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徐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朝鲜战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开始是朝鲜北南双方的内战。若是回顾一下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以至于演化为后来的内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二次大战以后划分势力范围种下的结果。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北南分区而治并各自建国。苏军于1948年末、美军于1949年夏从朝鲜撤军后，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和相争的影响。当时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一直叫喊着要“北进统一”，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要实现“祖国解放”，双方的军事冲突就很难避免。

90年代初俄罗斯解密了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从中可以看出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一直反对朝鲜北方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及美国并未干涉，便于1950年初改变了原先的态度。金日成于1950年5月中旬访华时，将斯大林的意见通报了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干涉。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解放台湾，出于本意并不希望在周边出现战争。然而出于中苏结盟及中国共产党一直支持他国人民革命的传统信念，尤其是考虑到过去斯大林阻止中国革命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对他国的统一事业也不便表示反对意见。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此刻美国反动势力正为“丢失中国”而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因此出现了迅速干涉的军事行动。朝鲜内战是国际冷战条件下的产物，却又加剧了冷战，并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进战争的结局。

看一下历史事件的日期就能知道：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台湾，其第七舰队马上控制了台湾海峡，同年10月志愿军才进入朝鲜。美军进入台海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可用的海空军，怎么渡海攻台呢?当时中国要打击美国入侵台湾的侵略行为，只能选择在陆地战场，最好的战场又是朝鲜。过去有人谈到中国的抗美援朝的决策，往往只谈朝鲜局势，这其实回避或者忽略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入侵台湾，是促使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因素，把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只解释为援助朝鲜，这是不全面的。

朝鲜内战爆发，按理说与台湾问题无关，可是美国在出兵朝鲜的同一天就出兵台湾，这也是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和美国的侵华野心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有一段时间想抛弃蒋介石，对台湾问题却并非不管，采取的方针是秘密支持岛上的台独势力，使其同大陆分离。不过美军加紧筹划控制台湾的同时，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又发表声明宣布：“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向新中国抛出一个试探气球，以防止中苏结盟。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离间计划破产，其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远东美军总部在远东和台湾问题上基本统一了意见。4月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支援国民党军以保住台湾的意见，得到美国高层同意，武装干涉台湾便如箭在弦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统治集团马上便以此作为出兵台湾的借口，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此受阻。

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派第七舰队控制台湾并支援在越南的法军，这从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威胁。中国共产党和刚刚宣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如果只是口头抗议而无实际的反击行动，势必在国际上显得软弱可欺，国内才受到镇压的反动势力和逃台的国民党当局也会重新嚣张起来。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考虑，只有把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此时对美国的反击战不能不打，按毛泽东的形容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新中国要迎战美国的侵略，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点。根据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中央精心研究并选定了合适的反击地点。6月末中央军委决定停止台湾战役的准备，随后对越南只派出军事顾问团，而从7月上旬起就以出兵援助朝鲜作为军事斗争的主要准备方向。

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新中国难以在台湾同美军作战，若出兵越南则后勤供应远比在朝鲜困难，且只能打击法国军队而不能直接打击美军。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

量，才最便于发挥中国的三个优势，即陆军优势、后勤供应线短和便于得到苏联支援。正如后来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总结的那样“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正是由于有东北这个当时国内最主要的工业基地作为战略后方，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有三条铁路线，辽宁东部和中部有十几座机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才能在朝鲜半岛保持100万以上的军队，而且苏军还能先后进驻12个航空兵师担负后方空中掩护。选择朝鲜这个战略方向同美国较量，确是当时新中国确定的最优决策，而在其它战略方向都不可能具备这些有利条件。

从1950年7月起，中共中央就已经抽调战略预备队第38、第39、第40军和已在黑龙江的第42军组建了东北边防军，进行对美军作战的准备。对于入朝后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具备有利条件又具备不利因素。从国际战略全局来看，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两只老虎对峙，一只红老虎(苏联)，一只白老虎(美国)，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间隙。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巩固中苏同盟，对美斗争也有利、有节，能赢得国际同情。苏联出于中苏同盟条约的规定，能以空军保护我国内地，并在国际上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我国集中力量在朝鲜打击美国一个侧翼便有取胜的可能。

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又有着许多不利条件。我国陆军虽久经战争锻炼，却几乎没有可以使用的海空军支援，国内又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综合国力与美国完全无法相比。尽管有中苏结盟的保障，然而斯大林一向害怕对美开战，并不一定能确保中国大陆不遭美国海空攻击。入朝作战又需大量费用，可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因此，中共中央在准备参战时，还做了尽量避免参战的打算。按毛泽东的解释便是，底线是美军不过三八线，如超过这条线中国就一定参战。

1950年6月下旬至8月问，朝鲜人民军向南进展尚属顺利，却潜在着遭敌抄袭、切断后路的重大危机。朝鲜人民军在洛东江前线受阻僵持50天后，美军于9月15日在其后方仁川登陆。当时斯大林表示退缩并撤退在朝军事顾问，10月1日朝鲜方面正式向中国求助。毛泽东经许多天不眠不休的思考，当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一再退缩后(开始称三个月内不能出动，最后声称其飞机不能过鸭绿江)，也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不过最终还是确定了入朝参战的决心。

中国出兵入朝参战，是跨出国门与美国乃至“十六国联军”打仗，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毛泽东曾有许多天睡不着觉，日夜思虑。长期跟随毛泽东担任秘书工作的胡乔木曾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胡耀邦也曾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不做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10月中上旬的近二十天内，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开会反复讨论，到会者多数主张暂不出兵，主要的顾虑是国内困难太多。当时会议列举的出兵困难主要是：一，战争创伤还没有医治：二，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三，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四，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五，部分军民有厌战情绪。总之，一切准备不够。会上的另一种意见，是主张积极出兵援助朝鲜，理由是我们准备不够，帝国主义集团的准备也是不够的。

在会上，毛泽东着重阐述出兵的理由，认为不仅应履行国际主义援助义务，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世界全局。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顾虑，这些顾虑都是揣测可能发生的。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应该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压下去。

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如不出兵打掉美国的侵略气焰，让敌对势力压到鸭绿江边并控制南满电力，国家就无法开展正常建设。不过中国如果出兵招致内地被打烂，又会严重影响建设。毛泽东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时，正是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当时周恩来、彭德怀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彭德怀还在会上表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由于中央在反复讨论中也出现曲折，中央军委曾两次停止入朝行动，包括第42军于10月16日以一个团跨过鸭绿江后又奉命停止。1950年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最终指出，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10月19日入夜后，志愿军部队正式全面开始了入朝行动。

历史证明，毛泽东敢于出兵同美国进行较量，既体现了非凡的胆略，在战场范围、出兵时机和参战方式上也表现出极其谨慎、量力而行的科学态度，体现出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高超策略水平，具体表现为“有理、有利、有节”。

出兵朝鲜首先显示出“有理”——在参战之前周恩来向美国发出了“不能坐视不理”的预先警告，出兵时机选择在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时，向世界显示出中国在战略上后发制人的防御性。

选择的战场和出兵时机“有利”——在有利于发挥中国陆军优势的朝鲜作战，首战的战场又预设在靠近鸭绿江边的地区，以突然性反击将狂妄冒进之敌打得措手不及。

以限制作战手段和范围力争战争“有节”——中国参战时便通过印度向美国、英国传话表示希望战争“地方化”即不扩大，同时规定不在朝鲜以外攻击美军，并以非政府的“志愿军”名义出兵，这样依据国际法的角度中国政府并未参加朝鲜战争。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这些高超的斗争策略，适应了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要求，为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保持国内和平创造了重要条件。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很快将主张对华开战的麦克阿瑟撤职。当时我国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便于集中力量对敌，能有效援助兄弟邻邦又能保证国内安全。毛泽东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志愿军入朝之初，毛泽东对作战总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入朝部队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战术灵活的长处，从1950年10月下旬至1951年1月上旬连续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打败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装备的美军，迫其放弃汉城。中朝联军前出至三七线时，供应已极度困难，此时美国却因不摸虚实而通过联合国再度提出停战和谈要求。中国方面考虑到友方意见，再加上对敌现代化作战能力估计有所不足，要求部队休整后再发动第四次战役以解放全朝鲜，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要求。经过随后的作战实践，中央军委很快正确地认识到朝鲜战争是长期的，克服了一度出现的轻敌速胜观念。

自1951年1月下旬起，美军了解到志愿军供应困难后，很快开始反扑，志愿军在“青黄不接”的情况下进行了第四次战役。因反击不利和防御困难，国内战略预备队又无法迅速赶到，于3月中旬撤出汉城并退至三八线以北。4月下旬至5月下旬中朝军队又在前线集中70万部队，发起了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却未能达到歼敌目标，战役后期遭敌反扑还受到一定损失。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双方最终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

1951年6月以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转入战略防御，实施了持久的阵地战，战争目的由解放全朝鲜改为守住朝鲜北方，这是对己方力量有清醒认识后确定的一个合乎实际的目标。同年7月10日，中朝方面还同意美方的提议，开始了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持续了两年之久，双方边打边谈。1951年秋季，志愿军通过抗击敌“秋季攻势”的成功，证明可以守住现有战线；通过发明坑道战的作战形式，又解决了在敌军绝对

优势的火力攻击下部队生存和作战的问题。此后，志愿军还在前线又发起了一系列有限的阵地进攻，以消耗敌军人力并改善防御姿态。志愿军在后方又粉碎了美军称为“绞杀战”的空中封锁，保障了前线部队的供应，可以在长期拼人力、物力的消耗中与敌对峙两年之久。美国鉴于朝鲜战争无法打赢，又因长期拖延而影响其以欧洲为主的战略重点，被迫在谈判中做出妥协，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而结束了战争。

为时三年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是在双方处于平局的状态下结束的。新中国进行的二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衡量一场战争胜负的基本标准，是看其是否达到了战争目标。中国出兵朝鲜，达到了抗击美国侵略和援救邻邦的双重战略目的。从军事较量的结果看，中国军队也以一系列胜利改变了战场位置，将世界上有最强实力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退到500千米以南的三八线附近。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对外战争屡战屡败，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共同努力的结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在世界上真正树立起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国内也恢复了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间丧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点。1949年9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一豪迈的宣言终于在朝鲜战场上得以实现。

回顾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当年中共中央做出的参战决策，至今看起来不仅有着极大的胆略，而且非常正确，确如毛泽东在出兵前所判断的那样——“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