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剖析.

元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

一、元朝的历史地位

（一）政治方面

1.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号成吉思汗。1227年消灭西夏，1234年灭金。1271年，忽必烈称帝，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

这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它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元朝的统一，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统一的过程就是蒙古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

2.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

原因：(1)当时许多汉族人民来到边疆，为那里的开发做出贡献。

(2)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等杂居相处。

(3)原先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共同生活，已同汉族没有什么差别。

(4)唐朝以来，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迁入中国，同汉族、蒙、畏兀儿等长期杂居通婚，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5)全国各族人民处在一个中央政权管辖之下，加强了彼此间的交往和联系，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意义：元朝的民族融合，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开始，中经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到元朝时，民族融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元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在更广的范围内，更高的程度上的融合，这种融合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程度。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元朝境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仿照汉法建立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分裂。

中央行政机构：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其下设左三部司吏、户、礼，右三部司兵、刑、工。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下设知院、同知、副使、佥书枢密事、同佥枢院判等。罢世侯，军民分职。至元五年设“御史台”，司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二员，

直属机构有殿中司、察院、内八道肃政廉访司。至元元年设“总制院”，二十五年改名“宣政院”，置院使二人，主管全国释教及吐蕃、畏兀儿地区军民之政，为元代新创。宣政院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为元朝四个独立的任官系统。

地方行政机构：立中书省之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叶顺铁木耳（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4.建立宿卫系统和镇戍系统两大军事系统，增强元对内和对外的军事实力。

元朝的军事组织有两大系统：

一是宿卫系统，宿卫军是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主要保卫皇帝和两个京城。（士兵中一半为色目人与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卫兵）忽必烈将怯薛扩编为宿卫，从管理系统上说，宿卫的各卫由独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管辖，但枢密院不直接管理驻防在大都路以外的各省军队。驻防军从万户府中抽出，万户府对行省负责，而行省是文职官僚系统的地区行政机关。这种在地区一级的军、政权力交叉，其目的显然在于促进文武双方的合作。不过，紧急情况下，还需设行枢密院以镇压反抗等。在管理屯田时，军、政管辖权也是交叉的。其中一些屯田和军户直属枢密院，有一些归大司农司或宣徽院或中书省。军、政官僚系统合管的还有奥鲁，或称“军户”。军户最初归枢密院，1268 年将这些军户的管理权较交给了地方文官。军、政官僚系统的共同点是蒙古人强调世袭官职。高级官员可以荫补子，称为文官，武官的儿子在其父亲去世或退休，甚至升迁时可以继承他的职位。

二是镇戍系统，是镇守地方的军队系统。镇守地方的军队分为四种，其中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主要镇守“腹里”。南方则由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共同镇守。军事大权由皇帝和枢密院中的蒙古族官员控制。

这样就使元朝对内对外都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维护统治，保证了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

（二）经济方面

1.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金元之际，即蒙古国时期，由于战乱，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破坏。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改变百姓流亡，土地抛荒的状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主要有：

（1）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如成立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派劝农官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并以招诱逃户，安置流民的多少，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绩好坏来赏罚地方官员。

（2）保护农田，招集流亡，鼓励开荒。

（3）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

（4）兴修水利。在中央设都水监，地方设河渠司，专门主持兴修水利的有关事宜。张文谦、郭守敬在西夏故地，修浚唐来、汉延等古渠，溉田九万余顷。同时，还修筑了其他许多工程。

此外，元政府还多次下令减免租税。以上措施的推行收到了很大成效。“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卷首）。“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间，北方基本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遂得到了恢复发展。

2.公私手工业均有很大进步，其中，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

元朝时期有官办手工业，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等部门；私营手工业经营纺织、陶瓷、酿酒等。官私手工业主要有丝织业、棉织业和毡纺业等，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一次送纳入库的白厚毡2772尺、青毡8112尺，品种主要有剪绒花毡、脱罗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等等。丝织业主要产地在建康、平江、杭州、庆元、泉州等地，产量很高，比如镇江府一年造缎5901匹，建康4527匹，花色也很多，有暗花、丝绸、胸背花等。棉织业在元朝中期已有搅车、弹弓、纺车、拔车、线架、织机等工具，黄道婆还传授错纱、配色、综钱等方法，产品很多，印染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余像麻织业、兵器业、制盐业、制瓷业都有很大发展。

3.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实行重商政策。对许多重要商品，如盐、铁（包括铁器）、贵金属、茶、酒、醋等，采取专利垄断政策，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将经营权转卖给商人，国家抽分其利。对一般民间贸易征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贵族、官吏、寺院也依靠其政治特权积极参与经商活动。其中斡脱商人最为活跃。

政府与贵族官僚频繁卷入经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的繁荣，同时又使这种繁荣带有畸形色彩，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破坏。斡脱倚势横行，靠高利贷牟取暴利，导致很多负债人倾家荡产，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大一统局面的重建，交通运输发达等因素，元朝商业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表现如货币方面：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钞作为主币来发行。中统元年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中央设诸路产钞都提举司，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上各路设交钞库为兑换机关。纸币轻便，易于携带，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有不少商人靠经商致富。

元朝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七市舶司，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其中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因生长刺桐树，在世界上以“刺桐城”著称。至元三十年，元廷颁布市舶法则20 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1/30 为商税。

对外贸易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

（三）文化方面

1.思想上兼收并蓄，几乎对各种思想都一视同仁，加以提倡。

元朝的思想上也是兼收并用的，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都加以承认与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早在1234年赵复被俘到北方后，他就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培养出一批理学家，使得理学得以北传元朝时，元帝尊重儒学，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且推崇理学为官学。元仁宗初年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在《明经》、《经疑》和《经义》的考试都规定用南宋儒者朱熹等人的注释，影响后来明朝的科举考试皆采用朱熹注释。

理学在元朝还有一些变化，南宋时期即有调和程朱理学的朱熹与心学的陆九龄等两家学派的思想。到了元代，理学家大多舍弃两派其短而综汇所长，最后“合会朱陆”成为元代理学的重要特点。当代有名的理学家有黄震、许衡与刘因与调和朱陆学的吴澄、郑玉与赵偕，其中许衡、刘因与吴澄被誉称为元代理学三大家。朱学的后继者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其道德蒙昧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而把注意力由学问思变的道问学转向对道德实践的尊德性的重视，这也促成朱、陆思想的合流。元代理学的发展，也为明朝朱学与

阳明心学的崛起提供某些思想的开端。

2.文学异彩纷呈，特别是元曲和小说独领风骚。

元曲分成散曲与杂剧，散曲具有诗独立生命，杂剧则具有戏剧的独立生命。当时城市繁华，元廷不重视中国文学与科举，当时社会提倡歌舞戏曲作为大众的娱乐品，这些都使宋、金以来的戏曲升华为元曲。散曲是元代的新体诗，也是元代一种新的韵文形式，以抒情为主，主要给舞台上清唱的流行歌曲，可以单独唱也可以融入歌剧内，与唐宋诗词关系密切；杂剧是元代的歌剧，产生于金末元初，发展和兴盛于元代至元大德年间。根据《太和正音谱》中所记，大约有五百三十五本，创作十分巨大而辉煌。元朝后期，杂剧创作中心逐步南移，加强与温州发扬的南戏的交流，到元末成为传奇，明清时发展出昆剧和粤剧。当时散曲四大名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与乔吉，有名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反映作者乐观和顽强精神；《恁阑人》（《江夜》）追求文字技巧，脱离散曲特有风格；描写景物的《水仙子》（《重观瀑布》）雅俗兼备，以出奇制胜；其中描写自然景物的曲子《天净沙》（《秋思》）刻划出一幅秋郊夕照图，情景交融，色彩鲜明，被称为“秋思之祖”。杂剧五大名家除了关汉卿与马致远之外，还有白朴、王实甫与郑光祖，有名的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与《倩女离魂》，主要表现社会与生活情况、歌颂历史人物与事件，强调人物的情感。元曲的兴盛，最后成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元朝的诗词成就较少，内容比较贫乏，但是文以虞集为长，诗以刘因为著。明朝王世贞说“元无文”，但是叙事性文学如戏曲、小说第一次成了主导地位。元朝使华北诞生元曲，江南则出现以浙江为中心的文人阶层，孕育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自由奔放的文人如杨维桢、倪瓒等人，在城市发放出市民文化的花朵。

3.宗教具有开放性，兼收并蓄。

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民族复杂，其统治者阶层本身又有较浓厚的宗教信仰基础，所以，其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兼容并蓄。

蒙古人最初信仰多神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统治者接触了更多更加精致的宗教，他们认为，这些宗教都能凭借各自的不同途径，与“长生天”对话，为大汗“告天祝寿”。由于这种观念，也出于统治更多不同民族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入元以后，蒙古皇帝最终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但同时对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不排斥，允许其合法存在和传播。

4.史学成果丰硕，为后世留下珍贵史料。

首先，元朝的史家继承了中国史学史中的优良传统，承袭前制，设宋史馆诏

修宋、辽、金、三史。其次，元代首创以少数民族文字修中国史的先例。从蒙古汗国时期起，用蒙古文修“托必赤颜”，即《元朝秘史》，这五百多年的《秘史》，记载着我国北方蒙古族社会及其民族发展的历史，这在中国史上是个创举，是元代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第三，中国典章制度史的丰富。一方面把北方少数民族以蒙古族为主，也包含辽、夏、金和西域的各族的典章制度，在接受“汉法”的封建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要求，而纳入典章制度史。在另一方面，不仅以少数民族中的北方和西域的典章制度丰富了中国的典章制度的内容，尤其出现了以汉族为主的典章制度集大成的巨著，那就是元朝初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是元代史学的重大成就。第四，元代史家对“现代史”（元史）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推动的，最突出的是元代河北史家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给后人治元史提供了珍贵的可信史料，他对元朝历史文献的加工和处理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胡三省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对《通鉴》作校勘、考证、解释，对《释文》作辩误，并对史事有所评论，为后世留下重要的史学财富。5.元朝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1）天文历法方面

兴建了上都、大都、登封等处天文台，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27 处天文观测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涌现出了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一批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主持编订了《授时历》，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闚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授时历》将一年分为365.2425日，废除了我国编历的传统办法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此历于至元十七年（1280 年）颁行，一直延用了400多年。

（2）数学方面

元代是我国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数学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四元玉鉴》；蒙哥对古希腊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研究；李冶提出的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成就。算盘在元代也初具规模。

（3）农牧业方面

刊行了《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标志着元代农牧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农桑辑要》由元政府主持编纂，全书分七卷十篇，对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做了总结，并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对推广

农牧业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有重要作用。《农书》为著名农学家王祯所著，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王祯认为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及时施肥、兴修水利才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保证。其中关于棉桑种植具有现实意义。绘制了306 幅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对提高耕作技术有显著作用。《农桑衣食撮要》为畏兀儿族农学家鲁明善所著。此书重在实用，按月记载农事活动，特别还涉及到游牧生产，可补《农桑辑要》及其它古农书之不足。

（4）医药学方面

史称“金元四大家”中有两位生活在蒙元时期。李杲师承刘完素，强调补脾胃，创立了“补土派”，著有《脾胃论》、《伤寒会要》等。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发展了刘完素火热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其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等书。外科骨伤科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与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创新。滑寿精于针灸。另外，少数民族医药学传入中原，涌现出了萨德弥实（蒙古族）、爱薛（回族）等少数民族医学家。

（5）地理学方面

《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负责。该书对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至元十七年（1280 年），忽必烈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地理学著作，以“计里划方”法，绘制成《舆地图》，成为元朝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游记类地理学著作有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对我国及国外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贸易来往等颇多描绘，颇具史学价值。

二、元朝的特点

（一）元代实行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但同时对各民族上层采取笼络优待。

元朝采用“四等人制”，明令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在统治机构中：长官和掌权的官吏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而南人在宋亡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几乎很少人在中央作官。地方的官吏达鲁花赤一

般也由蒙古人担任，并规定色目人作同知，汉人作总管，同知、总管彼此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在军队组织上：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的区别。出兵时各军参差调用，而以蒙古军为主力，军权都掌握在蒙古军帅的手中。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又规定汉人、南人不得聚众败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许可。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则全取。此外，在《元典章》中纪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

但是这种民族歧视的政策对于某些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大地主是不适用的。元朝的法令禁止汉人执弓矢，元世祖却对汉宫汪惟和说：“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有些很早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在元朝的地位和待遇都与蒙古贵族相差无几。相反的，许多蒙古族的下层人民也没有享受到所谓统治民族的特权。草原上的蒙古牧民，在繁重的军役和租赋剥削之下日趋贫困，甚至破产流亡。到了元朝中叶，常有大批蒙古族贫民流到大部、通州、漷州等地，有的被卖到汉、回之家作奴婢。（二）在人才选用方面，元朝前期极少举办科举，因此高级官僚的录用端看与元廷关系远近而决定，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的方式。后期开科取士，但体现明显的民族压迫特点。

与其他封建王朝相类似，元朝官员的来源，有科举、荫叙、推举三方面。但科举制度直到元代中期方使恢复，规模也很小。荫叙制度初定于至元四年，改定于大德四年。按大德规定，正、从一品官员之子许承荫正、从五品官，正、从二品官之子许承荫正、从六品官，以下依例递减。品官子孙承荫，以一人为限。很明显，荫袭为官的并不是很多。除此之外，官员主要来源就是推举。推举的情况比较复杂。由宿卫出职，担任高级官僚，实际上就是推举的一种；皇帝对不属于宿卫的人员，亦经常颁布特旨授职委任，称为“别里哥选”；此外，中下层官僚，大部分由掾史书吏入流出职，占了由推举入官者的大部分。这是元代铨选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

科举选才方面，窝阔台汗听从耶律楚材建议，召集名儒讲经于东宫，率大臣子弟听讲。公元1237年，窝阔台下诏遍试儒生，以论、经义、辞赋三科，中试者免其赋役，并可以与各处长官同署共事。考试于公元1238年（农历戊戌年）进行，后因此举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考试及格者多未能入官。所以，戊戌选试实际上是蒙元时代最早一次恢复科举制度的失败尝试。

元朝建立后也不注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仁宗延佑二年才

开办。

元代科举分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十余次，取士一千余人。元科举所选人才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三）元朝的疆域空前广大

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从今天的地理情况来看，自东部沿海到西部今新疆地区，从南部的南海地区到北面的西伯利亚大部，从西南的西藏、云南到东北的鄂霍次克海，都在元朝统一政权范围之内。

《元史·地理志》记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唐朝时期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县，在元朝几乎都同于内地，以往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