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分析

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分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应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发展演进过程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一种固定永恒的关系。这是对经济学的庸俗化，不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下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更无法对当前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监管提出系统性的指导意见。科学认识金融风险与宏观金融监管框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寻找理论基础，由此才能建立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要求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在这个基于个人效用和生产力利润最大化的一般均衡中，经济体之间实行物物交换，最终实现市场出清。货币和金融因素仅仅作为一些短期扰动的外生变量被加入到理论中，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被完全割裂开，是对经济活动整体图景的片面认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金融经济的核心，将生产活动与货币金融有机结合在一起，全面认识了经济的核心与金融对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1.从商品循环到货币循环。《资本论》中认为从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即为从简单的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过渡可以用公式“W-G-W’”转化为“G-W-G’”来表示，这里W表示商品，G表示货币。在最初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目的是通过交换获得其他商品，从而实现社会分工。货币在这里仅仅充当的是交易媒介作用，社会中几乎不存在金融活动，实体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而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生产过程转化为“G-W-G’”，货币代替商品成为了生产的起点。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价值增值。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了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而商品生产仅仅是价值增值的手段。马克思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认识，为政治经济学开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将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融为一体。在货币循环的经济中，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是融为一体的，其天然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更进一步的说，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起决定性影响，缺少了金融体系，实体经济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可惜的是，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经济学的内在本质，至今依然建立在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单纯实体经济分析中，过于忽视金融体系，这实际上依然是马克思所阐述的“W-G-W’”简单商品经济模型。这样的经济理论根本无法全面理解经济本质，也无法有效认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2.从交易媒介到债务契约。在西方经济学模型中，货币的作用主要是商品的交易媒介，其规模波动仅仅是通过价格水平影响到实体经济，作为名义变量与实体经济的实际变量相分离。但马克思强调的是货币作为债务契约进入经济体系后的表现，这已经超越了交易媒介和财富的贮藏手段的职能。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又进一步产生了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及信用等金融体系。这一转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生产模式，价值和财富被虚拟化，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因此，要充分理解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识到金融活动天然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

二、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

西方宏观经济学强调微观主体的偏好和效用，并以同质的代理人模型为基础，这从体系上很难得出经济体系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的结论。从经验来看，西方经济学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是滞后于危机的。根据IMF的统计，总是在具有较大影响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危机的研究才开始聚焦。且在大部分理论模型中，危机都是来自于市场主体的贪婪、金融监管不到位、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等外生因素。鲜有对危机本质的系统性反思，因此各国的金融监管也只能以金融危机发生的经验事实来制定监管规则，缺少理论依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会周而复始的发生。1.传统的危机理论强调外生性因素。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危机归因于各种特殊的外生冲击，以李嘉图的归纳为代表，其将危机归因为例如歉收、战争、政府主导的货币减值等。在传统商品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是统一的，供给直接与需求相对应。在这样的经济中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与危机，即使有危机，也是一些短期的外生因素造成的。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危机具有全面的认识。根据《帕尔格雷夫

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在经济理论体系中最先系统性论述危机的是《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是沿着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方向展开的。危机的可能性。货币产生并成为社会劳动的代表后，所有交换活动将以货币为媒介，这会带来买和卖的分离、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供给和需求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加大，孕育了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危机的必然性。危机的必然性产生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是价值增值与价值实现矛盾的体现。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价值增值，总是倾向于扩大生产；而生产出的商品又需要实现从商品到货币这一“惊险的一跃”，但由于剩余价值的存在，需求总是不足的。“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绝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由此，危机的发生由可能性成为了必然性。“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货币由交易媒介转化为债务契约，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在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都起到了加速和强化作用。“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在经济扩张阶段，信用通过集中小额资本扩展了私有经济的界限，实现了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在需求上，信用也缩短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通过虚假的需求促进投机活动，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大。但这种扩大的生产最终会受到消费的限制，需求不足在所难免，一部分资本难以完成其最终的一跃，经济将走向收缩。而此时的信用也会同时收缩，从而加剧了经济危机。此时“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货币危机也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受到破坏是发生了。

三、马克思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

凯恩斯（1936）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这与马克思的思路是一致的。罗宾逊

（1955）认为凯恩斯和马克思都发现了在内生经济体中需求天然小于供给。凯恩斯认为可以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对冲消费需求的不足。费雪（Fisher，1933）提出了债务紧缩理论，他认为当经济衰退发生时，企业会降低投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速资本品价格的下跌。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最终形成金融周期的循环。后来的学者对于金融稳定便顺着这一思路从几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思路是明斯基（Minsky，1986）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他提出了一个从利息成本与收入角度考量的金融循环模型，根据利息支付占总产出的比例，宏观经济会按照顺序经历投资、投机和庞奇三个阶段，直至产生债务违约。这实际上是凯恩斯与费雪二者的结合体，企业的投资支出与债务存量结合到了一起。这一思路被美国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所继承，他们进一步将其与剑桥学派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增长模型相结合，提出了存流量一致模型（Godley&Lavoie，2007）。这是一个模型建立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之上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也提出了根治这种金融不稳定性的方案———“大政府”和“大银行”，即根植于系统内部的逆周期调控政策。第二个重要思路是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模型（Bernanke&Gertler，1989）。其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从经济周期到企业资产净值再到企业融资成本的传导机制：在上升周期中高资产净值会降低融资成本进而鼓励更多的投资，下降周期则完全相反。因此金融体系对于经济波动产生了放大作用，即金融加速器。这也是将企业资产负债表与投资相联系的思路，只是出发角度略有不同（明斯基从利息总额与收入总额出发，伯南克则从利率的顺周期波动出发）。沿着这一思路，伯南克等（Bernankeetal，1999）进一步加入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提出了央行有弹性的通胀目标制，认为央行应兼具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第三个方向则是直接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发来讨论金融体系脆弱性。Diamond和Dybvig（1983）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们将信息不对称加入到银行和存款者的行为方程中，由此构建了银行挤兑模型。只要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期限错配，挤兑就随时可能发生。这一理论之后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具有完全不同风险偏好与违约率的异质性主体在银行不同资产负债表结构上的金融脆弱性（Allen&Gale，2007；Goodhartetal，2006）。同时，IMF 更是基于这一思路提出了资产负债表研究方法，金融风险度量以及宏观审慎监管都与这一理论相关，本文也将对这一理论做深入分析。第四个发展是所谓的“金

融传染”理论，指的是金融机构之间或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单个金融风险事件发展成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金融体系中复杂的网络关系既起到了风散风险的作用，同时也会让波动在体系中传播，使系统性金融风险更易发生。在理论框架上，这些模型也建立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之上（Glasserman&Young，2015）。同时这一理论还催生了大量有关金融传染现象的实证研究，如Wang和Liu （2016）观察并度量了这种金融传染现象。第五个研究方向来自金融周期的角度。这一视角以实证为主，即总结各类金融资产的周期性规律，并从这个规律来认识金融稳定性。莱因哈特和罗格夫（2009）通过对大量金融危机历史的数据整理，总结了金融的周期性规律。国际清算银行的许多经济学家，如Borio（2014）、Drehmann等（2012）都对金融周期现象做了大量实证性分析。分析结果的共性是房地产价格和信贷具有周期上的一致性，且这类指标上升的顶点一般会伴随着金融危机，因此尤其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国内一些学者也较早就开始关注金融周期与金融稳定性问题，如张晓晶和孙涛（2006）用实证方法度量的中国房地产周期的影响因素，并依此提出提高金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加强金融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处理金融体系稳定性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是缺乏理论思想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恰恰相反，既有理论体系上的全面论述，也有现实操作的具体指南。

1.对危机解释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西方经济学理论文献中不乏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分析，但正如前文所列，几乎所有文献都沿袭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就事论事的思想。对危机的解释或者是金融资本家的私心，或者是监管体系不完善，或者仅仅是对经济波动的放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认清了这种经济制度的弊端，并给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方向。

2.对金融机构的放任与管制。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必然能达到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一思想自从提出，虽然迎合了当时资本主义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将资本主义社会解释清楚，并且饱受一些坚持科学态度的经济学家批评。当然，西方经济学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也在不断强调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并加强监管，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私有属性、监管的协调性不足、乃至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使得监管依然停留在具体指标的修修补补上，而不能从

国家和政府的更宏观层次上形成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管制。而这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答案。3.监管部门的独立与协调。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特点是独立，这一独立的思想也体现的淋漓尽致，美联储作为货币当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执行货币政策，而金融监管更是有多重的监管机构。仅银行业监管就包括隶属于财政部的货币监理署和储蓄机构监管署，比较独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金融危机后更是成立了更多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金融研究办公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联邦保险办公室等。这些监管机构彼此独立，这虽然有利于加强对监管机构本身的约束性，但协调性极差。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对这种混乱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批判，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极差。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既然已经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在设计货币政策和监管体系中也更重视政策的协调性。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是无法人为割裂开的，协调性重于独立性。4.金融机构的私有制与国有制。西方的金融机构基本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私有化制度最有可能发挥理性人的创造性，为整体社会创造更多的效用。但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违约，违约本身也是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之一，但违约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债务违约导致的银行流动性收缩，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加速衰退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尤其是在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大领域要坚持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制度。5.单独金融体系的监管与整体宏观经济的监管。根据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是分离的，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行为。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一套已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实际生产体系之上，认为是技术、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创造出社会价值，而金融体系只是改变经济中的名义变量，如物价水平、资产价格等，是所谓的”货币幻觉”。这种只重标不重本的理论基础所指导的监管理论根本无法抓住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开始就强调了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资本主义的诞生就是以货币转化为资本为标志的。当前中国导致金融不稳定的最大障碍是国企的效率过低。这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任何金融危机事件的积累都是与金融体系未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相伴随的。因此，从更深层次角度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以经济本身为主要出发

点，加强国有企业的改革调整，清理僵尸企业，才是加强金融稳定性的最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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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莱因哈特，罗格夫．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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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张晓晶，孙涛.中国房地产周期与金融稳定[J].经济研究，2006，（1）：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