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谭载喜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四大学派：1布拉格学派；2 伦敦派； 3 美国结构派；4 交际理论派。而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介绍了六大学派：1.语言学派；2 交际学派；3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4文学-文化学派；5结构学派；6社会符号学派。下文将一一介绍。
一、布拉格学派
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１）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２）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１９５９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１）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
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２）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３）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４）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５）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二、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１）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２）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３）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１９６５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
这一中心问题。（１）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２）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
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３）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４）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
种。（５）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性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3 美国结构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１）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２）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３）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
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而以奈达最为杰出。
四、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１）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２）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ａ）达意；（ｂ）传神；（ｃ）措词通顺自然；（ｄ）读者反应相似。（３）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４）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５）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６）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 1965 ）、早年的奈达（ 1964 ）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 Wolfram Wilss, 1982 ）。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
帮助的。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六交际学派
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 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
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
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七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
六十年代初，美国爱奥瓦大学首次开设翻译培训班，在其主任、诗人安格尔（ Paul Angel ）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得克萨斯、扬伯瀚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先后设立了翻译培训班以及各种层次的翻译专业。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七十年代后期成立，并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志。一个围绕着翻译培训班的学派随之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
（ Ezra Pound ）等。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 I.A. Richards, 1929 ）的理论为依归，注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时期的语文学派比较相象。
八文学—文化学派
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七十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 James Holmes, 1972 ）、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费维尔（ Andr é Lefevere, 1978a ）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1980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九解构学派
解构学派产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积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
（ Jacques Derrida, 1978, 1985b ）。严格说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
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解构学派认为认为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它拒绝任何类似于“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 Gentzler, 1993 ： 145-149 ）。
解构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启发我们：应当避免用任何先见来阐释和评价译文。但是在彻底否定原文的同时，解构理论实际上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了翻译自身
十社会符号学派
社会符号学派：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奈达
（见 Waard & Nida,1986 ）。其理论渊源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 1901 —）提出的符号学三大关系：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语义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句法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符号用法关系。在自然语言
中，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是语言符号（包括音素、字素、音节、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话语）的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三类语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社会符号学意义。不过在不同的话语中，它们的相对突出程度有所不同。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有言内意义（主要为语法意义）；在技术性文本中，指称意义非常突出；而在文学性话语里，语用意义和某些言内意义（如诗歌中由韵律所体现的音系意义）可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学语言中的风格因素基本上可以化归为这三类符号学意义中的一种或几种。译者如果能把一个词语或一段话语的全部意义同时传递给译语读者，那自然很理想；因为这样就达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能够做到的。译事之难，就在于原语和译语语言符号的各种社会符号学意义同时对应的情况极为少见。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作出抉择。显然，译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具体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没有这个前提，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都是谈不上的。（详见柯平 1995 ， 23-44 ）。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牵涉到五个重要的因素，即：①原文信息、②原文作者、③原文接受者（包括作为原文第一读者的译者以及译文读者）、④沟通原文作者与原文接受者的交际渠道（包括具体的交际场景、交际媒介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⑤语言代码。可以看出，上述各种译论研究途径中除了社会符号学途径外，都只偏重于翻译传通五要素当中的一个或几个（不是语言，就是文学，或者
是社会文化）；“翻译研究派”与解构派的理论还有某种走极端的偏颇性质（如前者所谓译者要“摆布原文”的主张以及后者对于原文权威性的彻底否定）。而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翻译传通过程中的五个要素，既注重语言（它毕竟是翻译活动操作的基本对象），也注重各种语言外的因素。它吸收了语言学派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交际学派在语言功能分析方面的长处，对信息可能具有的各方面的意义或功能作了剖析，同时也研究了符号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用比较严格的方法对这五个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考察。
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在中国，传同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综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
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四转型期：转型期是指传统译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移的时期，主要对应于新中国的成立至语言学翻译研究期间的翻译理论。这一时间的翻译理论相对比较贫瘠。
按照现在的观点，传统翻译研究乃是所谓“古典文论学派”。传统的翻译研究，仍然只关心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理论上没有突破。传统翻译研究着眼的乃是翻译的本体性研究，而非主体性研究，它强调文本内结构与意义的转换，主张指涉文本自身的“内向性忠实”，其基本的理论命题有如写作与翻译的等级喻说、翻译的价值中立、语言的透明性，以及语言规律（或文本文内结构）对于意义的预设等。这一点既解释了王宏印等提倡重释“古典文论学派”的主张，又解释了林克难、罗新璋、吴立诚与王东风等对于传统翻译研究的不断批评。作为具有典型规范性特征的“古典文论学派”翻译理论其典型缺陷在于它的演绎式研究模式，即以点代面，将某些基于经验和语言分析的论断的作用普泛化。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传统译学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刘宓庆，１９９０∶ｉｉｉ—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国内开始摆脱翻译理论研究的这种传统，并开始了历时三十年的西方当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此间，学界所关心的主要是翻译的技法、英、汉双语在技术层面的比照、九十年代末期之前，这种方式甚至一度规约着翻译文本与翻译教学研究乃至翻译著作的述评，造成了翻译研究与批评在理论性上的局限与偏颇。
步入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如赵家琎（1996）、韩加明（1996）、刘军平（1997）、罗选民（1997）、林克难（1998）、张美芳（1998）以及仲伟合（1999）等开始提及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体系中有关“多元系统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字眼，算是对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自觉研究的肇始。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张美芳（2000）、孙会军（2000）、马会娟（2001）、张德让（2001）、蔡新乐（2001）、傅勇林（2001）、佟立（2001）、林克难（2001）、张南峰（2001）、孟翔珍（2002）、廖七一（2002）、闫建华（2002）、刘亚儒（2002）、刘勇（2002）、葛校琴（2002）、刘艳丽（2002）与王东风（2003a、b）穆雷（2003）、孙艺风（2003a、b）、王友贵（2003）、蒋骁华（2003；2004）、王东风（2004）、刘军平（2004a,b）、徐来（2004）以及张景华（2004a、b）等无疑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国翻译》更是另辟专栏探讨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翻译理论乃是中国本土所生发出的翻译理论，而六十年代之后的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却是对于“舶来品”的形式多样的消化。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于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许钧先生说得好：实际上，
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国外的译论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有十分灿烂的文化交流史，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玄奘到严复，从林纾、鲁迅、瞿秋白到傅雷，他们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生命力”（刘宓庆，1990:iii）。但是，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第一章绪论 （一）翻译史发展 1.西方最早译作 广义上：约公元前3C，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利山大城翻译《旧约》，《七十二子希腊文本》；严格意义上：约公元前3C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 2.西方翻译历史上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1）公元前4C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努力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到了公元前3C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 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2）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 《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到公元4C达到《圣经》译成拉丁语的高潮，以哲罗姆与382和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3）早在9-10C，大批叙利亚学者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 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中心。 中世纪中期，11-12C间，西班牙托莱多，把大批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 4）14-16C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场思想和文学革命大运动。 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采用民众语言，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不锈文学译作。 英诺斯译出《名人传》，查普曼译《伊利亚特》《奥德赛》，弗洛里欧译蒙田的《散文集》。 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英最伟大译著” 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地位巩固。 5)文艺复兴后，17C下—20C上半叶，仍涌现大量译作。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 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兴趣。 6）二次大战后以来翻译活动， 特点是：翻译范围扩大；翻译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 主要体现在：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 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成为新时期翻译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 （二）翻译理论的发展 1.西方最早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开拓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 在古代：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 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 奥古斯丁《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 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 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 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考译者的语言知识； 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 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词对译、 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
一．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早期北美翻译学派) Development: ①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began to study the human’s brain fun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 ②It also put forward the nature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translation ③It purposed many questions about epistemology which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translation study and practice. ④It also doubt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evaluation. ⑤The scholars in NATW subverted many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chool and expressive form. ⑥It believed that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le opening up new perspectives, the general approach as practic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might be characterized by a theoretical naive and subjective methodologies that tend to reinforce whatever theoretical values individual translators hold. 1.I. A. Richards Richards is a critic, linguist, poet, founder of New Criticism. He is often labeled as the father of the New Criticism, large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his first two books of critical theory,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actical Criticism. Richards’s initial premises remain intact: he still believed that the field consists of texts containing a primary body of experience that readers could discern; with the proper training, a consensus could be reached regarding what that experience might be. Richards’s aims were threefold: (1) to introduce a new kind of documentation in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2) to provide a new technique for individuals to discover for themselves what they think about poetry; (3) to discover new educational methods. 2. Ezra Pound Ezra Pound’s theory of translation focused upon the precise rendering of details, of individual words and of single or even fragmented images; Pound’s theoretical writing fall into two periods: an early imagist phase that, while departing from traditional forms of logic, still occasionally contained abstract concepts and impressions; and a second late imagist or vorticist phase that was based on words in action and luminous details; Pound's emphasis was less on the "meaning" of the translated text or even on the meaning of specific words. Instead, he emphasized the rhythm, diction, and movement of words; Pound supposes that we can have a creative translation beside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中西方翻译史对比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y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5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 据说该译作由72名学者在72天内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 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 第二个高潮发生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圣经》 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译本相序问世，其中杰洛姆（Jerome）翻译的《圣经通用本》（the Vulgate）最具权威性。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 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文难懂，而杰洛姆（Jerome）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 第三个高潮是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的文化深感兴趣，大 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 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 14-16时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学和艺术的革新，引 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 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 同他们谈话。”路德的这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 思想的禁锢，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他的人文主义观点，无疑影响了《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译者。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翻译理论在现代尤其是20世纪5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熟知翻译理论对我们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会有重要的帮助和价值。鉴此，这里将简单介绍西方的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研究可以粗略地分成五个部分： 1．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2．语言学中心阶段 3．系统翻译理论 4．文化研究的面面观 5．翻译的哲学理论 6．综合性学科翻译研究 一．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背景知识 20世纪以前的漫长时间里，翻译理论建立在语文学基础之上，许多哲学家，语 文学家，作家和诗人研究的重心是如何翻译经典文学作品。 1．核心 A、直译与意译的交锋 B、忠实，精神和真理的定义 2．代表人物 A. 西赛罗 他坚持他是以演说家而不是以解释者来翻译的。他倡导意译 B．哲罗姆 他采取意译而不是直译的翻译方法 C．多雷 他提出了翻译五原则 D．约翰德莱顿 提出了翻译三分法：逐字对译，活译，拟作 E．亚历山大泰特勒 在他的文《翻译的三原则》中提出了翻译的三个原则 F. 马丁路德 通过翻译将精英通俗化 G．施莱尔马赫 提倡保留原作的原味 H．弗朗西斯纽曼 强调原作的异味 I. 马修阿诺德 提倡透明的翻译方法
二．语言学中心阶段 背景知识 在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普遍语言学理论，既为语言学提供了基础，也促使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建立。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布卢姆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都为翻译理论家进行语言学方向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基础。 主要理论1：对等和等效（1950s－1960s） 1．代表人物 （1）罗曼雅各布逊 A．描写了翻译的三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B．提出语际翻译指用一种语言替换另一种语言种的整个信息 C．强调对等的差异性 （2）尤金奈达 A.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 B.提出著名的读者反应理论 C.他的理论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 （3）皮特纽马克 A．提出语义对等和交际对等 （4）韦内科勒 A．区分了对应和对等 B．描写了五种对等：外延意义，隐含意义，文本规则，语用及形式对 等 主要理论2：翻译级转换理论（1950s－1970s） 1．翻译级转换：将原语翻译到目的语过程中发生的语言方面的小改变。 2．代表人物 （1）韦内和达贝尔 在韦内和达贝尔的模型（1958）中，他们定义了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 俩种翻译策略 （2）凯特福特 A.区分了形式对应和文本对等 B.考虑了俩种级转换：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 主要理论3：功能理论（1970s－1980s，起源德国） 1、代表人物 （1）凯瑟琳莱斯 A.强调文本层次上的对等，将语言功能与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联系 起来。 B.总结了四种文本：信息，表达，使动，和视听媒体文本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 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 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 (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所说，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西方翻译理论也包括古典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流派林立，如美国翻译培训派：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翻译科学派：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威尔斯：翻译的科学、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早期翻译研究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霍姆斯、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多元体系派：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图里：目标系统；解构主义派：福科：解构原文、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大家包括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斯坦纳（翻译是理解的过程、语言的可译性、翻译的步骤）、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理论的定位、语义与翻译、翻译的层次）、费道罗夫、ｖ.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穆南（语言与意义、“世界映象”理论与可译性、意义交流与翻译、可译性与限度）、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意理论（释意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另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典型地体现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及其它以“解构为方法论”，以及以对“权力话语”的关注为重点的各种翻译理论，代表性的译论家有西门、巴巴拉.哥达德、凯特.米勒特、艾德里安.里奇、玛丽.艾尔曼、桑德拉.吉尔伯特、苏桑.格巴与埃莱娜.西苏、罗宾逊、巴斯奈特、特里弗蒂、韦努蒂、尼南贾纳、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根茨乐、玛丽亚.提莫志克、本雅明、德里达、保尔.德曼、欧阳桢、Luise Von Flotow, Denison Norman, Graham Joseph F, Van Gorp Hendrik, Asad Talal, Brisset Annie, De Lotbinière-Harwood Susanne, Cheyfitz Eric, Chamberlain Lori, Spivack Gayatri Chakravorty, Niranjana Tejaswini, Mehrez Samia, Jacquemond Richard, Rafael Vicente L., Williams Patrick, Laura Chrisman,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Sengupta Mahasweta, Lambert José, Franco Aixelā J avi er, Von Flotow Luise, Kathleen Davis. 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将西方的翻译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比较简洁地概括了西方译论的整体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他又从类型上对翻译的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学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理论派等八个派别进行了逐一论证，分析和研究。具体来说，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包括：20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如俄国翻译的文艺学派、前苏联翻译的文艺学派，以及20世纪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 翻译的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与雅可布逊、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和纽马克、美国结构学派与奎因、交际理论与奈达和威尔斯、德国功能派与诺德、前苏联的语言学派与费道罗可和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研究学派则包括早期翻译研究学派与霍姆斯、多元系统学派与埃文——佐哈尔、描写学派与图里、文化学派与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综合学派与斯奈尔——霍恩比、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翻译的阐释学派包括两种翻译途径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翻译模式与斯坦纳、阐释学理解观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包括“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夫、“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亚明、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包括翻译培训班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细节翻译理论与庞德、翻译的矛盾观与威尔。法国释意理论派则包括释意理论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 西方翻译理论的渊源表现在三大模式探究，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是霍拉斯等人开创的。霍拉斯(Horace)拒绝绝对的忠实和对等。西塞罗(Cicero)认为译者“不应以僵化的理念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杰罗姆(Jerome)代替了意义“独尊的”单元翻译观，进入了西方古典译论的鼎盛时期。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创立的诠释派对意义求本溯源，反对对<圣经>的神权论教条主义解释。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就应该研究它的梗概、变迁和发展，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陈述了自己意见，既吸收当代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力求突出重点，对西方翻译领域各历史时期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领域的代表人物、代表译作、思想流派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加以叙述与评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互间的促进、演变和发展过程，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讨论，对于翻译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性质及方向，又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认识和见解
翻译理论整理汇总 翻译腔（translationeses）是在译文中留有源语言特征等翻译痕迹的现象，严重的翻译腔使译文读起来不够通顺。出现翻译腔有时是很难免的。形成翻译腔有以下几个原因：1）英汉语言本身的不同，包括句型结构等，在翻译时如果不能做到自由转换就会有种不是地道目标语的感觉。2）英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单词或习语有时会出现偏差甚至零对等（zero-correspondence）。有时只讲词对词的反应就会出现翻译腔。3）译者自身水平。奈达的功能对等就要求译者注重译文对读者的影响，好的译文让读者感觉是母语的写作、实现功能的对等。Venuti主张同化和异化的结合，通过同化让读者获得相识的反应，通过异化使读者领略异国语言和文化。译者应该提高自己翻译水平，在翻译策略上实现功能对等，从而尽量避免翻译腔的出现。 1. 中国的翻译理论家 严复、茅盾、鲁迅、朱光潜、傅雷、钱钟书 1）严复 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gracefulness 2）茅盾 他也主张“直译”，反对“意译”，他认为汉语确实存在语言组织上欠严密的不足，有必要吸引印欧语系的句法形态。但是矛盾与鲁迅观点同中有异，他认为“直译”并不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因为中西文法结构截然不同，纯粹的“字对字”是不可能的。 3）鲁迅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是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风姿”，这是鲁迅的基本思想。针对当年那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译、乱译以及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说法（梁秋实），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主张直译，以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他还认为，翻译一要“移情”、“益志”，译文要有“异国情调”，二要“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改进白话文。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其实是主张翻译要通顺，又要忠实的。只是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 4）林语堂 他是在中国议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了解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 5）朱光潜 他的翻译标准是：第一，不违背作者的意思；第二，要使读者在肯用心了解时能够了解。 6）傅雷的“神似说”（spirit alikeness） 傅雷对翻译有两个比喻，一是“以效果而言，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二是就手法而言“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 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
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 可布逊(Roman Jakobsor)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卡特福特(J.C. Catford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 论层面。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期末总结 本学期，我们主要从西方翻译学的各个学派学习了有关西方翻译学的一些理论。所以，在进行期末总结时，我按照课本上所划分的学派，从学派简介、代表人物、主要理论、评价这四个方面做了简要总结，最后简单的谈几点在本学期的学习之后我的个人感想。 在本学期，我们主要学习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阐释学派翻译理论、功能学派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和苏东学派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20 世纪50 年代，翻译的独立学科性凸显出来，一些学者开始引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这批学者被称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结构主义），他们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出发，为翻译研究开辟新途径。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彼得?纽马克、巴兹尔?哈蒂姆、罗曼?雅克布逊、斯奈尔-霍恩比、费奥多罗夫（本书中将其理论放在了苏东学派中的语言学派）。 在这次总结中，我按照时间顺序对语言学派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翻译理论进行了简单概括： 1、20世纪50至90年代，对等概念是翻译研究的主要思想。以语言为中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对等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思想核心（例如：奈达：功能对等?动态对等；纽马克：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卡特福德：等值?转换） 2、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派开始从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并开始注重语境的研究，在此阶段，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开始逐渐接受文化意识形态对翻译学研究的影响，对翻译的文化转向起了过渡作用。 3、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逐渐升温，翻译迎来了“认知转向”“认知翻译”逐渐形成 在语言学派之前，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人们对于翻译
1．1古代翻译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古罗马时期的翻译活动室西方翻译史上第一次大的翻译高潮，带有明显的文学活动性质。及至进入罗马帝国后期，宗教翻译逐渐成为西方翻译界的主流。 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 1．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翻译 公元四世纪出现了《圣经》的多种拉丁文译本，其中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1．3中世纪西方翻译 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4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
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西方翻译史的第五次高潮 文艺复兴后，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二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1．6西方翻译史的第六次高潮 第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所说，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的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西方翻译理论也包括古典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流派林立，如美国翻译培训派: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翻译科学派: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威尔斯:翻译的科学、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早期翻译研究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霍姆斯、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多元体系派: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图里:目标系统;解构主义派:福科:解构原文、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大家包括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1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2 --1982）俄国 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 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 1．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
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 *新时期的翻译理论 新时期的翻译理论—新时期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受到现代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影响，因而明显地带有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2)打破了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互不交流的局面。现代西欧和美国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派:(1)布拉格派;(2)伦敦派;(3)美国结构派;(4)交际理论派。 1.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马西休斯(Vilem Mathesius,1882--1946)和两名俄国移民特鲁贝茨考伊(Nicolay S.Trubetskoy,1890--1938)和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后来，布拉格派成为一个含义广泛的名称，统指所有赞同特鲁贝茨考伊和雅可布逊观点的语言学者，其中包括法国、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雅可布逊和后来的列维、穆南、维内、马尔勃兰克等人都是重要的翻译理论家。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是:(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工具功能等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逊。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二次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他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写过大量有关语言学的论文和论著。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该文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及其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该文自1959年以来一直为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作品之一。
2005年第1期 外 国 语 总第155期 No.1, January 2005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55 53 文章编号：1004-5139（2005）01-0053-07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英国语言文学系，香港） 摘 要：包括西方翻译理论史在内的外国译论研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予以持续的重视。本文根据作者对拙著《西方翻译简史》的修订扩充和研究所得，对西方译论发展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西方译论本身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对自２０世纪中、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译论发展状况与前景，从几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引发对西方译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译论；西方；历史；发展；学科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West: Thoughts o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Study TAN Zai-xi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Hong Kong , China ） Abstrac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o mature as a distinct discipline, continued efforts would be both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in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across cultural borders.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the stud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been and will remain a subject of immense interest. Assuming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is best studied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developed both in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era, and down through all previous centur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Western, will not simply imply differen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could offer insights concerning more innovativ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a Chinese context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West; history; development; discipline 一 拙著《西方翻译简史》（下称《简史》）自1991年出版以来，受到了翻译学界的重视和欢迎，并于2000年重印。最近在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主持下，经专家、学者审定通过，《简史》一书被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从而有机会增订再版。增订的重点所在，除了在原有基础上更新书中引文编排格式以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之外，还对全书进行了扩充。其中修订扩充幅度最 大的是当代翻译理论部分。笔者希望通过修订扩充，能更好地反映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尤其是20至21世纪蓬勃发展的最新面貌。 西方翻译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至90年代之前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即使在西方，当时也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有关著作和文章并不很多。自80、90年代以来，译界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西方，先后出版了里纳[1]、鲁宾逊[2]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