”。“和为贵”出自孔子的《论语》。“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国采用的对外政策的精神，也是其他各国应该考虑的。我认为这个精神适用于当今息息相关的国际形势。未来的宗教和文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一种宗教传统对文化全球化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儒教的传统不但有宗教性，而且对全球文化有特别的意义。它可以提供与其他宗教合作的态度（如“以和为贵”），不像西方人文主义对宗教有排斥性。西方人文主义不能作为宗教传统和组织合作的基础。从儒教的立场看，各宗教的意义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所以，就像中国古代信仰佛教、道教或基督教的人都同时受到儒教的影响一样，现在全世界的宗教信徒也可以参考儒教的仁学。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社会。它以血缘家族为社会的基本存在单位，以家天下的统治形式进行王朝更替。儒教在这种社会背景中诞生，与这种社会形势相适应，也是为此服务的，从而产生了一整套自古沿袭、世代相传的封建宗法道德伦理体系。

孔子为儒教的集大成者，第一个赋予仁以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将它最终确立为儒家传统的基石。孔子之仁的内容十分广泛，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仁者爱人。这是仁的核心与原则；二是“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是仁的根本和途径；三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是仁的手段和目的。

那么爱是如何参与到人类活动，并使社会变得和谐、融洽呢?儒教传统认为每个人对他人都有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境界，有一个人间互爱得以实现的精神保证。孔子认为“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子贡曾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里明确指出了这一精神境界就是处理

好“立”与“达”的关系。自己想要建立的也帮助别人建立；自己想要实现的口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不要强迫别人做到。只有做到这样，每个人才能实现对他人的这种道德责任和义务，才能做到“爱人”。

“人”是组成“爱人”的另一重要因素，它是指爱的施予对象或者说接受爱的是什么人。在孔子学说中，社会人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分为两种类型:亲爱关系和从属关系。具体而言有以下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和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又可归结为两大类:“孝”的关系与“忠”的关系。也就是说，儒家的传统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社会中“孝”和“忠”的问题孝梯是仁之本，规定了儒家伦理的根本，但“孝”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血亲家庭。这种爱是以血亲之爱为基本，同时推广至异性及其整个社会的一种广义的

爱“仁”最深厚的根源就是血缘家庭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便成为无根之萍，无水之木。亲情之爱孕育了对其他人的爱心。爱人就是爱亲之心的外展和扩充，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形成了孔子所谓的“泛爱众”的道理。

需指出的是，“泛爱众”的儒家伦理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任何人的修养也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这样，就涉及了儒家宗教伦理的政治目的性问题，也就是“克己复礼”的道理。儒家教义遵循这样一条道路：通过“克己”而“复礼”，通过“复

礼”而“成仁”它使人们躬行践履，遵循一种“修身之术”、“养生之道”，主张正人先正己。正己就要先“克己”。儒家关于“克己”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如修己、自戒、自省、自讼、自责等。通过人对自身的道德自律，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分为两种误性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从而符合社会所倡导的社会规范这里

的“礼”是指尊卑、贵贱、亲疏等人际关系的等级秩序。人们自觉努力地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不犯上作乱，那么儒家伦理中的一整套尊亲有序的道德规范在社会建设中就产生了作用。从道德完善角度讲，立于礼即归于仁，以道德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礼”使人感到真正充实和富足，使人体验到真正持久的幸福，实现人的价值。

从“仁者爱人”的角度出发，经孝梯的途径，最终达到克己复礼的目标。在血缘亲爱的基础上达到泛爱，并将血亲之爱应用于忠君报国之途，将“小家”之爱扩展为“大家”之爱，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宗法伦理的基本特征。这种宗法伦理观集包容性、超越性于一身，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正人正己、尊老爱幼、中庸寡争、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民族特征

总而言之，人是儒家学说的灵魂和中心主体。人是人本主义原则的根源。人本主义就像一棵树，它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它成长发育所需要的一切养分都必须从人性中吸取.在儒家教义中，“仁”起源

于“人”，仁植根于人性，体现了人本主义传统。仁与人性是合一的，超越是为人性所规定的。对大多数信徒来说，超越即是人性的升华。

另一方面，儒家经典中，“天人合一”被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规则。这里的“天”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自然界，它有非常强的精神内涵。儒家传统常把天看作是最高的精神力量或精神存在。因此，天与人的合一，不仅指自然与文明的统一，也指精神与物质、精神与肉体、神圣与世俗的和谐统一。孔子也继承了这种“天人合一”观。在孔子这

里，“天”主要被理解成非人格化的道或规律，而不是一种人格化的存在。孔子曾宣称要奉“天”的使命将“道”传授给这个世界，同时深信正是“天”把“德”赋予在他身上。孔子承认，人各有各的命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也。

儒教之仁的能动作用来源于人性。要成为仁人，不仅需要智力活动，如学、思，而且需要道德实践活动，如孝，悌这两种活动表现为人努力实现自己的本性。儒教相信仁的种子原本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但是如不付出实践，人的完善性只能成为一种可能，只能是一种激发人去努力冲破生命局限、克服不完善之处的因素。人的能动性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使人们回归到真正的自我，开发潜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东西，实现其内在潜能而成为仁人。而人类组织，如家庭、集体、国家和社会等等，都是仁之实现的受益者，它们必须在人的仁爱本性的引导、整理、化解与激励下，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