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
章宗祥
章宗祥
百科名片
章宗祥
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目录
简述
人物简介
著作
个人简历生平介绍
留学日本发迹
巴黎和会罢免
代曹受过发迹之路卖国举动
简述
人物简介著作
个人简历生平介绍
留学日本发迹
巴黎和会罢免
代曹受过
发迹之路
卖国举动
展开
简述章宗祥（1879年——1962年），字仲和，籍贯浙江吴兴。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人物简介
章宗祥及夫人章宗祥（1879年—1962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人，字仲和。早年中过秀才，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
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著作《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个人简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回国后，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
章宗祥1909年(宣统元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
1910年（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1914年任司法总长。
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任期间，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1918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继续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当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日本所有的消息传到我国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4月中旬，从日本回国，中国在日留学生数百人赶到车站，怒斥其卖国行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将曹、章、陆等免职。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乡籍，宣告出族，并议决查封其家产。
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
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1928年后，长期寓居青岛。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任电力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上海远走加拿大。
[1]
生平介绍
留学日本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东京之三年》)，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
张敬尧，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发迹归国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负有伯乐之能”的肃亲王的大力保举，这匹“千里马”很快就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从此鸿运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组阁的时候，章宗祥已经多次出任司法总长一职，并与曹汝霖等四人组成了段内阁中所谓的“新派”，也成为段祺瑞实行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们都是亲日派，时称“东式外交家”。
巴黎和会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
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徵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徵祥系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徵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徵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外务省为他饯别，吹捧他“为融和东亚民族起见，极力化解中日两国人士之误会与斗争，以期亲善之实现”(《晨报》1919年4月11日)。而当章宗祥从东京车站启程前往神户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场面。他先看到车站上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手持白旗，以为是来送行的，没想到这些留学生却把他拦
住，当面斥问他向日本借款之事。章氏“面红耳赤，惭不能答”(《晨报》1919年4月16、22日)。留学生们于是大骂卖国贼，并向他扔旗子和其他杂物，引得许多人驻足观看。章氏受此惊吓，自然闷闷不乐。到天津后他把家属安顿在那里，只身到北京述职。没想到不久发生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章宗祥又饱尝愤怒学生的一顿老拳，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
章宗祥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
罢免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
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
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日本投降后，章宗祥迁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
代曹受过1919年5月4日下午，驻日公使章宗祥随同交通总长曹汝霖回到了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曹宅。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曹汝霖最为相契，这次进京述职就寄居在曹家。不过，章宗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次竟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学生所痛斥的三个卖国贼中最为狼狈的一个。
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大总统为章宗祥专设的宴会上，章宗祥对学生闹事的行为是很不以为意的，以为学生不过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要求改善伙食、多发生活费什么的。但是曹汝霖和章宗祥回住所后不久，就有大队的学生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来到了曹宅门前。不久大门被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藏进了箱子间。学生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正好被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们意外地发现原来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也在这里，遂报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章宗祥，送进日华同仁医院。这就是五四时“痛打章宗祥”的一幕。
发迹之路章宗祥学成归国时，曹汝霖已经显贵，章宗祥所十分垂涎，时不时地向曹汝霖暗送秋波，想借机出头。后来见迟迟没有动静，又托清朝皇室的载振贝勒爷引见，结果
也没有多少效果。
章宗祥十分郁闷。这时，他的妻子陈彦安看出了丈夫的难处，马上出来周旋。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氏善于交际，当即去见贝勒夫人，博得了贝勒夫人的欢心，做了贝勒夫人的干女儿。贝勒夫人便到公公庆亲王奕劻面前活动，调章宗祥进入民政部当差，章宗祥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
章宗祥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他的大使头衔，是段总理委派，所以在章宗祥的心目中，只知有日本国，只知有段总理。
这一次，曹、陆两人奉命借债，当然要和章宗祥同心协力，内外张罗。日本方面也是慷慨得很，只要是曹、陆、章三人出面，无不允诺，而回报的条件自然也丰厚得多。
民国7年6月到9月，中央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分别是：
一、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中华汇业
银行经理陆宗舆，向日本所属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借款三千万元，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的森林矿产作为抵押。
二、先前，民国6年8月，财政部曾向日本银行团借款一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抵押；随后财政部总长曹汝霖再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仍以盐税余款作为抵押。
三、在修建吉林至延吉南境、图们江至会宁一带的铁路时，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兴业银行及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一千万元。
四、在修建满蒙四条铁路时，中华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朝鲜两家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五、在修建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的铁路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二千万元。
以上各种借款条约，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银行互执一份。约定将来发生疑义时，应按照日文条约进行解释，不适用中文条约。这本来就十分不平等，曹、章、陆三人只管借款到手，不管后来有什么隐患，所以日本人如何说，他便如何依。总括起来，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以参加对德、奥战争，平定南方“叛乱”等各种名目，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等把中国主权成批地卖给了日本，使日本进一
步攫取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此外还有许多借款，是向英、美等国借的，回报自然也不低。
卖国举动[1]、1918年3月25日，章宗祥在担任驻日公使身分与日本外相本野一郎，签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东京换文。旨在获取出兵北满、外蒙的口实，并可借援俄之名，占领贝尔加湖以东广地域，作为将来要挟俄国割地并让渡中东铁路的手段；以此作为段祺瑞向日人借巨款。此为由章办理的段与日密约之一。
[2]、1918年9月24日，经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交换照会而成《山东问题换文》（日称《山东善后协定》）。即公认为“中日密约”。计有七条。规定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项。对此，章之答复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出卖青岛和山东的权益在所不惜。
[3]、1918年9月28日，经章宗祥分别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日本朝鲜银行总裁美浓部俊签署的“满蒙四铁路借款
预备合同”十四条、“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十四条、“参战借款契约”六条。三次计日金2000万元。以借
款训练军队，规定雇用日本军教官。高徐铁路，即由高密至徐州之间之铁路。规定发行铁路金币公债，用作建设铁路费用，以铁路一切财产及收入作担保，年息8厘。期为四十年。1918年3月，章宗祥被段祺瑞任命为驻日公使，随后在段的指使和支耻下，曾与日本先后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山东文题换文》、《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参战借款契约》等。上述密约，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因而，章宗祥被爱国人士视为卖国贼。1919年4月27日，章宗祥应召返国，中国留日学生龚德伯、刘泗英等数百名齐集东京车站，高呼“打倒卖国贼章宗祥”，并把上面写着“卖国贼”、“矿山铁路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后来，于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将这些密约被公诸于世。始有“五四”时，章宗祥被爱国学生殴打之事件发生。
章宗祥
章宗祥 章宗祥 百科名片 章宗祥 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目录 简述 人物简介 著作
个人简历生平介绍 留学日本发迹 巴黎和会罢免 代曹受过发迹之路卖国举动 简述 人物简介著作 个人简历生平介绍 留学日本发迹 巴黎和会罢免 代曹受过
发迹之路 卖国举动 展开 简述章宗祥（1879年——1962年），字仲和，籍贯浙江吴兴。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人物简介 章宗祥及夫人章宗祥（1879年—1962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人，字仲和。早年中过秀才，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
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1928年后长期居住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42年3月始，再次充任日伪汉奸角色。 著作《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个人简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回国后，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 章宗祥1909年(宣统元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 1910年（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1914年任司法总长。
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研究综述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09级赵雪 200902120222 摘要1919年 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北京政府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规定的任务有四项。结果，除了第四点得到较好的解决外，前二项更重要的内容都未能如愿。坦白的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了。本文就旨在综述一下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原因及影响 一、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 （一）、期望过高导致议案过分理想化。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获悉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起初所有的人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所持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然而，至巴黎和会召开时，国人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思潮与中国代表团的心态不断演变，中国政府与中国代表团对和会上的行动纲领一再进行修改，所提出的议案越来越理想化，要求也在逐次提升，偏离了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其议案的可行性也一再降低。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中国人民上上下下对这次议会期望过高，以致产生幻想。 （二）、中国代表团“联美制日”的失策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鉴于美日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美制日”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以收回山东的权益以及其他的一些利益。但是，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的实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国际争端冲突激烈时，强国一旦达成妥协意见，所牺牲的必然是弱国的正当权利。美国是不可能因为中国与日本撕破脸皮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美国身上，就已注定了“联美制日”方针的必然失败。 杨璇在《中国代表团缘何在巴黎和会上拒签》中认为，美国因素不可忽视。 （三）、中国代表团内部缺乏统一认识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提到，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中国代表团的内耗，这一矛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表团的凝聚力。内耗最初的动因来自代表团内部的名次排位，具体表现为顾维钧、王正廷之间的矛盾，实际是政治见解不同，中国代表团的内耗是国内政治矛盾的产物。
朱启钤的九个女儿个个都是传奇女子 朱启钤是谁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朱启钤的九个女儿个个都是传奇女子朱启钤是谁 导语：有人说古有独孤姐妹(宇文毓皇后、杨坚夫人、李渊母亲)，民国有宋家姐妹，那么，朱启钤家女儿们也够传奇了。朱启钤朱启钤(18721964)，字 有人说古有独孤姐妹(宇文毓皇后、杨坚夫人、李渊母亲)，民国有宋家姐妹，那么，朱启钤家女儿们也够传奇了。 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1872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朱启钤(1872～1964)，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贵州开阳人，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卒于北京，享年92岁，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 朱启钤和周总理在一起 中国北洋政府官员，工艺美术家。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光绪举人。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并曾经办中 生活常识分享
曹汝霖
人物简介：曹汝霖（1877—1966），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可以以表格形式来展现） 【“汉奸、卖国贼”之由来】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数十年来，关于中日间的这一不平等条约，有着不少模糊不清的说法，中学历史教科书及一些权威人士的回忆文章，都有意无意地把“二十一条”作为一个整体，认为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与真相有着不小出入。 1914年，善于见机行事的日本，趁着列国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强占了原德国势力范围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在出兵前，日本曾向袁世凯政府保证只是借道，事成之后便撤军。但事成后，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将占据地点扩大。当中国方面强烈要求日方撤军时，日本通过驻华大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一部分条款是要求由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一部分则提出了颇多无理的新要求。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第五号条款下的七条要求：“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
十分钟读全邵阳历史人文
邵阳市历史人文 邵阳建城于春秋时代，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名播湖湘。汉置昭陵，唐设邵州，宋称宝庆，民国改为邵阳。 2500年间，这里为县郡，为府州。邵阳也是湘军的发源地，晚清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家魏源、两江总督刘坤一，民国时期再造共和的名将蔡锷、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一批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仁人志士诞生在这里。 历史演变 邵阳市，史称“宝庆”，资江与邵水交汇穿城而过，是一座具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古城。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即有先民栖息屯居。春秋末期楚国大夫白善在此筑城，称白公城，属楚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国分三十六郡，邵阳属长沙郡，东汉末属零陵郡。三国初属蜀，后入吴。三国吴宝鼎元年（226年），分零陵北部为昭陵郡，郡治设今邵阳市。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司马炎平定东吴，为避其父司马昭之讳，改昭陵为邵陵，移郡治于资江北岸。唐代设邵州，与邵阳县在今城区同城而治。宋崇宁五年(1106年) ，分邵州西部置武冈军。南宋理宗赵昀作太子时，曾被封为邵州防御使。南宋宝庆元年(1225 年) ，理宗登极，用年号命名曾领防御使的封地，升邵州为宝庆府，宝庆之名始于此。元代设宝庆、武冈2 府。明初设宝庆、武冈2 府，后降武冈为州。中华民国2 年(1913 年) ，废宝庆府，
设宝庆县，境内各县隶湘江道；民国11 年直隶于省。民国17 年，宝庆县复名邵阳县。民国26 年，在邵阳县城设置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 年10 月设置湖南省邵阳区督察专员公署；同时建立邵阳市，隶邵阳县。11 月，邵阳区督察专员公署更名为行政专员公署。翌年7 月，邵阳市升格为县级市。1955 年4 月，邵阳区行政专员公署更名为邵阳专员公署。1968 年2 月，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邵阳专区改称邵阳地区。 1977 年7 月，邵阳市升格为省辖市，仍由中共邵阳地委、地区革委会代管；10 月，分邵阳地区东北部置涟源地区。1980 年元月，邵阳市由省直隶。1986 年元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邵阳地区建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1994 年3 月，撤销武冈县建制，设置武冈市，武冈市由邵阳市代管。1995 年，撤区并乡建镇，全市共辖8 县1 市3 区。全市有199 个乡镇，80 个乡级镇，5819 个行政村。全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25 人，较全省平均密度高出38 人。中、东部人口稠密，西南部山区人口稀疏。 制置沿革 邵阳以县治位于邵水之北得名。“邵”字本为“昭”，因晋代避司马昭讳改为“邵”。邵阳行政建制历史悠久。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市境鸿古开启，历史代远年长。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先民栖息屯居。城步西岩上朝园、武冈邓元泰上头园、隆回高坪小坳、邵阳县塘田市水西、邵东牛马司天子坪等多处文化遗址的发掘，较为系统地勾勒出先民们筚路蓝缕开拓山林旷野的进程。周朝其地属荆州；春秋战国时
曹汝霖后人有哪些人
曹汝霖后人有哪些人 说到曹汝霖这个名字，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汉奸，卖国贼，一旦提起他，人们总会说到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总是会说到他的不好，但是却不能客观地全面对待。 曹汝霖像其实，曹汝霖也有着人们未知的一面，有着人们未曾称道的一面。 曹汝霖后人也因为父亲的名声受到牵连，但是曹汝霖对后人却是一视同仁。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曹汝霖后人的生活也不太好过。 曹汝霖生于1877年。 曹汝霖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在政府担任着要职。 1915年曹汝霖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1919年，曹汝霖巴黎和会外交上谈判失败，国家权益被日本霸占，引起了学生和工人的不满，爆发了五四运动，牵连到了他和他的家人。 在这之后，曹汝霖没再担任过政府的要职，也没想要东山再起，而是一直避居在天津，为穷苦百姓赠衣施药，还和别人合开了一家医院。 抗战期间，曹汝霖虽然被日本授予一些高官，但是曹汝霖都不为所动，没有出卖国家，算是保住了晚节。 但是曹汝霖后人却为此受到别人无尽的冷眼和轻视。 曹汝霖二十一岁时，娶了第一个夫人王梅龄，两人之间经常赌气，
大吵大闹，王梅龄为曹汝霖生养了六名子女。 到了曹汝霖年近五旬，他又娶了第二位夫人郭静真，为他生了两个子女，但这两位夫人倒是能够和睦相处。 曹汝霖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不仅让他们去上学，自己有空也会教育他们。 在天津期间，曹汝霖的子女去上北京学，同学们都言语相加，无奈只能转学，到了天津上学，同学们也远离他们，不和他们说话，也不和他们坐在一起。 但即使如此，曹汝霖还是会给子女讲一些人生道理，他的子女也因此在美国有所成就。 曹汝霖简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学生们高喊口号严惩国贼，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学生们口中的卖国贼有三位，他们是当时负责在巴黎和会上谈判的三位中国代表，而其中就有曹汝霖。 在这之后，学生们口中的卖国贼却没有沦为汉奸而是在为国为民出力，保住了晚节。 我们看一下曹汝霖简介。 曹汝霖曹汝霖是上海人，生于1877年。 曹汝霖幼年的时候曹汝霖就入了私塾读书，18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1899年开始到铁路学堂学习。 1900年，曹汝霖草日本留学，积极赞成君主立宪。 四年后，曹汝霖回国，担任商部和外务部职。
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并未失败 方兵华 313107070107 摘要：“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句极具情感煽动力的台词广为传诵数十年，唐启华查遍档案史料，顾维钧没有说过这句话。顾维钧使中国翻盘占据巴黎和会上风，靠的是法理论辩，而非文学修辞。中国1917年靠着输出30万华工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11日，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在这举国欢腾的时刻中国政府早已积极为参加巴黎和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了！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实力和日本的虎视眈眈使巴黎和会的结果仿佛是提前共知！只有中国人还在幻想！ 关键词：《凡尔赛和约》；袁世凯；“二十一条”； 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严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陆山东与德开战，很快取代德国占领青岛，中国政府屡次要求其撤军均被无视。袁世凯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征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取各方建议和支持。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抛出“二十一条”。历来有种说法广为传播：袁世凯为了称帝，亲日卖国，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条”。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袁世凯立即启用陆征祥为
外交总长，[3]陆征祥和曹汝霖一面与日本代表进行正面交涉，一面派人到日本寻求该国政坛元老帮助。袁世凯政府还故意散布消息，获得国内外舆论支持。 日本调动军队和舰艇，对中国威胁恫吓，下最后通牒，声称不惜一战。据曹汝霖回忆录记述，当时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秘密备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袁世凯劝道：“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祺瑞只得做罢。经过四个月的斡旋，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条约》签署（即民国四年），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十四条，并对这十四条做了修改，已将中国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5]王芸生的评价可谓公允：“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幹、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对外交涉所少见者。” [2]袁世 凯时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美国宣布新外交精神后，中国积极与美联络，逐渐由联美联日并重转向联美制日。北洋外交方针始终追寻国家最高利益，随国际潮流调整，相当灵活。 外交大战“正面战场”中国胜出 1918年11月20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向北京发电，告知美国方面突然明确表明：和会上必将支持中国，但中国不能同时联日，否则美国无法帮忙。美国要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 顾维钧在演说中，他分七个层次扫射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
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
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 北京[编辑]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 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因与王明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最后逝世于加拿大。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産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匡互生（1891-1933），湖南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夏秀峰（1895-1976），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谢绍敏（？-？），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学学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産党高级领导人。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産党高级领导人。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陈
19岁的中共“一大”代表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向中共中央自请处分。后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从事翻译工作。
“文革”中，刘仁静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仁静被从秦城监狱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革命群众仍会将他当成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成天斗他，便先后将他放在延庆、团河两个劳改农场，允许其妻子去陪伴照料其生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刘仁静获得自由。刘仁静回到原单位人民出版社，改任特约编译。
一、五四运动中，个子瘦小的刘仁静打碎了曹汝霖府上的窗玻璃，踩在匡互生的肩头上，从窗洞钻进曹宅，打开大门。游行者一拥而入，引发了“火烧赵家楼”的爱国活剧
1902年3月，刘仁静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县。父亲刘晓山是前清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爿小店谋生。
刘仁静是长子，他还有个弟弟，叫刘仁寿。辛亥革命后，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父亲刘晓山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上学。
博文学院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
后来，刘仁静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高中，结识了年长他七岁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
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示威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卖国贼曹汝霖家大门紧闭。刘仁静个子瘦小，他打碎了曹府窗玻璃，踩在匡互生的肩头上，从窗洞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引发了一场“火烧赵家楼”的爱国活剧。
此后，刘仁静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直到今天，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观众仍可看到馆藏的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因为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便要他这个得意门生钻研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小小年纪，就在李大钊精心指导下，孜孜不倦地读了许多马克思原版著作，开口闭口总是马克思如何说，有一次还登坛演讲了“马克思学说”。刘仁静还写文章，用“马克思说”去驳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李大钊赞誉他少年有为，同学、朋友则戏谑地称他为“小马克思”。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颇佳的印象。
二、19岁的英俊少年语出惊人，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事工人运动，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亢慕义斋”（“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笔者注）聚首，宣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也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1921年7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北京代表，刘仁静随张国焘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23月晚8时许，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一○六号李公馆底楼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餐厅里，那张长方形大餐桌四周，坐满了15位中共“一大”出席者。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只有19岁，还是个英俊的少年呢！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刘仁静则坐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正在发挥他的一技之长――翻译。
刘仁静很认真地把会议主席张国焘讲的话一句一句地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在5月24日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决议。张国焘是会议主席，
五四运动要求惩办的三个亲日派的结局
“五四”运动要求惩办的三个亲日派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4-30 14:03 [摘要]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在“外争国权”而不得的情况下，转向“内惩国贼”——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95周年。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 这3个人都有什么罪行？他们的最后下场怎样？ 曹汝霖
曹汝霖 曹汝霖，字润田。原籍浙江，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18岁时，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1904年归国，参加留学生考试时获第二名，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为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1905年曾被西太后和光绪召见。后又任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1911年春改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中华民国后，1913年袁世凯指派其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1913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
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曾两次向日本大宗借款。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又向日本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首领。 1919年，北京学生发动五四运动。这天上午，大总统徐世昌设午宴，替章宗祥洗尘。由陆宗舆、曹汝霖等作陪。得知学生游行的事后，曹汝霖和章宗祥同乘一辆轿车驶出总统府到达东单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游行学生游行到曹汝霖住宅，由于曹汝霖已躲开，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将三人免职。 游行学生到曹汝霖家后，曹汝霖先已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同仁医院，不放心，不久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他又一次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赵家楼修葺后，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后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供家人用，1937年始将此处卖掉。这期间他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1928年后，他寓居青岛。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又依附日本当了汉奸，任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台湾，后去日本、美国。著有《一生之回忆》。1966年8月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陆宗舆
曹汝霖的简介_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做了什么
曹汝霖的简介_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做了 什么 曹汝霖是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那么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究竟做了什么呢?下面由为你提供的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做了什么的相关资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曹汝霖的简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学生们高喊口号“严惩国贼”，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学生们口中的卖国贼有三位，他们是当时负责在巴黎和会上谈判的三位中国代表，而其中就有曹汝霖。在这之后，学生们口中的卖国贼却没有沦为汉奸而是在为国为民出力，保住了晚节。我们看一下曹汝霖简介。 曹汝霖是上海人，生于1877年。幼年的时候曹汝霖就入了私塾读书，18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1899年开始到铁路学堂学习。1900年，曹汝霖草日本留学，积极赞成君主立宪。四年后，曹汝霖回国，担任商部和外务部职。1913年，曹汝霖任参议员，后又担任外交次长。1915年，曹汝霖通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 1916年，曹汝霖开始担任交通总长等职，到1919年，他依仗职权不断向日本借款充饷。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曹汝林等人在外交谈判上失败，使得中国学生和农民、工人强烈不满，不断罢工罢课，爆发了范围最大的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之后曹汝林
等人就被免了职，此后也再没担任过重要的职务。曹汝霖一直居住在天津，也没余东山再起的打算，而是四处给车夫施舍棉衣，给人施舍棺木，还建筑了医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曾经想要极力拉拢曹汝霖，担任过委员会会长等职务，但是并不算是大汉奸。抗战胜利之后，曹汝林被逮捕，后被释放。晚年在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居住生活，于1966年8月在美国去世。以上就是曹汝霖简介的内容。 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做了什么1919年1月份，一战结束之后各列强和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巴黎和会，在会中，各列强由于事先已经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秘密条约，所以在大会开始，各个协约国公然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到了5月4日，无数学生、工人、农民携起手来罢工罢课，举行示威游行，爆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爱国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 此次负责谈判的中国代表，就是当时的曹汝霖，还有章宗祥等人，学生认为曹汝霖是卖国贼，是汉奸，是走狗，所以学生们来到曹汝霖的家里，暴力的火烧了曹宅，痛打了章宗祥，曹汝霖也吓得躲了起来。这就是曹汝霖和五四运动的前因。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曹汝霖身兼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多项要职，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被北洋政府免了职。曹汝霖先在医院里边躲着，后来又搬到了北海的团城居住，在这里，曹汝霖闭门不出，每日写字，该改名“觉厂”，有点儿像是在闭门思过。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丢了国家的脸面，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这之后，曹汝
曹汝霖的“五四”记忆
曹汝霖的“五四”记忆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 对其如此记述：“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 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 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 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 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 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 一把火。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 六十位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 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 警严密驻守。”这还算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叙述，大量与此相类似的叙述，尤 其是后来历史教科书里对“五四”的宏大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而在“五四”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当事人中 间被暴力一方的记忆，似乎隐没不彰。 晚年曹汝霖回忆，得知北京大学生可能冲击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厅派去保护 的三四十名警察，因为上头交代“文明对待学生”，故连警棍都没有带，警察 们只好就近寻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封堵大门。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遇阻的学生，迅 即转向来到曹宅。时隔数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记得“五四”运动中的这一幕：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指章宗祥，引者注）由仆引 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 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 破了。 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 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 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 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 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 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 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 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
民国时期那些遭到迫害的报人
中国报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颇有刚烈士风，“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段祺瑞在研究开放报禁的国务会议上虽如此拍板表态。民国时期，像《大公报》、《京报》、《申报》、《星岛日报》等等很多报刊都有自己的抱负和使命，主笔多是有才华有激情的资深学者，编辑、社长多为社会名流。他们反映民意，以监督政府为天职，很少为金钱或强权所诱迫，因此常遭当权者的忌恨，欲除之而后快。 很多报人还是因言获罪，被投入监狱甚至丧命，如报业先驱林白水、民国第一记者黄远生、《京报》社长兼主笔邵飘萍、《申报》老总史量才…… 民国报人用他们的生命和真诚坚守理想。 一、林白水 林白水是中国报业的先驱人物，办报始于晚清年间，是运用白话报进行民主宣传的第一人。自1901年他27岁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来，25年间，他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10多种，经历了晚清到军阀肆虐的动荡岁月，曾五被查封，三入牢狱，最后以身殉报，流尽最后一滴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是他永不褪色的诺言。 1926年4月，直奉联军进京，北京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林白水仍挺身而出，迎刃而上，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抨击那些在强势者的卵翼下胡作非为的宵小之徒。次日晚上，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未果。 8月7日天色微明时，林白水被宪兵拉到天桥，连话都来不及说一句，就被一枪打中后脑。附近有居民听见枪声赶来，只见身穿灰色大褂的林白水倒在路边，头发上沾满血污，双目微睁，还有微弱气息，而刽子手们早已离去。 二、黄远生 黄远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殒命时年仅30岁。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 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黄远生被枪杀。黄远生之死引起了各界人
1933年段祺瑞南下内幕
1933年段祺瑞南下内幕 笕邢建榕 1933年，有传言准备“落水”的北洋老帅段祺瑞（字芝泉），忽然从蛰居的天津南下上海，予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沉重一击。 段祺瑞南下是蒋介石的主意。在此穿针引线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上海银行家钱新之。钱新之系近代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曾担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与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同被称为金融界四巨头。 钱新之出马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拉出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随即又把魔手伸向华北，拟继续组织傀儡政权，并在京津地区物色合适人选。“北洋之虎”段祺瑞因过去声望显赫，且一向亲日，故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对象，天津段公馆一时来人甚多，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三就曾数次拜访他，请他“出山”。段心思犹豫，未明确态度。 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虽机密，还是被蒋介石的耳目探听到。蒋介石获悉这些内情，焦虑不安，他知道段祺瑞虽然早已下野，但势力和影响决不容小觑，一旦真的上了贼船，或许还会掀起恶风浊浪。为防患于未然，蒋介石决定设法劝说段祺
瑞南下，以脱离日伪的蛊惑，免得真的 “落水”。 不过，要能说动段祺瑞南下，亦非易 事，人选很关键。蒋介石想到的最佳人选 是钱新之。 蒋介石与钱新之的关系非同一般，早 在辛亥革命时期，钱新之就与陈其美、陈 其采一起办事，二陈又都是蒋的恩人，因 此蒋对钱新之不仅早已认识，而且十分敬 戎装的段祺瑞 重。钱新之也早已将宝押在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开始北伐后，钱新之代表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秘密赶赴外地见蒋，捐了40万元，真若雪中送炭，蒋介石一直感激不尽。 说起来，蒋介石与上海银行家关系都很密切，因为蒋介石用钱的地方多，需要银行家的帮忙。北伐到上海之前，蒋介石因军费拮据不够开销，向上海银行家暗中呼吁。这批人审时度势，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给老蒋送钱。钱新之只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非要他们出山做官，结果只有钱新之买他的面子，当了财政部次长，当时的财政部长古应芬还在广州，实际部务由钱新之主持。但钱也无意仕途，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就不干了。后来蒋介石又想派他出任驻法公使，钱也未应命。 而且，因为曾在北京担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算是北京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之一，钱新之与段祺瑞也有交往，跟段的几名亲信有旧情，可以从下而上做工作。以他的身份，即使为日伪侦知，也不易暴露其来天津的真实意图。 何况，动员段祺瑞南下的一应开销，也是一笔巨款，钱新之也大方表示，可由银行方面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