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主流建构主义：一种比较分析

”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之间在三个方面存在一致: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国家中心论以及在结构—能动者关系中的整体论观;二者的分歧有四点:一是价值

取向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二是研究方法上的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三是

国际体系演变的不同认知,四是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关键词】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

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

ｒＷｅｎｄｔ)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

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ＴｉｍｏｔｈｙＤｕｎｎｅ)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

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

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

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

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

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

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

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Ｈ.Ｌ.Ａ.Ｈａｒｔ)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

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

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

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 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

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

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

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

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

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

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

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

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

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

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

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

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

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

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

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

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

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

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

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

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

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ＨｉｄｅｍｉＳｕｇａｎａｍｉ)提

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 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

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

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

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

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

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

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

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

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

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

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

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的比较认为,建构主义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逻辑

发展。建构主义是在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英国学派的理论营养的确为建构主义所吸取,而正是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英国学派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知识再生产角度看,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阵地转移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派争论,欧洲的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不明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呈现明显的“美国化”倾向。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这样的继承与改造、发展的关系,或许意味着欧洲古典的、强调历史、哲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科学的、强调实证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了某种融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开始走出美国学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西方的”而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是前苏联的心理学派，也称维列每学派。代表人物有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宾斯坦、艾里康宁等。该学派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创造了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心理学的游戏理论。这派成员从不同的角度证实社会文化历史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将此观点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确立了前苏联心理学界和教育界关于游戏的墓本观点和认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又被称为是“活动游戏理论”或“游戏的活动论”。一、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甚础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进行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尝试，提出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莫定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心理学理论基础。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是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过程。低级心理机能就是指感觉、知觉、机械记忆、不随愈注意、情绪、冲动性意志等心理过程。这些低级心理机能是最原始的，是在种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生物进化的果。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特有的心理机能，它具有以下特征: (1)它是随意的、主动的，是由主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而自觉引起的(即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如随意注意等。 (2)它的反映水平是抽象的、概括的(即心理活动的概括—抽象机能)，如逻辑记忆、概念思维等。 (3)它实现的过程是间接的，是以符号或词为中介的。以识记为例:动物的识记是建立A-B的直接联想过程，而人的识记则是以符号或词等精神工具X为中介，从而建立A-X-B的间接的联想过程。 (4)它起源于社会，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古代用结绳记事，只能记忆一些具体的事情。现代人有了发达的文字，可以把思维的触角伸向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5)从个体发展来看，高级机能是在人际的交往过程中，通过掌握精神工具而产生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同伴和学生列昂节夫和鲁里亚等为发展这一学派仍继续坚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维果茨基的理论，把它提到了新的高度，最后形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参与这个学派的成员的一切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历史所制约的，活动是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二、活动游戏理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把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中，就形成了与西方心理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关于游戏的活动理论。活动游戏理论反对西方的游戏生物学理论，否定游戏本能论。认为儿童的游戏与动物游戏有着极大的区别，JL童游戏的产生

超越_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_以英国学派视角审视国际体系

第50卷第3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V o.l50 N o.3 2010年5月Jili n U n i versity Journa l Soc i a l Sc iences Ed iti on M ay,2010 国际关系史研究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 ???以英国学派视角审视国际体系孙丽萍 [摘要]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欧洲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偏好,是主流国际关系学在阐释这一概念中存在的主要不足。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教授把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以英国学派历史的、社会的和理论的多元方法!,对国际体系进行了再构建,强调互动能力与类型、单位的多样性与国际体系的社会建构属性是其突出的特征之一。布赞和利特尔教授构建的国际体系理论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宏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理论内涵,为我们理解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宽广、开放的思想界面与沟通平台。英国学派对国际体系的理论重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英国学派;国际体系;国际社会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7JJ DG J W252) [收稿日期]2010-01-19 [作者简介]孙丽萍,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春 130012) 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理研究中,国际体系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呈鼎足之势的三大理论流派,其理论建构都与这一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遗憾的是,由于各个学派对问题的研究视角不同,国际体系的概念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对历史的关注是辨别英国学派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 er bert But terfie l d)到巴里#布赞(Barry Buzan),英国学派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有机结合中形成了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独特风格。布赞与理查德#利特尔(R ichard L ittle)教授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试图从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重新构建包括国际体系概念在内的国际关系学。那么,已有的国际体系概念存在哪些不足?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如何认识国际体系?对我们有何启发?本文试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一何谓国际体系?这是一个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争议颇多的概念。就国际体系的特征而言,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 altz)认为,系统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并且强调结构使得系统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1]84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否认华尔兹的结构,但是,在他们看来,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国际制度主导的进程同样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2]55-57亚历山大#温特(A l e xanderW endt)的建构主义则指出: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3]中文版前言,39三者将国际体系的特征分别归结为权力、制度与 # # 49

英国国家概况及英国文化

英国国家概况及英国文化、教育简介国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国旗：呈横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２∶１。为“米”字旗，由深蓝底色和红、白色“米”字组成。旗中带白边的红色正十字代表英格兰守护神圣乔治，白色交叉十字代表苏格兰守护神圣安德鲁，红色交叉十字代表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此旗产生于１８０１年，是由原英格兰的白地红色正十旗、苏格兰的蓝地白色交叉十字旗和爱尔兰的白地红色交叉十字旗重叠而成。国徽：即英王徽。中心图案为一枚盾徽，盾面上左上角和右下角为红地上三只金狮，象征英格兰；右上角为金地上半站立的红狮，象征苏格兰；左下角为蓝地上金黄色竖琴，象征爱尔兰。盾徽两侧各由一只头戴王冠、代表英格兰的狮子和一只代表苏格兰的独角兽支扶着。盾徽周围用法文写着一句格言，意为“恶有恶报”；下端悬挂着嘉德勋章，饰带上写着“天有上帝，我有权利”。盾徽上端为镶有珠宝的金银色头盔、帝国王冠和头戴王冠的狮子。

国歌：《上帝保佑女王》杜摯猠癡?桴?畱敥屮（如在位的是男性君主，国歌改为杜摯猠癡?桴步湩屧）国花： 1 / 10 玫瑰花国鸟：红胸鸽国石：钻石科学节：１８３１年开始，一年举办一次科学周：１９９４年开始，在每年的３月举办自然地理：２４．４１万平方公里（包括内陆水域），英格兰地区１３.０４万平方公里，苏格兰７.８８万平方公里，威尔士２.０８万平方公里，北爱尔兰１.４１万平方公里。位于欧洲西部的岛国。由大不列颠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岛东北部和周围一些小岛组成。隔北海、多佛尔海峡、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它的陆界与爱尔兰共和国接壤。海岸线总长１１４５０公里。全境分为四部分：英格兰东南部平原、中西部山区、苏格兰山区、北爱尔兰高原和山区。主要河流有塞文河（３５４公里）和泰晤士河（３４６公里）。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霍尔的三种解读媒介文本的方式就是一个鲜明的理论证明。其后的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总体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2、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都通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者解读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他们都以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都有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公共政策的理论冲动。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同时，他们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的。于是在其理论中，他们努力寻求政治改革的新策略（如阿多诺的回归批判性）、政治改革的新机构（如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回乡渴望）、政治改革的新模式（即他们所努力鼓吹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等）。就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他

国际政治三大主流理论及相关知识点

国际政治三大主流理论梳理现实主义卡尔对于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1.道德是虚幻的。很难界定，只能寻求平衡 2.权力是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元素。没有国家权力的基础，国际组织只能软弱无力。 3.利益是冲突而非和谐的。冲突不是由于不理解不沟通，是国际政治实质所在。摩根索(以权力政治为基础，以人性观，利益观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的竞争为基本互动方式) 现实主义六原则:政治中存在着客观法则，客观法则根植于人性/以权力界定利益/以权力界定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客观原则/普世道德对国家没有约束行为/国家道德不等于普世道德/政治现实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人性观:人性利己，人性追逐权力利益最大化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利益观:国家利益是以权力定义的，权力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手段，也是目的。道德观:争取国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道德，国家利益是国家道德的标尺。摩根索理论框架:以权力政治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之间的竞争为基本互动方式。沃尔兹对摩根索的修改(第一推动第一考虑权力的作用) 1.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人性客观存在，但是无法证否，降低了科学性，无政府性是客观存在和社会事实，国内国际两种不同政治环境的根本分水岭就是无政府性。 2.国家的第一考虑是生存而非扩大权力。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国家目的不是无限制的获得，维持和增加权力，而是力图保证生存。成员的忧患都是自我生存忧患。 3.军事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第一要素。国家权力是生存手段而非目的，国际关系中的事件只有通过军事实力才能决出结果。新现实主义“新“在何处:新在科学化程度。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基底，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层次，以国际体系结构为自变量，国家行为为因变量，以无政府性为基本体系背景，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不同/自助体系推导路径/无政府条件下为权力的斗争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最根本区别在于体系中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内的体系是等级体系，各个单位存在不等同的关系，依据其社会功能不同而有高低之分，社会中的力量集中在社会最高权威手中，所以各个单位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上一个权威处得到解决，必要时可以是强制性解决。/国际社会的体系是无政府体系，各个单位—民族国家—之间是等同关系，各个单位的功能是相似的，而国际社会缺

英国文化的五大象征英国标签

英国文化的五大象征英国标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婴儿在A国的飞机上出生了，出生的时候，飞机正好在B国和C国的边界。而孩子的父母又是另外两国国家D和E国人。A国规定，凡是出生在他们飞机上的婴儿都要入这个国家的国籍。不巧的是，按照另外4个国家的规定，这个婴儿也要加入这些国籍。这个婴儿要拥有5个国籍。故事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拿到电影圈里来却并不稀奇。在电影工业全球合作日趋加深的背景下，A国导演。B国演员，C国编剧，D国特效，E、F、G国联合投资之类的例子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分辨一部电影的国籍呢？我们在谈论英国电影的时候，说的又是哪些电影呢？标准 1、英国资本大多数电影节都是把最佳电影奖颁发给制片人。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抱走《国王的演讲》最佳电影小金人的，就是英国制片人伊安·坎宁。想当年伊安·坎宁狠心拒绝了好莱坞投资，以保证这部电影的独立性，换来这部口味不同于好莱坞的成功之作。电影是造梦机器，可是这个机器要正常运行，要花费大量资金。一部电影投资动辄上亿。所以把电影当成是工业化产品，归投资方所有，乍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我们再分析另外一部电影。1995年李安导演的《理智与情感》是由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投资1550万美元拍摄的。可是这部电影是英国名著改编，编剧演员都是英国人，电影充满英伦风情。这部电影难道我们能说是美国电影吗？标准 2、英国拍摄历来外国投资者在英国本土拍摄的电影非常多，它们的特点是展现英国风情、故事根据有品位的名著改编，都是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小说和戏剧，由一批受过戏剧舞台训练的英国演员来主演。这样的电影总是能博得评论界的欢心。比如根据奥斯汀小说改编的作品，改编约翰·勒·卡雷小说拍摄的侦探电影《斯麦利的人马》、《不朽的园丁》等，根据罗琳小说改编的“哈利·波特”系列等等。很多人认为这类电影是英国电影人能够做得最成功的地方，这些电影里的英国文化痕迹是无法替代的。标准 3、英国文化电影网上流传一份名为“BFI100”的片单，有人简单地称之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国影片。事实上这个翻译并不准确。1999年初，BFI编辑了一本小册子送给全英影视界包括制片、导演、编剧、演员技师、研究人员、发行商、评论家等在内的各个行当的1000名人员，要求这些人考虑并选出20世纪内在影院上映并给他们带来强烈而持久印象的100部“英国文化电影”，评选的结果

文化研究学派

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一、什么是“文化研究” 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 “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二、“文化研究”的特点美国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1、跨学科。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 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 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 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萨德尔（Ziauddin 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 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 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 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 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文化研究” 以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 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 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 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三、“文化研究”发展史 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而注重消费研

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分析

理论]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分析作者:章前明更新时间:2008-1-10 19:32:39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点击率:653 -------------------------------------------------------------------------------- 英国学派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现在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承认，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非美国”研究纲领。然而，目前学术界在对英国学派理论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误解或错误解读，有些学者把英国学派简单地归入现实主义的范式，或者认为英国学派是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些学者看来，英国学派属于现实主义范式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理由：第一，英国学派的核心主张与现实主义所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第二，英国学派过分重视国际秩序的思想，忽视了国际正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因而它对国际政治的变革持相当保守的看法；第三，由于英国学派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的重大区别，以至于忽视了规范性问题。①无疑地，英国学派拥有一些现实主义的假设和主张，但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并不意味着它们属于同一个范式。其实，英国学派的理论方法和本体论内容与新现实主义是不一致的，这不仅反映在两者在无政府状态假设、均势、规范和制度等方面的认识上，而且也体现在方法论问题上，因此把英国学派归入现实主义范式事实上是一个重大的误解。本文拟就对英国学派和新现实主义作一比较分析，以此来阐明英国学派是一个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流派。一英国学派是二战后在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独立于美国主流理论的一个学术特色比较鲜明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英国学派理论的基础是关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这三个要素都同时存在的思想，其中国际社会概念是其理论阐述的核心，围绕国际社会进行系统阐述是英国学派理论的重要特点，也是它区别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标志。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最初是从批判经典现实主义学者如卡尔和摩根索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现实主义关于权力与法律、权力与道德关系的许多特点。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现实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如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均势等，都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作了许多重要的探讨。无政府状态的观念一直处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当代许多国际政治理论都把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假设，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学者，把无政府状态描述为国际关系唯一最重要的特征，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个因素派生出来的。因此，理解无政府状态就成为新现实主义分析一切国际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英国学派的理论家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生活的中心事实和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认为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国家是拥有政府、人口和主权的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主权国家也不同于生活在国家内的个人，它们不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政府，即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 ②8,44 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出发，提出了类似于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解释模式，强调权力、国际体系和均势等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亚当·沃森（Adam Watson）认为，在国际体系中也存在着冲突的因素和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压力会迫使一个国家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估算时，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战略行为。

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传播研究方法米莉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系 [摘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吸收芝加哥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不仅对目前面临困境的主流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仪式观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传播仪式观；方法论；詹姆斯?W?凯瑞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 ) (1934-2006)，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文化历史学者，美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凯瑞就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他将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套与美国主流传播学完全不同的传播理论——传播仪式观。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 [1]。与主流的“传递观”不同的是，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它强调的不是控制与权力，而是共享与交流。陈力丹教授在《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一文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分为“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利” [2]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其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求证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技术控制论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逐步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等；而结构主义符号——权利学派则包括了传统批判学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等。如果按照这一分类标准，我们很难将仪式观划入到任何一个学派中。在仪式观里，既有对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论产生直接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关于文化与技术的分析，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凯瑞教授提出仪式观重新定义了传播的概念，这是一个基础，这一基础上带来的是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的全面改观。正如郭建斌教授所说，仪式观“既是一种理论视角，也是一种分析方法；既是一种显微镜，也是一种手术刀” [3]。因此，本文将仪式观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试图对其理论渊源进行解读。一、以芝加哥学派为基础的传播起源 “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4]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 [5]凯瑞以“仪式”作为隐喻，指出“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的传递，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6]因而，仪式观下的传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目的是建构一个使交流者能参与其中的和谐社会。对“互动、共享”的强调使凯瑞的仪式观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如出一辙。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彼此拥有共同事务以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7]库利则更简洁的提出传播就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制。凯瑞从芝加哥学派那里汲取了关于传播的思想，但他对传播的研究并没有朝着芝加哥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发表于 2011-10-25 【摘要】近年来，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英国学派”（English Shool）、英国学派的主要理论特色以及它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建设意义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纵然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一个学派。对存在英国学派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门实用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存在“英国学派”。其主要代表是，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关键词】“英国学派”争论在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比较年轻而又十分活跃的学科。而通过对“英国学派”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探寻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英国学派又称英国国际社会学派，是二战后在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立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近年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是否真正存在着“英国学派”，以及如何看待它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无论如何定义“英国学派”，以及尽管它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如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等更多的是将视野局限在欧洲，但是“由于他们集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远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广阔（broader）和“互相交织”（embracing）的框架以及研究前景（agenda）”，（1）因此对英国学派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再者，由于在国内很少有学者专门讨论该学派，所以它又具有很强的紧迫性。一对英国学派的争论近年来，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英国学派”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存在所谓的国别问题，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另外，有些学者还认为，纵然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一个学派，“因为一个学派的建立需要大致相同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共同的学派领袖、组织机构、刊物和学术传承，如兰克与年鉴学派。”（2）而所谓的英国学派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首先，英国在这一领域的许多最著名的学者事实上都来自与海外。其次，在这个广泛的领域里从事研究的英国学派兴趣以及用于分析和解释的方法也不同。……第三，英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常常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第四，存在着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世界性共同体，……”（3）“通过对英国学派人员归属问题的详细考察，会发现他们在许多基本的观念上已经是以及越来越变的是富有争议（controversial）”。（4）所以他们认为，英国学派尽管有着浓厚的英国特色，但是它并不代表所有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观点，所以冠之以“英国学派”是不合适的。

精神分析学派的简要内容

精神分析学派的简要内容 1.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西格蒙德佛洛依德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以无意识为基础的人格理论是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佛洛依德的人格理论主要包括人格结构图示，人格发展动力，人格适应以及人格发展阶段。在佛洛依德的人格结构图示中他认为人格是一个整体，其中包含着彼此关联且相互作用的几个部分。早期佛洛依德提出了“二部人格结构”说，认为人的心理机制由意识和无意识构成，具体来说既是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组成。佛洛依德认为潜意识包括人的原始冲动，本能和出生后基于本能所形成的各种欲望。这些原始冲动和欲望不被人类文明的伦理道德约束所接纳，因此被压抑在意识之外，但并未消失，它们在不自觉的积极活动追求满足。潜意识是心理的深层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前意识是没有浮现出意识表面的心理现象，是人类能够回忆起来的经验，它处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不准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随便侵入意识当中。意识是人清醒知觉的思想和情绪，是可以观察的心理现象，它负责压抑心理中那些先天的本能和欲望。晚年佛洛依德对此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三部人格结构”说，既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他认为本我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结构，是人出生时人格的唯一成分，是建立人格的基础。本我是非道德的，是本能欲望的体现，本我过程常常是无意识的，遵循着“唯乐原则”，追求快乐逃避责任与痛苦。自我是意识结构部分，是通过后天学习和环境影响发展起来的。它从本我中发展而来，是本我与外部世界的中介。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会了不凭冲动随心所欲，开始考虑行为的后果与现实的作用，这就是自我。超我既是道德化的自我，它从儿时体验的奖赏和惩罚的内化模式中产生，最终形成道德约束和自我理想。超我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行为，使其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简言之，本我追求快乐，自我追求现实，超我追求完美。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协调状态，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在其人格发展动力理论中，他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心里能在人格系统中的作用所致。心里能操纵着人格三个结构的运转，人格中某一结构获得较多能量后其他结构的作用就会减少。例如一个人如果心里能大部分作用于本我，他的行为就具有很强的冲动性；若大部分作用于超我，则其行为就很有道德。 2.荣格的主要理论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学生，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与佛洛依德一样很重视无意识的概念。他认为精神活动是由意识和无意识活动构成的。意识既是人格中自我的部分，是心灵中关于认知，感觉，思考及记忆的部分。与佛洛依德不同，荣格将潜意识分为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个人潜意识是每个人独特的是区别于他人的，个人潜意识曾一度在意识里出现过，但后来被遗忘或者压抑，其内容多与情绪有关，是一种情结。集体潜意识是世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经验，是人类对某些事情的先天遗传性倾向。它常在梦或幻想中以原型和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原型的常见表现形式有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等。阿妮玛原型是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除此之外荣格还提出了自性化概念，既是一个人的意识不断发展，认识自我并且最终实现自我的过程，可以理解成人心理成长的历程。

理解英国学派：一个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考察新路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f7595662.html, 理解英国学派：一个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考察新路径作者：刘波来源：《中共浙江省党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02期作者简介：刘波，北京市社科院外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权与国际关系。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从科索沃到利比亚：西方人道主义干预新发展及我国对策研究》（12CGJ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学派内的规范争论主要围绕着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分界而展开，而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使得这一分界更为明显。多元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主权、不干涉为自己的研究旨趣，强调道德信念实践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相对性。而社会连带主义则以个人为中心，以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作为理论价值取向，更多的强调利益的一致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自从赫德利·布尔首先提出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之争以来，英国学派内部围绕多元-连带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双方的争论在马丁·怀特的三个传统的范畴内进行，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观倾向于霍布斯传统，而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更倾向于康德传统。新生代英国学派成员对传统理论模式进行重新塑造，使其理论内核发生一些新转向。关键词：人权；人道主义干预；英国学派；多元主义；社会连带主义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72-06 英国学派是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在理论研究领域学术特色较为鲜明的一个群体，正日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尽管国内介绍、研究英国学派的文章、著述逐渐增多，但对英国学派内部的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争论，鲜有专门介绍和研究。因而对英国学派内的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等问题日益关注，对英国学派中的社会连带主义研究越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概念缘起、学派意识与思想重塑英国学派肇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1959年，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创立了“国际政治理论英国委员会”，该组织的宗旨是建立起一门探求“国际间国家体系的性质、外交的前提与思想、对外政策的原则、国际关系与战争伦理”的学问。英国学派历经几代人的理论构建，现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影响日益彰显的一个思想流派，有着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即便是在国际关系理论探究或曰国际关系学科仍处于美国主导的情势下，经

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述略

2000年9月2000年　第5期外国文学 Foreig n Literatures Sep.,2000 N o.5,2000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述略赵国新摘要:本文主要从论述英国文化研究的4部奠基之作入手,分别探讨了它们对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初期阶段,即“文化论”阶段的重要贡献。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在继承和批判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基础上,扩大了文化的定义,规定了文化分析的任务;《漫长的革命》具体提出了文化分析的手段;理查·霍加特的《读书识字的用途》为具有英国特色的阶级文化研究提供了范例; 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发掘出底层民众的政治文化,它对工人阶级主体经验的重视和正视社会现实给予早期文化研究以重要启发。关键词:文化研究;全部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工人阶级文化;文化论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_5529(2000)05_0055_06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人文学科当中就一直存在着文化批评的传统,即雷蒙·威廉斯所揭示的“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它的核心思想是,工业革命之前还存在的和谐、有机的文化受到了人为的工业文明的侵蚀,导致当代精神和文化的危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发现和扩大有机的社群(community)和文化价值。这种文化危机感绝非英国一家独有,只不过它并没有像面临相同困境的德国和法国那样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经典社会学,以解释现代社会中萌生的崩溃感,提出恢复社会和谐的对策;思想贫瘠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土壤是养育不出强劲有力、气度恢宏、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哲学和社会学传统的,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诸如马修·阿诺德、塞缪尔·科尔律治、T.S.艾略特、F.R.利维斯等文学批评家的肩上。而没有清晰的学科界限、没有固定的方法论、以一切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英国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批评家所苦心经营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继续,只不过它是在战后新的社会背景下探讨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认真的、批判的学术工作中,既没有绝对的开端,也很少有不间断的连续性。”①英国文化研究没有确定的开始日期,但是,诸多论述文化研究的著述一般都认为它成形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理查·霍加特的《读书识字的用途》(1958)和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的出版为标志。它直接脱胎于艾略特和利维斯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批评,就其早期实践而言,它既是对他们的保守的文化观念的反拨,又是对他们宣扬的细读式文学分析方法的秉承。 ①Stuart Hall,“Cultu ral Studies:Tw o Paradigms”,见Jessica M unns&Cita Raj an(eds.),A Cu 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1995).

西方传统园林特点

西方传统园林特点意大利园林意大利园林，通常以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即以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园林为代表。意大利的台地园被认为是欧洲园林体系的鼻祖，对西方古典园林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亚平宁半岛上，境内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的80％。阿尔卑斯山脉西自利古里亚海沿岸，东至亚得里亚海，呈弧形绵延于北部边境。亚平宁山脉则由西北向南一直延伸到西西里岛，纵贯整个亚平宁半岛。北部山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半岛和岛屿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雨量较少。夏季在谷地和平原上，既闷且热；而在山丘上，即使只有几十米的海拔高度，就迥然不同，白天有凉爽的海风，晚上也有来自山林的冷气流。这一地理、地形和气候特点，是意大利台地园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意大利园林一般附属于郊外别墅，与别墅一起由建筑师设计，布局统一，但别墅不起统率作用。它继承了古罗马花园的特点，采用规则式布局而不突出轴线。园林分两部分:紧挨着主要建筑物的部分是花园,花园之外是林园。意大利境内多丘陵，花园别墅造在斜坡上，花园顺地形分成几层台地，在台地上按中轴线对称布置几何形的水池和用黄杨或柏树组成花纹图案的剪树植坛，很少用花。重视水的处理。借地形修渠道将山泉水引下，层层下跌，叮咚作响。或用管道引水到平台上，因水压形成喷泉。跌水和喷泉是花园里很活跃的景观。外围的林园是天然景色，树木茂密。别墅的主建筑物通常在较高或最高层的台地上，可以俯瞰全园景色和观赏四周的自然风光。法国园林法国位于欧洲西部，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国土以平原为主，间有少量盆地、丘陵与高原。除南部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外，境内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湿润。因而农业十分发达，森林茂盛，约占国土面积的25％。森林分布亦得天独厚，北部以栎、山毛榉林为主，中部以松、桦和杨树林为多，而南部则为地中海植被，如无花果、油橄榄和柑橘等。开阔的平原、众多的河流和大片绿油油的森林构成法国秀丽的国土景色，也为其独特的园林风格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全面学习意大利台园造园艺术，并在借鉴中世纪园林某些积极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地形、植被等条件，促进了本国园林的发展。这一时期，法国园林主要有城堡花园、城堡庄园和府邸花园三种类型，分别以谢农索城堡花园、维兰德里庄园、卢森堡花园为代表。在法国文艺复兴初期，法国园林中仍然保持着中世纪城堡园林的高墙和壕沟，或大或小的封闭院落组成的园林在构图上与建筑之间毫无联系，各台层之间也缺乏联系。花园大都位于府邸一侧，园林的地形变化平缓，台地高差不大。意大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园要素和手法上，园内出现了石质的亭、廊、栏杆、棚架等，花坛出现了绣花纹样的简单图案，偶尔用雕像点缀。岩洞和壁龛也传入法国，内设雕像，洞口饰以拱券或柱式。 16世纪中叶后，法国园林风格焕然一新。府邸不再是平面不规则的封闭堡垒，而是将主楼、两厢和门楼围着方形内院布置，主次分明，中轴对称。花园观赏性增加了，通常布置在邸宅的后面，从主楼脚下开始伸展，中轴线与府邸中轴线重合，采用对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