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

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热闹之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反思。因此，《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可以说，它的出现，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大潮流的，是应运而生。陶希圣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重视材料的收集。他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他并不轻视理论，但他认为理论必须与材料相结合，由材料来实证。“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是房子。方法是史学所必须，但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日)。）对于搜集材料有成绩的，又会希望他们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如他在称赞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的研究风气时说：“龚化龙先生是在武汉大学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李先生指导下的学人，自有一种风气。他们详细的搜求材料、慎重的发言，他们没有多少自己的话。这种治学精神，如果再加以经济理论的陶冶，历史哲学的引导，必能为了这门学问大张旗鼓的。”（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有了材料，就更显得理论方法的重要，须要理论的陶冶和哲学的引导了。不持偏见、公平的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宣传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广告就说：“国内的唯物辩证法叙述古代政治思想史发展概况及各派主张之详细内容者，本书实首屈一指。”(注：见《食货》半月刊多期。)陶希圣曾颇为幽默的用很俏皮的话来反击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他说：“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像锋头很猛。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都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便易受别人的攻击。”（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4期。）从他这三点声明看：（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虽然不都是，主编人应该是吧?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主编是的意思。（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这是和当时左派所执的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划清界限。（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这是真实而又有感情的道出他心的深处是执着唯物史观的。陶希圣先生晚年，反思他过去的学术思想时，曾说他是“社会史观”、是“旁门左道”。他说：“民国20年至26年(1931—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出版。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这里是从陶晋生的《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一文中转引的。）所谓“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的正统历史学，很清楚的是指的胡适先生为首的当时在中国历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学派。这里，他说他的观点是“社会史观”，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以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他又说：“我虽持唯物观点，仍与唯物史观不同。我自称为社会史观，而反对公式主义及教条主义。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讲究方法论，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在别处，他在追述他早期的史观时也说：“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的公式主义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与桑巴德

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用心用意，把《国家论》译为中文，交新生命书局出版。”（注：转引自陶晋生：《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古今论衡》第2期(1999年6月)。）细绎陶氏的著作，应该说他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从《食货》创刊号起就刊有“食货学会会约”。但据我所知，即使按会约规定这极松散的学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上有个“食货学派”。在《食货》上写稿的人，不都是完全同意《食货》的“宗旨”的。抗日战争一发生，《食货》停刊，《食货》的写稿人也就散了。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主要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当然，学术思想上属于食货学派的还有一些人，后来联系不多，连士升搞翻译，沈巨尘作官，都不再作社会史研究。食货人中，最有成就的是鞠清远。此人粗犷、厚道、勤奋，而有智慧。可惜!鞠、武、沈都误入政治歧途，作了汪精卫伪政府的官。有个全汉昇，是我北京大学史学系同班。最近以90岁高龄在台湾去世。他在《食货》上写过文章。他最有成就、有贡献的文章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出版)刊载的《中古自然经济》。他1935年毕业后即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社会经济史论文很多。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食货》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而又争不出个名堂来之后应运而生的。它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