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与权威之间_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种解释_段保良

《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4

霍布斯（1588～1679）开创了自由主义传统。诚如奥克肖特所言：“尽管霍布斯本人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哲学比大多数自由主义的公开倡导者的学说包含更多的自由主义成分。”[1](P47)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成分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个人主义与现代国家理念。正是在这两个方面，霍布斯奠定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石。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献词中说，他的意图是要在“过多自由”的主张与“过多权威”的主张之间找到一条中庸的和平之道[2](P3)。这一意图以及他的论证对自由主义传统影响至深。霍布斯的政治理论的意图，是创建一个伟大的利维坦[3](P1)，即给俗人建立一个国家，让他们过上一种和平的、有秩序的生活。接下来的论文里，我们先厘清霍布斯对于人性、国家的本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然后揭示霍布斯学说的自由主义意涵。

一、自然权利与自然法

霍布斯笔下的人性是什么呢？在《利维坦》第一部分，霍布斯给出关于人的几个基本预设：人人平等，人皆追求自然欲望之满足，对死亡的恐惧。

《利维坦》从3个方面证明人的平等。首先，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和他处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其次，人们在智力方面也大体相当，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拥有对世界的整全知识。最后，就算在现实中有人在智力上都较一般人高出许多，人们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实[3](P92)。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一种想象的平等。自然状态之中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自傲，任何人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人比自己强。恰恰由于人人都平等地自负，统治变得不可能。人这种天生的自负，根源于人们在善恶观念上的不可弥合的分歧，人对于善恶的认识，完全取决于一己的主观感受[3](P37)。

凡人皆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满足，更不幸的是，这种追求必然转化成为永无休止的权力欲。人在对权力的追逐过程中，产生渴望统治他人、被他人承认的激情，这种激情就是虚荣自负。由于人的虚荣自负，每个人都企图胜过别人，从而互相侵犯，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

在自由与权威之间

——

—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种解释

段保良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图示是：个人在善恶、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对暴力横死的恐惧唤醒人类的理性，人类因而发现自然法的教诲，在其指引下走出自然状态。人们一旦建立国家，将自身置于主权者的统治之下，就有服从主权者意志、遵守法律的义务，因之丧失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获致和平共存与国法保护下的臣民自由。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理念，奠定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

关键词：霍布斯政治哲学；个人；国家；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9）04—0038—05

收稿日期：2009－04－21

作者简介：段保良（1978～），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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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死亡成为人们的公敌，恐惧暴力横死的激情唤醒人的

理性。对死亡的恐惧、消磨甚至抵消失败者一方制胜的斗志，将胜利的荣光让与对手，以换取自己的生命。而胜利者一方，为了荣誉之故，不会轻易置对方于死地，主奴关系由此产生，这就是“自然国家”的起源。但霍布斯的意图不仅在于解释自然国家的诞生，还在于创造一个“人为国家”[4] (P26)。正是以自我保全作为正义之意图与非正义之意图的标准，将道德良知与死亡恐惧等同起来，霍布斯实现了对国家的奠基。将对暴力横死的恐惧确定国家产生的道德基础，使霍布斯能够区分人之天性中的侵略性与正义的自然权利，区分强权与公理，承认正义的可能性[4](30)。

根据上述预设，霍布斯得出自然法的定义和一整套自然法体系：“自然法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它禁止人们做损毁自己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之手段的事，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3](P97)自然法的第一条教诲是“和平”。基本的自然法，一方面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另一方面是基本的自然权利，即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自己[3](P98)。然而，若每个人都有权利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卫自己，那么每个人反而不能保护自己。由于人们之间“互相疑惧”，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扩张统治权；又因为人们天生的平等，这种自保之道必然受到他人的限制和抵抗，从而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为了获得和平，理性所昭示的第二条自然法就是“弃权”。为了获得和平，一个人应该放弃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权利，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放弃相应的权利[3] (P98)。由此看来，这套自然法体系是人在反思自身得出的理性规律，用黑格尔的话来讲，“这个规律要使私人意志从属于普遍意志；自然的、特殊的意志必须从属于普遍意志、理性规律”[5](P159)。

但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具有假言命令的形式：“为了追求自我保全，做这些事！”也就是说，人们发现自然法，不等于会自动遵守。如何让人们放弃为获得和平所需要的权利呢？霍布斯说：“众人把所有权力和力量付托给一个人或一个许多人组成的会议，这个人或会议可以从众多声音中将众人的众多意志（wills）变为一个意志（one will）：这就等于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会议，来承担他们的人格。”[3](P131)承担这个人格的个人或会议就是主权者（sovereign）。“这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他们所有人真正统一于一个惟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每个人与每个人订立信约而形成的”[3](P131)。众人的统一体就被称为国家。

二、主权者与国家

为了保证人们走出自然状态，和平地生活在一起，霍布斯设想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主权者权威。主权者承担着众人联合而形成的人格，众人联合而形成的人格，就是国家这个人造的人，就是“伟大的利维坦”[3](P132)。

此处值得考虑的是：个人、主权者、国家三者是什么关系？主权者为何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主权者用以保护和平的尚方宝剑，其正当性源于何处？要理解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理解霍布斯关于国家是一个人造人的观念。

霍布斯在《论人》中清楚地表明：“关于人这个术语的一般用法可定义如下：所谓一个人，就是言辞和行动可被认为是他的，无论它们是他自己作出的还是别人作出的。若它们是他自己作出的，则此人是一个自然人；若它们是别人作出的，则此人是一个虚拟人。”[6](P189)根据这个定义，自然人具有如下两方面的特征：（1）自然人有能力代表他本人。（2）自然人同时意味着授权者（author），为了特定的目的，他们有能力通过委任他人以他们的名义行动，从而将自身改换为被代表者或人造人。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体系里，众人为了谋求和平而统一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人，正是纯粹意义上的人造人。除非通过代表者的言辞和行动，人造人本身并没有作出言辞和行动的能力，也不可能授权代表，因为授权本身也需要有一定的言辞或行动的表示，而没有得到授权的代表者是不能合法地代表人造人的。谁有权利授权代表者来代表人造人呢？一个合法授权者的授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要与相关的人造人具有某种适当的关系，是相关人造人的拥有者或对之有管辖权；第二，授权人授予代表者的权利，他有权不授权而自己行使这些权利[6](P190～203)。

按照上述理论，霍布斯国家、主权者、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明了。根据霍布斯，众人要走出自然状态，获致和平共存，惟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共权力，具体作法是众人授权给某个人或者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会议来代表他们，将自身转化为一个人造人——

—国家。众人所指定的那个人或会议就是主权者，主权者被赋予权威来承担国家的人格。主权者是在众人联合成一个人的过程中指定的代表者，因此是国家这一人造人的代表者。尽管主权者总是以国家名义来行使其权力，主权者也被说成拥有主权，但主权的真正所有者，却并非主权者，而是国家，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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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者的合法身分仅止于是众人的代表，赋予他们权力，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履行国家职责。

因此，国家的诞生同时意味着众人对自然权利的放弃，意味着主权者的存在，意味着众人从自然状态步入政治状态（或曰文明状态、和平状态）。此外，主权者之所以能代表国家，其权利来自于众人的授权。不过，众人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众人如何将权利授予主权者，授予主权者哪些权利，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于第一个问题，霍布斯说得很清楚，众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单个的人将权利授予主权者的，这意味着，主权者的权利需要根据国家的目的来论证。毫无疑问，自然人自己也可以行使授予给主权者行使的那些权利，事实上，在自然状态中，这些权利就是由自然人个人行使的。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至高无上者”[5] (P158)。只是因为由个人来行使这些权利，反而不利于人的自我保全和追求欲望的满足，所以众人联合建立国家。

个人将一切权利都毫无保留地让与主权者了吗？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主权者的权利范围以及众人在政治状态中的自由。既然众人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谋求和平与共同防御，那么很清楚，个人需要让渡出的权利，就是那些由个人行使会危害和平、造成自然状态的权利。个人在追求自我保全与自我欲望之满足时，若持有这些权利，会妨害到他人的对等的权利。因此，获取和平的惟一途径就是每个人都承诺放弃这些权利，授权由主权者来行使。众人联合而成国家之后，一方面，让渡出有害于和平共存的那些权利，具有服从主权者，服从国家意志——

—法律——

—的义务，众人的授权保证主权者行使政治统治行为的正当性[3](P206)；另一方面，众人之所以相互承诺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服从主权者，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可某些自然人的无限权利。这种授权的目的在于服从理性所昭示的自然法以及人们均认同的主权者，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人们将自身置于“人造的锁链”之中，目的在于和平与共同防御，在此之下享受另一种自由——

—“臣民的自由”[3](P164)。

当然，要实现保卫和平的目的，主权者必须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与权威，足以威慑任何不利于和平的组织和个人，并足以“决断非常状态”（施密特语）。

三、自由与法律

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与法律问题的考虑。在自然状态中，自由与法律的问题对应着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问题；在文明状态中，自由与法律的问题对应着国法与臣民自由的问题。因此，自由与法律的问题值得单独提出来探讨。

自由一词，在《利维坦》一书正文中首见于第六章中对思虑和意志的讨论[3](P43)。在第十四章中，霍布斯给出自由的定义，他说：“关于自由一词，其确切的含义，是指外部障碍物的缺失：这种障碍物，往往会使人部分地失去做他想做之事的力量，但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判断与理性的指令使用他剩下的力量。”[3](P97)这个概念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做某事的力量或能力；第二，若该物或该人有力量去做，是否受到外界的阻碍。霍布斯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力量去做一件他想去做的事，并不牵涉到他是否自由的问题。若一个人在某事上无能力，且这种无能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外部阻碍，而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那么说他在这些事上不自由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监狱里的犯人来讲，情况就不同了。一个犯人被关在监狱里，若无镣铐和高墙的限制，他本来是可以走出去的，由于有这些限制，他无法走出去，因此他是不自由的[3](P162～163)。

可以看出，霍布斯试图在力量和自由之间作出区分，并从消极意义上把自由定义为外部障碍物的缺失。这一定义虽然可以说明诸如“人没有自由飞翔”这类说法的荒谬，但霍布斯似乎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对自由的定义。若一个人被迫去做某件事而不能做其他事，人们常常说这个人不自由。而根据上述定义，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作出某个行动而受到外部阻碍时，这个人才是不自由的。是不是说霍布斯认为奴隶并没有失去自由呢？因为受奴役意味着被强制去做某事，而非做某事时受到外部的阻碍。

在这个问题上，霍布斯的思想并不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首先应当承认，他所说的“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 do）还应包括“不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 forbear）。一个人在不愿做某件事时，若有外部的阻碍强迫他必须去做，那么这个人就是不自由的；若没有外部的阻碍强迫他必须去做，则他就是自由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之前的著作中，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霍布斯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有自由去做一件事，如果他愿意去做这件事他可以去做；如果他不愿意去做这件事他可以不去做。”[7](P38)“自由不过是一个人做他确实愿意去做的，不做他确实愿意不去做的，此自由乃人的自由，而非意志的自由”[7](P450)。“自由是一个人去做他愿意去做之事、不去做他不能做之事的自由，除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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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自由是不可想象的，根本是没有的”[7](P249～250)。

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和政治状态之下的人的自由的分析，上述自由概念始终一以贯之。在自然状态中，人有自由去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这种自由不受任何自然法诫律或其他道德法则（如果说人们发现了某种道德法则的话）的限制，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这一自由，谓之自然权利。然而由于人们之间在体力上和智力上相对平等，这种自由不可能实现。因为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然权利时，会遇到他人同等的自由权利的妨碍。这场自由与自由的对抗、意志与意志的较量，必然引起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的自由反而时时刻刻、随处随地受到妨碍。

不用多说，为了将人们从这种自然状态下自由之枷锁中解放出来，众人建立国家，国家一旦诞生，人便有义务服从国家的意志，国法（civil law）由是而生[3](P206)。国家产生的同时，服从国家意志的义务也随即产生，每个人通过遵守法律，服从主权者而获得和平与保障；通过相互承认的契约，放弃人对人的统治这一权利，遵从国家的意志即主权者制定或以缄默的方式承认的法律，臣民的义务与臣民的自由同时产生。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第一，契约和法律为什么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为什么说人对契约与法律具有义务？第二，这种契约和法律对人的自由造成何种限制？

前面已谈到，自然法具有假言命令的性质。无论人们把自然法称作上帝的永恒律法还是理性的指令，都不可能自动地成为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人与人达成契约，而且这种契约对人们构成义务，其前提在于每个人都有追求和平的意图。不过，霍布斯进一步认为，人们根据和平意图达成的契约仍然是缺乏约束力的，不以暴力防卫暴力的契约永远是无效的[3](P106)。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公共权力，通过公共权力的威慑强迫人们遵守契约，遵从国家的意志。因此他说“武力和法律是国家的两条臂膀”[3](P209)，

“法律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掌握武力使之见诸实行，就无力保护他们”[3](P165)。这种法律不是出于主权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出于构成国家的众人追求和平及自我保全的普遍意志。正如黑格尔所言：“这种法律的状态并不是某种别的东西，而只是一个绝对法律的意志；因而这种普遍意志并不是独裁，而是理性的意志，是用法律形式宣告出来并且系统地规定了的意志。”[5](P160)因此一方面，无论是自然法还是国法，之所以构成人们的义务，是因为服从这些法律符合人们和平共存与共同防卫的意图。由于自然法和国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和平与保护，遵守这些法律符合人们的利益。

人们服从法律，是否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毫无疑问，遵守自然法的义务（若每个人都欲求和平的话）以及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使人们丧失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这种自由。人们通过服从国家将自身系于人造的锁链而失去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从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自由——

—臣民的自由。人们在放弃天赋之自由、置身于人造锁链的同时，也免除天然的枷锁，免除受他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人们服从主权者、服从法律的目的正是在于获得和平与共同防卫，享受法律禁止之外的自由。

四、个人主义与现代国家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承认人的平等，人人有追求自我保全和其他欲望的满足的自由，人关于善恶看法不依赖于客观的秩序和法则，而是依赖于个体的主观好恶。人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另一方面又唤起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在这一激情的引导之下发现自然法的戒律，并通过互相放弃人统治人的权利，建立国家，服从国家的意志和国家之代表——

—主权者的统治，获得和平与防卫，享受臣民的自由。这套从个人出发推导出绝对主义国家秩序的政治哲学，为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

自由主义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个人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强调，权利的平等，自由主义民主，有限而强大的国家[1](P145～233)。根据前面的讨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意图在于建立一个人为的国家，实现人的自由。在霍布斯看来，臣民的自由必须以绝对主义国家秩序作为前提，他主张主权者具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以保障国内的秩序与对外防御。这套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自由主义的话语设定了议程——

—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探讨；他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借鉴。霍布斯对于自由主义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霍布斯第一次对个人主义作出系统哲学表述[1](P46)。霍布斯的个人主义既是一种解释社会整体的方法，又是一整套认识论的、道德哲学的预设。无论是利维坦的政治秩序本身，还是对这一秩序所进行的理论推导，之所以最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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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立，并不依赖于任何神话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或权威，也不依赖于任何既定的道德学说，而是依赖于现实中人的欲望、激情、理性。假定没有任何政治和道德上的约束，人会如何行为；人的自然状态为什么最终会导致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建立。霍布斯在论述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个人之本性的理智分析和近于冷酷的逻辑推理。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成为后来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8](P104～105)。

从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意义上来讲，霍布斯对个人的强调也是显而易见的。《利维坦》第一部分中关于人的讨论旨在追问：人究竟能否拥有对外在世界的正确认知？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分辨善恶？霍布斯通过诉诸人的感觉与经验，表达出一种全新的怀疑主义。他认为，人无法拥有对外在世界的真确知识，人所拥有的不过是个人对外在世界的感觉和经验。例如，每个人都不可能拥有关于善恶的真理，却都自以为拥有关于善恶的真理。个人在认识、道德问题上的歧见，最终导致人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的出路，不是依赖任何既定的权威，而是依赖个人对暴力横死的恐惧，人们正是在这一激情的引导下发现自然法，遵循自然法则，相互订立放弃权利的信仰联合成为国家，通过服从“理性的普遍意志”而获得和平与共同防御。可以说，在霍布斯的理论中，个人的存在比国家更为根本，更为真实。

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学说，自由主义有一个不大彰显的特征，即强调现代国家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的主流会接受霍布斯的基本结论：强有力的国家是提供秩序与安全的渊源，是保障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前提，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条件。”[9](P144～147)霍布斯所设想的国家之所以强大，因为它的真正来源是组成国家的众人，因为国法是普遍意志的表达，人们通过服从主权者来服从国家的意志。这不应该理解为，人们必须服从主权者的盲目任意和单纯的主观意志，而是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普遍意志，这一普遍意志的根源在于组成国家的每个人对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欲求。主权者之所以有权代表国家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授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布斯是国家学说里包含着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因素。自霍布斯以降，政治权力合法性从理论上说实际来自于政治秩序之下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正如福山所言：

“如果我们想破译世界最古老的自由民主的内涵（这种内涵已经被北美以外的许多民主社会所接受），我们需要重温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著作……，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来自君主的神权或统治者的自然优越地位的原则。”[10](P173～174)

此外，霍布斯的国家是一种强大而有限的国家。为了提供秩序与安全，众人将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许多人组成的会议，由国家来垄断暴力的使用。尽管霍布斯赋予利维坦无比强大的力量，若我们从建立国家的意图方面去理解，则不难想见，人们放弃在自然状态中无所不为的自由，臣服于国家，其目的在于实现和平共存。国家手中掌握巨大权力，其目的是实现臣民之间的和平与对共同敌人的防御，也就是说，通过威慑来实现基本的国内秩序与对外防御。因此，霍布斯的国家，本质上不是一个道德的乌托邦，而是具有道德中立性的“警察”或“守夜人”，而这正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精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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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雨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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