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教学重点]

1．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掌握京派与现实保持距离及偏于古典审美的倾向，肯定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掌握京派的共性特征及主要作家。

2．从沈从文的写作心理、姿态，看其作品的特色与得失。理解构成湘西文学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的元素，掌握像沈从文这样对现代化和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的作家的观照价值。

3．了解沈从文研究在历史上的不同情况。

这是关于一个作家和一个流派的研究。可以从两个侧面来理解。一是对于“京派”的理解，由此来体会沈从文的地位；二是通过沈从文的创作来理解京派的特点。

本章具体把握以下问题：

1、京派形成的背景

2、京派的审美特征、共性特点√

3、京派的代表作家√

4、沈从文的创作生平

5、沈从文的写作心理和写作姿态√

6、沈从文小说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等特征√

7、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判断√

8、沈从文研究概貌

关于“京派”和“海派”。

对于京派和海派的问题，在过去大专阶段的学习中，较少涉及，因此，全面掌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关内容。

1．京派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京派，既不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京味小说（——京派可以说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也就是说，京派一般指文学流派，而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概念。

前面我们曾说到，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惟一特殊的是萧乾，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他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乾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

关于京味的特点，可以参见教材第四讲“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同时，京派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三十年代继续在北平活动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京派的自由主义作家，我的理解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自由主义作家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带有明显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而中国京派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则又表现为超脱政治、超越于现实政治的意味。

京派的成员大致有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语丝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如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等；

二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和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有较密切联系的作家，如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等；在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北京守旧的文化氛围和上海新潮的商业氛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对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与新月派十分接近。

三是清华、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学者，包括一部分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朱光潜、何其芳、李健吾、萧乾、李广田等人。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成为他们与海派作家主要分歧。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宣言，但他们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大文学沙龙。以文学沙龙为依托，正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会”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这些成员的思想艺术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在30年代前半期，他们在文学事业上有共同的趋向和主张，在创作上也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因而形成了若干重要的鲜明的艺术特色。

京派的主要阵地有：《骆驼草》（废名、冯至编辑，1931年创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编辑，1933年接编）

《水星》（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编辑，1934年10月编辑）

《文学杂志》（朱光潜编辑，1937年5月）沈从文、凌叔华、胡也频等都曾被看成是《现代评论》培养出来的作家。以一个或几个刊物为依托，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京派和海派的论争是由沈从文首先发动的。早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就指出了海派作家“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1933年10月，沈从文在他刚刚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责海派作家的商业化现象——“玩票白相精神”“说他们是在上海赋闲”，“赋闲则每礼拜必有谈话会之类”，他们以“放浪不羁为洒脱”，“以终日闲谈为高雅”，不事创作而专重广告，带有奚落的意味。同时也批评了浮薄的风气，提出“假若我们对中国文学还怀着一份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态度的改变”。

于是，就有上海的苏汶站出来，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作家辩护。

左翼作家在当时的这场论争中是局外人，但不少作家也以局外人身份写了一些文章，对京派和海派进行剖析，鲁迅写过《“京派”和“海派”》（《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两个作品一字之差，其中都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可以说，对于文学的消费性和商业化倾向的批评无疑是京派和海派论争的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标志。也就是说，争论的焦点是上海文学。其实，作为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中心，上海文学具有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局面，左翼文学作为主潮，鸳鸯蝴蝶派属于旧派，而属于海派层面的作家，多带有商埠文化意识，他们多写恋爱题材，两性题材，如张资平大写三角恋爱。所以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鹃、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

而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也有人将具有典型都市文学特征的新感觉派视为典型的海派，而将左翼文学与此相区别。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鲁迅在《“京派”与“海派”》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则是使用的狭义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因此，沈从文与鲁迅所说的“海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关于论争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参阅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地方应该注意到论争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文学问题，但是却使人重新注意了中国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京派和海派主要是有所聚地域不同文化氛围所造的，并不是指作者本籍所言；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着不同的文学精神。这一点可以参见教材P112、113。2．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

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的关键，在于了解当时文化中心地位的转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京派产生于30年代，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都已经转移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处于一个“文化边缘”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虽然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喜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

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却在文坛上正式亮出了“京派”作家的旗号，这也许是连沈从文自己也无从意识的。但是，京派作家群的存在并不是无之虚有的，他们自有特色，自成一派，在当时文坛上也已成为事实。

3．京派的观念和风格

与海派文学相对应，是北平的政治气氛比较沉闷，文学气氛相对宽容。可以说上北中国政治意识淡化而艺术独立意识浓化的审美凝聚物。周作人是他们的理论前驱，他在五四提出人的文学的旗帜后不久，便出现了艺术上的隐逸心理，倡言“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文艺以自己的表现为主体，……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他以人性、宽容和主体个性的表现作为思维的中轴，逐渐地疏导着一条疏离政治的纯文学的道路。

关于京派，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特点，而最大的两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非）政治倾向性（即态度）。京派的态度以沈从文的主张为代表，即对广义的海派的批判立场。虽然，左翼文学与新感觉派和鸳鸯蝴蝶派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是，京派对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京派的创作既不同于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也不同于左翼文学。

沈从文虽然在数落海派的丑相，在反面却反映了京派作家对文坛的一些看法，沈从文认为“某种古怪势力日益膨胀，多数作家皆不能自由说话”，而且作家一和“艺术”接近，就会被说成“落伍”，是不正常的。因此，他从“有害于中国新文学的健康”角度却指责海派的，他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都是海派风气的作祟。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要作者的诚实和朴质，从自己作品上立一个较高标准，同时一方面也就是应当在各种严厉的批评中，指出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

因此，从创作倾向看，京派作家倾向区别于左翼文学，也不同于商业化的流行文学，注重于文学的独立价值。所以在创作精神和审美心态、审美追求上淡化政治意识，增强文学的独立意识。教材（P113）上从题材的乡土化和平民性、审美趋向上的从容和节制、文体风格的抒情体格式三个角度对京派文学的共同特征加以概括。

题材上，他们大多倾向于对“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描写。

首先，这与他们的文学态度有关。他们出于对文学（特别是海派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商品性）的不满，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回避时代潮流、回避现代文明、回避时尚的态度，转而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视角来表现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的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所以，我们在教材中说：他们“格外注意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所谓“厘定”，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整合”。厘，即整理、治理；定，即规定。

其次，与他们对往日生活的怀旧情绪有关。他们对原本并不美好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的理想化处理，与他们对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格格不入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巨大反差，因此，也可以说，正是他们无法忍受现代都市的日益浓郁的商业化气氛和日益堕落的道德伦理，才促使他们一门心思地去挖掘乡土中国的人

性美和人情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们大多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继承者。

京派小说注重表现在对淳朴、原始人性、人情的赞美。京派小说作家的作品也表现现实生活，但更注重的是“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他们以表现美为文学的最高职责。像沈从文的笔下，无论是表现士兵、农民、猎人、渔夫，还是表现水手、土娼、富家子弟、青年男女，都是那么醇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重情谊，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热情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

京派作家所以如此对讴歌淳朴、原始、美好的人性，重要的根源就是他们对近代中国特别是都市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现象的憎恶与不满。他们看到大都市生活的丑恶和腐烂的一面，看到资本主义金钱势力对一切的腐蚀和扭曲，因而更加怀恋和向往较多保留着古朴民风的内地农村，尤其像湘西一带留存着不少原始风俗习性的农村。将农村生活的淳朴、自然和都市生活的扭曲、堕落相对照来写。

第三，还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们不但有受人尊重的地位，而且还有受人敬仰的知识和修养，他们对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他们的文学创作有恋旧的倾向，但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在审视的态度中还含有批判的意识，“写尽了人生之‘常’与‘变’”。因此，既可以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时代变革之外寻求自足”，也可以说他们正是用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现代文明以及文学激进派进行抵抗。

在风格上，他们大多倾向于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

首先，他们生活在都市而热衷于以自己童年生活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必然就会有怀旧的情绪；在怀旧的情绪中去品味生活、挖掘诗意，则必然会对“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产生共鸣。

其次，与快速时髦的都市文明的疏离和与缓慢古雅的乡土生活的亲近，必然产生出平和的创作的目标和从容笃实的写作态度，也必然会以“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

第三，在创作中“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水平的向往”，也就形成了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的基本风格。

总体风格上的平和淡远隽永。这是由京派作家的审美追求特别是他们在题材选择、处理题材、表现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京派小说往往表现为温厚的牧歌情调，作品表现美好的风光、美好的传说、美好的心灵。他们主张“人与自然的契合”，所以题材选择一般是平和的，即使写到一些时代性强的尖锐题材，也很少表现出怒目横眉的姿态，如一些悲剧，像《边城》，结尾也只是淡淡地表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在淡远中引发人们的深思。此外，京派小说的作家故意淡化情节、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叙述事件时故意采用信马由缰的散文笔法，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空灵之感。

京派偏重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只有“田园诗”而没有“牧歌”。的确如此，我国东晋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就被视为“田园诗”的代表诗人，而“牧歌”一词最初起源于拉丁文（pastoralis），是古希腊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抒情短诗，

后来泛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特别是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因此，又译为“田园诗”。在这里，田园诗也就是牧歌。在中外诗歌理论中，田园诗最主要的特征，并不是主观理想，而是对现实的回避态度，是因为不满现实而产生的对古代单纯简朴生活的幻想。而在艺术上，牧歌或田园诗则强调抒情性手法的运用，具有悠长、舒缓、优美的特点。

京派作家在创作上表现出偏重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独特的。我们在专科阶段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中曾学习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传统”，一是“启蒙的文学”，一是“文学的启蒙”。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作家是其主要代表；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不尽同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作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而我们说京派作家偏重于“牧歌田园诗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性，一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新文学作家，一般都具有感时忧国的特点，重现实干预，少悠远的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一年到头都在忙于应付时局的变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闲情去写田园诗。因此，“启蒙的文学”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文学的启蒙”则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

二是因为在京派出现的30年代，现代文学中还很少有田园牧歌型的作家和作品，废名和沈从文的出现也就只能看作是一个例外。即使是在后来，这个传统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在延续着，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着。我们在专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第2章“土地之歌”中曾讲到，“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最为丰富和发达，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以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和以沈从文为代表、以崇尚原始生态、歌颂民间生活、美化自然风光为特征的田园浪漫主义两大流派。这些传统的影响使当代作家的创作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在柳青对农民私有制观念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不仅可以看到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精神，而且，从他笔下的梁三老汉等形象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和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而周立波对湖南山乡美好人性和绿水青山的由衷赞美，则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有着内在的血肉联系，他笔下的盛佑亭（亭面糊）、王菊生（菊咬筋）、盛淑君等，仿佛是从古老的边城走入新的时代开始新的生活的老船夫、天保、傩送、翠翠。”

我们在前面的“京派的作家”和“京派的共同特征”中，已经讲到了京派创作形成田园牧歌风格的诸多原因，在学习中还可以结合沈从文在抒情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参见教材第122页），来掌握整个京派文学的风格特征。从京派文学对后世的影响或从后人对京派的研究和继承的角度看，由于大家始终不能在京派文学的思想价值上取得一致，因此，人们便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京派的文体创造上。京派作家和沈从文作品的“牧歌式风格”是人们很热衷的一个话题，但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则必须以精读作品为基础。

在文体上，他们大多创造出了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

首先，由于京派作家既有才情又有学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既追求独特又讲究品味，既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又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不愿以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取胜，而宁可将力气花在形式的创造上。再加上他们几乎个个都学贯中

西，既有深厚的古文底子，又经过西洋文化的熏陶，既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又熟悉各种诗化、散文化的艺术手法，一旦认真追求起“文章之美”来，很难不有所创新和推进。

其次，由于他们的理想是表现乡土人生，所以，他们“最拿手的还是抒情体小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是大大的发展了中国的抒情小说，而且还在于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使抒情小说从此成为了一个传统和源流。当然，他们既然生活在都市，其创作总是难以与都市彻底绝缘，只是由于对都市的反感，抒情的笔调在这里总是变为讽刺的笔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以为，我们虽然说沈从文的主要贡献虽然是他创造的“湘西世界”，但这并不是说他的都市题材小说在艺术上就有多逊色，而只是因为他的湘西世界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而都市讽刺小说则还有比他更独特的。

文体和创作方法上，把写实、记“梦”、象征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具有抒情写意的特点。

京派小说以抒情写意作品见长，在创作中渗透情感，凝结诗意，形成意境，可以说是“小说体的诗”。这是京派作家的共同的审美追求。

尽管京派小说中也有写实成分，但像沈从文、废名等则注重将自己的“梦”渗入到小说中，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结合起来，这个梦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作家创作过程中主观孕育的范围，实际上是浪漫主义的东西。同时，京派小说意象中的象征性内涵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增强了含蓄性，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语言的简约、古朴、活泼、明净。

4、京派的作家

在小说方面，除了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师陀）之外，还有凌叔华、林徽因等，以及后来的汪曾祺等。

在散文方面，主要有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还有沈从文、芦焚和后起之秀吴伯萧等。

在诗歌方面，主要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他们三人因出版有《汉园集》，又称“汉园三诗人”），以及晚起的林庚等。

在戏剧方面，力量最弱，主要有李健吾、林徽因等。

在理论方面，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主要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刘西渭）等。

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派的作家队伍并不算庞大，但很整齐，一是每种体裁都有成就卓著的作家，尤其是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三方面有所建树；二是每位作家都有多方面的成就。京派作家几乎都是多面手，沈从文、废名、芦焚，既是著名小说家，散文也写得非常漂亮。何其芳、李广田，既是著名散文家，诗歌也有不小的名气。而李健吾既是著名戏剧家，还是翻译家，也写小说和散文，但他的“刘西渭”的名字在评论界似乎更响一些。萧乾的小说成就虽不算高，但也很独特，同时，他还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新闻记者，在二战期间，他曾是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而凌叔华（陈西滢的夫人）写小说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的专长应该是文化研究，她曾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坛上讲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尤其是文人画）。林徽因（原名林徽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夫人）更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才女，她毕业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也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但她的爱好是绘画与雕塑，也从事戏剧、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位作家，即废名（冯文炳）。他是“京派的鼻祖”，当然人们对废名的注意和重新发掘，是从人们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分不开的，废名的几乎每一部作品，只要有序，必定出自周作人之手，而周作人每一出手，必定是“我喜欢”，跟现在“名人广告”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周作人不仅仅是一味地夸奖，还真的做了一些研究，比如，他在《怀废名》一文中就这样总结说：“废名的文艺活动大抵可以分为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可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的都是短文。”而我们现在一般也这样认为，说《竹林的故事》、《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的小说代表作。

特别提醒大家对废名的注意，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废名虽然是京派的鼻祖，但他的小说特点与京派小说的共同特点（甚至京派小说的几个特点之间）常常有相悖之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不知大家在学习中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第一，是关于“易读与不易读”。教材在第114页上说：“‘京派’小说家有形式感，讲求‘文章之美’，作品比较有可读性”。这里说的“文

章之美”，正是周作人对废名小说的赞誉之辞（见周作人《枣和桥

的序》：“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其第

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但读过废名小说或散文的人都应该有

同感：即他的东西实在难读。当然，我们在教材（第115页）中

对此也作了明确说明：“废名的作品并不容易读，里边总有某种玄

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阅读时只有放慢速度，才能慢

慢体会那有意为之的‘涩味’的境界，看作家如何将艺术和哲学

两相调和。”而废名最得周作人欣赏的就是他的“理趣”、“禅趣”

和“涩味”。

第二，第二，是关于“平和与讽刺”。教材在谈到京派小说“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的特征时，强调了他们远离商品化和都市化的

一面，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和他们对于平凡生活的诗意的重

视，实际上也就是主要强调了他们“平和的写作目标”，废名的《竹

林的故事》是平和的，充满田园牧歌风格的。但在谈到他们的“比

较成熟的小说样式”的特征时，又特别提到，“当他们以‘乡土中

国’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时，常写世态批评的讽刺小说”。废名的

《莫须有先生传》如此，沈从文的《八骏图》也是如此。

《边城》与沈从文的创作

关于沈从文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推荐大家看两本书：

《沈从文传》[美国] 金介甫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

《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三联书店 1985年版

5、沈从文的创作简况——沈从文的两个世界

首先，我们注意一下沈从文小说中的题材系列

沈从文虽然创作的数量很大，仅结集的作品就有80多部，但最有影响也最有成就的主要是城、乡两个作品系列，也就是我们在教材上所说的“两个世界”，

即“湘西世界”和“现代都市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作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湘西世界，作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在进行回忆和憧憬，充满热情和理想；而对现代都市世界，作家则总也忘不了自己“乡下人”身份，总是冷嘲热讽甚至鄙视。由于在他的湘西世界中，也有两种不同的题材，因此，实际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在《边城》、《龙朱》、《月下小景》等怀旧题材中，大多表现出一种“暖色”，而在《丈夫》、《柏子》、《萧萧》等现实题材中，则大多表现出一种“冷色”，与他的都市题材不同的是没有了嘲讽，但仍然保留了一种客观的分析态度。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从更大范围上讲则是“楚地”）的民风、民俗。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湘西”和“都市”两大题材，而他的湘西题材创作也可分为“现实”和“怀旧”两种情况。

关于他的湘西现实题材的创作，我们在专科阶段曾作过专门介绍：“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不仅描写地方风情，也触及某些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萧萧》写女主人公十二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三岁。后来她被子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沉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十岁，十二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六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相反，《丈夫》写的是旧传统美德的消泯和解体，这当然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为了求生，农民再也顾不得旧传统了。一些妇女出去‘做生意’，也就是卖淫挣钱。这是得到丈夫允许的。由于生存方式的变换，她们失去了农妇的质朴和羞涩。不但肉体被蹂躏，精神也被锈蚀。连麻木的丈夫也难以忍受，他终于带着妻子回去了。还有《牛》，写农民所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而在他的怀旧型的作品中，时间的概念和社会的矛盾被有意地模糊了，在《边城》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冲突，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化身。在《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篇中，作者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因此，沈从文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但在《边城》等作品中，他却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她们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越是认为她们纯真而美丽。究其原因，除了有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因为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沈从文凭什么一定就认为，在现代文明制约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就是病态的，而在原始生态中的湘西人的人性就是健全的呢？或许我们还可以问：既然湘西的山水和少女都那么美好，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丑陋的大都市里来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到了大都市之后，特别是在发现了大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之后，才懂得了自己所失去的是多么美好？阉，即“阉人”、“阉党”。所谓“阉寺”，就是宦官。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此，沈从文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也宁可称自己是乡下人。于是，

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它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在教材中，我们专门介绍了《边城》的写作缘由，甚至谈到了翠翠的形象原型，这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应该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园般的美丽？当然不是。这只是文学的创造，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在教材中这样说，在这个世界（即“湘西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作品开头的那句：“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在把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以及其湘西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元素时，要注意“湘西世界”与现代都市文明病的对照的态度。

这种系列的创造，属于创作题材的范围，但同时更应该注意到它在作者笔下属于表现人生形式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

其次，我们注意一下小说中的“性爱”描写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人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这实际上成为沈从文观察不同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视角）P119。对于乡下人，表现出反朴归真、人性和谐的一面，而对于城市人，则表现为人性的扭曲和制约。所以，性爱在作品中不是单纯的故事，更不是调料，而是生命的符号。为体现作者的主观意念服务。

其三，我们还应该深入把握作者的创作心态

我们知道，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这是沈从文重要的创作心理），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教材上P117称之为人生体验和角色认知。这可以从他主观上对现代城市病的鄙视；对自己强烈自卑心理的补偿的角度来理解。

6．《边城》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

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

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都爱上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知道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但作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悲伤。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傩送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的惟一一个亲人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这一切生、老、病、死，在作者看来，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而生活如此，表现生活的小说又什么必要非得按人为形成的规矩去写作呢？于是，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

这里面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小说的理想化色彩，以及作品中也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倾向；二是小说创造出的抒情体风格。

《边城》是一部带有理想色彩的、象征性的抒情小说。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目的是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的爱做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

小说从景物和人事的构图上，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山水美、风俗美、人心美的理想世界，这里的人们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争名夺利，宁静、安适，即使是悲剧，不是因为误解，就是处于当事者的克己的高尚行动，确实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田园牧歌”。但作者并不是要将人们引进“桃源”，而是将此作为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沈从文曾经说“人生感情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由于军阀混战、资本入侵等等，一切都荡然无存了，“现代到了湘西，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的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庸俗人生观”。

过去的和眼前的湘西的比较，就是作者写作《边城》的生活依据。眼前现实中已经消失，而在作品中却充分理想化的加以重现，这里就包含着作者对现实民性堕落的忧虑，对城市文明的抨击，对重造民族品格的热情。（过去的伟大处——眼前的堕落处）

当然作品中也在表现民主主义倾向的同时，包含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内容。美化了与落后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原始和愚拙；肯定牧歌性和平静的生活秩序时，也肯定了节奏缓慢的封闭停滞的生活方式，在排斥市侩哲学的同时，也排斥了开拓进取的现代精神。（白塔重建的细节）。

二是关于小说中的抒情风格问题

这种诗化的风格，可以是从小说的牧歌形式、意境营造两个方面来理解。

小说的牧歌形式，主要强调的是表现单纯、素朴生活，并与现代繁复生活相对照的小说形式。这既体现为一种倾向和情调，又表现为作品的文体意识。

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把握：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

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情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因此，作品中表现出的注入创作者自己的直觉，因此表现既是写实的，更是灵动而富有生气的；这样就构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特有的文体感。“显著的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韵、以及具有独特人情的风俗的乡土小说”。

这当然还包括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的奇特，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的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文的特长，使得小说语言纵情流动，富有情感美和色彩美。表现出一种澄澈的特点。如教材中P119举例说明的语言，富有连缀的语感。

7、沈从文研究在历史上的不同情况

3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苏雪林和刘西渭的研究。苏雪林的文学批评素以刻薄著称，但她的《沈从文论》很敏锐地看到了作家的理想，她因不屑作家“玩手法”而对沈从文评价不高，主要还在于她与作家的距离太近，既无法看到作家的创作全貌，也很难预测到那种富有单纯的美的文体会由此形成一个抒情小说的创作潮流。而刘西渭（李健吾）与沈从文同是京派作家，对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以及各种套路都一清二楚，因此，即使是随意点评也八九不离十。

4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因此，当他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而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5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观点虽然现在看来已经陈腐不堪，但在当时仅仅是提一提沈从文的名字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更何况他竟然还敢于肯定他的“文字是优美的”。其实，即使是其他的一些批判性的话语，也是很有一点技巧的，特别是诸如“以趣味为中心”、“原始性的野蛮的力量”、“幻想”、“对过去的时代寄予了一些怀恋”等，对于钟爱文学的读者来说，都是具有诱惑力的字眼。

60-7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夏志清的评价对后来形成“沈从文热”的影响。夏志清的评价似乎成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集体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必须正视沈从文，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回答，夏志清为什么会得出这个评价？

8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凌宇对沈从文文体研究的意义。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不仅结束了人们在沈从文研究中过于纠缠于作家的思想价值的倾向，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发掘了沈从文作品的审美价值，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和流派的认识。

9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王晓明的研究。王晓明的《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不再像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那样一味地惊喜或截然地反感，而是将倍受人们称赞的沈从文文体与常常被人们遗漏的沈从文的创作心态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沈从文作品的艺术得失，而且也有助于理

解沈从文的“两个世界”的矛盾统一，正是90年代沈从文研究进入一种沉稳状态的代表。

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

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摘要：沈从文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身处喧嚣、冷漠、自私的城市生活中时，他依然追求人性美，于是他只能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去追寻一种近乎完美的“世外桃源”。他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于是他便沉醉于自己的理想国中。而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是不能存在的。于是他只能通过文学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关键词：沈从文、文学理想、社会理想正文：一、沈从文的个人经历与其文学理想青年时代的沈从文，由于经常目睹发生在家乡的饥荒、暴乱与杀人越货的场景，不满湘西的黑暗统治，产生了人道主义思想，并且萌生了去城市生活的想法。据说他离开家乡的导火线是当地的几个乡绅同时看上了他，想纳他为女婿。而他为了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摆脱既定的庸俗生活，毅然离开湘西，走向都市。而当他真正到了城市后，越发感觉到城市的自私、市侩与腐化堕落。这一切令他感到失望。于是他又想念昔日湘西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他想用自己的笔把这种清新恬淡的生活表现给世人看，给这个日益功利的社会带去一种清新的气息。然而他又深知古老的湘西文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充斥着落后与愚昧。于是他不得不构筑一种理想世界以把充满人性美的生活展示给人看。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更是以“乡下人”的固执和顽强意志去追寻充满着美与和谐的世外桃源。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他通过描写以湘西生活为题材构建的理想国赞美人性美，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建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颇有“乡土小资”的淡淡情调。他主张作家应该远离政治、远离党派，追求一种永恒的文学，也沉溺于自己的“希腊神庙”中。并希望用自己构筑的世外桃源给愈发麻木的城市人带去心灵的震撼，带给人们心灵的洗礼，召唤人们回归充满人性与人情美的社会。这也是他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表现。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对于沈从文的社会理想，苏雪林曾经这样做过解释：“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他想把这种野蛮的气质当做火焰去引燃中华民族奋斗的气焰。追求陶渊明‘桃花源’式的和谐、美满、朴素的生活方式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苦难和精神思索的集体无意识的长期沉淀。这种逃避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它可能促使作家慢慢退守

沈从文的半生辉煌和半生沉寂

沈从文的半生辉煌和半生沉寂沈从文的半生辉煌和半生沉寂 1923年，一个来自遥远边城的外省青年怀揣着青春梦想以及对文学的满腔热忱奔京城而来。当他夹着铺盖从前门车站走下火车时，立刻被眼前豁然开朗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站在月台上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 这个青年名叫沈从文，这一年他21岁。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初来北京的这年冬天，沈从文蜷缩在湖南会馆一间没有炉子的小屋里。天寒地冻、弹尽粮绝，可他连一件棉袄都买不起。幸好郁达夫冒着鹅毛大雪来到他的住处。让郁达夫吃惊的是这位青年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正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看到这，郁达夫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去街上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给了他…… 沈从文一生曾三进北京城。施蛰存回忆：“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战。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等人……” 然而四年未满，沈从文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他返回北平，经胡适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随同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大)师生南迁昆明。1946年，沈从文携带家眷绕道上海回到光复后的北平，至此，他的后半生便留在了北京城。子冈先生(彭子冈，《大公报》著名女记者)有一篇题为《沈从文在北平》的文章，为我们活生生地勾画出了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身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1933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正是这篇文章使沈从文成为了当时文坛的焦点和核心。那个时候谁会想到，沈从文后半生竟会远离文坛、沉寂四十年呢? 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名列其中。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1949年，沈从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当时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是这次精神危机的见证者。他说，“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 1949年3月的一天，沈龙朱看见父亲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他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阻止父亲再次的自杀行为。几天以后沈龙朱上学，“父亲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桂乙雯（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321004）摘要：沈从文以他独特的湘西视角展现了一幅幅纯美的乡村画卷，同时也反衬出灰暗的都市生活。对于城市和乡村，沈从文在城市里看到了文明和堕落，在乡村里看到了纯美和落后，沈从文一直在二者之间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支撑起两种文明。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体现着多层次的主题，城市与乡村相互杂糅，互相影响。面对不可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沈从文在极力维护着乡土文明不被破坏的同时，也在寻求着一条和谐之路。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在推崇湘西，批判城市的同时，表现出对人生的追寻，在浪漫的书写中追求着和谐的生存状态，为“为人生”现实主义创作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浪漫色彩。关键词：和谐；沈从文；生命；悲剧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 （2012）04－0058－05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被视为美的象征，而在这种美的背后却蕴藏着不易察觉的悲壮和凄凉，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一、悲剧宿命的超脱湘西，作为乌托邦的化身，承载着作者精神的寄托。在这水一般的世外桃源里，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蒙上了一层唯美的光辉，人们生老病死，世代轮回，生命作为独特的存在个体展现出多样的人生态势，而每一种人生态势都是顺着时间，平静地向前推移，没有大风大浪般的起伏，即使有冲突，也都被特有的湘西风情淡化，继而转化为乌托邦般的和谐。然而，在这和谐的背后是一个个“生的悲剧”，可这样的悲剧却被赋予了强烈的美学意蕴，人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呈现出悲美的人生状态。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里人们的生活状况。小说由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黄狗引出一段段故事。天保、傩送、翠翠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本是平常年轻人的平常事，但作者没有将这段感情以平常的方式圆满地结束，而是选择了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带走了爷爷的生命，天保为成全弟弟傩送坐水船到茨滩却溺水身亡、一去不回，对此，傩送充满了愧疚也驾船出走，而翠翠一直在河边等待着傩送回来。结尾，作者用“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句话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但更多的是一种遗憾。倘若傩送不回来，翠翠便会如同爷爷当年一样来回渡船直至生命的尽头；倘若回来了，结局是否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美？我想不会。翠翠是“寄作者所企求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代表者，然而安静恬淡的边城生活却使她无法逃避爱情的悲剧。沈从文将他对不可知命运的忧患意识加以诗化，把人性扭曲变形之处剪除，敷衍成悲郁的意境，将忧患与追求融合在一起。”〔2〕在《边城》中，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每一个人都按既定的轨道行走，他们永远也无法跳出这样的“圈套”，命运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曾想过要“跳出来”，离开“茶峒”这个地方，离开这样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他们是以最本真的状态呈现生活的全部面貌，死亡于他们来说是一段插曲，活着的人仍要好好地活下去。因此，在文中，没有惊心动魄的挣扎，更多的则是含蓄哀婉的“笑看人生”，这也就冲淡了小说本应有的悲剧性。《边城》这部代表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宗旨，他并不刻意追求湘西的安宁平和，却是强调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以及人性以最完美的方式绽放。正如短篇小说《萧萧》中的萧萧，我认为《萧萧》这部第32卷第4期2012年7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 Vol．32No．4Jul．2012 *收稿日期：2012－04－－30 作者简介：桂乙雯（1989－），女，江苏南京人，浙江师范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沈从文短篇小说资料

沈从文短篇小说资料《萧萧》内容简介腊月，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坐在轿中的新媳妇照例要哭，但萧萧就不哭。她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上。12岁时嫁给一个不到3岁“拳头大”的小丈夫，成了婆家劳动的好帮手。喝冷水，吃粗粝饭，带孩子，绩麻，妨车，打猪草，推磨，洗衣，搓尿片，还要受婆婆折磨。就这样“天晴月雨”混日子，可萧萧觉得“并不比先前受苦”，夜里睡觉常做这种年龄的人所做的梦；半夜小丈夫哭闹，萧萧把他哄睡后，天已快亮，看一阵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感到这是人生“一种真正的享受”。萧萧与小丈夫以姊弟相称，抱着他到村前柳树下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婆婆又有了儿子，5岁的小丈夫就像归萧萧独有，日夜跟着她。把15岁的媳妇视如母亲，他俩“感情不坏”。萧萧被家里的长工花狗喝山歌唱开了心窍，“变成了妇人”。花狗见事不好，不辞而别。萧萧喝冷水，吃香灰都无济于事，想逃走，却被家里发觉关了起来。于是，摆在她面前的命运是“照规矩”——被“沉潭”或“发卖”。萧萧只有一个未曾读过“子曰”的帮人种田的伯父，他不忍把这个小女子抛下潭去，才被议决发卖；又由于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买，事情便延搁下来了。小丈夫知道萧萧肚里有儿子的事情，也知道“照规矩”应当嫁到远处去，但“十月满足”，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儿子牛儿，合家欢喜，“照规矩”吃蒸鸡和江米酒。这样，萧萧被留在婆家，牛儿称小丈夫为“大叔”。萧萧同丈夫圆房时，牛儿已10岁。待牛儿12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6岁。接亲那天，萧萧怀抱着新生的儿子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10年前一个样子。鉴赏《萧萧》是沈从文早期以故乡特殊民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初叶湘西山村小丈夫大媳妇的风俗。作品对这种尚未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带有乡野气息的民风，却以喜剧形式谱写了一曲。主人公萧萧是个童养媳。她是个苦孩子，从小失母，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12岁就嫁给一个不到3岁“拳头大”的小丈夫。名为媳妇，实为奴隶，从带孩子、做家务到绩麻、纺车，什么活都得干，而喝的是冷水，吃的是粗粝饭，还要受婆婆的“折磨”。萧萧与小丈夫姊弟相称，抱着他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这一切在萧萧看来“并不比先前受苦”不开化的原始蒙昧渗透于萧萧勤劳而纯朴、天真而稚气的性格之中。她虽然像野草般任人践踏，“婆婆生来象一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然而这个山村少女还是顽强地生长着，依然有着对生活的憧憬。她常常梦到自己像鱼在水中游，在梦中捡到大把的铜钱，吃好东西……好梦被小丈夫哭醒，哄睡之后，看到“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感到那是人生“一种真正的享受”。作品于人物瞬息即逝的情态中，精细地刻画了梦与现实的矛盾，也表现了萧萧平凡的人性美。她被长工花狗的山歌唱开了心窍，变成了妇人之后，这种奴隶的命运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照规矩”，或被“沉潭”，或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事件，她又被留在了婆家；12年之后，以婆婆的身份看牛儿迎亲。20年代初期，中国已进入现代社会。然而“五四”运动的浪潮只是“零星碎雨”般的散落在湘西山村；封建宗法社会的观念与规矩，还牢牢地钳制着萧萧们的命运，在种种必然的或偶然的事件面前，萧萧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作出自由的选择，而且也未曾想过有这种权利，生命完全处于蒙昧的自然状态之中。萧萧与花狗的恋情被视为“做坏事”，并非出于她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也不是争取做人的权利；逃走的打算被发觉，她的人生命运便完全由别人宰割了。12年后，她抱着毛毛看牛儿娶亲——又一代萧萧，这是多么可悲而且可怕的重复!历史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意识也开始闯入沉寂的山村生活：城里的女学生路过此地；然而宗法制山村的人际关系却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愚昧的习俗。在强大的传统势力压榨下，山村女儿的美好“人性”消失殆尽，萧萧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作者渴望湘西人民摆脱生命的自在状态，去寻求一种合理的“人生形式”。然而，他却不动声色地以湘西山村风俗为背景，展示了童养媳制度的原始野蛮性，不无悲哀地写出了萧萧及其周围人们那种世代相因的愚昧和麻木。特别是作品结尾，萧萧看牛儿的大媳妇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被迎娶进门，她怀抱新生的毛毛，神态是那样的麻木。这个画面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远远超出了画面本身。她对人生毫无追求，生死祸福任人摆布而不觉悲苦，眼看着牛儿的大媳妇于愚钝麻木中无声无息地重复自己的道路成为第二代“萧萧”而浑然不觉，无动于衷。这表明世代相因的封建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戕害已经深入骨髓。这里‘‘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不喊叫，也不呻吟，但却是深刻的“心灵悲剧”。作者用艺术形象步步深入地引导人们思索这“心灵悲剧”的根源。作品抨击封建宗法的童养媳制度，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对民族悲欢荣辱的探寻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但表面上写的却是山村民风的古朴和生活秩序的沉静。这正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特色之一。古朴而野蛮的社会风俗的描绘，纵横驰骋的想象，舒卷自如的结构，流水行云般的风姿，水一般流动的笔调，使小说融进了丰富的散文和诗的因素，韵味隽永，也更衬托出“心灵悲剧”那悲凉、沉重的氛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量。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解娅婷

学生姓名：解娅婷用户名：xieyating 所属教学服务中心：云南省昆明市广播电视大学指导教师：吴新苗提纲：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一、引言 1．提出中心论题：沈从文的小说是作家理想、希望和追求的具像化。他的湘西世界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承载物，而是整个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承载物。沈从文用他抒情般的笔调和诗化般的语言，勾勒出了湘西优美的风物、人情画卷，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他的视野里发现了整个人类，在河流中映见出整个人生。一种崭新的，更庄严些与透入些”的对现实的掌握和解释在他心里涌动，一种通向“新的真实”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在呼之欲出，并使当时的沈从文相信，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项伟业。 2．说明写作意图：沈从文以湘西世界为基点发现了淳朴、自然、美、善的人性，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来阐释这种本真自然的人性虽然美丽却又是简陋的。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成为了沈从文小说的生命之根。二、本论（一）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与外延 1.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2.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湘西文化（二）沈从文小说《边城》中乡土情结的文化背景（三）沈从文小说中人性美的文化探索（四）沈从文小说文化内蕴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三、结论沈从文大量的小说提供了自己的作品系统——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30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性”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发现并肯定沈从文作品中真正的“现代性”所在，他的文化思想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沈从文的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方面，沈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诗化小说的文章体式。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曹禺戏剧的主要特征（艺术特点）总的说来，曹禺剧作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抒情性。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表现在： 1、如《雷雨》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剧情却浓缩在24小时内； 2、地点集中：故事在周公馆展开； 3、人物集中：以周朴园为中心，以周、蘩为明线；周、侍暗线，由血缘关系使矛盾冲突尖锐，且使整个剧情波澜起伏。人物性格鲜明：《雷雨》、《日出》、《北京人》中塑造了蘩漪、周朴园、陈白露、李石清和曾文清、愫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蘩漪、陈白露、愫方更是个性鲜明，具有美学价值。语言的个性化表现在：

沈从文专题综合练习 - 茂名广播电视大学

沈从文专题综合练习一、填空题：要求：书写规范，不得有错别字。 1．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对方兴未艾的--------------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 2．京派的主要刊物有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和《骆驼草》、《文学月刊》等。 3．废名的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等。 4．《--------------》描写的是辰河边上一个水手与他的情人的故事。篇幅短小，内容也极简单，但是，却标志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习作阶段走向了成熟。 5．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一是--------------世界。 6．--------------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 7．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中，常用讥讽的调侃，刻写城市各色人等。 8．沈从文曾受到废名的很大影响，而得到沈从文小说艺术真谛的当代作家是 --------------。 9．小说《边城》中描写到的那个城叫--------------。 10．小说《柏子》中描写到的那条河叫--------------。 11．在20世纪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的《从边城走向世界》。 12．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他写出了小说代表作《边城》和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两个散文集中的主要篇章。二、单项选择题：要求：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错选或多选均不得分。 1．丈夫早断了奶。婆婆有了新儿子，这五岁的儿子就像归她独有了。不论做什么事，走到什么地方，丈夫总跟在身边。丈夫有些方面很怕她，当她如母亲。这个故事出自（）。 A．《边城》B．《萧萧》C．《丈夫》D．《柏子》

沈从文小说萧萧与影片对比

沈从文小说《萧萧》与电影《湘女萧萧》对比赏析看到影片《湘女萧萧》开头那段字幕：“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自然想及沈从文先生的宣言：“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然而，这一座供着人性的理想小庙，在著名导演谢飞的摄影机下，少了一份意境的纯粹和空灵，却多了一份人生的沉重和无奈。《萧萧》所写的是一个童养媳的故事。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才十二岁，可她的“丈夫”还是个没有断奶的孩子，她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抱着自己的“丈夫”到村前椰树下去玩，到溪边去耍，晚上哄着“丈夫”睡觉。她就这样在平淡的日子中渐渐发育成长，十二岁时萧萧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花狗用山歌唱开了心扉，胡里糊涂地受引诱而失身怀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过错，面临着被“沉潭”或“出卖”的严厉惩罚。萧萧曾向花狗建议双双到城里“去自由”，可胆小的花狗却逃避了，他把所有的痛苦煎熬留给萧萧一个人承受。萧萧并没有受到家族“规矩”的严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凭借着她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将来的好的劳动力，萧萧终于有了自由，这就是湘西人实实在在的活法。在封建礼教与自然人性之间，湘西以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存在着，面对突如其来的重负，萧萧母子被劳动者的善良本性和功利主义接受了下来，但是这种接受是不自觉的。时间可以抚慰伤口的创痛，却无法改变生活中的病“规矩”。未来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小说最后写到: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十岁了，有了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看牛、割草，成为家里的一个劳动者了，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结了亲，媳妇年长他六岁，唤呐吹到村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这一天，萧萧抱着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这就是萧萧所生活着的那个很有特色也很现实的乡村，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卑微地活着，一代又一代。十七年前，萧萧接受的是这种生活，十七年后的今天，她的大儿子一一牛儿到该娶“媳妇”的年龄，接受的仍将是这样的生活。电影《湘女萧萧》则把女性作为一个更独立的个体，电影中萧萧和花狗第一次发生关系以后，萧萧主动地找花狗，把萧萧被动的态度变为了主动。电影《湘女萧萧》在改编的再创造过程中也遗失了原作中某些精彩的部分。小说《萧萧》在对人物心态的审美观照上，艺术手法确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突出地表现在对萧萧的梦境的生动描绘上。小说中关于萧萧梦境的描写，展示了人物心灵的秘密和追求，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层次，它也为转化为视觉形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看过小说《萧萧》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到，小说对“女学生”的描绘占有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其意不仅在于展示乡民们对“女学生”近乎古怪而荒唐可笑的反应和看法，而且也含蓄地透射出了萧萧心灵世界中的另一个层面:“女学生”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环绕着、锁闭着萧萧的民俗社会环境的世界。正是有这极重要的一笔及其所传达出的含蓄的意味，丰富了萧萧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使萧萧的性格立体化了。但可惜的是，这段丰富主人公性格的描写却被导演忽视了。虽然影片也专门展现了萧萧在镇上赶集时追看女学生，但导演似乎还没明确地意识到这其中的深刻意蕴，也就没能通过电影手段把这一层意味传达给观众，因此不能不说小说的改编在此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结尾部分和小说《萧萧》有着截然不同表述。小说中，小丈夫最终和萧萧结了婚（圆房），而电影的指向却是丈夫春官变成了一个新潮的学生，不能接受萧萧。我们姑且不论影片这种结局是否有意识地宣扬了什么，但萧萧的人性被扭曲这个基本事实却是不容否认的。由此，人物命运夹杂在封建道德和正统风俗中无可逃脱，悲哀和怜悯的结局

沈从文文学气质(创作个性)

沈从文的文学气质（创作个性）沈从文（1902-1988）是湘西凤凰县人，从小在家乡清澈河流的环境下长大，又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的犯人尸体，这美与野蛮的组合，对其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强烈影响。沈从文的创作个性是乡土牧歌式的，用湘西人情、自然、风俗，来展现自然状态下的人性美。他说过，他的创作好比是建立希腊神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人性，充满理性。他的人性是完全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因此沈从文的创作离不开家乡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他自己也说过水对他认识美和学会思索有极大帮助。沈的文字有一点忧郁气氛，他对水的那种体验，造就了他特殊的审美心理，从而转化成为优美的诗意。而水的清澈，平缓，正是他强调的自然人性的一种写照。因此沈从文的作品都与水有关，他自己也说过水对他认识美和学会思索有极大帮助。沈的文字有一点忧郁气氛，他对水的那种体验，造就了他特殊的审美心理，从而转化成为优美的诗意。沈从文的文化观念是“返朴归真”。他认为造就中华民族的灵魂，不应该的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要从民族文化中寻找答案，回归自然。因此在这个文化观念下，“城市”和“乡下”这对概念成为了其载体。他的作品常用“湘西世界”来对照现代都市的文明病态。 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其代表作。“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家人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说开头极其朴素，展示的是宁静古朴的湘西乡间景致。沈从文善用自然界的动物来比喻人物。翠翠的天真活泼、温柔，用“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形容，笔触充满喜爱，翠翠和周围的山水一样，单纯、明净、健康、善良。他描写到翠翠“薄薄的凄凉”，把一种少女朦胧的情绪带到了淳朴自然之中，充满了淡淡的诗意。“美丽总是令人忧愁”，沈从文原本想给与我们的是一种优美的人生，但最后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优美，他追求的自在和自然，不会是永恒的。人在命运面前总是无奈的，这种生命的无奈何悲悯恰恰是他的隽永的审美品格。沈从文的文章平淡却又抒情，小说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完整，常常以平和、亲切的语调，叙述乡间的人情世态，从容中展现对乡土和生命的爱。小说给人的美感，不是源于故事的离奇和情节的紧张，而是以一种像水一般流动的旋律，优美的意境和朦胧的情愫。他吸取了民间文艺的生气和活泼，在文字上却简单含蓄，有传统文人的雅致和朴素。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展现自然状态下人性的美，希望把人性从城市文明的病态中得到回归。

[短篇小说]谈沈从文作品《柏子》中的审美倾向

谈沈从文作品《柏子》中的审美倾向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吕晔林【摘要】沈从文的作品成功构筑了一个又一个极富魅力的“湘西文化”，其作品《柏子》更是以原始、朴素的笔端，展现出来人性最真实的狂欢，为我们贡献了一幅独具湘西风味的风情画面，展现出来人性复归和自我实现的审美意义。下面本文就从《柏子》的独特的“生命形式”、叙事结构以及之中所蕴含的人性哲学，对作者的审美的乌托邦倾向进行分析。【关键词】沈从文；《柏子》；审美倾向；湘西文化沈从文作为我国20年代有名的文学家，其作品为我们呈现一幅幅极富少数民族气息的湘西生活画面，在这些画面中出现的都是在湘西文化孕育下的农民、娼妓、小店伙、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以及童养媳等，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1]。其中《柏子》描写的就是水手和妓女的性爱故事，这是湘西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借助于人性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展现出了自己审美中的乌托邦倾向。一、《柏子》中人物展现的独特“生命形式” 《柏子》讲述的是一个水手和妓女的故事，水手终年在海上漂泊，但每月都会花完自己用性命所换来的钱，去和自己相好的妓女见上一面，在见面过程中他们也并没有感到生活的不易，以及他们这种生活的荒谬，他们反而感到非常的满足。水手认为能够在留下保证自己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花光所有的钱和妓女会一次面就是最幸福的事！这部作品的故事相当的简单，就是水手在上岸之后和妓女会一次面之后，又返回船上，这样也就完成了他们之间的一次约定，这件事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但是从这个故事本身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湘西人民，他们也始终以一种最本真的形式生活着，虽然故事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水手和妓女，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给他们同情和怜悯，因为他们感到的是幸福和满足。故事中展现出来的生存满足以及本性欲望，也就是湘西底层人民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2]。柏子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水手，这个社会对他狠狠的压榨，他只能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才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不然随时都有饿死街头的可能性。在工作过程中，唱歌是他最好的发泄方式。《柏子》中的妓女是湘西文化中的另外一种“生命形式”，过着屈辱的生活，但是她们的人性并没有被这种生活所吞没。文中的柏子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留下生活的必须，全部都花费在妓女的身上，我们在柏子的身上找不到道德的枷锁，只有最本真的野性。妓女也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柏子的身上，关心着柏子，在她身上我们找不到那些妓女的低俗趣味。作者没有对柏子和妓女这两种“生命形式”有任何的鄙夷之情，而是对他们在压抑的生命下，坚持着生命的本能倔强的生活着带有一定的赞美之情[3]。柏子和妓女是人性最本真、最自在的展现，这种特殊的“生命形式”也只有在湘西文化中才能找到，在阅读《柏子》过程中我们虽然可以明显得感到柏子和妓女生命的压抑，但是还可以明显的找到在他们压抑的生命下人性的张扬，他们大胆、自然、没有丝毫心机的保持着这种让人又悲又赞的“畸形”恋爱，这种张扬的方式似乎超脱了道德的限制，是人自由生命的最高形式，从而实现了人性和“无道德”最完美的统一。二、《柏子》中冷漠与狂欢并存的叙事风格虽然作者在《柏子》中跟随自己非理性思想，毅然拿起人性的大刀，挣脱了传统的礼教束缚，借助于一种狂欢的方式来展示着一个叛逆者的痛苦，但是这种同时也展现出了社会底层人民所遭受的冷漠以及他们生活的不易。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在那个吊脚楼中狂欢的“柏子”们，没有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记了世界也

浅析沈从文小说

浅析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美的融合汉语言文学（师范）2010级3班彭鹰侨20100532118 ［摘要］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的小说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本文以两个分论点：一是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二是理想的建筑——“人性”美。阐述沈从文的《边城》中风情美与人性美的融合。［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风情美融合一、关于文本的简介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二、论述小说《边城》中人性美与风情美的融合 1、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开头第二段：“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明丽的图画。故事就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展开，又怎能让它不美呢？湘西是一个既美丽又梦幻的地方，就如同是许多年前、不知是初夏还是早春的一天、从湿漉漉的小巷中走向河边的那位梳着又黑又粗长辫子的清纯少女。所以，沈从文理解的湘西、亦或是他心灵深处的湘西，永远是那个穿着碎花布上衣晃动着渐渐远去的鲜活背影。凤凰，曾被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称为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中的一个。在许多没去过那里又好幻想的人的心里，总是对它寄予了无尽的想象。的确，凤凰很美。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这座小城，让许多人梦萦魂牵。它是先生的故乡，先生满怀情地深倾注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凤凰淳朴的民风与古老文化，造就出民国初年内阁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学者沈从文、著名土家族画家黄永玉，他们都是从凤凰这座古朴的小城中走出去的。沈从文的凤凰——老街青石板铺就的巷道还在，街两边开设了许多卖工艺品的店铺。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就坐落于老街中营街的24号。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西古城凤凰县的这条老街。清秀而古雅的沱江穿越而过，沿沱江岸边的古老的吊脚楼陪伴沈从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重峦叠翠的南华山耸入云天，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成为沈从文的情结。在湘西的另一座小城——花垣县的茶峒乡有这么一条河，这条河清澈幽静。它与沱江相比，水显得更加绿，一见之下，任何人都会喜欢它。茶峒是个小镇，沈从文从凤凰出走后曾在此住过几天。镇子建在河边，部分民居沿河岸而建，长长地直达渡口，依然是湘西常见的吊脚楼。这里是川、湘、黔三省交界点，茶峒这边归湖南，对岸的小镇叫洪安，属四川秀山，上游百米处有座大桥，桥的南面归贵州。河滩上有一片沙洲，以前称作“一脚踏三省”的地方，老百姓叫它“三不管”地区，如今已划归洪安管了。以前四川秀山的人，年轻时因躲抓丁跑到茶洞这边来安了家，成了湖南人。所以在他们口音里少湖南味道，多四川腔调。有人说，《边城》是一支湘西山村生活的牧歌，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的赞歌，是一

论沈从文的人性思想

论沈从文的人性思想第一次接触沈先生的作品是在中学语文中选学过一篇他的作品《边城》，那时候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的，脑海里瞬时也就浮现了一幅宁静幽雅的画面，竟不知这世上还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那时正好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来自湘西的，那时的我们对湘西并没有很深的概念，大概只知道它是属于湖南西部的。她在讲这一部作品的时候，就跟我们描述了湘西当地的自然景色和民族风情，因此对这个偏远而又神秘的地方产生了无限的好奇和憧憬。也许是因缘巧合，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的大学生涯便会在这里渡过，这个我在梦里已想象了千百次的地方。在这里近乎三年的时间，熟悉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似乎能够慢慢地领会沈先生作品中如诗如画般文字里隐晦的情感，也慢慢地懂得了沈先生一生所追求的人生形式。沈先生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因此他的作品里并不参合任何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观念，他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独立存在的，不应该用来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产品。因此他是一位完全用自己的真实情感，自己所有的力量和生命写作的纯文学家。他作品中的人性思想是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的，并不带上阶级色彩，也并没有阶级观念，是公正的，公平的。因此自然，生命，爱这三个全人类都共同拥有的主体便成为了他作品中人性思想讨论的核心。自然，就是沈先生笔下那一幅幅绚丽的湘西自然景色。浓墨的青山，流动的水，滚动的激情全在他笔下缓缓溢出，平淡却有力量。在这里，湘西，那山，那水，那大自然造就了一个个大自然天真活泼，善良人情的儿女。如《边城》中的翠翠，傩送，《萧萧》中的萧萧，一个一个都是那么愉快简单地存在着。没有任何都市里功利渣滓的交易与利益勾搭，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与醇厚人性。就如翠翠，湘西的蓝天，清风赋予了她健康健美的身体；白塔下流动的碧水，影印在水中的青山给了她一双犹如雨冲洗过般清亮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给了她一颗为爱坚守的心；酉水、小船更是满载了一船她那少女一切淡淡的青春情绪，悠悠惶惶。她与祖父相依为命，守着白塔下那祥和而古朴的小屋，做着他们该做的事，过着他们该过的生活，没有纷争没有世故，一切皆那般和谐与宁静。自翠翠长大了一点之后，她便多了一份沉思与忧郁，这是少女青春时期特有的敏感情绪。就如文中多写道的“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渡船人，其中有一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把烟杆在传遍剥剥地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看着那被快要被暮色覆盖的一切可视的事物，看着只属于别人的忙禄与热闹，她却无端端地恐慌，感到无比的悲伤和凄凉。那是一种无法排遣和幻灭的情感，那样一个少女的时期和那样一个静谧的自然世界，没有该告诉她，没有分享她特有的心情与感受。她只能独自走在林中，独自坐在塔前望着不断流动的水层层淤积，这是人性悲美的逼真的流露。在遇到自己心宜的对象傩送的时候，她就自然多了一份羞涩，朦胧的爱意与少女的纯情便瞬间流露出来了。她与傩送之间并没有都会里那种如火鸟般冲动的激情与火焰，也没有为了爱情而反抗旧式制度等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他们只是单纯而又朴素的朦胧情意，只是在原始自然下纯洁干净的情愫。她的爱情方式就如清晨自然中鸟儿清凉空灵的叫声，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地不可亵渎。再观之傩送，湘西的乡土人情使他有着和大多数湘西人一样朴实的性格，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湘西那块散发着浓郁情怀的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心灵交流。他们最真实的情感甚至可以令都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理，貌合神离的谦谦君子为之汗颜。他们摒弃虚伪和做作，就像大自然一样以他们本来的面貌面对世人和朋友，展现在阳光下。做他们心中想要做的事情，说出他们心中认为应该如此的话。许是一直生长在这个田野晨阳的空气里，在傩送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厚道而

沈从文

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撰写出版了《边城》《长河》等小说，以及《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他活了86岁，文学水平十分高，即使在讲课也体现出坦言和直率品质。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