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职,汉朝官吏制度东汉官制

古代官职,汉朝官吏制度东汉官制 篇一：东汉官制简表 东汉官制简表 州 刺史（牧） 县 县令（县令） 乡 乡佐游徼三老有秩 亭 亭长 里 里魁 篇二：汉代官吏选任制度 汉代官吏选任制度 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阶层注意总结前人尤其是秦朝用人经 验和教训；根据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形，建立和推行了一套新的选官用人制度。 一、惩秦之弊，信用士人 “士人”、“士子”、“儒（生）”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俗称。西汉创建者刘邦，由秦的泗水亭 长起家，曾经对“儒”等有识之士颇为轻视。《史记》郦食其传载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 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称帝后，著名辨士陆贾劝导他，在马上打天下，不能在马上 治天下，应该依靠武力夺取政权，而以知识治理天下国家，“长久之术”在于“文武并用”。刘邦 从此开始改变对士人的态度。 在倒秦战争中， 刘邦又亲眼目睹了秦王朝短命而亡的情景。 因此， 当西汉王朝一建立，刘邦便比较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吸取了秦朝排斥士人参政暴 虐而亡的教训，开始信用士人。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原秦博士、投奔刘邦的大儒叔孙通提出建议：制定朝 纲国典、礼仪制度。刘邦采纳了，征集原鲁国地区的儒生 30 人，研究和制定国家礼仪，以明 君臣、上下的尊卑秩序。刘氏朝廷因之威风肃凛，等级森严。刘邦情不自禁地说： “吾今日乃 知为皇帝之贵也。”他懂得了信用士人作用何在。此后，西汉王朝政府对知识分子是比较信用 的。 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此 后长期成为封建国家统治人民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做了一件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很不利的事 情。但由于对汉王朝专制统治益处很大，所以备受重用。从此汉朝君主已经不再存在信用士人 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更重用代圣立言的儒士。汉昭帝死后一度掌管朝政的霍光，也曾深有体会

地说：“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于是他以昭帝的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 弘羊，召集贤良文学 60 余人，举行“盐铁官营会议”，探讨和论证盐铁专卖政策。今存《盐铁 论》便是当时的记录。 整个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经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所列的西汉 132 个“名人”中，知识分子占 43 个。其中有著名的封建政治家贾谊、晁错、魏相 等，有一代名臣张苍、田蚡、公孙弘、董仲舒、贡禹、主父偃等，有著名文学家邹阳、杨恽、 东方朔、褚少孙、虞初、主褒等，著名的水利家倪宽、徐伯、召信臣等，理财专家耿寿昌等以 及史学家司马谈父子、法学家于定国、音乐家李延年等和著名学者毛亨等等。可见，与秦朝相 比，西汉在吸收和信用士人参政的制度上要开明得多，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由于此，汉初 统治者能制定和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国策，出现“文景之治”的兴盛局面。否则，就无 法想象了。 二、发布求贤诏，实施察举制 汉政府不仅注意信用学问高深的士人，还希望把于国有用的所有士人和其他有一技之长 的人，都收罗拢来，用于充实和更新国家官吏队伍。汉初几朝皇帝曾多次专发诏令，在全国广 为招贤，推行大规模的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度． 公元前 196 年，刘邦下诏说：上古时代称王称霸有所作为者如周文王、齐桓公等，都是 依赖了贤能之士的帮助。现在我们汉朝建立不久，需要大批人才帮忙治国安邦，而且到处都有 贤能。大家踊跃地站出来为我们出力吧。国家不会亏待大家的。这个诏令说明刘邦颇有求贤若 渴的心理，更说明汉初急需人才的情况。 封建专制君主下诏，就是封建国家法律性制度的颁布。刘邦的求贤诏确定了汉初的基本 用人政策。人事制度是用人政策的具体化。汉代大规模的荐举人才选拔官吏的察举制度，就是 汉初国策的产物。 （一）察举制的概念 “察举”也叫“荐举”，“察”就是考察、发现人才，“举”是推荐、起用或提拔人才。推荐也叫 贡贤，被荐者叫“举士”。所谓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公开征求人才，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官 员将本人发现或民间公认的出众人才，向各级政府推荐，经过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择优录用、授 予官职的整个过程。这种选拔国家官吏的方式，史称察举制度。 （二）察举制的实施及其发展 求贤诏后，刘邦曾提出具体要求，凡御史大夫、诸侯王、各郡太守等中央和地方各级官 员，都必须向政府推荐人才。不能发现人才、推荐人才者，要追究责任。推举的基本对象，是 有一定治国才能的“贤士 大夫”。这是汉代察举制的先声。所以察举制度最早产生于刘邦在位时。 汉文帝时，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规定了察举的两个科目：“贤良方正”和“直 言极谏”。这是察举制度付诸实施的开始。 汉武帝时代，全面推行察举制度。中央规定了察举的期限、人数、对象。汉武帝采纳董 仲舒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并“令郡国举孝、廉各 一人”。 有的郡国执行不力， 郡守、 诸侯未荐人才。汉武帝为此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 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督促察举制度的正常实施。

此后直至东汉时期，察举制度便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长期推行。 （三）察举的主要科目 西汉察举科目繁多，且每次下诏科目的要求不同。较为常用的有孝廉、明经、明法、孝 悌力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贤良文学等科目。 所谓孝廉，即能尽孝悌、正直廉洁。秀才即优秀、出众的人才。贤良方正即有才有德、 为人正直。文学即通晓文理、词章。明经即明于经典如《易经》《礼记》《春秋》等。明法即 通晓法律。 两汉政府几乎年年察举孝廉、茂才两科。因此孝廉、茂才两科称为 “常科”。此外的一般 科目则多由皇帝的特别诏令才能举行，算是“特科”。 （四）察举名额的分配 察举制度正常推行后，汉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察举名额作了规定和限制。一般情况是： 有人口 20 万以上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足 20 万人的郡国两年举一人；不足 10 万人地区三年 举一人。边郡和少数民族地区名额放宽：每 10 万人口年举一人，不足 10 万人口地区两年举一 人，不足 5 万人口地区三年举一人。朝中公卿大夫一般每人每年举一至两人。 （五）对察举者的要求 为保征举士的质量，汉政府还对察举者提出了严格要求。中央规定，荐举人要对被荐举 人的行为、能力负责，不得以私情请托。如被荐举人有问题，荐举人连坐。因“选举不实”而连 坐免官者，事例不少。不按期如数荐举的官员也要被革职或受其它处分。 为防止和纠正荐举者循私舞弊行为，东汉顺帝时还下诏规定：“禁侍中、尚书、中丞子弟 不得为吏察孝廉”。即明令侍中、尚书、御史中丞的子弟，不得作为察举孝廉的对象。因为这 些子弟的父辈，活动于皇帝的身边，权势太重，所以必须回避。 （六）任用举士的程序 两汉察举的对象可以具体到两类人：一是在职官吏中的贤能之士；二是秀民士绅。任用 举士的程序大抵为三种情况：直接提拔任新职，免旧职；先试用，后任职；经过口试（策试的 一种）然后授职。主要是第一和第三种。 在职吏员被察举者，一般是直接任命新职。比如王吉因 “明经”而由郡吏举为郎官；张敞 经“孝廉”由本乡的“有秩”升补太守等等。对于被举的乡绅秀民，多进行口试后择优授职。当时 口试是策试的一种。策试又称对策。答对清楚、思路敏捷者，往往授职为谏官。汉章帝时鲁丕 等“对策者百有余人”，其中鲁丕“唯在高第”，故“除为议郎”。汉武帝时诏举“方正直言之士”， 王立、陈咸即经对策“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对策成绩差者，任为一般官吏。只有孝廉科被 察举后，往往任县令或王国的相、县丞等职。因此自察举制兴起，汉代地方郡以下官吏由孝廉 出身者为多。 （七）察举制的得失 作为两汉主要选任方式的察举制度，在推行以后，是收到了很大的社会效果的。它为封 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官吏。据查《汉书》，立传者中有 25 人是由察举孝廉入仕的； 《后汉书》中有传可查的孝廉出身者达 132 人。这些人后来都是颇有政绩的高级官员，否则难 以入传。 没有入传的中下层官吏， 数量就更大。 加之还有其他科目的举士， 总数就更为可观了。 这样可以说，汉政府大量搜罗人才以充实国家统治力量的目标，由于察举制的广泛推行而基本

上得以实现了。 综观汉代察举制度的推行状况，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主要体现在：第一，封建集权国 家根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地、大规模地举荐贤能，选拔官吏，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这 在中国历代是第一次成功的尝试。第二，在察举制度实施过程中，明文规定有关保障措施，防 止营私请托，贬黜“谬举”官员等等， 这对于察举制度的正常实施是必要的。第三，对荐举的对象采取对策的办法加以考试，从 中选优录用， 以利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这表明封建国家选官用人、 开发智慧的水平有了提高。 策试虽是口试，但已是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最初形态。先推荐后考试，两者紧密结合，对于提 高举士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第四，察举的名额按区域大小人口多少不等的原则分配、限定； 对边远和少数民族聚居地适当放宽、予以照顾等措施，都是成功的做法。第五，特别注重被举 者的思想品德，孝廉要求为子尽孝为官清廉，贤良方正要求为人正直，都符合社会准则。 但两汉的察举制度也有缺陷。比如：一，察举的众多科目中除孝廉常举行外，举办无确 定时间，员额无规定数目。封建君主往往因天地灾异、重大变故时擅意举行，使国家难以有效 地按计划实施。二，察举标准不具体、不统一，要求不同，难以为察举者所把握；多凭主观意 向推举人才，难免失于偏颇，而且易于为营私请托者所利用。三，无论何种制度，推行既久而 不加改革，势必出现弊端。察举制度施行三百多年，其中虽有小修小补，却未经必要的革新， 漏洞越来越大。在西汉时期尚算光明，到了东汉便阴暗日增，末期更不可收拾。豪强大族开始 把持朝政，弄虚作假。汉灵帝、献帝时，民谣四起，人们奔走相告：国家“举秀才不知书，察 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到了如此腐败的地步，察举制终于成了高 官贵戚舞弄权势的工具。 三、征辟制度 征辟也是两汉政府选任官吏的方式之一。所谓征辟，分为“征”和“辟”两种形式。“征”是朝 廷（皇帝）下令指名征召社会上有声望的士人，直接任为中央官员；被征者叫做 “征士”或“征 君”。“辟”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长官征聘名人，任用为本署僚属，故又称“辟除”。征辟是两汉信 用社会名流贤达的基本方式。 皇帝征士，不仅是选拔合己之意的名士做高级侍从，还往往借以表示朝廷敬重老者与贤 达，以端正社会风气。东汉人陈忠就认为“皇帝临政之初，宜征聘贤才，以宣助风化”。征士的 特点在于征聘， 尊重被征士人的意愿， 可以应聘， 也可以不就。 应聘以后， 任实际官职的不多， 往往以此作为抬高身价的阶梯。到东汉后期，渐成为君主求贤的一种装饰举动。 辟除法选拔面较宽。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长官了解某名士后，即可指名辟用，被辟除者大 有人在。所以自辟僚属者中，丞相权力最大。汉武帝时，丞相田蚡辟除用人之权，竞“荐人或 起家至二千石，权移至上”，汉武帝很恼火，说，我也想任命一些，加剧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 辟除方式的利弊在于：中央给予各级主管官员选官用人的特权，使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较适意的 僚属。这有利于各级机构、部门长官对僚属的知人善任，协调主从关系，发挥所属官吏的积极 性。最大的弊病在于，长官自辟僚属，容易形成小山头或小集团，使少数权臣个人势力膨胀， 助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四、鼓励上书言事，从中选拔人才 “上书言事”，是指社会上一些有见识的士人向当朝皇帝或中央政府上书，对于国策提出

建议，以表明自己的正确见解。由此途径，往往表现出上书者德才水平比一般人高出一筹，故 类似于“以文自荐”的方式。朝廷通过这种渠道发现优秀人才，任用为官员。这也是汉代政府选 拔官吏的一种重要方式。 以言自荐，最早从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的养士毛遂开始。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能以书自 荐，非一般士人所为。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气概与责任感和眼光、智慧，便难有这种举动；即 使有也未必能打动最高君主和中央大臣的心灵。 从这个角度看， 汉代君臣以此法选拔优秀士人， 是颇有创见的。 汉武帝时， 齐人主父偃精于“长短纵横之术”， 但怀才不遇， 四处流浪。 穷困潦倒中竟然“上 书阙下”。他早上入奏，“暮召入见”。因他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 一事谏伐匈奴”，都正中汉武帝下怀。因此汉武帝很快召见并示意相见恨晚。于是立即拜主父 偃为郎中，“一岁中四迁偃”，一年内主父偃被提升了四级。后来主父偃成为西汉著名的封建政 治家。这个时期，赵人徐乐、齐人严安各言一事，也被拜为郎中。 汉武帝以后历朝，也都鼓励上书言事，从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中央机构。但其实施情 况不如汉武帝时。因为封建皇帝至高无上，能接受士人的上书，听取他们议论得失、治乱与兴 衰之理，是很难的，并非所有封建君主都能真正做到。 五、博士弟子 优先录用 汉代在汉武帝以后，有了国立高等学府太学，大批地正规地培养国家的后备官吏，训练 在职官吏。太 学的博士弟子成为国家官吏的又一重要来源。 汉代太学的学官（教师）称为博士，学生称为博士弟子。博士弟子中有在职的中下层官 吏，也有选自各地的优秀青年。他们在校精通一艺（即一经，一部儒家经典），经策试合格即 授以官职。优异者授与较高，一般者较低，低劣者免除资格。西汉人倪宽就是从太学入仕的。 他家里很穷， 上学之余为人耕作以补“资用”， “带经而锄， 休息辄读诵”。 在田间劳动还背着书， 稍有空闲就读。经过刻苦学习，对策过关，做了掌故官。后来他升上了中央的御史大夫。这类 事例很多。 汉武帝以后，地方郡级官学兴起，虽规模不大，但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充实到当地郡县 的官吏队伍中。 六、任子制度 汉代政府除以上诸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外，还有一种任子方式。所谓任子，就是任用高级 官吏的子弟为郎做官。这是世袭制在汉代的反映。 汉政府曾经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 就是说凡是二千石级以上的官吏， 只要任满三年， 就可以有一子弟直接做官， 而不必考查德行。 汉代二千石以上官吏，是地方太守以上的高级官吏。因此按汉政府的规定，郡守以上的中央地 方官吏都有任子的特权。 世袭制度怎样改头换面，都无法不引起正直士大夫的反感和抨击。西汉大臣王吉就为此 毅然上疏，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傲，不通古今??无益于民，此 伐檀所为作也”。他认为实行任子制度，使得那些膏梁子弟越发骄横，不学无术，不思进取。 这类人一旦成为国家官吏，很少有益于民者，就和《诗经· 伐檀》所讽刺的那些不劳而获的“君

子”一样，令人讨厌，危害国家。 七、赀选制度 两汉政府还实行过赀选制度。赀选又分为“纳赀”和“捐纳”。所谓纳赀，是富有人家向国 家交纳一定钱财，以取得一官半职的途径。所谓捐纳，与纳赀是一回事。有钱人向国家捐献一 定资金，以换取某种官职。封建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授予一部分官职，以增加财政收入。赀选制 度，也就是公开的卖官制度。秦朝时曾有纳粟之法。秦始皇四年，“百姓内（同纳）粟千五， 拜爵一级”。那是为了应付飞蝗成灾的临时措施。汉代的赀选则成为一项较经常的制度。汉景 帝时接受晁错务农贵粟的建议，下诏提倡缴粟，国家赏予爵位；有罪者缴粟免刑。并规定凡纳 赀五百万钱以上者可以做常侍郎。汉武帝时专为这类人设立了“武功爵级十七，凡值三十余万 金”。张释之、司马相如、卜式等官员都是以纳赀入仕的。东汉时期赀选制更泛滥成灾。 汉代赀选，并非全为选拔人才计，是企图以官职为诱饵，吸引和搜刮社会财富，以充实 国库，增加财政收入，弥补庞大的开支。由此入仕者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藏污纳垢。 这是汉代官吏制度中最腐败的一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