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特点

[摘要]证据是案件的生命和灵魂，是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是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活动中的核心任务。如何针对毒品犯罪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充分的收集、运用毒品犯罪的证据，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法律课题。本文首先归纳了毒品犯罪证据收集的特点，然后着重分析了运用证据打击毒品犯罪时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特点运用

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继续呈蔓延发展趋势，毒品种类不断增加，犯罪分子手段越来越狡诈、反侦察意识越来越强。而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打击毒品犯罪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高，毒品犯罪案件查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案件侦破难、起诉难、审判难的问题较为突出。笔者通过调研发现，2007年至2009年，某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件53件84人，其中翻供(包括全部翻供和部分翻供)的犯罪嫌疑人有61人，比例达72%;翻供后存疑不起诉或由公安机关撤回的犯罪嫌疑人有15人，比例达到了17%。有关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证据问题，成为值得探讨的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毒品犯罪的证据种类及特点

我国现行刑法第6章第7节对毒品犯罪作了专门的规定，该节共9条，12种罪名。所谓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从广义上讲，能够证明毒品犯罪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毒品犯罪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毒品犯罪的证据也包括这些证据形式。

毒品犯罪属隐蔽型犯罪，它不像暴力型犯罪那样有明显的作案现场和痕迹。与其它犯罪相比，毒品犯罪有其特殊性：犯罪双方都是自愿的，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被害人;隐秘性强，很难被外人发现;流动性强，点多、面广、线长;情报工作和技术手段在侦破毒品犯罪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毒品犯罪证据与其它普通刑事犯罪证据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没有被害人陈述

在普通刑事犯罪中，大多有被告人和被害人。被害人基于对被告人的憎恨，通常会主动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在普通刑事犯罪中，被害人陈述是一项重要证据。被害人陈述能准确地指明犯罪是否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谁，无论是在侦查、起诉、还是审判中，都有其独特作用和价值。

而在毒品犯罪中，犯罪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买卖毒品赚取巨额的利润，其它种植、制造、贩运毒品等犯罪都是为买卖毒品犯罪服务的。买卖毒品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商品买卖活动，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毒品交易即成功。尽管毒品买卖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对于毒品买卖双方来说都能给其带来巨额的非法利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毒品买卖双方通常不会相互举报犯罪。因而，在毒品犯罪中缺少普通犯罪意义上的被害人。缺少被害人陈述，是毒品犯罪案件证据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2、缺少证人证言

在普通刑事犯罪中，通常都会有证人证言。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证人是当事人之外知道案情的第三人，证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在通常情况下证人证言的客观性较强，对查明案件

事实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在毒品犯罪中，贩卖毒品能够为犯罪分子带来暴利，也能把犯罪分子送上断头台。基于逃避刑罚惩罚的目的，毒品犯罪分子对犯罪时间与地点的选择通常会深思熟虑。毒品交易多采取单线联系，大多发生在相对封闭，不为人们觉察的环境中，且大老板通常隐藏于幕后，遥控指挥，由各自的下线具体实施毒品买卖。毒品犯罪的隐秘性，决定了在毒品犯罪中证人证言相对较少，基本上只有买受毒品人证言的情况。而买受毒品人多数情况下，同时也是向下线贩卖毒品的贩卖毒品人，他们在证实被查明的毒品犯罪时，往往会避重就轻，交待不完整，且其证言具极大的可变性，给公安、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审判毒品犯罪造成巨大困难。

3、犯罪现场勘查不完全

普通犯罪中的犯罪行为在侦查人员开始侦查前大多结束，犯罪现场已经固定化和静止化，侦查人员勘查犯罪现场能够获得丰富的证据。我国资深刑侦专家武和平曾言，刑事案件的侦破是“五分现场、三分思考、一分追捕、一分运气”，[2] 犯罪现场勘查在普通刑事案件中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毒品犯罪中，除了制造毒品和种植毒品原植物外，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犯罪的点多，线长，面广，流动性强，几乎没有固定的犯罪现场。即使是零星贩卖毒品，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也不断地变换犯罪地点，毒品犯罪的交易过程非常短暂，可以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完成毒品交易。毒品交易的快捷性，使得毒品犯罪现场很少留下痕迹和物证，几乎没有证据可资利用。没有具体的犯罪现场，找不到所有的交易现场，侦查部门无法对全部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通过现场勘验难以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难通过指纹鉴定、痕迹鉴定等同一认定的方法证明犯罪，这给侦查部门打击毒品犯罪造成一定的困难，由此决定了现场在侦破毒品犯罪中起不到重大作用。

4、物证种类单一

物证的特点是客观性强，不易伪造，与其它证据相辅相成，客观、全面的证实主要案情。普通犯罪中物证种类非常丰富，难以一一列举。而在毒品犯罪中，物证主要集中在毒品、毒资两类形式上，单靠物证无法形成证据锁链证明犯罪。哪怕是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发现毒品，他也可以狡辩不知道所携带的物品是毒品，而是朋友委托携带的普通物品。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采取人货分离，雇人贩运时，仅靠查获的毒品、毒资是很难成功地证明毒品犯罪。

在缉毒实战中，不少侦查人员认为查处毒品犯罪，重要的就是要缉获毒品、毒资。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具有片面性。基于这种片面的认识，有些侦查人员在缴获了毒品，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供认贩毒行为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了。这种破案方式，往往留有后遗症：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审判程序之后，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翻供。一旦翻供，公诉机关、法院就会要求侦查部门补充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犯罪。然而由于时过境迁，侦查部门很难再补充收集到有价值、有证明力的旁证。于是，按照刑诉法“疑罪从无”的原则，被告人就会被无罪释放。

二、运用证据打击毒品犯罪的问题

笔者通过调研认为，当前运用证据打击毒品犯罪涉及以下问题：

(一)关于证据的收集

1、必须注意破案时机和证据积累。如果没有把握好破案时机和积累证据，就会给认定案件带来困难。如2009年的闵某贩卖毒品案：X市公安机关接到情报，毒犯闵某终于要亲自出面与Z市毒犯胡某的“马仔”张某交易。某日，张某带着1000克K粉、50克海洛因到了X市，打电话与闵某约至某宾馆交易。公安机关跟踪张某到宾馆，在电梯口将张某抓获，随即在房间中抓获闵某。但在审讯时，闵某坚决否认自己买卖毒品，张某承认贩毒但声称完全不认识闵某，闵某的下线承认在闵某处购买过毒品。由于本案除了毒品及通讯详单外，缺乏其他有力证据，且通话详单不能反映通话内容，审讯工作陷入被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增大了侦查投入，也未取得其他旁证，最终本案公安机关撤回了移送审查起诉。一个可能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就这样逃脱了法网。

象这样的教训在侦查毒品犯罪案件中是比较多的，所以侦查时必须处理好破案的及时性和适时性的辩证关系。既要及时侦破从快打击，又不能一发现贩毒就打，要树立长期经营意识，专案专办，积累有关证据。有些侦查机关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一是从看似零星、孤立的涉毒线索中梳理出大案线索、重点对象、地下交易网络，建立专案档案，不断积累该案的证据，寻找突破口。二是加大对吸毒人员的审查力度，查清吸毒人员的毒品来源，积累涉案线索，固定专案证据。

2、注意口供以外证据的收集。毒品犯罪案件中，大部分是零星贩毒犯罪案件。零星贩毒犯罪在交易时常常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易形成孤证。如果案件中没有有重要证明力的其他证据，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按照孤证不能定案的理念，公诉部门指控犯罪的目的就会化为泡影。因此，侦查人员必须重视收集口供以外的证据，如对毒品包装物及上面可能存在的指纹、痕迹的提取以及对现场其他证据的固定等。如2008年的许某贩卖毒品案：某区公安机关在查处许某贩卖毒品案中，许某只承认贩卖被抓获这次0.229克海洛因的事实，对其它的贩毒事实拒不交待。办案人员注意收集其他证据。通过工作，首先搜查到许某使用的一本用暗语记录的交易登记本，再查明许某使用的一部小灵通。通过小灵通的通讯记录及交易登记本，查明了8名吸毒人员向许某购买海洛因的事实。最后法院采纳了这8人的证言和从电信局提取的小灵通用户资料及交易登记本，认定许某贩卖海洛因给8名吸毒人员累计达13.8053克，许某被判有期徒刑8年6个月。本案中，小灵通、交易登记本和小灵通用户资料这些物证、书证对认定毒品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缴获了少量毒品的情况下，对其以前的贩毒行为能否依据吸毒人员的证言认定

在侦破毒品犯罪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在当场缴获了少量毒品，经查，有多个吸毒人员指认他贩毒，但贩毒分子拒不承认贩毒的情况。对其以前的贩毒行为能否依据吸毒人员的证言认定，实践中存在意见分歧。有时候侦查机关认为毒品交易相当隐蔽，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往往与购买毒品的吸毒人员单线交易，只要买卖双方有供述，就可以予以认定。但多数时候检察院与法院往往只认定被抓获的这次贩毒行为，而对以前的贩毒行为一般不予认定。如2009年的费某贩卖毒品案：某区公安机关在贩毒现场缴获了费某贩卖的1克海洛因，之后找到了6个吸毒人员，他们一致供认一直都是从费某手中购买毒品，一次约买1克，累计10余克。但是，由于都是单独前去购买，6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并且费某自始自终都不承认贩毒行为。最后，本案侦查机关只好撤回移送审查起诉。

此案例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目前，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每次电话联系，提供少量的毒品，当被抓获时只能缴获少量的毒品，由于零星贩毒一对一交易和及时消费的特点，甚至出现缴获不到毒品的极端情况。笔者认为，如果多个吸毒人员能证实向其购买过毒品，且证词在多种细节上一致，如贩毒分子的联系电话、分包的价格、数量等是一致的，在证据意义上，应该

已经不能算是孤证了，那么对贩毒分子以前的贩毒行为可以认定。关键是看其供述的细节是否一致，能否彼此互证。

(三)技侦手段获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使用的问题…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大量使用了技术侦查手段。但是，由于我国诉讼法上没有赋予技术侦查手段取得的材料的证据地位，因此必须转化为法定的证据形式才能作为证据。由于公安机关技侦部门的特殊规定，技侦部门对获取的信息出具证据材料时，既不提供录音带、录像带，也不转换成书面证据材料，致使某些证明犯罪的核心证据材料无法提供给法庭，常常得不到法院的认可。前面提到的2009年的闵某贩卖毒品案中，公安机关采取了技侦手段，监听了闵某的通话内容，但因为技侦部门不提供直接证实买卖毒品秘密录音资料，最终闵某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如何对技侦部门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的信息取得证据的合法地位，如何使证据更加充实，是当前打击毒品犯罪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实践中通常依赖证据形式的转化来完成，具体的转换做法有：

1、将秘录的录音资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口供。通常是将技侦部门获取的犯罪录音放给犯罪嫌疑人听，迫使犯罪嫌疑人交待贩毒罪行。此种做法实际上是将技侦部门获取的信息作为侦查的手段，而没有作为证据使用。但是，由于口供属于补强证据，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口供仍无法定案，还必须根据口供收集其他证据。

2、侦查部门向检察院和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叙述技侦部门获取的信息，其作用是使检察官和法官对本案的犯罪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但由于证据内容不在法庭上公示和质证，遭到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质疑。按照诉讼原理，未经公示和质证的证据法庭不予采信。

3、当庭播放技侦手段获取的视听资料。实践中已有实例。如某省张先齐等人贩卖毒品一案。张在电话中指使他人到云南购买毒品(电话中使用暗语，说是买卖水泥，没有提出买海洛因)，被指使的人也供述是受张先齐的指使购买的海洛因。技侦手段获取了张先齐该段通话录音，所以该段录音成为张先齐是否贩卖毒品的关键证据。法院提出应该播放技侦获取的录音材料，公安技侦部门经请示领导后，提供了录音带，并在法庭上予以播放。法院采纳了该录音作为证据，但考虑到其他证据薄弱，而且录音中有暗语，对张先齐判了死缓。

4、将技侦材料先进行鉴定，后“情况说明”，再提交法庭质证。即先由公安机关对技侦材料进行转化，首先对秘录的监听录音资料本身做真伪鉴定，其次对录音资料中的语音进行声纹鉴定，确定监听的对象与犯罪嫌疑人同一，再次由公安机关以“情况说明”加“工作说明”的形式向人民检察院或法院出具，最后当庭对该“情况说明”进行质证，同时将原始的监听资料和鉴定材料提供给法院，但不当庭质证。这种转换做法在云南昆明有过实例，考虑的也较为全面。

侦查机关使用技侦手段对付严重犯罪早已不是秘密，并且有法律依据。《人民警察法》第16

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也明确了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必段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将技侦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转换后提交法庭，对认定毒品犯罪会发挥重要作用。笔者建议，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或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明确授权侦查机关有权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及其规定相应的程序，允许通过技侦手段获取的信息资料作为证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