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述论

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述论
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述论

1922—1927年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在新式知识分子领导下以反帝爱国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运动。广东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非基督教运动开展得富有声势,成为全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

非基督教运动起因于世界基督教(新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于1922年4月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决定。会议消息先行传出,遭到全国上下的普遍反对。3月初,上海青年学生首先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同月11日,北京一批学者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两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对基督教,阻止会议召开。非基督教运动由此在全国展开。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广东自始至终都是非常活跃的地区。广东地区的运动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2.3———1924.4),全面非教运动。

上海、北京两同盟宣言发表后,广东报界迅速做出反应。《广东群报》、《现象报》、《七十二行商报》、《共和报》等报刊大量报道各地非教活动,登载各种反教宣言、通电和论文。《广东群报》更是成为了这一时期广东非基督教运动的舆论中心,该报开辟了“非基督教言论”专栏,主持人陈秋霖亲自上阵,作了不少攻教文章载在其中,“公然拿他的群报作广东方面非基督教的大本营”。[1](P6)

除报界外,汪精卫的名人效应也大大助添了广东的反教舆论声势。他先以广东省教育会长的名义,给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复电表示支持,接着又在广东各报上陆续发表了系列反教文章,“汪精卫先生接一连二之非宗教论文,使青年之前途骤现光明”。[2](P1)在反教舆论的推动下,广东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纷纷组织非教组织。正式组建或筹组的广东非教组织有:“广东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广东非宗教同盟”,“非基督教工人同盟”,“非基督教记者同盟”。他们进行反教宣传,散发周、日刊,遴选代表外出演讲,对广东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贞洁运动”展开批判。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进入了第一次高潮。

但是,这一期运动持续时间很短,随着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第11届大会的结束,运动很快退潮,8月后就销声匿迹了。

第二阶段(1924.4———1925年五卅运动),反基督教教育、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年4月,广东又爆发了新一轮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的导火线是广州“圣三一”事件。“圣三一”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24年3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遭到了校长(英国人)的严厉制止,校方甚至开除了三名比较活跃的学生。学生开展起罢课、退学运动,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起来援助他们,“反对那奴隶式的教育,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3](P15)在83名学生集体退学后,事件始告结束。

广州“圣三一”事件发生后,立即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国共两党报刊《中国青年》、《向导》、广州《民国日报》等对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发表了大量相关评论,猛烈抨击基督教教育,极力主张收回教育主权。5月底,广州学生联合会成立“收回教育权运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总第7期)

J OUR NAL OF GUAN GZHOU INSTITUT E OF S OCIALISM No.42004(Serial No.7)

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述论

●伍玉西

[摘要]1922—1927年广东非基督教运动是全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思潮主导了运动的全过程,在国共两党的引导下,运动得到健康发展。运动影响深远,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广东非基督教运动民族主义本色化

[作者简介]伍玉西,男,硕士,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师。广东潮州,521041。

[中图分类号]B9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562(2004)04-0034-04

动委员会”,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四点具体办法。广东省和广州市教育会对学生要求也同样表示支持。

“圣三一”事件造成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各地教会学校掀起了罢课、退学的高潮,许多国立学校的学生也卷入其间,很快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以反对基督教教育、收回教育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一轮非基督教运动。

为使运动持续高涨,1924年圣诞节前后,在“广东反基督教大同盟”的领导下,广州市开展了大规模的“非基督教周”活动。数百非教人士分队前往市内各教堂、教会学校及青年会所在地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晚上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反教演讲会,廖仲恺、周佛海、周恩来等国共两党要人应邀演讲。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再次进入高潮。

第三阶段(1925年五卅运动———1927.4),反文化侵略运动。

五卅运动后,特别是“沙基惨案”后,非基督教运动再度加温。教会学校学潮迭起,圣心、中德、“圣三一”等教会学校学生大量退学。在强大压力下,岭南大学校长白士德和其他外国教员纷纷离境,岭大教学工作一度停顿。6月底,广东革命政府正式下令接收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并入广东大学。在汕头,一些教会学校被关闭或被收回主权。

1925年圣诞节期间,在“广东反基督教总同盟”的领导下,广州再次开展“非基督教周”活动,海丰、汕头、南雄等地也开展了类似活动。

然而,至此时,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已发生了重大转向,非教人士采取了团结广大基督徒共同参加非基督教运动的策略,并且调整口号,把“非基督教”改为“反文化侵略”,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进入了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新阶段。为使运动健康发展,恽代英在《广东青年》上发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长文,为反文化侵略指明方向。1926年夏,省内各校包括教会学校纷纷建立反文化侵略同志会,广州市还成立了反文化侵略总同盟。以反文化侵略为主题的游行、集会在这年圣诞节期间又有一次小高潮。

但是,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由于革命主力北移和大量革命青年学生随军服务,总体而言,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开始消潮。1927年4月,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结束。

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历经五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在第一阶段运动中,绝大多数非教人士是把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否定的,即使广东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以废娼请愿为主要内容的“贞洁运动”也受到猛烈抨击。广大基督徒和教会学校学生被推到了运动的对立面,广州学生联合会因此而分裂,教会学校与非教会学校之间“竖立两党,互相齿奇齿乞,”,“互相排斥,互相丑抵”[4](P1),双方壁垒森严,严重对峙。

第二阶段运动的局面有所改观。非教人士把运动的主要目标对准了基督教教育,明显地减少了对基督教义和基督徒的攻击。廖仲恺在1924年“广东非基督教大同盟”举行的一次演讲大会上说:“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去反对的。因为它在中国实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若说到它的教义,玄之又玄,那是辩到世界末日,还是没有结果的。”[5](P84))广东教会学校的学潮得到了非教会学校的大力支持,双方的隔膜开始消除。

到第三阶段运动时,非教人士改变了以前把整个基督教视作铁板一块的作法,开始把广大信教群众与帝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把作为信仰的基督教与作为工具的基督教区分开来。反教诉求完成集中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点上,“假使基督教不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国人断没有反对的道理”。[6](P1)非教人士向基督徒和教会学校学生主动伸出了橄榄枝,号召他们共同参与反文化侵略运动。而广大基督徒和教会学校学生也做出了积极回应,他们参与各种反文化侵略的游行、集会。在佛山举行的一次反文化侵略大会上,一位叫范瑞光的宣教师说:“反文化侵略,是国民应尽的本分,……很望凡我基督徒,都要联合起来,做这爱国的工作”[7](P1)。尽管双方对于文化侵略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是,曾经的反对者和被反对者在反文化侵略的旗帜下结成了同盟,基督徒卷入非基督教运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全面非教到反基督教教育,再到反文化侵略的转变过程;在双方关系上,经历了从严重对立到关系缓和,再到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转变过程。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么重大的转变呢?

首先,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反教思潮是实现这种转变最深刻的根源。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确实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诚如蒋梦麟所言:“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8](P3-4)所以,基督教既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策源,又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对象。

由于基督教在广东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民教冲突频繁,岭南知识界比较早地以民族主义思想来批判基督教。1919年12月24日,《广州时报》出版《耶稣专号》,指责基督教为过时的迷信,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中华民族的敌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国民党要人朱执信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为后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五四运动后,广东的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结成了统一战线。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革命环境里,在运动中,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反教思潮,而以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1924年后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已纳入到国民革命的轨道上,服从国民革命这个总体目标,任何不利于反帝的因素都会被剔除,任何有利于反帝的因素都会被动员和利用起来。过分地渲染反对宗教无疑会冲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主题,也不利于革命阵营的团结。所以,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发展到后期反宗教的成份越来越少,连“非基督教”的口号也取消了,运动的终点偏离起初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其实,这并没有偏离目标,而是直接指向了运动真正的目标———帝国主义,这是在民族主义思潮主导下反对一种外来宗教的必然结果,也是运动成熟的标志。

其次,教会学校学生和基督徒在反帝斗争中的良好表现为实现这种转变提供了条件。

广东教会学校学生和基督徒参与反帝爱国运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1924年的“圣三一”事件标志着广东教会学校学生已成为了反帝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五卅运动全面激发了广东基督徒的反帝爱国热情,广州基督教人士成立了“广州基督徒沪案声援会”,在6月2日的广州反帝示威中,已有培正、圣心两校学生参加。6月23日广州举行大规模的反帝游行,有岭南、培正、培英、圣心等教会学校列队参加。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沙面对岸的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分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教会学校学生死伤惨重,仅岭南大学就死3人,重伤7人。6月25日,“广州基督徒救国大联合”成立,通过议案,并通电全世界,说明“沙基惨案”真相。上述事实表明,广东基督徒由于久受革命熏陶,最终做出反帝爱国的正确选择。非教人士对此并没有漠然视之,他们开始改变对中国基督徒的看法,认识到“毕竟中国基督徒良心未死”,只要他们“脱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并且更进一步要做帝国主义的叛徒,起来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末,基督徒也未尝不可以革命。”[9](P8)

最后,国共两党的正确引导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战斗的无神论政党,一般地反对宗教又特别地反对有帝国主义背景的基督教,本在情理之中。1924年“圣三一”事件后,中共党团组织全面介入广东非基督教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相继召开会议,通过议案,决定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收回教育权及非基督教运动。团广州地委成立了反基督教委员会,通过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和受新学生社控制的广州学生联合会,实现了对广东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

在运动过程中,中共党团组织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断提高。从1925年底开始,团广州地委着力纠正过去斗争策略上的偏激,改“非基督教”的口号为“反文化侵略”,指出:“我们现在反对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他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种方式———文化侵略,所以,我们要使教会学生明白这一点,一齐站在反基督教方面,才能有效。”[10](P5)并且建立起了能容纳教会学校学生和基督徒的反文化侵略组织。恽代英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文中指出,“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文化政策”,而不是一概反对欧美文化和基督教;“反对帝国主义软化中国民众阴谋”,而不是反对一般教徒、教会学生、留学生等;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上,支持中国基督教会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进行自立运动。最后号召“基督教徒、教会学生们起来,共同参加反文化侵略运动”。[11](P823-829)

国民党内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对非基督教运动持支持和反对态度的都大有人在。孙中山先生既是革命领袖又是基督徒,他一方面认可了非基督教运动,另一方面又反对全盘否定基督教,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内支持和反对运动的两派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国民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其成员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所以,当1924年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进入政治轨道后,国民党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对运动采取了规范而非压制的政策,把学生的反教热情逐步引导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题上。五卅运动后,国民党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既是联合农工商各界,即不可不联合这一部分的基督徒。……近来因革命潮流高涨,几乎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有参加革命的觉悟和需要,本党断不可拒绝他们。”[12](P402)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指出:“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不应站在反对宗教的观点上。”[13](P25)

广东非基督教运动声势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意义重大。在运动中,一大批爱国人士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团结起来,对基督教展开猛烈攻击,矛头直指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运动所动员起来的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国民革命当中,增强了革命力量,有利于广东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非基督教运动对广东基督教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回应非基督教运动的基础上,广东基督教界开始了自我反省和教会改革,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加快。

广东教会组织首先对非基督教运动进行了反驳。在1922年运动高潮中,浸信会《真光杂志》的主编张亦镜编了《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圣三一”事件后,广东基督教会开始全面回应。他们以《真光杂志》、《尽言周刊》、《铎声》等教会刊物为阵地,发表大量文章,反驳非基者的各项指控,竭力进行自我辩护。

事实上,单纯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在国人的心目中,基督教具有帝国主义色彩,不平等条约中的护教条款就是明证。教内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因此而反躬自省,“近代中国教会之千差万错,就错在和不平等条约曾结过婚。”[5](P84)因此,他们必须表明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1926年6月,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第八届年会发表了《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我们对于列强与我国历年所订之不平等条约,认为不合基督教义。凡属基督徒,……均宜一致主张废除,……。我们对于直接与基督教事业有关系之传教条约,同样表示不满意,……不愿借仗外力而受传教条约之庇荫。”[14](P1)

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广东基督教会开始了名为“本色化运动”的教会改革运动,它牵涉到神学思想、教会组织和礼仪等方面的改革。

在民族主义的大氛围中,以张亦镜、招观海、谭沃心、简又文为代表的广东教会人士为了与教外知识精英展开对话,受国外社会福音的启示,他们摒弃宗教考察的个人、超然原则,以社会、世俗原则来改造基督教,阐发出一种处境化的政治神学———民族主义护教神学。这种神学思想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以世俗弥赛亚为基本内容,主要论点有:“基督教是爱国的宗教”;“基督教是救国的宗教”;“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反教思潮在护教神学中的折射。

教会组织改革的成就是最大的。1926年9月,由广东基督教八大公会组成的广东大会正式改组为“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这是一个宗旨明确、典章完善、机构健全的有实权的基督教会管理机构。广东协会成立后,它接收了西方差会在广东的一些事业,为推进教会合一、推动堂会自养、加速教会学校的立案进程、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认同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广东协会“在教会组织的规模、信徒的人数、活动的频繁、事业的兴旺、对社会的影响和本色化的程度等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所有大会或协会中,乃至在所有的华人教会中,都是相当成功的范例,确实可以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具体实践的代表。”[15](P80)

在教会礼仪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借用和改造了中国的一些传统礼仪,在中国传统节日里举行孝亲活动,在习俗方面尽量融入中国社会。

广东基督教会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使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解放后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并最终实现脱胎换骨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张亦镜.评陈秋霖的“论反基督教运动”[J].尽言周刊

(圣诞特刊),19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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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均默.对反基督教诸君的一个商榷[J].真光杂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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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宗教思潮[C].北京:燕京华文学校,1927. [13]招观海.国民政府下之基督教[J].文社月刊,第3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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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J].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月刊,

第1卷第1,2号合刊,1926-10.

[15]吴义雄.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与本色教会运动[J].

世界宗教研究,2002(2).

责任编辑:安康捷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制度(基督教)

宗教活动场所财产管理制度 一、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主要指其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房屋、构筑物、各类设施、土地、文物,各类捐赠以及其他合法拥有的资产和收入。 二、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毁坏或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 三、宗教活动场所应成立财产管理组织,专人负责管理场所内的各类财产。 四、购置重大物品由场所管理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五、财产管理要求帐、物分管,财产帐册、实物分别有两人负责管理,定期核实。 六、场所内购置的物品,应与财产管理人员核对后方能入库,并登记造册。 七、宗教活动场所的重要财产,必须逐件编号、登记造册,定期核查更新。

宗教活动场所人事管理制度 一、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由本宗教团体按规定认定,并报市民宗局备案。宗教教职人员可在其所在场所内主持宗教活动,不得到场所以外传教或主持宗教活动。 二、宗教教职人员应邀跨地区主持宗教活动,应得到相应宗教团体同意,并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三、建立常住和暂住人员登记册。非瑞金籍的宗教教职人员或其他人员,无论是常住或临时居住的,都应在公安部门及时办理暂住证或居住证。场所内不得留宿无身份证明者。 四、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教职人员因事外出离开瑞金,应事前向本宗教团体请假,并报市民宗局备案,返回后及时销假。 五、宗教活动场所聘用工作人员,应经场所管理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宗教活动场所卫生防疫制度 一、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卫生防疫小组,卫生防疫负责定期组织学习卫生防疫知识,进行卫生、防疫宣传教育。 二、宗教活动场所餐饮从业人员符合卫生防疫方面有关规定,做到每年体检一次,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时要穿工作服、戴工作帽,作业前要洗手,要勤剪指甲,保持个人清洁卫生。 三、严禁使用来源不明的食品,不得使用变质、有毒、过期的食品原料,餐饮用具做到“一洗、二刷、三冲、四消毒、五保洁”,未经消毒的餐具不得使用。 四、厨房内做到清洁无油腻,物品堆放整洁。活动区域经常通风换气,保持空气畅通新鲜。 五、发现传染病人时,做到一隔离、二上报、三消毒。 六、宗教活动场所内绿化亮化、环境整洁优美,各类物品摆放规范有序,有专人负责,无脏、乱、差现象。 七、接受当地政府及卫生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增强环保意识,保护生态环境。

基督教婚姻誓言中英文版

基督教婚姻誓言中英文版 当舒缓有力的结婚进行曲想起,当洁白的婚纱踏上洒满玫瑰花瓣的红地毯,十指相扣间,一对新人就在神父面前许下毕生的誓言: I, [Groom's name], take you [Bride's name], to be my wife, my partner in life and my one true love. I will cherish our friendship and love you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I will trust you and honor you I will laugh with you and cry with you. I will love you faithfully Through the best and the worst, Through the difficult and the easy. What may come I will always be there. As I have given you my hand to hold So I give you my life to keep So help me God 我(新郎的名字)请你(新娘的名字),做我的妻子,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 爱人。 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 我会信任你,尊敬你, 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我会忠诚的爱着你, 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 无论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 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握住一样,

中西人性论之比较

中西人性论之比较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物,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灵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也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修”;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 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无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欲望和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宋儒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拿起来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愤恨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哪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哪里来?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着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己。”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

教会规章制度

李中寨教会规章制度 一、遵守法律法规爱国爱教荣神益人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规定条规与信仰自由的法律国家政策,做到爱国爱教,拥护捍卫党国利益为核心,不做损人损已的事,弘扬“三自爱国委员会”精神才更好的荣神益人。 二、信仰纯真虔诚 每个信徒必须信仰纯真,根基要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不能逐波水流,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让社会中不良行为腐蚀带到教会中,以《圣经》教导宗旨十条诫命为基督教信仰开端于鞭策。 三、抵制外端邪教 在接待外来人时,必须谨慎,身份要明切,更不能上讲台讲道,必须通过上级或县三自爱国委员会批准,来龙去脉清楚,才能光明磊落接待,如果发现异端邪教,搞清事实及时向上级汇报或报警。 四、礼拜天守则 每个信徒礼拜天准时到教会,唱诗、祷告,穿着要整齐干净,到教堂必须肃静,带小孩的必须看管自己的孩子,呵

护好,带手机必须关机或调为振动,不影响别人聆听讲道,唱诗班礼拜天或每逢过节献唱诗歌声音洪亮而整齐,不腼腆、不胆怯、统一组织安排,每个信徒到教堂不许随意乱丢垃圾或吐痰,凡事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五、互帮互爱,彼此交流 不信教群众于信教徒必须正常往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教堂与教堂之间相互交流、互动,要有融洽的氛围,不歧视,要平易近人,一视同仁,要互相团契的心。 六、培养教牧队 办好教会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培养德才兼备、信仰,根基稳固,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候起火车头牵引作用,来更好牧养教会侍奉上帝,传讲天国的福音,放正角度,引导使人劝勉归主,认识真理。 七、财务管理制度 教会中的财务必须组长理财、会开透明、互相监督、有统一财务管理员支付一切安排,不铺张浪费倡导勤俭节约教会中每分钱发在刀刃上、不挪用、不外借教会中的每一次奉献的钱必须开通专用账号存入银行,支付与收入明切记录,定期每年向教会大众公布账目。

基督教婚礼仪式

基督教婚礼仪式 基督徒的婚姻是庄严的,是新婚夫妇在上帝和会众面前互立的誓约。 婚礼当由牧师或长老举行。 凡欲申请举行基督教结婚仪式的两人中至少有一人是受洗(浸)信徒,其他一人也当同意在堂内举行婚礼,并同意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誓约。 婚礼申请人先当前在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手续进行结婚登记。教会牧师要审查男女双方之结婚证。认为合法,方可为之举行婚礼。 牧师在举行婚礼前,还当了解婚礼申请人的人品道德,宗教信仰,并向他们讲明圣经里有关婚姻及相爱的道理。如发现有重婚等妨碍婚礼的事,当停止为他们举行婚礼。 序乐(唱诗班及主礼牧师进堂,若无唱诗班,则牧师单独进堂。牧师位于台前)主礼牧师宣布:X X X与XXX结婚礼拜现在开始,请新郎、新妇入席,会众起立。(新郎立于牧师左边,新妇立于牧师右边。若新妇要有结婚进行曲,则奏结婚进行曲,新妇单独或由其他男性长辈搀扶,在乐曲中由门前缓步行进至牧师右侧,与新郎并立。搀扶者退下坐在前排。) 宣召(主礼牧师说) 诸位弟兄姊妹,诸位来宾;我们今天在此圣堂中,在上帝的面前和会众的面前,要为XXX和XXX二人举行婚姻。按婚姻是极贵重的,是上帝所设立的。圣经曾记载吾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和迦拿赴婚姻的筵席。圣经又载:无论什么人当以婚姻的事为重。所以不可轻忽草率,应当恭敬、虔诚,尊奉上帝的旨意,成就这大事。(会众请坐) 询问(主礼牧师向新郎、新妇说) XXX与XXX你们今天来此圣堂,要求在上帝面前和会众面前赐福与你俩的婚姻。因此我要向你们,你们要在上帝的帮助下,彼此应许,以完成基督徒婚姻的要求。 (牧师问新郎说:) XXX,你与XXX结婚,你愿意应许无论她有病无病,你都要爱护她,安慰她,尊重她,帮助她,忠诚对她,终身不离弃她么? 新郎回答:我愿意。 (牧师问新妇说) XXX,你与XXX结婚,你愿意应许无论他有病无病,你都要爱护他,安慰他,尊重他,帮助他,忠诚对他,终身不离弃他么? 新郎回答:我愿意。 祷告(牧师祷告说) 仁慈永恒的上帝,主起初造人的时候,就是造一男一女。求主施恩与今天到面前祈求赐福的这二人,叫他们成婚以后,能照着今日他们所应许的,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使他们恩爱久长,白头偕老。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

浅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

浅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 思政122 11号李梦蝶基督教产生于古罗马时代。对于基督教的认识,我们应该辩证地来说。它既有为人们提供精神慰籍的一面,也有奴化百姓的一面;它既是欧洲人互相认同的纽带,也是欧洲人互相征战和对外征战的旗帜;它既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意识基础,又阻碍了新道德的生长;它既援助救济了大量穷人,又迫害了大量异端份子;它既主张人人都是上帝的信徒,所以应该相亲相爱如兄弟,又支持奴隶制度,不主张隶农们反抗国王贵族。因此,对基督教任何单一化的肯定或否定、称颂或贬损,都是片面的。 关于基督教的教义,他的基本预设是二元论的:现世——包括现世生活、人性、现世秩序,总之,现世的一切——是痛苦的、不平等的、不完美的、罪恶的、黑暗的、虚假的、不纯的、短暂的,而天国则是充满正义的、平等的、永恒的、光明的、真理的、纯洁的、善的。人要获得拯救,就要按照教义要求的去做,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上帝和爱他人。 第一、基督教反对盈利赚钱。 第二、基督教反对性爱。基督教作为理性的、积极的禁欲主义把性爱作为非理性之物加以摒弃。而且把性爱看作粗俗之事,正与超越、升华、拯救的基督教主旨相悖。它只接受受理性调节的婚姻。 第三、基督教反对艺术。在作为拯救性宗教的基督教看来,艺术会具有一种独立性的价值,它会提供另一种超越于日常生活的拯救。

第四、基督教反对科学。基督教和科学有着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理性认知的、经验的科学知识不断地导致世界的除魅化,越来越把世界看成是由因果关系的机制组成的;这和基督教的前提性假设直接冲突。 第五、基督教反对政治斗争。基督教主张“爱”“泛兄弟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拯救人的灵魂,甚至“勿抗恶”。 总之,基督教贬低现世,主张生活真正的、也是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和上帝沟通并获得拯救,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天国,才能享有永恒的荣耀、光明和幸福。这是对无奈而痛苦的现世采取一种带有强大力量的消极态度。 在公元初,庞大的罗马帝国内部宗教林立,为什么最后基督教能脱颖而出,成为最盛行的宗教呢?因为基督教满足了当时欧洲被压迫、被压榨的贫苦平民大众的心理需求,其最大优势,就是能给信徒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安慰。 首先,基督教给予其信仰者以现世中没有得到的尊严。 其次,基督教给所有犯了错或犯了罪的人以原谅。基督教给信徒们以生活的目标。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致力于实现基督在大地上的胜利,通过自己对基督教义的身体力行,因为投身于这一伟大事业,因为是在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而工作,从而获得了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意义,并因此而感到自豪荣耀。 再次,基督教使贫苦百姓们在信仰中感到了公平。基督教给人们以普遍的关怀。她既拥抱男人,也拥抱女人;即拥抱奴隶,也拥抱贵族;

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述论

1922—1927年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在新式知识分子领导下以反帝爱国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运动。广东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非基督教运动开展得富有声势,成为全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 一 非基督教运动起因于世界基督教(新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于1922年4月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决定。会议消息先行传出,遭到全国上下的普遍反对。3月初,上海青年学生首先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同月11日,北京一批学者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两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对基督教,阻止会议召开。非基督教运动由此在全国展开。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广东自始至终都是非常活跃的地区。广东地区的运动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2.3———1924.4),全面非教运动。 上海、北京两同盟宣言发表后,广东报界迅速做出反应。《广东群报》、《现象报》、《七十二行商报》、《共和报》等报刊大量报道各地非教活动,登载各种反教宣言、通电和论文。《广东群报》更是成为了这一时期广东非基督教运动的舆论中心,该报开辟了“非基督教言论”专栏,主持人陈秋霖亲自上阵,作了不少攻教文章载在其中,“公然拿他的群报作广东方面非基督教的大本营”。[1](P6) 除报界外,汪精卫的名人效应也大大助添了广东的反教舆论声势。他先以广东省教育会长的名义,给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复电表示支持,接着又在广东各报上陆续发表了系列反教文章,“汪精卫先生接一连二之非宗教论文,使青年之前途骤现光明”。[2](P1)在反教舆论的推动下,广东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纷纷组织非教组织。正式组建或筹组的广东非教组织有:“广东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广东非宗教同盟”,“非基督教工人同盟”,“非基督教记者同盟”。他们进行反教宣传,散发周、日刊,遴选代表外出演讲,对广东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贞洁运动”展开批判。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进入了第一次高潮。 但是,这一期运动持续时间很短,随着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第11届大会的结束,运动很快退潮,8月后就销声匿迹了。 第二阶段(1924.4———1925年五卅运动),反基督教教育、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年4月,广东又爆发了新一轮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的导火线是广州“圣三一”事件。“圣三一”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24年3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遭到了校长(英国人)的严厉制止,校方甚至开除了三名比较活跃的学生。学生开展起罢课、退学运动,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起来援助他们,“反对那奴隶式的教育,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3](P15)在83名学生集体退学后,事件始告结束。 广州“圣三一”事件发生后,立即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国共两党报刊《中国青年》、《向导》、广州《民国日报》等对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发表了大量相关评论,猛烈抨击基督教教育,极力主张收回教育主权。5月底,广州学生联合会成立“收回教育权运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总第7期) J OUR NAL OF GUAN GZHOU INSTITUT E OF S OCIALISM No.42004(Serial No.7) 广东非基督教运动述论 ●伍玉西 [摘要]1922—1927年广东非基督教运动是全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思潮主导了运动的全过程,在国共两党的引导下,运动得到健康发展。运动影响深远,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广东非基督教运动民族主义本色化 [作者简介]伍玉西,男,硕士,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师。广东潮州,521041。 [中图分类号]B9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562(2004)04-0034-04

近代伊斯兰思潮和运动

百科名片伊斯兰复兴运动现代旨在复兴伊斯兰教精神并据以解决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宗教与社会运动的统称。因其主张复兴伊斯兰教初期的本来精神,又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 意义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教历史上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宗教现象,每当社会向前发 展,出现了信仰松弛、道德沦丧、消极腐败等为伊斯兰教所谴责的现象时,伊斯兰教界内部就会兴起宗教复兴思潮,伴之以复兴运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将自身认同于历史上一切宗教复兴与改革运动,视为它们的继续和发展。历史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大多由虔诚的宗教家、伊斯兰学者发起,规模一般较小,带有更多的自发性。其早期思想渊源主要是以遵循《古兰经》、圣训,坚持“正统”教义为特色的罕百里教法学派及该学派的晚期代表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传统,在近代,则有18世纪发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宗教复兴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生于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其共同的思想倾向是主张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腐败,按照纯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来规范穆斯林的言行,并以这种精神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28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创立到6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哈桑·班纳为首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曾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作过英勇的斗争,曾提出包括平等、公义、反对剥削、压迫、改善人民生活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主张,同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民族主义者也曾有过一段合作。后因政见不同,合作关系破裂,于1954年被埃及政府取缔,许多领导人遭到逮捕。此后,其他国家的兄弟会组织也大多被迫转入地下。,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为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挫折,经济增长缓慢,建设资金短缺,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统治者专制腐败,加之在阿以战争中屡战屡败、失地辱国,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人们对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日益失望,要求以一种新的精神取而代之。这种信仰危机因伊朗于1979年发生了推翻巴列维政权的“伊斯兰革命”而加深,于是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等地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公开的或秘密的伊斯兰教政党、派别和组织,一些被取缔的伊斯兰教政党、组织也相继恢复活动,这些非官方的宗教组织成为当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鼓吹者、领导者和组织者。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三个特点同历史上的复兴运动相比,当代的伊斯兰 复兴运动具有一系列新的趋向和特点。 (1)有更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系由当代各国的宗教领袖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提出,通过宜教、出版物、集会等形式,为广大穆斯林民众所接受。其主要内容包括,1.包容性、实践性。强调伊斯兰教是一种富于实践性的包涵一切的宗教体系: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既是一种文明方式、文化传统,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总之,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教,而是一种富于实践性、创造性、革命性的信仰,故必须以这种精神来反对一切外来的非伊斯兰教的思想、信仰,包括世俗化、西方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等“舶来品”。2.政治性、斗争性。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以法制为基础

论中国教会大学之始末及特点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1c15785158.html, 论中国教会大学之始末及特点 作者:吴玉满刘二铭 来源:《中国电力教育》2013年第14期 摘要:结合燕京大学的发展概述了教会大学在中国近百年的始末。它大概经历传教办学、改革、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国化及世俗化、迁移、合并六个阶段。其中,因经济、政策、文化观念及西方传教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教会大学于20世纪初20年发展得很好。在此发展历程中其办学目标、课程、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经费等方面的变化体现日益中国化的特点。除此,教会大学还留给中国很多影响和思考。 关键词:中国教会大学;中国化;黄金时代;意义 作者简介:吴玉满(1988-),女,广东揭阳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刘二铭(1989-),男,广东揭阳人,汕头金山中学南区学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4-0003-03 一、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概述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始末,本文将其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为传教办学(1840~1900年)、改革(1890~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1919~1930年)、中国化及世俗化(1930~1940年)、迁移(1937~1948年)、合并(1949~1952年),并简要地阐述每个阶段中较为重大的事件。 1.传教办学 自十六七世纪始到19世纪初,西方人在中西方的交易和交往中发现中国没有基督教徒,也没有天主教徒。他们觉得自己负有往中国传教以拯救人类的责任。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借此机会,大量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然而,因其传教活动冲击了儒家思想,威胁清政府的统治,政府对其传播持反对的态度;而老百姓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利禄,对福音也不感兴趣。所以,西方传教士不得不转向教育,通过办学来培养中国助手,使中国基督化,以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于是,教会教育出现两种教学目标:传播西方知识和传播福音。 教会教育在此阶段的发展大概如此: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教会主要发展初等教育,传授基督教教义、礼拜活动等内容;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发展中等教育,如圣约翰书院、广州格 致书院、潞河书院和汇文书院(后两者后来合并为燕京大学)等,传授地理、数学、音乐等知识;19世纪末中国出现教会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

名词解释

一、名词解释 布匿战争A、布匿战争是罗马人对外扩张的第一场战争,其对手是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该战争共打了三次,以罗马的最终胜利和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B、布匿战争加速了罗马对外扩张的步伐,成为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的序幕。 命运A、命运是希腊悲剧的基本主题,它是潜藏在悲剧主人公的自由行动背后的一种决定论力量,最典型的命运悲剧如《俄底浦斯王》等;B、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在稍后的希腊哲学中发展为决定现象的本质,其实质即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 阿维农之囚 A、公元1305-1377年,法国国王使用武力把天主教廷从罗马移至法国的飞地阿维农,从此开始了长达70年之久的教廷被囚阿维农的历史。B、阿维农之囚是罗马教会与世俗王权斗争中所经历的一次奇耻大辱,它标志着中世纪教会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绝对权威开始发生动摇,民族国家开始崛起。 因信称义A、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神学思想,它的基本内容是:只有信仰才是得救(称义)的唯一根据;B、“因信称义”思想的意义在于,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各种善功称义思想针锋相对,反对通过买卖赎罪券等活动来达到称义目的的虚伪主张。弥赛亚运动“弥赛亚”一词源自希伯来文,希腊文译作基督,本意为受膏者或受上帝祝福的人。在犹太人中弥赛亚与君主、救世主同义,每当犹太人受到本族或异族的统治者的压迫和欺凌,生活痛苦无法忍受时,就会有一位犹太人宣布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领导犹太人进行反抗运动。 前三头同盟 A、前三头同盟是指罗马共和国晚期克拉苏、庞培、恺撒三人缔结的政治同盟;B、前三头同盟的出现标志着罗马共和国已经走向没落,骑士阶层开始公开地与元老院相抗衡,并且逐渐控制了罗马共和国的命运。 哥特式建筑A、哥特式建筑是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一种艺术形式,最典型地体现为哥特式教堂建筑(2分);B、哥特式建筑以纤巧诡异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一种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宗教精神,充分展现了基督教的救赎理想(3分)。 神人同形同性 A、神人同形同性是希腊多神教的基本特点,它反映了自然宗教的朴素特征,使得希腊诸神具有十足的感性魅力(3分);B、同形是指诸神具有人的形体,同性是指诸神具有人的性情。宗教宽容 A、16世纪宗教改革导致了宗教战争,到了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以后,宗教宽容取代了宗教冲突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B、宗教宽容构成了西方近代科学理性和民主政治生长的温床,宽容精神首先从宗教领域开始出现,继而发展为一般性的宽容,从而使科学和民主的成长成为可能。 修道运动修道的禁欲主义是起因于反对教会逐渐世俗化,在3,4世纪时兴起。而更早的潜伏因素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统一教会及罗马帝国前,因基督教的宽柔政策,所以教会水准偏低、基督徒素质不齐。驱使许多向往崇高道德境界的基督徒隐遁到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去苦修。他们把繁华的世俗生活和肉体欲望当作魔鬼的陷阱,持守贫穷、圣洁、顺服的誓言,每天祈祷、工作,有些甚至向外传福音。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又称理神论。自然神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奇迹”;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启宗教”。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humanism)是指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 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13~19世纪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的机构。旨在镇压一切反教会、反封建的异端,以及有异端思想或同情异端的人。 “天职”观念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在西方,天职观念将世俗职业看作神所安排的神圣使命,从而使世俗行为有了宗教意义。 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化是在米诺斯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迈锡尼文化以迈锡尼城而得名。实际上,它是指公元前1600---11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希腊南部迈锡尼、太林斯、派罗斯等地的早期奴隶制城邦文明或较发达的青铜文化的通称,迈锡尼则是最强大并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所以史学上一般称起为迈锡尼文化。 前16世纪,伯罗奔尼撒平原东北角,阿卡亚人(印欧语系)。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文化与克里特文明相融合的结果。 前12世纪末期,来自北方的更野蛮的多利亚人冲入希腊半岛,摧毁了迈锡尼文明,使爱琴海地区陷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代(300多年)”。 前8世纪开始,一个崭新的希腊城邦文明崛起于爱琴海世界。 神人同形同性:A、神人同形同性是希腊多神教的基本特点,它反映了自然宗教的朴素特征,使得希腊诸神具有十足的感性魅力B、同形是指诸神具有人的形体,同性是指诸神具有人的性情 二、论述题 1、分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差异。8 A、希腊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和谐之美,它作为西方文化的摇篮,将一切矛盾的东西都融为一体,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等矛盾尚未发展到对立的程度,因此希腊文化具有一种原始的或童稚的美感。 B、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多有模仿,但是罗马文化却具有独特的文化精神,它把希腊文化的和谐之美片面地推向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极端,虽然罗马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和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在精神方面却极为贫乏; C、基督教文化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从罗马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它的文化精神与罗马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以一种唯灵主义和彼岸主义与罗马文化相对立。但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这种唯灵主义的理想并未能真正落实到教会实践中,其结果导致了基督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分裂和普遍虚伪,最终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D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可以看作是对希腊文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片面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文化才走向了一个历史的合题,即试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将三种文化辩证地统一起来。 2、结合新教三大主流教派的具体情况来说明宗教改革运动对于西方文化变革的重大历史意义。

浅谈中西方人性观

浅谈中西方人性观 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观 人性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代表人物有孔子,他把仁作为人之根本属性,且其政治主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部《论语》更充满了圣人、君子、仁义。另一个代表是孟子,他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人性善的思想。如,他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明一个人是否会是恶人还是好人,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因为认为的是人性善,所以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从“性善论”出发,还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被神化为天子的君主、皇帝,他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人性本善论成了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根据。君王专权在手,本来就很容易干坏事,本该受到比常人更严格的监督,但山于他的人性本善,全国人民都深信他一定会大公无私,绝不会担忧他会干什么坏事了。皇帝只须监督下属,用不着谁来监督他。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人性善”给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制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钳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别的关于人性的理念。比如性恶论,其代表人物便是荀子,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是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源。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还有就是人性自然论,如老子的人性自然——主张无为、寡欲、绝圣、弃智、不争不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善为道”的圣贤手中。还有韩非子,他说:“……故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慢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因此韩非子主张顺着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他认为正因为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就要因循人性,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人性善的思想主导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国安邦之道。直至现在,它对中国人的习惯、法律和世界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 同样西方对人性也有比较多的思考,但是真正对西方人的人性观点起到普遍、巨大、长久影响的应是基督教教义。在基督教思想中,“原罪”是理论核心。《圣经》中所揭示的“原罪”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走入社会时所带有的“罪”,此罪将永远与人类同在,直到获得上帝的拯救。[2]在圣经中有一些经典的描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3]。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的是,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们必须接受耶苏基督,必须要向主忏悔,然后就可以上天堂,而避免受地狱里的各种磨炼之苦。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doc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4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 消防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维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秩序,保障信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以负责人为组长的消防工作领导小组,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岗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防患于未然。 第三条、宗教活动场所要配备一定的消防器材及工具(如灭火器、消防锨、消防桶等),并及时更新;严禁私拉乱扯电线,电器要按照规定使用,保持照明设备和电门开关的清洁。 第四条、宗教活动场所至少要设置两条安全通道,通道上不得堆放杂物及安装栅栏等障碍物,进行宗教活动期间通道不得上锁,确保畅通,并制作标志牌悬挂于明显处,便于及时疏散人群。 第五条、至少每半年要组织一次信教群众学习《消防法》等法律法规,有条件的要组织演练,以增强消防意识。 第六条、制定活动场所突发消防安全事件预案,确保组织有力、措施有效。一旦发生火灾,立即拨打火警119求救,报告宗教事务部门,并积极组织扑救。 第七条、要积极配合宗教事务部门和消防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第八条、场所消防工作小组要坚持每日自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 第九条、要建立防火安全检查记录簿,每次检查后应及时填写,并由检查人员和场所负责人共同在检查记录上签字。 第十条、对未按规定履行本制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责令改正、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撤销场所登记。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 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卫生防疫管理工作,减少疾病发生,保障信教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秩序,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成立以负责人为组长的卫生防疫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切断病源传播途径。 第三条、配备一定的卫生防疫器材及工具(如喷雾器、卫生口罩等)。制定卫生值日表,保持地面、墙壁清洁,不留死角,场所内定期进行药物消毒(特别是举行宗教活动前后,场所应消毒,消除隐患)。 第四条、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信教群众学习《卫生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健康知识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教育,增强个人、公共卫生防疫意识。 第五条、为信教群众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设置比较卫生的厕所和洗手设施。有寄宿的要有洗漱、洗澡等卫生基础设施。

基督教婚姻誓言中英文版 ... 很感动...背下来吧...

I, [Groom's name], take you [Bride's name], to be my wife, my partner in life and my one true love. I will cherish our friendship and love you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I will trust you and honor you I will laugh with you and cry with you. I will love you faithfully Through the best and the worst, Through the difficult and the easy. What may come I will always be there. As I have given you my hand to hold So I give you my life to keep So help me God 我(新郎的名字)请你(新娘的名字),做我的妻子,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 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 我会信任你,尊敬你, 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我会忠诚的爱着你, 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 无论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 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握住一样, 我会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你。 所以请帮助我我的主。 I, [Bride's name], take you [Groom's name], to be my husband, my partner in life and my one true love. I will cherish our friendship and love you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I will trust you and honor you I will laugh with you and cry with you. I will love you faithfully Through the best and the worst, Through the difficult and the easy. What may come I will always be there. As I have given you my hand to hold So I give you my life to keep So help me God 我(新娘的名字),请你(新郎的名字)做我的丈夫,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 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 我会信任你,尊敬你, 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我会忠诚的爱着你, 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 Weber)热”。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试图以这种绝对而极端的“拿来主义”来将一切推倒重来,由此圆其“现代化”的美梦。然而,静观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现代发展某些弊端的批评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使不少中国人深感不能将“现代化”或“西化”与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之处。对于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和评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详谈。但有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学者则议论不多,且有各种疑虑。而这一问题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启迪和其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义的彰显,在此谈谈自己的管见浅识,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从宗教和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我们侧重于基督教对此的价值层面和精神意义,而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层次的作用和影响只能附带来谈、不作为本题讨论的重点。这里关注的是在基督教精神、价值体系中比较独特、突出和值得弘扬的基本因素,它们能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清新的感觉,和全然不同的启示,从而构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独有意义。大体而言,这些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督教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反省意义 中国人在其文化传统上对人的本性或本质通常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的“性善”、“良知”、“有为”和“人定胜天”,不认为人本性有罪,因此对基督教的原罪观感到难以接受,尤其对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神话诠释不以为然,形成对基督教罪之意识、罪感、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的一种文化隔膜。然而,中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向善论、进步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在其社会发展步骤明显加快的今天,却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曾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以引进西方科技、开展洋务来力图迎头赶上。但看到这种科技上之差距、实力上之劣势的同时,中国人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其反观自身的传统基调和对其国民性之乐观、自豪乃至优越的肯定见解。其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乃“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回顾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举措,都是从肯定、积极的意义上争取或重新恢复中国人的“自强”、“求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选择的国民心理基础,仍不离一种乐观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性正面发展的坚信不移。不过,多次政治运动唤起的激情和人们对社会改革全身心地投入,在中国今天社会转型时期却已出现与传统经历意味深长的不同转向。一些中国人已感到其激情耗尽的疲惫,更有人因机经拼搏后仍面临差距的加大而灰心失望。许多人在几度兴奋、真心参与各种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公共事业之后,却看到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崇高境界消退、理想主义丧失,这一幅无情的图景。在社会腐败、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丑陋及丑恶现象和沉渣泛起、人们追求享乐和实利、沉溺于低俗之举、价值观念混乱和多元化这一严酷现实面前,许多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了深刻的醒悟和体认。在这种对基督教原罪观的冷静认识中,人性自我可自觉达到“道德完美”的观念开始动摇,中国人开始对其传统的人性论和人生观加以反思和反省,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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