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摘要：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关键词：1917年京直水灾；官民合办；“义赈”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9-0135-04

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

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洪水泛滥”①。因这次水灾的受灾区域主要集中于京兆和直隶地区，所以被称为“京直大水灾”。学界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对其灾情和救灾情况的介绍，或集中于对其救助方式的分析。②本文尝试以《京畿水灾善后纪实》和《益

世报》等相关报道为主要参考资料，对此次水灾救济中“义赈”的特点、作用及其局限性等作些简要分析。

一、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主要特点

1.参与“义赈”的慈善救济组织数量多

相对“官赈”而言，“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募、筹集经费并直接向灾民散放物资的赈灾活动。义赈组织主要是指“义赈”所依托的领导、筹赈、办赈等机构的慈善组织。据《京畿水灾善后救济纪实》卷八《义赈》的统计：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达20多个。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既有京畿地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义赈组织，也有全国性组织和个别来自国外的义赈组织。属于京畿本地范围的义赈组织主要有顺直助赈局、顺直水灾义赈会、天津水灾急赈会、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等。参与本次“义赈”的普通善会善堂主要有天津贫民教养院、天津掩骨社、天津广仁堂、天津济生社、天津西老公所、天津义阡局等。此外，近畿水灾救急赈捐会和以救助冀州所属五县为目的的冀属水灾救

急会等义赈组织也在天津地区的水灾救济和防疫工作中发

挥了一定作用。外省区慈善救济组织主要有上海义赈会、上海义赈协会、上海广仁堂、上海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会以及旅沪顺直同乡会、江苏仁德堂、奉天直隶会馆水灾赈捐事务所、吉林扶余农安慈悲会等。国外慈善组织主要有美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义助会。佛教慈悲会、中华圣公会等宗

教类慈善组织也参加此次水灾的赈济工作。

2.参与“义赈”的各种慈善救济组织联合办赈

1917年水灾赈济之初，以熊希龄为首成立了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简称“督办处”），作为领导救灾的官方总机关。为联合中外各慈善团体筹议赈济及处理善后事宜，又发起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联合会”）。该会要求各义赈组织分别按“急赈”“冬赈”“春赈”“工赈”

等名目开展赈济工作，无论是按哪个名目还是在哪个县放赈，均应预先汇报并进行登记，以便统一安排。③相关义赈组织按照“联合会”的要求，接受“督办处”的委托，积极开展赈灾工作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除石家庄、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由该会自发办理外，其在文安、东光、沧县、徐水等县所办的赈灾事务均受“督办处”委托。熊希龄在1917年10月23日给中国红十字会赈灾特派员蔡吉逢

的电报中称：“兹拟请贵会担任东光、文安、沧县、玉田、

徐水等五县急赈。”④1917年11月，“督办处”还请求天津

红十字会分会参与静海县的赈济工作，“特别颁发赈款，交

该县官绅散放”⑤。据统计，该会在静海县随机发放棉衣700件，高粱150石。⑥中国红十字总会还受督办处之邀，为参与中美合作的以工代赈修筑京通公路的灾民提供棉衣2万件。⑦

3.官民合作办赈

早在“督办处”成立之初，即确定了“放赈之事全行委托本地士绅及各慈善团体”⑧的办赈方针。“当水灾发生之时，京畿有顺直助赈局，而天津亦设顺直义赈会以应之，其用意皆辅官力之不足”，故而委托慈善组织继续办理赈济事宜，“现在各处急赈，均系由红十字会及诸慈善团体经手散放”。⑨此后，又相继委托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办理1917年年底的“冬赈”和1918年年初的“春赈”。在办理“冬赈”和“春赈”的过程，也体现了官民合作办赈的特征，即由官方委托义赈组织办理“官赈”。与此同时，义赈组织又委托县知事代为办理某些具体赈灾事务，并由地方士绅参与监督。春赈款的散放也是通过官民合作的方式完成。顺直水灾义赈会没有直接参与春赈款的散放，而是根据“被灾各县灾情轻重，酌量分配发交各该知事”⑩。并在赈款总数超过1000元的县设置“春赈监放员”，“即就各该县公正士绅择员委任”。B11从义赈组织的建立及其组织形式来看，也体现了这次水灾赈济的官民合作特点。如顺直水灾义赈会最先由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发起，“联合各机关筹办急赈，以拯灾黎”B12。

二、“义赈”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作用

1.为赈灾筹集大量资金

义赈组织为此次水灾筹备了大量的资金、粮食和物资。据官方统计，义赈组织和慈善团体为本次水灾“义赈”，投

入的款项多达100万元以上，而实际上用于此次水灾赈济的“官款”总额只有242万余元。B13义赈款占赈灾款总数的1/3以上，义赈组织在这次救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因各义赈组织所筹款项多寡不一，在“义赈”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顺直助赈局在办理“冬赈”时自筹经费50

万元，是各义赈组织中筹款最多的一个。B14天津水灾急赈会赈济灾民的食物、窝铺、苇席、救生渡船等项共计现洋24.6万多元。红十字会所筹赈款、棉衣、药品、面粉等费“共合洋二十二万有奇”B15。此外，顺直水灾义赈会为“春赈”筹款20万元，上海义赈会筹款近20万元，上海广仁堂近14万元，江苏广仁堂筹集7万余元，上海义赈协会近8万元，上海济生会近7万元，江南义绅唐宗愈和唐宗郭兄弟也为此次水灾筹款6万余元。B16有的义赈组织以捐助粮食或药品为主。如日本义助会共捐助“红粮17575石，仁丹5万包”；中华圣公会散放“玉米10万斤”“红粮23万余斤”；香港公诚公司捐“仁丹1万包”。B17 2.义赈组织成为本次救灾的主体

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全省范围的“官赈”大多由义赈组织代为办理。“冬赈”除了由顺直助赈局散放大部分地区外，“唐山、隆平、柏乡、任县系由上海京直奉义赈会完全担放”B18。对部分灾区而言，某些义赈组织成为地方救灾的主力和核心。如作为天津城区及四乡水灾赈济的总

机构，天津水灾急赈会不仅为救灾筹集赈款，而且还为灾民修建临时窝棚，以及参与教养贫民、防险固堤等事务。外地慈善组织赴天津赈灾均需得到该会的协助或委托办理。如上海中国济生会代表冯仰山等到天津后，及时与天津水灾急赈会接洽，商讨赈款施放办法，请其派警保护。B19旅沪顺直

同乡会水灾急赈会在天津办理“急赈”时，牵涉到具体的方法和区域，以及修筑窝棚的数量、地址等，均主动和该会董事会讨论协商。B20义赈组织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义赈款在

个别灾区赈款总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霸县获得各类赈款共计23万多元。其中，义赈款17万多元，占该县所得赈款总额的70%以上。B21

3.办理具体赈灾事务

义赈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办理具体的赈灾事务，如救助被困灾民，向灾民散放食物、钱粮、药品、衣物等，在灾民救济、灾后恢复和防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中国红十字会在1917年9月22日至30日，共救出被水围困灾民13881人，散放大饼、馒头共计15770斤。B22华北基督教义赈会在文安设粥厂11处，每月所需7500元。B23中国红十字会在徐水、安平设置留养习艺工所，在文安设立3处灾民习工所，在天津龙亭女子传习所设临时妇孺留养院。B24多数义

赈组织将修理河堤与以工代赈相结合，既有助于防灾，又为灾民提供谋生机会。如红十字会在涞水县以工代赈修理河堤，

用费3000元；华北基督教协会在定县以工代赈修筑堤坝用

费5000余元；宁波赵主教在任县补助挖河工费3000元。B25保定红十字分会还为清苑灾民提供高粱籽种，帮助灾民恢复农业生产。部分义赈组织在为灾区提供粮食等救灾物资的同时，也向灾民发放了部分药品，如日本义赈会向任邱、新镇、文安、大城、雄县等地提供了5万包仁丹；香港公诚公司向新镇发放了1万包仁丹。B26

三、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局限性

1.赈灾资金不足

救灾资金不足是1917年水灾赈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正

如熊希龄所说的那样：“查前清顺天府尹周家楣办赈旧案。

当时被灾之区不过二十一县，受灾之民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人，而支出赈银及糟（漕）米等款已合银洋三百余万元之巨。今京畿灾区一百零三县，灾民五百余万，视周家楣时加至四倍，而支出官款仅一百九十余万元。即合之本省公款及各慈善团体所放并计亦不过二百八十余万元。”B27据统计，用于1917年水灾的各类赈款总计仅300余万元，平均每县不到3万元。B28参与此次水灾赈济的慈善组织虽然数量较多，各慈善组

织所筹款项普遍不多。中国红十字会也注意到此次水灾筹款之困难，正如沈敦和副会长所说的那样：“当年曾筹集一百

五十万元，大半来自外国，今则必须自行筹款。”B29虽经多方努力，中国红十字会也只为此次水灾救济筹集到各类款项

22万余元。以往筹款最为得力的教会义赈组织在此次水灾救济中表现不佳。除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在定县、文安、霸县、安平等地散放粮食及赈款折合21万余元外，中华圣公

会在肃宁、河间等地散放粮食等折款不及2万元，献县天主教堂施行价值500多元的粥饭，英国教士鲍秉公在任县设粥厂，用款1000余元。B30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赈款多数来自国外，国际援助款项占很大比例，但是此次水灾发生时，欧美各国多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正如当时欧洲人所感叹的那样：“吾人以欧洲战事，捐款协助伤兵残疾孤儿

俘虏等，囊多告罄。今遇此巨灾，不能多施赈济，诚属恨事。”B31因此，此次水灾“义赈”的款项主要来自国内。

2.“义赈”区域有限

受资金所限，不是所有的灾区都能得到义赈组织的关注。除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受委托办理全省范围的“冬赈”和“春赈”外，多数义赈组织只能在一地或几地开展赈济活动。1917年水灾中共有103县受灾，其中40县重灾，

B32获得“义赈”救助者仅有36县。B33天津水灾急赈会主要在天津城区及四乡办理“急赈”，并受委托办理“冬赈”。红十字会先后在天津、静海、文安、武清、徐水、安平、霸县、清苑、沧县、东光、涞水和石家庄等12地办赈。上海

义赈会在霸县、饶阳、玉田、宝坻、隆平、柏乡、任县、唐

山等8个县散放赈济。江苏仁德堂义赈会在东光、沧县、青县、霸县、静海；上海义赈协会在霸县、静海、安次、固安；上海广仁堂在文安、新镇；唐宗愈和唐宗郭兄弟在霸县、固安、文安、新镇；中国济生会在安平、通县、正定、献县、霸县、饶阳、冀县；佛教慈悲会在安新、霸县；中华圣公会在肃宁、河间、献县、永清、安平、定县；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在定县、文安、安平、霸县；日本义助会在任邱、雄县、大城、新镇、文安、天津。此外，还有美国红十字会、旅沪顺直会馆水灾急赈会、宁波赵主教、献县天主堂等其他义赈组织或个人仅在一地或两地开展赈灾活动。

3.赈灾资金分配不均

赈款分配不均的情况也很突出。如在这次水灾赈济中共发放冬赈款162万余元，B34文安、大城等县得到赈款6万余元，而有的县仅得到1000多元；B35共发放春赈款61万余元，天津得到赈款4.9万元，而磁县等县只得到300元。B36此外，义赈款分配不均的情况也比较明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不同县份的灾情有轻有重。如前文所提及的文安、霸县、天津等重灾区，所得赈款都相对较多。因多个慈善组织多次在这些地方开展“义赈”，这些地方所得的赈款自然相对多。如在霸县开展“义赈”的慈善组织就有江苏仁德堂义赈会、上海义赈会、上海义赈协会、中国红十字会、佛教慈悲会、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吉林扶余农安

慈善会、旅沪顺直会馆水灾急赈会、上海中国济生会等。当然，某些重灾区所得赈款较多，也与义赈组织的散赈办法有关。义赈组织在某些灾区采用普遍散赈的方法，所有灾民均能得到赈款，所费尤巨。如上海义赈会仅在宝坻办理“冬赈”，就用款近5万元；佛教慈悲会在安新县向全部灾户统一散放急赈款3.7万余元；中国济生会在通县开展“冬赈”时，将所有灾民按极贫、次贫等不同等级统一散放急赈款3.4万余元。B37红十字会在文安县办赈时，仅为各灾户提供半月口粮，就发放粮食4500石，用洋2.2万余元。B38对大部分灾区而言，此次“义赈”只是针对部分灾民，而且他们所得到的赈灾款也相当有限。如在固安县进行“义赈”的两个慈善组织所发放的赈款总共不到9000元，上海义赈会在柏乡县散放的冬赈款也只有2000多元，中国济生会在正定散放的冬赈款仅1000元。B39邢台县得到美国红十字会的赈款只有3350元；B40唐山县冬、春两项赈款合计只有5000多元。B41 由于赈济款项不足，不少灾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得到改观。如1917年底赵县、宁晋因洪水无食，又得不到赈济，“人民用以作食物者即赖糠与棉花子皮，此物亦有不能得者”，灾民多外出谋生，沦为难民，“男女老幼携儿抱女向外逃生，十人二十人五十人一群，肩挑背负逃往河南山西境内”。B421918年春季时，衡水县灾民“以杂粮和木屑而食之，其尤苦者则食树皮、树叶、薯芋、干叶、玉米穰、豆饼

并他种不堪下咽之物，卖妻鬻子者不计其数”。B43唐山、正定、曲阳等县出现多起灾民闹赈的情形，B44虽被地方官强力镇压，但灾民生计并无任何改善。涿县灾民因“流离失所，无处可依”，“近来蜂集城市，时向县署吵赈，虽设有一二粥厂，而众口嗷嗷难普及”。B45

总体而言，“官赈”与“义赈”相结合，是1917年京直水灾赈济的突出特点。慈善组织受委托办理各类赈灾事宜，义赈组织成为救灾的主体，官民合作赈灾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在我国慈善救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由于义赈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协调性不强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义赈”范围有限，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多数灾区所得义赈款物可谓杯水车薪。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次水灾救济中“义赈”的办赈效率和救灾效果。

注释

①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30页。

②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赵新颖的《熊希龄与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唐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霍娟娟的《试论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工赈》（《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王林的《官义合作，委托救灾――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方式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王秋华的《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池子华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京直水灾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等等。

③《熊督办致上海红十字总会电》，《益世报》1917年11月3日。

④⑤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6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2、222―223页。

⑥⑩

B11B14B16B17B18B21B23B25B26B30B32B33B34B35B36B37B 39B40B41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赈灾史料续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285、245、230、192、246、269―293、194、269―293、288、282―291、290―291、286―293、27、269―293、193、194―204、246―257、273―285、274―280、291、200―252页。

⑦《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年11月12日。

⑧B27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赈灾史料续编》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340页。

⑨《京畿水灾筹赈治河之进行》，（天津）《大公报》1917年10月20日。

B12《红十字会筹办急赈之通启》，《益世报》1917年8

月7日。

B13B28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赈灾史料续编》第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175、175―176页。

B15《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1904―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印行，1924年。

B19《急赈董事开会记》，《益世报》1917年9月9日。

B20《急赈董事开会记》，《益世报》1917年10月3日。

B22《天津红十字会分会查放灾区报告日记事实》，《益世报》1917年10月9日至25日。

B24《留养院近事二则》，《益世报》1917年10月23日。

B29《天津水灾之西讯》，《申报》1917年9月26日。

B31《天津水势之外讯》，《申报》1917年10月4日。

B38《蔡吉逢君报告文安灾情电》，《益世报》1917年11月26日。

B42《赵县、宁晋之灾况》，《益世报》1917年12月28日。

B43《衡水县最近灾况之报告》，《益世报》1918年3月1日。

B44《曹省长赈济灾民之训令》，《益世报》1918年3月1日。

B45《直隶灾民吵赈纪闻》，《益世报》1918年3月9日。责任编辑：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