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燕京大学-北大未名BBS-北京大学

陈光中

燕京大学和一个曾经“臭名远扬”的名字──司徒雷登。

1949年8月，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毛泽东连续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就是《别了，司徒雷登》。文章中说到：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毛泽东的文章，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复杂的历史所造就复杂的人物，不能仅用一两句话便可以做出定论。今天以他的这篇文章为引子，介绍曾经闻名遐迩的燕京大学。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

1904年，28岁的司徒雷登带新婚妻子回到杭州，从事传教事业。后迁居南京，到神学院任教师。经历辛亥革命。应邀任美联社驻南京特邀记者，经常进出总统府，结识许多政要。

使司徒雷登的命运发生突变的，是燕京大学的筹建。

晚清时，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0年庚子事变，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被毁，重建时，两校曾有合并打算。但由于创办者涉及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英国公理会 4个教会组织，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一拖好几年。

开始曾定名“北京大学”，汇文大学从1888年开始使用英文名“Peking University”即“北京大学”。但两校为校名来争去的时候，国立“北京大学”成立。他们感到，必须由一位与两校都没有关系、且具有相当能力的局外人担任校长──司徒雷登。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来到北京。明确提出，如果双方仍纠缠不清，无法接受校长的使命。关于校名的争吵仍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专门成立由蔡元培、吴雷川、胡适等人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试图协调。最后，没叫“汇文”，也没叫“协和”，更没叫“北京大学”，连“汇、文、协、和”4个字都不用，而是采用诚静诒的建议，定名“燕京大学”。这似乎说明，燕大从刚成立时就与北京大学产生了一种特殊联系。

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归入燕大，并结合该校特点设立女部。燕大成为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之一。

当时，学校本部在盔甲厂，女部在佟府夹道，仍是“分校”。司徒雷登决心要把燕大办成一流的学校，立即着手筹建新校舍。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勘察，看中西郊清淑春园的所在地，几经易主，清末时归睿亲王后代所有。民国时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这处废园，原打算盖别墅供父亲养老，1920年，司徒雷登专程前往西安，将其买下：计划20万，实际4万。3个条件：为父立碑、附中、每年免费保送50学生。后又买下附近原属明勺园的园地。校址终于确定。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以中国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建设。司徒雷登广为募捐，连续10次回美国，16年筹集2000万元。

1926年6月，迁入新址。总体建设直到1929年才基本结束。燕大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安排建筑布局，成为西郊一处令人瞩目的新景点，也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

从广义的角度，“燕园”作为早先燕京大学及如今北京大学的校园，还应包括西面的蔚秀园、畅春园、承泽园，以及东面的燕东园、中关园等。我们把范围局限于燕园的核心部分。

燕园所在位置涉及明清的两座园林。

燕园西南部分是勺园遗址，初建于明万历年间，属米万钟。由于水源来自海淀（“海淀”指以此为名的湖泊），取“海淀一勺”之意，名“勺园”。米万钟酷爱集石，在房山发现一块巨石，运输过程耗资巨大，移至良乡竟至破产，人称“败家石”。清代被乾隆发现，运进颐和园置于慈禧乐寿堂前，名“青芝岫”。乾隆母亲很不喜欢，认为要败大清的天下！

明清易代，勺园荒废。此后清室在此建造新园，名“弘雅园”；后称“集贤院”。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由于此前集贤院曾被用来囚禁在战争中捉获的英法俘虏，出于报复，外寇将集贤院与圆明园一并烧毁。

侯仁之在他所写的《燕园史话》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勺园”。他说：

勺园不仅是我校校园中开辟最早的一块地方，同时也是海淀园林开辟的先驱。

燕大校址的北部，最早是“自怡园”，清康熙年间是英武殿大学士明珠的别墅，后被籍没，继而建“淑春园”。乾隆年间，淑春园北部被划出，名为“春熙院”，几经更迭，成为后来的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等；而淑春园本身则被乾隆赏给了和珅。和珅大加建设，不料十几年后获罪下狱，被嘉庆赐死，家产抄尽。淑春园“竟与圆明园蓬台瑶岛无异”，也成为主要罪状。淑春园后又归多尔衮后代睿亲王仁寿所有，也称“睿王园”，最终随圆明园一同被毁。“睿”满语读“墨尔根”，百姓也称“墨尔根园”，一直沿用到燕大开辟校园之时。

侯仁之写道：

……亨利·墨菲虽然受教育于美国有名的耶鲁大学，却十分欣赏中国的古典建筑与园林设计。他接受这一任务后，就设想在这一片岗峦起伏、水流萦迴的园林废墟上，根据现代大学应有的设备和要求，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形式和造园艺术的特点，创建一座新校园。可以设想，他曾不止一次徘徊在这一片山环水抱的废墟上，首先考虑的是从哪里开始来确定整个校园总体规划的主轴线。有记载说，有一天，他站在一座土山顶上四面眺望，西方玉泉山塔忽然映入他的眼睫，他高兴地说：“那就是我想找的端点，我们校园的主轴线应该指向玉泉山上那座塔。”实际上，校园大门（今西校门）的位置就是这样确定下来的，这正是我国古典园林中所谓“借景”的手法。现在这条主轴线从西校门开始，一直向东穿过早期教学中心的广场和校园主楼(办公楼)，然后越过一带丘陵，又掠过一片湖水，而且正好是经过湖中的小岛直达东岸。在这条主轴线上，中间的一带丘陵，划分了前方布局严整的教学区与后方环湖的风景区，它的作用十分重要。其次在湖心小岛和湖的东南岸边，又分别建起了岛亭和水塔，更突出了点景的作用。在这条东西主轴线之外，又设计了一条南北向的次轴线，并在这条次轴线

上，布置了男女学生宿舍。男生宿舍在北，女生宿舍在南，中间隔以丘陵和湖泊，布局和谐自然。……是在古典园林的基础上，为现代化建设的目的而进行规划设计、井取得成功的一例。

我们从燕园主轴线的西端起点──西校门开始，浏览校园。

西校门原门牌为“娄兜桥1号”，为1926年燕大校友集资所建，也称“校友门”，是燕园正门。门上匾额，原是蔡元培题写的“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来后，换成毛泽东题写的新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北大学生会请求为校徽题写，放大后用于此处。

西校门内“校友桥”，也是燕大校友集资所建。前面的草坪有一对华表，正面是主办公楼。

华表原属圆明园遗物，曾有四座，修建燕园时得其三，余下一座被运到城里，置于天安门前。后来北京图书馆在文津街筹建新馆，想把燕园内多余的一座与天安门的那座配成一对，不料运输时出了差错，搞乱了对应关系，使两处华表都成了一粗一细。

草坪正东主办公楼原名“贝公楼”，纪念原汇文大学第二任校长贝施德。

草坪北侧楼原称“M楼”。一次，司徒雷登在临湖轩设宴招待新来的教授讲师，向众人询问对燕园的印象，钱穆说：

原来我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学校中最富有“中国化”味道的，自然非常倾慕。但是到这里一看，觉得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刚进校门，首先看见的就是“S”楼、“M”楼，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中国化”又表现在哪里？我的意见，应当使用中国式的名字才算相称！

司徒雷登召开校务会议，改“S”楼为“适”楼、“M”楼为“穆”楼，其他建筑也赋予相应中国名称。有人戏称：你提建议改名，结果与胡适各得其名，好不荣耀！

“穆楼”后来改称“外文楼”。“文革”期间，它是北大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南界。外文楼之北、民主楼以西旷地便是“牛棚”。如今是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继续沿主轴线东行，是一片丘陵，即主、次轴线相交之处，是钟亭。钟是清代遗物，1929年置于此处，先悬钟、后筑亭，成为校钟。

当年亨利·墨菲设计次轴线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主轴线为基准──

北侧属“阳”，安排四座小楼，“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为“男士聚居地”；

南侧属“阴”，四所格局独特的院落为“女士闺房”。

后来在一～四楼的东面又相继建起两座不同风格的建筑，排为“五“六楼”。北大迁入燕园后再增建一座小院，顺排“德、才、均、备、体、健、全”7“斋”；如今的一至六院中，三、六院是后来添建的，燕大早期只有一、二、四、五院4所院落。

颇具阳刚之气的“四楼”与富含阴柔之美的“四院”遥相呼应，形成平衡主轴线的两翼。如侯仁之所说，与燕园内所有建筑一样，男女宿舍都采用三合院式成组设计，各有特点：“四楼”不设围墙，风格粗犷开朗；“四院”格局含蓄，各院自成相对封闭的空间。

当时赞助者往往对校园里的建筑提出具体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并要求居于校园中心，位于湖边，应体现中国建筑风格。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

司徒雷登并未真地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特殊情况：1926年6月5日，正值燕大迁入新

址的时候，司徒雷登的妻子因病去世，后葬于燕大墓地；他们的儿子在美国，只有司徒雷登一人在中国。因此，这临湖轩便时常作为“公共场所”，用于接待贵宾，和开会。燕大的青年教师在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

临湖轩原没名字，1931年，校友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冰心命名“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匾额。

临湖轩下来是未名湖。侯仁之题写的“未名湖”立石。

“未名湖”迟迟未命名。钱穆拍板：既然提名皆不适，何不索性称之“未名”。“未名”并非无名，有名却又不似实名。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未名”之名，也是不可名之名；要想搞清含义，会有一万种理解，最终结果可能仍是“未名”。

博雅塔在主轴线东端终点，是燕园规划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它不过是座普通的水塔。当年在未名湖的东南角开凿了一口深井，水源充沛。所以在深井附近修筑水塔。“博雅”是纪念燕大美籍教授博晨光的家族为学校所做出的贡献。

这水塔仿造通州城内燃灯古塔。那古塔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为通州协和大学本是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所以这塔也带有特定的纪念意义。

如果说，未名湖水象征着智慧的泉源，那么博雅塔身就代表了勃然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人们常将燕园景致戏称“一塌糊涂”，是“一塔湖图”的谐音。“一塔”，便是博雅塔；“一湖”，既为未名湖；“一图”，当指图书馆。

早先燕大图书馆在主办公楼南侧，而北大的图书馆以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为起点，历史更久，1918年迁至沙滩红楼。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移来燕园，图书馆合二为一。1975年在东校门内建设新的图书馆；1998年由李嘉诚投资再建新馆，成为“亚洲高校第一馆”。

图书馆将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深厚文化底蕴纳于一体，同“一塔”、“一湖”和谐相依，构成燕园智慧、精神和文化底蕴的总体象征。

新建图书馆大楼保持了燕园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成为燕园东部的标志性主体建筑，同时，又使整个燕园的主轴线南移。这些年来，燕园地域大有拓展，在校园建设中既有令人赞叹的奇妙构思，也有不可否认的败笔。最使侯仁之担忧的，是燕园水源枯竭的问题。当然，这不仅与燕园自身有关，还取决于周边环境。

我说：如果使用一句“政治味道”较浓的话来说，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的初衷，是企

图通过传播西方文化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是，大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努力了几十年，培

育出了无数人才，真正继承殖民文化衣钵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反倒成为激进的爱国主义者

或彻底的革命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嘲弄。而在那些前来中国积极推行西方教育的人

当中，尽管鱼龙混杂、目的各异，但也不可否认，确有一些信仰坚定、目标明确的人物。有

趣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些人，居然会爱上这里的土地和人民，甚至深层次地融入中国社会的

政治斗争之中，有时竟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显得更激进、更大胆。这种奇特的现象，也许很

值得历史学家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司徒雷登在办校思想上突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的方针。燕大作为教会学校，突出宗教教育是必然的，但本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却大胆提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它所传授的真理，应当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他废除了原有的一些规定，宣布学生不一定要把宗教作为

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他还邀聘更多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并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使中国教员的比例由建校初期的三分之一发展到三分之二。

在推行“中国化”同时，他也致力于“国际化”，他所追求的“一流大学”不仅中国的一流，还要是世界一流。比如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作。

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司徒雷登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说：“此时此刻正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燕京大学面对这样的报国时机，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1926年“三·一八惨案”，死伤二百余人，燕大女生魏士毅为其中之一。第二天，司徒雷登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后。那年，侯仁之入校不久，偶然看到了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竟致影响终生，毕业的时候，选择了留校。

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

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

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北大迁来后，将原在沙滩的另一“三一八死难烈士纪念碑”移至此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一百多名学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校方公开支持，停课一周举行“爱国行动周运动”。已改任校务长的司徒雷登带领数百名师生在海淀镇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专门接收50多名东北流亡学生进入燕大学习，他们后来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正是司徒雷登的特殊作用，燕大成为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而司徒雷登对于共产党在燕大校内的活动从不干涉。燕大的地下共产党人多达五十余名，是北京各大学党员人数最多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燕大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因此在战争初期还能够保持相对平静。为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在校门张贴告示阻止日军进入校园。在被日本占领的北平，燕大成了一个位置特殊的地方。

当时，由于燕大没有与北大、清华等高校一起南迁，曾经受到许多燕大师生的指责，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并不是错误的。由于燕大留在北平，不仅为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保留了一处可以继续求学的地方，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

抗日战争开始后，燕大原来的学生生活辅导科改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由美籍教授夏仁德为委员会主席，毕业后留校的侯仁之为副主席。委员会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秘密协助爱国学生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学生临走前，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饯行。冰心曾回忆，她和吴文藻曾经找司徒雷登商量，借用他的汽车将两个要去大后方的学生在夜里送到郊外。

燕大的一些外籍教师也是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离开北平、投入抗日斗争的。英籍教授林

迈可秘密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提供医疗通讯设备，司徒雷登让他乘坐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小汽车外出。后来，林迈可与班威廉两对夫妇投奔晋察冀根据地时，也是乘他的汽车。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乎同步，北平日寇也对与美国有关的机构实施突然袭击，燕京大学作为主要目标之一，立即被占领。此后，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数十名燕大的教职和学生被捕，关押在沙滩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是日本宪兵队本部所在地。后来，部分外籍教师被押往山东等地的集中营监禁，一些中国教师及学生也被判刑。

北平燕大被摧毁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庆后，在内地的燕大校友一致决定，在后方复校，校址定在成都陕西街的原华美女中及启华小学、华阳县何公巷文庙等处。当时报考的学生超过3000人，由于学校容量有限，每20人才能录取一人。1942年10月1日，燕京大学在成都正式开学，到第一学年结束，有学生364人。到1946年的4年间，有600多人毕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7日，司徒雷登被释放。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原在燕大工作的陆志韦、洪业、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5人在东交民巷开会，决定马上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等人主持复校工作。司徒雷登提出：原燕大的教职员工，凡是在沦陷期间丧失气节、为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

10月10日，燕大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大钟在沉寂3年零10个月后再一次敲响。

值得纪念的是，1945年这一学年，北平、成都两处燕大是同时办学的。成都燕大的400多名师生，从1946年夏初开始陆续回到北平

燕大举行复校开学典礼的那一天──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坚决不肯离开南京。在他的影响下，除了苏联使馆以外，其他国家的使馆都没有随同溃逃的国民党南迁广州。

在解放军打进南京的第三天，司徒雷登开始起草一份备忘录，提出关于承认中共的设想。

一周后，他派人与中共联系，而中共方面负责外事工作的，正是曾在燕大读过书的黄华。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希望能够亲自去北京与周恩来面谈。当毛泽东、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同意司徒雷登秘密北上。

但是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7月2日，司徒雷登接到国务卿艾奇逊来电，不仅不允许去北京，还要求他必须尽快回国。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登上飞机，永远离开了他前后一共生活了55年的中国。

3天后，在他抵达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那份“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由于“白皮书”中公布了许多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其中包括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例行报告和本属“绝密”的资料，，他等于被政府出卖了！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司徒雷登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司徒雷登他刚下飞机便被专车接到国务院，接见他的官员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不得随意对外发表言论。后来他虽然有过几次演讲，稿件也都是经过有关方面审查和删改的。

司徒雷登的晚年，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与失语症，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一直和秘书傅泾波住在饭店里。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在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而去世，终年86岁。

他最大的心愿，是将骨灰送回燕大与妻子葬在一起。但遗愿未能实现。去年回归杭州。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教育界发生了许多大的变革。

教育部于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对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的设想。会议提出三项基本方针：①，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②，高等教育要向工人农民开放；③，高等教育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

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个调整首先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了。

同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中美关系中断。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声讨西方“文化侵略”成为突出内容。接受美援的教会大学自然成为批判重点，燕京大学被定性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冻结了在美的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也立即冻结在华的美国资产。当月，在政务院的第65次政务会议上，通过关于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决定，并确定了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国内办学校的方针。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自此开始，燕大便成为国家公办的大学。校内许多外籍教师陆续离开燕大而回归故土。

第二次重大变革，则波及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就是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其调整的方式，主要是“撤”、“并”、“迁”及“新设”。燕京大学的命运是“撤”：一些系、科调入其他院校，余下部分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撤销。

1952年9月，北大从沙滩旧址迁往燕园；10月4日，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

从此，燕京大学便彻底消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了。出于习惯，仍称“燕园”。

大饭厅。“文革”中，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于大饭厅前。为纪念北大建校100周年，1998年在大饭厅原址筹建“百周年纪念讲堂”，2000年4月投入使用。

三角地。

在北大人的记忆里，它却总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原先大饭厅东南角，一小块三角形空地，不知何时开始，随意竖起几块告示板，随时代不同，告示牌在不断变换着内容。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造反派的大字报、“红色组织”的通缉令、“牛鬼蛇神”的悔过书、革命群众的揭发信……

80年代特点是学术气息：各种专业讲座、学术会议的通知，著名学者进行报告、演讲的告示，形形色色的群众团体招兵买马的启事……

9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是“经济”两个字：“名师家教”、“考研辅导”、“出租豪华床位”、“转让考试资料”、“寻找经商伙伴”、“传授致富秘诀”……

北大校园里什么地方能够最及时、最鲜明地展现时代气息，那就是三角地。可惜没了。

就在三角地的西面，不过一墙之隔，是燕南园。

燕大初期建设中，教职员的宿舍区受到相当重视，勺园旧址东侧的燕南园，便诞生于那个时期。除了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筑材料多由国外运来，门扇窗框木材都是上好的红松，把手也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设打蜡地板，屋角有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家家门前屋后都有宽敞的庭院。各自相对独立的庭院或分或合，在校园里形成了一个景色别致的特殊区域。

燕南园只有17幢住宅。80多年来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全世界有无数高等学府，许多学府也各有自己的教职员专属住宅区，但是，像燕南园这样因圣贤荟萃而闻名于世的，只怕是寥寥无几。

燕南园并没有门。从“三角地”北拐，沿着围墙尽头斜坡上去，便是燕南园。

如果在燕南园偶尔遇到一位拄杖缓行老人，万不可有任何鄙薄之心，因为那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完全可能是你仰慕已久的某位学界泰斗。

早期燕南园住宅是一户一栋，后来则是两户一栋。每栋先后住过不同时期的人物。

上坡左首第一栋为52号，物理化学家黄子卿、语言文字学家林焘。

黄子卿是中国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曾被载入美国1948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化学部委员。1982年病逝。

林焘是语言文字学家，前几年刚刚去世。

53号，也是一栋小楼，生物学家沈同。据说，沈同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教授。

54号，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是英文学名“威廉”音译，很有“洋味儿”。洪业的头衔及业绩恢宏，这篇文章难以包容，他与燕南园本身的联系似乎要多过他人。

这个燕南园，据说是由他开始建设的。

1923年洪业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任历史系任教授、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制定了现代化的科学的图书馆管理制度，组建了从属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并任主任，还兼任过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宗教科教授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洪业和数位燕大教授被捕入狱。释放后仍受到严密的监视。他坚决不为日伪做事，靠卖画售书为生，直至日本投降。燕大复校后，依然担任历史系教授。

1946年，洪业赴美国，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从此离开燕南园。1980年12月23日在美国病逝。根据他生前安排，藏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及北京图书馆。

56号，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周培源。

立学之才：在美国拿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仅用三年半；27岁便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物理教授。

治学之道：九代弟子，个个声名赫赫。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大多是他的门生。

为人之本：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住处太远，为不误上课，他竟自备红马一匹，每天策马到校，得一“周大将军”美称，后来养不起马，改骑自行车，从未误课；他两次拒绝美国让他加入“美籍”的邀请，在1947年举家回国；北京解放前夕，亲自加入清华大学师生组织的巡逻队，带领学生持枪护校；“文革”中，顶着巨大压力，拒不批判爱因斯坦……

周培源先后在北大当过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据说他家无论领导还是普通师生，推门可入。他生活甚为简朴，一次某女士前去，撞见他穿着一件破背心，他赶紧致歉：不好意思，不知有女士要来。说“不好意思”，并非因为背心破，而是自认不应在女士面前衣冠不整。

周培源是性情中人。他家“阴盛阳衰”，四个女儿加一个老伴，惟一男人，称家中有“五朵金花”。右耳失聪，说话时习惯大嗓门，据说他每天都要到老伴屋里“请安”，大声宣泄“爱心”：“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日日如此。1993年11月24日，照常在燕南园里晨练，有些不舒服，想躺到床上休息一下，不料辞世。

其后，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北大校长的张龙翔继续在56号居住。

从56号向东走，并列平房是55号，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定。他是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了，是党所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最有名的著作当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平凡的真理》。

据说，冯定到北大担任哲学系教授，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让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唱对台戏。所以，冯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便成为了哲学系的主课。但20世纪60年代，他却成了批判的对象。他是个倔脾气，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从此，他就成了“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平反，担任了北大副校长。1983年因病逝世。

冯定轶事：一小偷潜入他家，没找到值钱东西，正在懊恼，突然听见说话，原来冯定就坐在屋子里，见小偷要走，才突然开口：“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小偷吓得拔腿就逃。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也曾是56号的主人。80岁以后仍坚持上台讲课，年逾九旬仍亲自带研究生，至1997年逝世，整整执教70年。他的故居前建立了一尊塑像。

前些年，校方翻建房屋，据说著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即将在此安家。

两个并排的院子，东面是58号，西面是57号。两个几乎一样的院门是完全中式的；那门前两对雕有石狮的门礅，居然一模一样

东面的58号院，原是国学大师汤用彤的住宅。他学风严谨，讲授有关外国哲学家的课程，也坚持依据原著。许多课程已教多年，每次上课仍认真备课，重新拟写讲课提纲。他在生活

上很少挑剔，晚年时每天早点习惯喝一杯牛奶，再加一块撒上少许白糖拌和黑芝麻粉的烤馒头片，有一次家人误将茶叶末当成黑芝麻粉，他也照常吃了下去。1965年逝世。

57号原是哲学大师冯友兰所住。他的主要著作均收入《三松堂全集》之中，而那“三松堂”，就是他所住的燕南园57号。

冯友兰1915年便考入北大专攻哲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许多大学任教，1952年各大学调整院系，开始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从此住进燕南园，直至1990年以95岁高龄去世，可算在这里居住时间最长者之一了。

冯友兰一生在政治上历尽坎坷。到北大之前，便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而批判。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活靶子”，“文革”中更是历尽磨难。直到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才被从“牛棚”中放出。

但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作为深通儒学的大师，却违心的写了一些批判孔子的文章，造成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他自己颇感悔恨的，曾经坦言：“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燕南园正中的60号，住过美籍心理学教授夏仁德博士，他在建校初期便来燕大任教，原先住在未名湖畔一个小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夏仁德被日寇逮捕，押到山东的集中营监禁，1944年才释放。前往四川，在成都燕大任教。抗战胜利后，参与成都燕大师生复员北上的工作。一路上从不进司机驾驶室，总是坐在大卡车的车厢后部，这里颠簸最凶而尘土最大。

他自此住进燕南园60号楼，后来还住过62号。始终支持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地下党和学生组织经常在他家里开会，使用他家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1946年发生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夏仁德与学生一起徒步进城示威，在自己的背上写上“抗议美军暴行”。

他还让国民党军警列入军警黑名单的学生隐蔽在家中阁楼上。直到夜深人静，安全逃离。当陆志韦得知学生已经离校后，才允许军警进校搜查。而夏仁德仍守在燕南园路口，见警察过来，便厉声制止：“这里是外国教授的住宅，不许搜查！”

1950年夏仁德回到美国，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之一1980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曾热情地组织并参加欢迎活动。1981年逝世。临终前，口述了一封给燕大校友的信，说道：“我深深地景仰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和你们在其中的贡献。”

临湖轩北坡石头上的碑，英文“赖朴吾、夏仁德花园”，下面两块石头他是他们的签名和生卒年代。赖朴吾是燕大的老教授，1984年来华讲学时逝世，骨灰撒在未名湖畔山坡上，并种了3棵黄刺梅。而夏仁德在美国逝世，这里只是一座纪念碑。

60号后来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教授居住。1986年逝世，著作等身。《古代汉语》几乎是所有汉语专业学生案头必备的教科书。

王力于1954年来到北京大学，先是住在朗润园，后来迁到燕南园60号，在这里整整住了30年。他那仅有六七平方米书房在一楼客厅旁边，被书堆得满满的，据说他家里连厕所里也到处都是书。

拐过去，59号是物理学家褚圣麟住宅。

62号住的是中国文学史家林庚。林庚是一位诗人，诗与歌是分不开的，他进入暮年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锻炼身体的方法：高唱歌曲。他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原先每天要唱三个小时。

61号南面，是侯仁之所住。即使是陌生的来客，他也认真接待。然而，在谈话中侯仁之极少谈到自己，最常提到的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顾颉刚和洪业。他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是“好极了”！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

63号院，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居所。

他在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支持校长蔡元培，大刀阔斧地开展对北大的整顿与改革；他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怒斥“四大家族”，鼓吹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以致被蒋介石逮捕监禁；他化装成厨师，坐船投奔共产党的解放区……

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63号接见《文汇报》记者，发表“新人口论”，认为“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出人意料的是，他却被人与马尔萨斯相提并论，遭到了长期的批判。当时，不仅北大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这63号也被大字报所淹没。

马寅初在重重围攻中，毫不退缩，断然宣称：我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60年1月4日，他被迫向教育部写报告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于3月18日离开了北大。直到1979年9月，98岁的马寅初才被平反，三年后他在北京医院逝世。

正如后来人们所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马寅初离开北大后，时任北大副校长的魏建功教授迁进63号。魏建功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他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大众化的现代汉语字典。魏建功于1980年在一次手术中意外去世。

64号。“文革”中，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其夫人就是在这里双双自尽。

翦伯赞当过北京大学的副校长“文革”受冲击。我们说过，冯友兰因为毛泽东随意说的一段话而使境况有所改善，那段话还有几句与翦伯赞有关：“……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翦伯赞本来住在燕东园，被造反派轰到了一间小屋里，由于毛泽东的话，迁到了燕南园63号，但仍被隔离。1968年12月19日,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从64号再向北走，65号曾经住过哲学系的郑昕、东语系的马坚、历史系的齐思和，均已故去。如今住在这里的是国际经济法专家芮木。1908年生。

66号，曾是冰心与吴文藻结婚的“新房”。

1929年六月，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的住处，就是校方专门为他们夫妇建造的这座小楼，这小楼从建筑方案到内部装修，融进了他们不少意见。他们在这里住了七年多的时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前往大后方。在这里，冰心写下了《第一次宴会》等名篇。

这66号还住过一位名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朱光潜。1986逝世。

再后来，66号则成为学校党委统战部的办公室了。

道路东侧二层楼房，是51号。饶毓泰。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光谱学家，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首创边教学边演示的授课方法。本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被誉为“光学巨星”，他的学生：吴大猷、吴大任、江泽涵、陈省身、郑华炽……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文革”中备受摧残，于1968年10月16日在这所住宅中投缳自尽，时年77岁。

其实，在燕南园西面的“大上坡”旁边，还有50号院，曾是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的住宅。1966年11月24日文革中逝世。

燕南园西面的路口叫“大上坡”。“花匠碑”，据说是圆明园的遗物。燕南园中的前辈们，正是苦心培育人才的辛勤园丁。这碑，岂不恰是为他们而立！

“燕南园”是燕大和北大的共同象征，也是燕大和北大的共同“圣地”。

2009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