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小说美学特征

第三讲经典小说教育研究

（初稿）

中西经典小说在经典文学独树一帜，相对于经典诗歌、经典散文而言，是发展和成就最晚的一种艺术形式。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微型，都是最重要的叙事类文体。这种文体的基本构件是人物、情节、环境三大元素。而三大元素的不同运作，便成为中西经典小说的差异之所在。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中西经典小说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推动中西经典文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中西经典小说教育研究是中西经典文学教育研究的又一主要内容。中西经典小说这一篇试图研究下列几个问题：一是经典小说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的美学特征，二是经典小说……的形象探美，三是经典小说……的情节探美，四是经典小说……的结构探美，五是经典小说……的表现探美，六是经典小说……的语言探美，七是经典小说……的教育策略。下面试图就这几个问题逐一论述：

第一章经典小说的美学特性

中西经典小说在所有的语言艺术中，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它与异类艺术样式——中西经典音乐、中西经典舞蹈、中西经典电影、中西经典绘画、中西经典雕塑等相比，因而不能直接诉诸欣赏者的听觉或视觉，只能诉诸欣赏者的想象；它与同类艺术样式——中西经典诗歌、中西经典散文、中西经典戏剧等相比，因而不能直接抒发一种情感、一种心绪、一种意念等，只强调倾向性应从故事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但恰恰就是这种“间接性”，便构成了经典小说塑造形象、设置情节、描绘环境的优越条件。下面分别从经典小说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经典小说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和经典小说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等几个方面予以论述：第一节经典小说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

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是中西经典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中西经典小说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既是其中心任务，又是其应有价值，还是其特有功能。下面分别就经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其中心任务、经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其应有价值和经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其特有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经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其中心任务

经典小说的中心任务就是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由于经典小说既不像经典诗歌那样受韵律等格式的规范，也不像经典散文那样有意蕴丰厚和弹性力度的要求，更不像经典戏剧那样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的篇幅可长可短，容量多少自如，能灵活地兼用作品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因而作家能够根据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双重需要，多方面细致地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比较起来，经典诗歌、经典散文虽然也塑造人物形象，但是不一定是具有深蕴的丰富的人物形象，经典戏剧虽也塑造人物形象，但主要是依靠人物的对话、独白，以及人物行动本身，而经典小说却营构以情感、意念、心绪为主要特征的形象，既可以塑造性格化的形象，也可以塑造情感化的形象。性格化的形象是通过人物的动作、行为和细节来营构的，如新时期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奉献赤子之心的陆文婷（谌容的《人到中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梁三喜（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执著追求人生价值的易杰（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作家对这些性格化形象的创构，不仅融注了自己对生活目标和理想的追求，并以这种理想追求来支配对人物的命运安排和性格概括，进而通过理想化性格美质的揭示来表达生活和人生的底蕴。所以，这种理想化的性格构架显露了一种与历史趋势合拍的主体意识和闪亮的时代质素，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启迪力量。情感化的形象是通过人的心理、情绪和意念来营构的，如王蒙的《春之声》中的岳之峰、王安一忆的《雨，沙沙沙》中的雯雯、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的章永璘等，作家对这些情感化形象的创构，是以其主观

情致的表现作为形象构成的重心——淡化人物的性格行为和情节过程，或以注重对人物的心理世界的透视和分析而构成的“心理型”情感化形象，或以注重对人的情绪和态度、对生活和人生的哲学思考而构成“思辨型”的情感化形象，并使之成为具有多重蕴涵和审美层次的艺术复合体，从而给欣赏者以多层多维的审美体验以及认识生活和人生的哲理启示。另外，即或同是经典小说，既可以写人物的片断经历（如何士光的《乡场上》、海明威的《桥边老人》），也可以写人物的一生历史（如唐浩明的《曾国藩》、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既可以集中只写一个人（如鲁迅的《孔乙己》、契诃夫的《套中人》），也可以写几十、数百以至更多的人物（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刻画人物的表现手法来说，除了经典小说固有的一些基本手法外，还可以借用经典诗歌、经典散文、经典戏剧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某些手法。总之，经典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上，较之其它艺术形式有着更大的自由性。

二、经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其应有价值

经典小说的应有价值就是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经典小说是人写的，是写人的，写给人看的，并对人发生多种价值关系。由于经典小说具有不受时间、空间、材料、篇幅等的限制的特性，所以能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形象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其具有较高的真善美价值。首先，经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富于认识意义，能使欣赏者从中获得“求真”价值并养成探索品质。就文学本体而言，人物形象鲜明的个性特征，能使经典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雷同，做到“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态，人有其声口。”（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三》……）从而具有了一种文学本体论上的意义。因此，恩格斯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4页）如司马迁的《毛遂自荐》、高尔基的《丹柯》分别塑造了毛遂和丹柯的勇敢而又坚强的性格，这就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求真”的审美倾向。其次，经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思想特征，富于教育意义，能使欣赏者从中获得“向善”价值并觉醒道德意识。经典小说的人物形象“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从而使普遍的东西“作为个体所特有的最本质的东西而在个体中实现。”（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232页）很显然，深刻的思想特征表现为作家通过人物形象的细致塑造而对社会历史本质的准确的把握。如一个阿Q，不仅使欣赏者看到“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而且也看到我们民族所固袭的历史重负，看到整个饱受欺凌、愚弱、停滞、黑暗的旧中国。这就体现了作家“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一种“向善”的审美情怀。再次，经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具有独特的美感特征，富于审美意义，能使欣赏者从中获得“崇美”价值并建构自由心灵。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审美对象的一种形式，较之普通人物形象或其它艺术形象，能给欣赏者以强烈、巨大而独特的美感。如杨沫的《坚强的战士》（《青春之歌》节选）中通过林道静等青年人走向光明、走向革命的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作家的一种“崇美”的审美理想。

三、经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其特有功能

经典小说的特有功能就是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经典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或明或暗、或虚或实、或表或里、或分或合地去进行人物形象的艺术刻画。与其他经典艺术形式相比较，经典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具有多样化和独异性，占有很多优势。经典诗歌在进行人物刻画时，为适应其凝练的艺术形式，在展示人物关系时凝聚如珠，这就导致诗人不是在说人物，而是在唱人物，而不像经典小说多似海滩的沙砾，把人物放在性格的冲突中、复杂的情节中、广阔的背景中来进行艺术塑造；经典散文在刻画人物时，只是捕捉人物最特征的形神风貌和最有典型意义的生活场景进行白描，而不像经典小说那样旨在刻画人物的性格，记录人物的生活、命运的历程；经典戏剧对

人物形象的刻画，只能靠形诸于外的动作和语言来进行，而绝没有可能超越这个有限的范围，剧作家没有权力像小说家那样，可以亲自出面对自己的人物进行叙述和交代。尽管剧作家挖空心思，创造了“独白”之类的揭示人物内心的方式，但是，却难以达到像经典小说那样的细致入微和淋漓尽致的表现效果。惟有经典小说在进行人物刻画时，既可以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去表现人物的性格，也可以把艺术的解剖刀直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复杂心理以至最细微的心态变化和最隐蔽的思想潜流，给欣赏者作淋漓尽致地披露；既可以直接站出来发表议论，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公开的评价，也可以把人物的活动暂时停顿或中断一下，去介绍人物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给欣赏者解释人物活动的神秘和隐藏的动机。对于经典小说刻画人物手段的这种特有功能，欣赏者要做进一步的艺术分析和审美把握。

第二节经典小说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

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是中西经典小说的主要美学特征。中西经典小说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既是其文体特性，又要是其独特追求，还是其重心所在。下面分别从经典小说设置故事情节是其文体特性、经典小说设置故事情节是其独特追求和经典小说设置故事情节是其重心所在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经典小说设置故事情节是其文体特性

经典小说的文体特性就是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在经典小说中，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不仅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之一，更是文体的特性所在。因为，要刻画好人物形象，就要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表现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要把人物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呈现人物，这势必要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正因为经典小说要求而且可以描绘丰富完整的故事情节，所以能充分地展示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复杂关系，多方面细致地表现人物性格和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因而故事情节对于所有叙事文学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不同形式的叙事文学中，故事情节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经典诗歌虽有故事情节，但并不以此取胜，而以抒发情思、表达哲理取胜，所以故事情节要单纯得多；经典散文因为无意于全面刻画人物，所以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完整；经典戏剧因为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要考虑相对集中，无法铺张扬厉或尽情渲染。对于经典小说来讲，一般不受上述局限，它既可以上溯下延，具体描写漫长的生活岁月，而且能够保持其矛盾事件符合生活规律的连贯性；还可以左右勾连，即使漫写众多的生活场景、复杂的人物关系、多变的人物活动，也不会使人觉得零散杂乱，而仍能表现其和谐而富有条理的艺术秩序，保持其有机的完整性。一句话，经典小说对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活动的表现，或伸或延，或厚或宽，或古或今、或此或彼、或详或略、或长或短、或单一或复杂、或平铺直叙、或曲折生动，纵横开阖，天马行空，几乎没有约束，没有限制，什么都可以叙写，什么都能适应，可以恣意而为。生动而深刻的故事情节，是经典小说的真善美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出色的故事情节不仅可以引人入胜，对欣赏者发生强烈的感染作用，而且还可以有力地凸现人物性格，拓深作品的艺术主旨。

二、经典小说设置故事情节是其独特追求

经典小说的独特追求就是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经典小说的设置故事情节中所表述的事件作为审美对象，蕴藉着丰富的审美意义，不仅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而且故事情节表述的本身、故事情节的串连，也富有一种结构的张力。经典小说作家往往将自然、社会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就如同欣赏者将经典小说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一样。所以，一般说来，被经典小说所设置的故事情节，总是自然、社会中富有典型意义的具有较高的真善美价值的事件。并不是自然、社会生活中的每件事、每个人都能进入经典小说的，诚如鲁迅所说的“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鲁迅《半夏小集·九》见《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那样。

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些平平淡淡的人和事是很难进入经典小说的，经典小说所设置的故事情节，都是具有一定的真善美意义的。如鲁迅的《祝福》故事情节很简单：乡村小镇里有一个名叫祥林嫂的妇人，这妇人先前嫁过男人，可是男人死了，于是从外乡到鲁镇来做工。后来，婆婆又派人把她抢回去，卖给另一个男人做老婆，她死活不从，可最终还是生了一个儿子。不久，第二个男人又得伤寒死了，儿子也叫狼衔去了。祥林嫂走投无路，又回到鲁镇打工，主人家嫌她寡妇命，又呆气，把她辞了，于是祥林嫂便成为无依无靠的乞丐婆，最后在怀念儿子和害怕死后被两个男人分身的极度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在鲁镇人过年的祝福声中。鲁迅所设置的祥林嫂“这一个”妇人悲惨的故事情节，在封建社会末期这一背景下，就极富真善美价值——这看似简单的事件，却深刻地披露了封建社会对妇女身心的戕害，死了也不能安息，从而极其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不难设想，倘若鲁迅所设置的故事情节不是祥林嫂“这一个”，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波折的“四婶”之类的妇人，那么作品就难以产生如此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就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真善美效应。

三、经典小说设置故事情节是其重心所在

经典小说的重心所在就是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经典小说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如今呈现出一种世界性趋向，就是向内心世界的开掘和展示。因而影响到经典小说的观念，也就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传统小说而言，最为突出的是通过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强调的是画面，是可视性，因而反映到经典小说的批评中，批评家则醉心于“历史画卷”、“英雄浮雕”之类的概念尺度。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继承着并恪守着“经典小说的重心所在就是巧妙地设置故事情节”这一传统，因而也创作出一些好的作品。但在当代国内外小说界有许多人认为叙述故事、呈示画面这一职能，是社会处于不发达阶段——特别是传播媒介的不发达阶段时，历史赋予经典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任务，而今天的现代化社会，由于摄影、广播、电影、电视等一系列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和飞快发展，使得人们不再专注地把获得故事及画面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一艺术形式，而更多地投向远为先进的新的媒介物，例如那些色彩鲜明、图象清晰的照片，声、象、色彩同步的直观的电影和电视。况且，人们对后者的欣赏，更为直接和轻松。安尼塔·施里夫在《苦斗中的美国短篇小说》一文中谈到“电视是短篇小说读者锐减的罪魁祸首。它夺走了大批短篇小说的读者，人们与其坐在书房里花半小时看一部短篇小说，还不如躺在床上看电视来得惬意。”（…………）鉴于此，有人认为经典小说应当放弃故事情节、放弃画面表面效果的追求，而把注意的重心放在对人们内心生活的表现或某种情绪、感觉的传达上。当然，“放弃”并不等于完全弃之不顾，而是使之不再成为作家关注的重心，例如所谓“无情节小说”，就只注重人物的片断经历和对生活的零星、复杂感受，而并不是完全没有故事情节——完全没有故事情节的经典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凡是经典小说，都应该把重心放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这是一条“铁则”。

第三节经典小说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

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是中西经典小说的独特美学特征。经典小说所设置的故事情节和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发生的。环境影响和决定着人物的思想、性格、命运，推动着人物的行动，而人物又对环境进行改造，产生着反作用力，二者构成双向的运动形式。下面分别从经典小说描绘典型环境是其特殊要求、经典小说描绘典型环境是其基本品格和经典小说描绘典型环境是其根本目的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经典小说描绘典型环境是其特殊要求

经典小说的特殊要求就是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经典小说生动地描绘的典型环境与其它艺术形式描绘的环境有所不同：它比经典诗歌的环境描绘要更细致、更详尽，比经典散文的环境描绘要更全面、更完整，比经典戏剧的环境描绘要更广阔、更丰富。经典小说中的环境描绘，不仅可以客观地得到呈示，而且可以通过主观感受去折射，使之经过情感过滤后得到

夸张、变形，闪耀出独特的异彩，这恰恰就是其它艺术形式的环境描绘所难以企及的。在经典小说中，典型环境的描绘始终是其所必备的标志。当然，随着经典小说艺术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典型环境”的内涵和外延是否应当有新的意义，以及它的扩展程度如何，都有待于作家们做深入的探索和考察。学界周知，“典型”一词在我国古典文献中，意为“型”之“典”，即模型标准。段玉裁说：“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之谓典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88页）在西方，“典型”一词源于希腊，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子”，与我国所用之意近似。“典型”一词出现于文艺理论中，最早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图》，而作为一种定型的文学艺术概念，则流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作为文学艺术概念的“典型”，我国是从西方引进的。经典文学中的“典型”概念，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类型化的典型”、“定型化的典型”和“个性化的典型”这样三个主要的阶段。我们今天所说的“典型”，是指“个性化的典型”。而经典文学中“典型”的一般涵义是以鲜明独特的个性、充分地概括了某种范围的共性、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并具有较高价值的艺术形象。就经典小说而言，“典型”一般指人物形象。第一次明确提出典型环境并同典型人物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致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评论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时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一部经典小说中，不仅应该有典型人物，而且应该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应该产生于典型环境之中。那么，什么是典型环境呢？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后来的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根据恩格斯的这封信的意思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发挥，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如今仍然没有一个定论。

二、经典小说描绘典型环境是其基本品格

经典小说的基本品格就是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经典小说生动地描绘的典型环境既不是一般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不仅是作品描绘的总环境，而是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又处于作品总环境中的人物形象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特殊环境。这样，不同的人物形象总有其不完全相同的典型环境，换句话说，即便是同一作品中也存在不同的典型环境和生活于这种环境之中的，受到这种环境影响并作用于这种环境，且与环境呈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人物形象。典型环境是人物形象生活的场所、行动的条件、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根据。要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就必须描绘人物形象生活于其中的典型环境，包括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关系、历史发展趋势、社会风貌、生活习俗和自然景物等。由于经典小说可以自由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因而能够比较灵活地、广泛而细致地描绘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自然景状和社会环境，从而全方位地反映社会生活。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要想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作家就必须把人物形象放在广阔的典型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是经典小说的基本品格要求，如吴敬梓的《范进中举》（《儒林外史》节选）即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黑暗，道德风俗败坏，统治阶级害怕人民具有自由思想，于是大倡科举制度，以封建八股文取士，从而达到笼络读书人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一般读书人都拼命致力于科举，想以八股文博取功名，这样就造成了大批读书人的大悲大喜和精神的堕落腐朽。范进这一人物形象就产生于这一特殊的典型环境之中。范进生活于这一特殊的典型环境的具体环境是：考不上科举的读书人贫困潦倒，住茅草棚，没米下锅，而且要遭乡邻的白眼，亲朋的唾弃；而中了举的“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没有中举的饿死、冻死、老死无人问，一旦中举，便“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提两只鸡来的”，还有达官贵人“谨具贺仪五十两”并呈送“三进三间”的房屋，且请吃请喝的。如此种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迫使读书人那怕饿着肚子，那怕被人饥骂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自忖“自古无场外的举人”，要进科举场去搏一搏。

范进就正是这种典型环境中的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养不起老母和妻子的无能的读书人，范进大半生穷困潦倒，遭邻人白眼，屡屡被丈人胡屠户骂得狗血淋头。可即便是这样，他也不愿接受丈人“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的骂劝，不收“学而优则仕”走科举之路的心，一心想着“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读了大半辈子的书，终于在五十多岁那年“进学”做了相公”（考中了秀才），而后又考中了“举人”做了老爷。作家的神助之笔是，范进这个一向被人瞧不起的穷困潦倒了大半辈子的读书人，居然是在街上卖鸡换米下锅时，被人告知中了举，他起初不敢相信，一旦得到了证实，竟然被弄得先发昏后发疯，吃了丈人的一个耳光后，才算清醒了过来。科举之于范进，科举之于读书人的灵魂，由此可见一斑。范进中举后，便与一般举人老爷们搅和在一起，作威作福，成了一个新“贵人”。这就又反过来助长了典型环境的进一步腐朽堕落。

三、经典小说描绘典型环境是其根本目的

经典小说的根本目的就是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经典小说生动地描绘典型环境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具体环境显现人物的命运和遭遇，进而表现人物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凡是高明的小说家，都无不重视从客观生活中精心选取那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具体环境加以艺术描绘，通过具体环境来烘托和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从而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红楼梦》里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这里的，一木一石，一花一草，都与女主人公的命运和思想性格紧紧相关。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湘帘垂地，悄无人声”的凄凉幽静气氛蕴涵着这个贵族少女的多少柔情和悲哀啊！那鹦鹉、竹林、石山、秋花、秋雨、秋声等，仿佛都带有林黛玉一样的浓郁的悲剧性格，都是那样的洁身自好、多愁善感，都像要和它们的女主人一样，为青春、为爱情而哭泣、而心碎，甚至连探春讲述的哪个湘妃竹的古老传说，也都对林黛玉的悲剧性格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暗示作用。作家就是这样通过对林黛玉周围景物的艺术描绘，创造了一个使人的情感深受压抑的具体的悲剧环境，并使人物与环境达到完美的统一，从而使这悲剧环境更加明晰地烘托和展示人物的鲜明性格。又如沈从文的《边城》中写道：“天已快夜，别的雀子似乎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各放散出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还有各种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情窦初开的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翠翠渴望爱情而还没有着落，有孤单失落之感。这时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顾不上她，杜鹃叫个不息，泥土、草木、各种甲虫类气味，生意人的杂乱声音，更增添了翠翠内心的纷乱和孤独之感，因此她“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这里作家的环境描写成为翠翠心里活动的契机并映衬着翠翠的心情，还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以上具体的环境描绘，往往是其他艺术形式比如经典诗歌、经典散文、经典戏剧等难以达到的。这是因为经典小说对环境的描绘具有随意性、完整性和深刻性的特征（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