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毒案分析

司法与舆论在复旦投毒案上应良性互动

https://www.360docs.net/doc/1b12522117.html,2014年05月10日作者：刘武俊来源：中国青年报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之后，复旦177名学生签署请求信，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受害者黄洋的父亲表示并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复旦大学宣传部负责人表示，写联名信表达诉求是学生作为公民的正当权利，林森浩的量刑还是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由法院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京华时报》5月8日）

复旦投毒案即将进入二审，被告人林森浩的命运也备受社会关注。笔者认为，作为一起受社会舆论瞩目的重大案件，二审法院必须处理好独立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关系，保持独立审判与倾听民意之间的平衡，依法作出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公正裁决。

复旦177名学生签署并向法院递交请求信，是群众表达诉求的一种正当权利，属于受宪法保护的公民表达自由。既然一审法院接受受害人黄洋的同学要求判处林森浩死刑的书面材料，二审法院也不必拒绝接受复旦177名学生为林森浩求情的联名信。无论是之前要求判林森浩死刑的控诉书，还是如今请求不处死林森浩的联名求情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民意。至于这种民意因素是否会影响判决，是否被法院采纳，主动权在掌握甄别和判断权力的法院。

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其实都是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并存关系。司法机关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独立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既要保持审判活动的开放性，避免对舆论监督的不当限制，也要防止舆论的不当干预对独立审判和公正审判的负面影响。

妥善处理司法与舆论的关系，是涉及观念更新、制度建构、心态调整乃至技巧运用等的复杂问题，关键在于从制度上建构一套协调独立审判和舆论监督的平衡机制，实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媒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实效的双重目的。舆论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可发挥独特作用。然而，舆论舆情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有可能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

司法活动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判断和推理过程，要求法官尽可能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要求审判活动尽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以及外界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和介入。独立审判强调法官的自主审判，允许并且要求法官依法自主地作出裁判，任何外界的力量都无权替代或者指挥法官进行裁判。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法官可以凭自己的理性独立裁决。公正的审判活动，应力求在适度开放性与有节制自主性之间达成均衡。

司法公正需要善意而非恶意的舆论环境，需要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舆论监督。司法机关要积极回应舆论舆情，公众也要尊重、理解和支持法院的独立审判。期望法院、媒体以及网民、复旦师生等在复旦投毒案中都保持基本理性，既尊重

独立审判，又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真正把复旦投毒案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刘武俊）

法制晚报讯（记者温如军）日前，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之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份《声明书》。建议给被告人林森浩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

今年2月18日，林森浩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5日，被告人林森浩委托辩护律师正式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作为二中院的上级法院，上海市高院将开庭审理林森浩上诉案。复旦投毒案进入二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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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法制晚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拿到了这封由复旦大学177名同学联合签名的“请求信”，177名学子表示，希望国家、社会、法院综合考量，慎重量刑，能给林森浩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多位律师及专家则表示，“请求信”对二审量刑的影响可能性不大。

上书177学子为林森浩求“免死”

“我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我们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请求信写道，林森浩投毒，导致同学黄洋死亡，其罪严重，后果惨重。林本人必须痛彻心扉地忏悔，如果得以生存，应以一切办法为受害者父母尽孝、赎罪。

“我校老师学生对受害同学黄洋的死，极为难过、极为悲痛、极为同情。”记者看到，在这封177名同学联名的请求信中，此处用了3次“极为”。请求信还显示，全校师生，很多为黄洋的父母捐了款，表达惋惜的同时，“让全社会从中汲取教训，绝对不能再发生此事。”177名同学恳切表示，“我们愿意代黄洋尽孝，尽一切力量帮助他的父母。”

知情人士、上海著名律师严义明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这封“请求信”是由复旦大学一教授发起的，177名学生自愿联合签名后，直接寄往上海市高院。

昨日，《法制晚报》记者联系到了参与“上书”全程的复旦大学同学。一位王姓同学说：“我们签名都是自发的，大家觉得黄洋已经去了，如果林森浩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损失太大了。我们觉得应该呼吁一下，没有别的目的和想法。”

在请求信上签名的一位同学说，“他（林森浩）还没有走向社会，在他为自己的严重罪责承担后果的同时，希望国家、社会、法院能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林森浩如果判成死缓，也能达到处罚的目的。

同学林森浩不是极为凶残的人

记者注意到，这封请求信首先表达了对林森浩行为的愤怒：我们非常愤慨，同声谴责。

师生同窗之情，自古以来是最纯洁珍贵的，投毒置人于死，是极其恶劣的禽兽行为，永远被人唾骂。林森浩应终生忏悔、内疚、自责。因此，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是应有之惩罚。

同时，请求信还列举了林森浩平时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系列琐事。林森浩的同学介绍，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从平时节约的钱中捐出800元（他每月的生活费仅200多），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学生之一。林还发表过8篇学术论文，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上也有作品刊登。

此外，据请求信介绍，病人送的红包，林森浩坚决拒收。他还曾给农民工连续服务一周，从始至终都很热心。

他平时节俭、朴素（家里是农民，很累很穷，母亲还患有心脏病）。“因此，我们认为他不是多次杀人、多次伤人的极为凶残的人。”

事件回放

2013年4月1日黄洋饮用寝室饮水机中的水后，出现中毒症状。

2013年4月16日黄洋去世。

2013年4月25日林森浩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2014年2月18日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2月25日被告人林森浩委托辩护律师正式提起上诉。

辩护律师一审时被害人同学要求判死

昨晚，林森浩二审的辩护律师斯伟江也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的采访。斯伟江向记者表示，在一审的卷宗中，也有受害人黄洋的同学要求判处林森浩死刑的书面材料。

“一审法院将它放到了卷宗里面，”斯伟江认为，一审时既然将类似材料放到了卷宗里面，表明法院有可能把这些作为量刑考虑因素。

斯伟江说，有复旦的校友请求法院对林判死刑，如果法院一审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那二审也不会考虑这次校友的联名请求信。

斯伟江透露，本案二审时间还未确定，但可能会在本月有预备庭会议。此外，斯伟江向记者证实，这封“联名信证据”并不是由律师提供给法庭，而是由复旦的部分学生和教授直接寄给上海高院的。

严义明律师则表示，复旦学子在对生命尊重的基础上，对慎用死刑的认知度比较高，有利于二审法院在该案量刑时全面地考虑。

“一审法院以杀人罪判刑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量刑上，可以考虑适度从轻。理由是尽管他构成杀人罪，但他的主观故意性值得商榷。追求杀死被害人的结果和放任了这种结果在恶意程度上还是有差异的。”严义明说。

他解释道，死刑的慎用包括犯罪嫌疑人是否悔过，被害人家属是否谅解等因素来综合考虑。

学者请求信对二审结果影响不大

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就此事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这封证据（请求信），法庭上首先应该确认这177名学生的身份以及是否属于自发、自愿地在该请求信上签字，这封“请求信”上还应该有这177名学生的身份证号和学籍。

洪道德说，“即使这封请求信作为证据法庭核实了，影响二审法院对被告人林森浩量刑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些学生和被告人都是同学，会影响请求信的中立性。”

影响二审量刑的因素中，除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外，社会上的这种“请愿书”有时也会被法庭所考虑。

“如果被告人的行为本身不够判死刑，那另当别论，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够判死刑，那这封证据影响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不大。”洪道德说，法庭应该慎重对待“请求信”。二审改判常见的有两种情况，即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或有立功表现。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富强认为，从法律角度说，除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或“免死”请求外，其他人类似请求不应该成为量刑的影响因素。本版文/记者温如军

2月18日，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日前，一封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的请求信”被寄往上海市高级法院，舆论褒贬不一。

司法是否考量和顺应民意关键看民意是否合乎法意？

复旦177名学生为林森浩求情的理由：①“黄洋已经去了，如果林森浩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损失太大”；②“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林森浩从平时节约的钱中捐出800元，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学生之一”；③“病人送的红包，林森浩坚决拒收，他还曾给农民工连续服务一周，从始至终都很热心”；④“林森浩发表过8篇学术论文，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上也有作品刊登”。

这些求情理由，不能说违背情理，也很容易引起同情；但从法意的层面来看，却似乎难以成为影响司法判决的合法理由。

任何杀人案件，判处凶手死刑，都存在再添一条人命的问题，这显然不能成为法外开恩的依据;捐款、拒收红包可视为被告人“一贯表现”的范畴，但一贯表现再好，也不能据此就认定在具体案件中的主观恶性较轻;至于发表过多少学术文章，就更不能作为是否从轻的依据，因为在惩罚犯罪的问题上，不能以一个人是不是“优秀”、“有用”这样功利的评价标准作为是否判处其死刑的根据。

法院量刑依据法定情节综合考虑求情信不是法定情节

法律人士表示，法院量刑主要是依据被告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法定情节综合考虑。求情信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不是法定情节。如果只是普通公众写的求情信，一般不会对量刑产生影响。

联名求情在法律上的意义并不大。专家表示，除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或“免死”请求外，其他人类似请求不应该成为量刑的影响因素。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一方求情的情况非常少见，一般只在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才会出现。

实际上，关于民意该不该影响司法的问题，近些年屡屡引发争议，尤其在死刑判决的适用上，民意和法律有时甚至会发生尖锐冲突，让一些司法机关左右为难。

学生联名求情属行使公民权无可指责

写联名信表达诉求是学生作为公民的正当权利，并非“多管闲事”，更不是“丧心病狂”。

“刀下留人”的诉求，与杀人偿命的诉求，都是一种权利，一种参与。法虽不容情，但法也不外乎人情。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不是以牙还牙，而是爱与宽恕，这正是免死求情信带给我们的启示。

复旦投毒案先予尊重再谈宽容

“复旦投毒案”波澜再起。日前，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院，建议给林森浩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

消息一经媒体发布，即在网络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质疑者纷至沓来。仅在网易的该新闻页面中，就有超过17万网友参与互动，而且绝大多数站在了177名学生的反面，其中一则“同意维持原判”的简短回复得到了网友最多的“顶”。

在性质上，网友的跟帖和顶帖也可视为一种公开“声明”。那177名学生本意在请求法院不要对被告判“死”，却换来了网络舆论场上对判“死”的更多支持。仅从“救人”策略上看，堪称完败。

当然，网络舆论场具有放大效应，易受情绪化表达的影响。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论，当网上有多数人表达出对“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的意见后，持不同观点者通常会选择沉默。对177名学生“声明”的压倒性质疑，在线下或许并不像在线上这样激烈。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对待个案判罚，乃至对待死刑存废有不同看法，本属寻常。正如177名学生发表“声明”或向法院提出“请求”，均在其言论自由范围内。在此案一审过程中，也曾有受害人的同学向法院提出希望“依法严惩凶手”的请求，法官还将之附卷存档。请求法院“严惩凶手”之所以波澜不惊，是因为这一请求凝聚了多数人的共识，符合多数人的朴素正义观。要以其时的“严惩凶手”之请求，去触发网络舆情危机，几乎不可能。就连这177名学生，也要由代表在回应中反复强调，“林森浩应该受到法律惩罚”，“我们只是单纯希望不要判处‘死立决’”。

提出“免死请求”，是这些学生的权利，网民的反对同属言论自由。

面对网上的舆论汹汹，有参与联署“声明”的复旦学子感到委屈。但他可能不曾想到，公开建议“给林森浩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事实上已构成了对受害人家属的二次伤害。既有心要解决受害人父母将来的养老难题，为何不试着去跟受害人近亲属接触，以了解他们的想法？

只需简单换位思考，就不难推断，受害人父母很难接受杀害至亲者的“照顾”。这177名旁观者的“宽容”仅对自己有意义，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受害人家属的感受。黄洋的父亲黄国强就公开表示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也不认同“林森浩不是一个极为凶残的人”的说法。

在受害人家属开启宽容之门以前，其他人要论理说法，只要不妨碍司法裁判，自可行使其言论自由。若公开的言论涉及到已经逝去的受害人及其在世的亲人，请给予起码的尊重。须知，言论自由也有边界，法律之外还有道德法则。回溯一年前的“复旦投毒案”，不正是因为生活中的彼此忽视对方，才有了今天这宗公案嘛。（王刚桥）

复旦投毒案之后

【热点描述】

黄洋逝世后，其父母明确同意警方进行尸检，尸检结果将成为重要的案件证据。据接受调查笔录的黄洋同学透露，林某已供述了下毒的动机。但上海警方表示，由于案件仍处侦查阶段，并未对外披露林某作案动机等相关信息，请公众切勿盲目揣测和传播。

【各方对策】

1.媒体报道需坚守职业道德

今日之中国，媒体审判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如“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吴英案”，到今天的“复旦投毒案”，无不带有媒体审判的痕迹。当年，药家鑫“激情杀人”，媒体先入为主给嫌疑人贴上富二代标签的“激情报道”，何尝不是一帖害人的毒药。当媒体和网民对案件进行不问证据、不问程序式的“围观”之时，我们的司法更容易被“民意”所绑架。一些法官往往

碍于当时的强大的舆论压力，轻程序法，重实体法，不注重证据的搜集，草率判决，造成了司法不公正。

在法院未审判前，为防止媒体审判，影响司法程序的独立和公正，媒体应避免对案件有关的犯罪嫌疑人的背景、作案动机、犯罪方法，作案工具及其来源，甚至是犯罪嫌疑人的姓名、身份的报道。此类案件媒体最好只作为一个消息报道。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新闻自由的扩张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媒体审判对于我国司法公正的摧毁力将更加强大。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司法界和新闻界需要在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

无论如何，希望复旦投毒案的嫌疑人能得到一次公正的司法审判，也呼吁媒体自净，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另外，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应该做无罪推定，也希望媒体不要大肆公开个人隐私，要保持客观和公正。”网友“雅典娜二叔”也如此说道：“我们见识了网络的力量，每个人的参与和围观致使整个事件无限波及，于是我们都成为浪潮中的乌合之众，而事件的发展最终也无法控制地坏下去。过分揣测“复旦投毒案”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2.校园教育应以尊重生命教育为基础，以德为先。

应当看到,当前的中国教育体系突出的是竞争性和功利性,而不是教育或者说是“人”本身。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居于教育利益链最底层的学生,已然沦为上游利益各方共同盘剥的“廉价劳动力”——上至教育主管部门,下至一线教师,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作为政绩的教育数据更漂亮些。至于学生心灵的成长、道德良知的培育,则往往被忽视或放在次要的位置。

4月18日，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以“复旦投毒案：知识与德性的错位”为题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他指出：“目前整个校园，学生发生冲突以后往往喜欢用武力和暴力解决问题，反映出学生的生命教育的缺陷。生命教育重于泰山，学校需引导学生重视生命的价值，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以人为本，让学生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3.学生心理教育亟待加强

熊丙奇指出，复旦投毒案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知识与道德的错位。由于我们只关注一个人的学历和知识，而缺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道德水平的关注，最后结果可能就是他有知识、没有文化，这样一系里校园极端案件便发生了。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有才无德。一个人的学历是代表他学习经历，反映了他知识教育一方面的成果，而无法反映出他的人格、身心，而人格的教育、身心的教育、心理的教育，这些教育才是对一个人起到更大作用的教育。第二，功利主义。无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指向功利的功能，非功利的价值渐渐淡薄。具体表现在中小学阶段，很多学校追求的是升学率。进入大学之后，学生的目标也是为了就业或者考研、出国。整个教育会陷入严重的功利化氛围当中。第三，漠视生命。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尊严的意识、尊重他人的人格、保护自我这方面的教育是比较缺乏的，因此遇到矛盾的时候，学生可能就会采取非常过激的手段来进行处理，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面对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学生的身心健康关乎着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未来。学生心理教育需要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多管齐下，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第一，学校应该采取措施来应对学生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开设相应的心理咨询的课，普及心理的一些知识，同时完善学校的心理服务机构，及时了解掌握学生一些心理的问题，给他们进行相应的救助。第二，学校、家庭应该关注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尤其在家庭中，父母应该改变包办代替一切的家教思维，应该把学生作为是未成年的社会公民对待，应该建立起平等沟通的关系。而在学校的集体里，老师应该引导同学平等相处、宽容相待，及时发现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矛盾，采取有效措施来化解这些矛盾，从而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第三，社会需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氛围，给学生以多元、个

性的发展空间，让学生真正实现多元选择。我们应重视社会环境对学生成长的影响，从而减少极端个案的发生。

4.民众登陆新媒体，担当和责任不能忘

针对成为新闻热点的黄洋事件，网络上有些网友在反复讨论本案中毒物的具体成分以及嫌疑人获得毒物的具体途径——不得不说，这样的讨论和互动，很不妥当。

实际上，传播学研究早已表明，大众传媒对于暴力和凶案作案手法过于具体的报道，可能会引发社会中的暴力和更多犯罪行为。比如，在1995年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一案披露后，北大和中国矿业大学都陆续发生铊中毒案。

网络在追踪热点、延续新闻热度的同时，更应承担主流媒体的应尽责任，全力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贡献应尽的复旦177名学生为投毒凶手求免死是敬畏生命

【https://www.360docs.net/doc/1b12522117.html, 】【2014-05-08 09:42 】【来源：四川新闻网】·“悔捐权”被滥用呼唤制度查缺补漏·放开电信资费，还需先破除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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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一审判决之后，复旦177名学生签署请求信，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受害者黄洋的父亲表示并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上海知名律师严义明认为，并不能确定请求信能否影响二审判决结果。(5月8日《京华时报》)

受害者是一条生命，这条生命被加害者活生生地夺走了，让人深感痛心。然而，这是不是就必须让加害者这条生命也被人活生生地终止呢？这在“杀人偿命，伤人偿创”的古代，可谓天经地义，没有二话可说。但是，在以人为本、生命为大的今天，在加害者已经认识到严重罪行的情势下，在177个热爱生命的人已经为这条生命联名签署请求信的情况下，留下这条曾经伤害过一条生命的生命，也是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一种表现。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177名学生为投毒者求免死是敬畏生命。

站在死者家属的角度上说，加害者确实罪该万死，剁成肉泥也不解恨。站在加害者家属的角度上看，当然希望获得死者家属的谅解，能留下这条伤害过一条生命的生命。而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上看，既要讲法，也要讲情理——从《京华时报》的报道来看，无论讲法还是讲情理，林森浩这条生命都有留下来的理由。

先说讲法。报道称，案件知情人、上海律师严义明认为，林森浩不构成直接故意杀人罪，但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杀人和主观故意杀人相比，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都相对小一些，但法院在一审判决时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言下之意，法院二审时应该考虑。

再说讲情理。一者，林森浩已经认识到罪孽深重，据《新京报》报道，他“做梦都在说对不起”；二者，复旦大学177名学生为林森浩求免死，“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这177名学生的份上，留下林森浩这条命合情合理；三者，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冤相报何时了？黄洋的父亲失去黄洋的彻骨之痛，倘若不再出现在责任不是很大的林森浩的父亲身上，不也是一种宽宏大量的悲悯情怀吗？

每一条生命都值得尊重。只要有百分之的希望留下一条生命，就应该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复旦177名学生正是这么做的。正如复旦校方所言，这些学生属于行使公民权。他们之所以这样行使公民权，就是要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