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NCCN 原发性肝癌临床实践指南
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南（2015版）
我国是世界上肝癌高发国家之一。手术切除是肝癌的首选治疗方法。而病理学则是肝脏外科最主要的支撑学科之一。为此，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和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全国肝胆肿瘤及移植病理协作组于2010 年制订了《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方案专家共识（2010 年版）。
近五年来，肝癌临床和病理学研究又有了新进展，肝癌异质性、生物学特性、分子分型和个体化治疗等新概念开始成为现代临床肝癌治疗学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对肝癌病理诊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2014 年4 月，在吴孟超院士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中国抗癌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消化病学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外科学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和全国肝胆肿瘤及移植病理协作组召开了《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南（2015 年版）》制订专家会议。
并于2015 年1 月召开定稿会，做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最后形成了能基本反映我国现阶段肝癌病理诊断技术水平的《指南》，以期为提高我国肝癌病理诊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提供指导性和引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病理检查方案
原发性肝癌统指起源于肝细胞和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中以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癌最为常见，但本方案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肝脏其他类型的原发性肿瘤。病理检查方案主要包括大体标本的固定和取材、大体和显微镜下特点的描述、免疫组化和分子病理学检查等重要环节。规范化的病理检查是从源头上保证病理诊断准确性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为临床评估肝癌复发风险和远期预后以及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1. 大体标本的处理
（1）标本固定：a. 手术医生应在病理申请单上标注送检标本的种类和数量，对手术切缘、可疑病变以及重要血管和胆管切缘可用染料染色或缝线标记，对切除小组织标本及淋巴结等应单独放置容器内并贴好标签说明；b. 为最大限度地保留细胞内核酸和蛋白质的完整性，防止细胞自溶，应尽可能将肿瘤标本在离体30 min 以内送达病理科切开固定；c. 病例可接受标本后，在不影响病理诊断的前提下切取新鲜组织冻存于组织库，以备分子病理学检查之用，沿瘤体最大直径，每隔1cm 做一个剖面，并保持标本的连续性；d. 常温下10% 中性缓冲福尔马林溶液4~5 倍于标本体积固定12-24 h。
上述处理基本能够满足分子病理学和免疫病理学诊断的需要。
（2）标本取材：根据目前对肝癌异质性和微环境特点的认识，肝癌的外周区域是肿瘤异质性的代表性区域，是高侵袭性细胞群体分布的集中区域，是微血管侵犯和卫星结节形成的高发区域，也是影响转移、复发和预后的高风险区域。
为此，应特别重视在癌与癌旁肝组织交界处取材，以便在相互对照中客观评估肝癌的生物学特性。为此，推荐以下肝癌标本“7 点”基线取材方案（图1）：a. 选取出血坏死少、组织完整的剖面，分别在12 点、3 点、6 点和9 点的位置上于癌与癌旁肝组织交界处取材，癌与癌旁肝组织的比例约为1:1，以着重观察肿瘤对包膜、微血管以及邻近肝组织的侵犯情况；b. 在肿瘤无出血和坏死的部位至少取材1 块，以供分子病理学检查之用，对质地和色泽有差异的肿瘤区域还应增加取材；c. 对距肿瘤边缘≤1 cm（近癌旁肝组织或切缘）
和>1 cm（远癌旁肝组织或切缘）范围内的肝组织分别取材，以观察肿瘤卫星结节、异型增生结节以及肝组织背景病变（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等情况；d. 取材时应做好部位编号，组织块大小为(1.5-2.0) cm x1.0 cm x0.2 cm。
建议1：
肝癌标本“7 点”取材方案是一种基线方案，实际取材的部位和数量还须根据肿瘤的直径，形状、数量以及癌旁肝组织的大小等情况酌情增减；微血管侵犯和卫星结节的检出率还与癌旁肝组织的切除范围有关。因此，应描述癌旁肝组织的大小，并在多剖面检查的基础上，对可疑病灶重点取材(C，I)。
建议2：
当肿瘤距肝切缘较近时，可在距肿瘤最近的切缘处做垂直于切缘取材，以实际评估肿瘤与切缘的距离；当肿瘤距切缘较远时，可沿切缘做平行取材，以最大面积评估切缘肝组织的状态(C，I）。
2. 大体标本描述的重点内容
除描述送检肝脏标本的一般特点外，应重点描述肿瘤的大小、数量、颜色、质地、肿瘤与血管和胆管的关系、包膜形成与侵犯、周围肝组织病灶、肝硬化类型、肿瘤至切缘的最近距离以及切缘受累等情况，并对形态特殊的肿瘤标本拍照存档。
肝细胞癌的大体分型可参照中国肝癌病理协作组分类和卫生部《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 年版）》分类, 其中单个肿瘤直径≤1cm 为微小癌、>1 cm-≤3 cm 为小肝癌（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HCC）；肝内胆管癌的大体类型可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分类，分为块状型、管周浸润型和管内生长型。
SHCC 是临床早诊早治的重要病理学基础，但目前国际上有多个SHCC 体积标准，从瘤体直径5 cm-2 cm 不等。有研究显示，SHCC 生长至近3 cm 大小时，是其生物学特性由相对良性向高度恶性转变的重要时期，≤3 cm SHC 可出现特定基因的改变；>3 cm 肝癌发生微血管侵犯、卫星结节以及不良预后的风险明显增加：≤3 cmSHCC 患者的术后5 年总生存期和无复发生存期分别为67. 8% 和52 010，显著好于>3 cm 肝癌患者。
建议3：
≤3 cm SHCC 多表现出分化好、膨胀性生长、微血管侵犯和卫星结节发生率低等相对温和的生物学行为，具有根治性治疗的病理学基础；在SHCC 出现高侵袭性行为之前进行根治性治疗，对提高肝癌患者远期疗效具有重要的临床实际意义（B，I）。
建议4：
SHCC 是一个肿瘤体积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早期肝癌，有些SHCC 甚至微小癌也可以出现分化差、侵袭性生长、微血管侵犯和卫星结节形成等恶性生物学行为，提示这SHCC 已较早进入恶性演进阶段。因此，对≤3 cmSHCC 的肿瘤组织应全部取材检查生物学行为表现，临床上对≤3 cm SHCC 也应注意保留一定的治疗边界（B，I）。
3. 显微镜下描述的重点内容
（1）肝细胞癌的组织学类型：常见有细梁型、粗梁型、假腺管型和团片型等；（2）肝细胞癌的特殊细胞类型：如透明细胞型、富脂型、梭形细胞型和未分化型等；（3）肝细胞癌的分化程度：可采用国际上常用的Edmondson-Steiner 四级（I-IV）分级法；（4）肿瘤坏死（如介入治疗后）、淋巴细胞浸润及间质纤维化的范围和程度；（5）肝内胆管癌：以腺癌最为常见，也可以出现多种组织学和细胞学特殊类型，分化程度分为高分化、中分化和低分化；（6）肿瘤生长方式：包括癌周浸润、包膜侵犯或突破、微血管侵犯和卫星结节等；（7）慢性肝病评估：肝癌常伴随不同程度的慢性病毒性肝炎或肝硬化，应采用公认的组织学分级和分期系统进行评估。
建议5：
文献中常用的慢性病毒性肝炎组织学分级和分期系统较多，建议在病理诊断工作中选用较为简便的指数系统，例如Scheuer 系统与中国2000 年慢性病毒性肝炎组织学分级和分期标准基本对应。
建议6：
通常应做Masson 三色染色和网状纤维染色以辅助评估肝纤维化和肝小叶改建的程度（B，I）。
4. 癌前病变描述的重点内容
（1）肝细胞癌癌前病变的主要类型：a. 肝细胞异型增生：①大细胞改变：肝细胞与细胞
核体积均增大，核染色质浓染及多核；②小细胞改变：肝细胞体积缩小，核体积增大伴轻度异型，细胞核呈拥挤表象；b. 异型增生灶：多由小细胞改变构成的直径≤1.0 mm 病灶；
c. 低度异型增生结节(LGDN)：以大细胞该变为主构成的结节，细胞无明显异型性，间质内无孤立性动脉，无膨胀性生长；
d. 高度异型增生结节(HGDN)：以小细胞改变为主构成的结节，肝细胞异型性增加，间质内出现孤立性动脉，有膨胀性生长，局部发生癌变时称为结节内结节；
e. 肝细胞腺瘤(HCA)：WHO 将HCA 分为HNFla 失活型、B -catenin 活化型、炎症型和未分类型等4 种亚型，其中B -catenin 活化型HCA 的癌变风险增加。（2）肝内胆管癌癌前病变的主要类型：a. 胆管上皮内瘤变(BilIN)：根据胆管上皮的异型程度，可分为BilIN-l（低级别）、BilIN-2（中级别）和BilIN-3（高级别或原位癌）；b. 胆管内乳头状肿瘤：限于胆管腔内生长的管状- 乳头状肿瘤，可伴有不同级别的BilIN；c. 其他：胆管黏液性囊性肿瘤和胆管错构瘤等也可有不同程度的恶变风险，须结合BilIN 程度考虑。
建议7：
对HGDN 与高分化SHCC 的鉴别诊断十分重要，后者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细胞的核/ 质比和排列密度增加、小梁间隙增宽、假腺管结构、浸润性生长、CD34 染色显示微血管密度增高、Ki-67 表达增加、p53 和GPC-3 阳性表达，以及网状纤维染色显示病灶内网状支架减少或消失等特点，应在与HGDN 鉴别的基础上做出诊断。
5. 微血管侵犯的病理诊断
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也称微血管癌栓，主要是指在显微镜下于内皮细胞衬覆的血管腔内见到癌细胞巢团。MVI 多见于癌旁肝组织内的门静脉小分支（含肿瘤包膜内血管），这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紊乱，成为肝癌主要的出瘤血管有关。肝静脉分支作为肝癌次要的出瘤血管也可发生MVI，当两者不易区分时诊断MVI 即可。
偶可见到肝癌侵犯肝动脉、胆管以及淋巴管等脉管小分支，应单独另报[31-33] 区分脉管的性质可选用CD34（血管内皮）、SMA（血管壁平滑肌层）、弹力纤维（微小血管壁弹力纤维层）以及D2-40（淋巴管内皮）染色等。有研究显示，MVI 癌细胞数量≥50 个与肝癌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如果脉管内仅有少量松散悬浮癌细胞（<50 个），应在病理报告中另行说明，此类MVI 被视为低度复发风险。
MVI 是肝癌术后复发风险的重要预测指标，也是临床肝癌术后抗复发治疗的重要病理学指征。文献资料显示，肝癌MVI 的发生率为15%-57. 1% 不等，这种差异可能与标本取材和诊断标准的不同有关。临床研究表明，MVI 与肝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包括复发风险增加和远期生存率降低密切相关，即使≤3 cm SHCC 也是如此。
建议8：
MVI 是肝癌患者预后的重要预测指标（A，I），应将全部组织切片内的MVI 进行计数，并根据MVI 的数量和分布情况进行风险分级。MO：未发现MVI；M1（低危组）：≤5 个MVI，且发生于近癌旁肝组织区域(≤1 cm)；M2（高危组）：>5 个MVI，或MVI 发生于远癌旁肝组织区域（>1 cm；B，I）。
6. 卫星结节的病理诊断
卫星结节（子灶）主要是指主瘤周边近癌旁肝组织内出现的肉眼或显微镜下小癌灶，与主瘤分离，两者的组织学特点相似。卫星结节起源于MVI，当两者在组织学上不易区分时可诊断为卫星结节。
建议9：
卫星结节的病理诊断应包括：（1）卫星结节的数量；（2）卫星结节的分布范围；（3）远癌旁肝组织内出现的癌结节（包括多结节性肝癌）既可能是肝内转移灶，也可能是多中心起源的新生肿瘤，需要时可做分子克隆检测以明确癌灶的来源（B，I）。
7. 肝穿刺活检组织的处理
对肝脏占位性病变通常采用16G 穿刺针，于肿瘤及肿瘤旁肝组织交界处穿刺1 条，或于肿瘤和肿瘤旁肝组织各穿刺1 条，以便相互对照做出正确诊断；评估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穿刺组织则需略长，经10% 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固定后长度宜在1.5 cm 左右，固定时间1-2 h，并保持组织完整无断裂，在每张玻片上放置≥6 张间隔性连续组织切片，以综合评估各组织切片的病损程度。
免疫病理诊断
1. 常用诊断标志物
（1）肝细胞癌：a. 肝细胞抗原（Hep Par-l，肝细胞特异性，不能区别肝细胞性肿瘤的性质）；b.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c. CD34（标记肿瘤新生血管）；d. 多克隆性癌胚抗原（pCEA，肝细胞特异性，不能区别肝细胞性肿瘤的性质）；e. CD10（肝细胞特异性，不能区别肝细胞性肿瘤的性质）；f. 精氨酸酶一1（arginase 一1，肝细胞特异性，不能区别肝细胞性肿瘤的性质）；g. 热休克蛋白70(HSP70)；h. 谷氨酰胺合成酶(GS)；i. 甲胎蛋白(AFP)。
（2）肝内胆管癌：a. 细胞角蛋白CK19、CK7；b. 黏蛋白一1（MUC-1）。
（3）双表型肝细胞癌：是肝细胞癌的一种特殊亚型，表现为形态学上典型的肝细胞癌可同时显著表达肝细胞癌和胆管癌的标志物，因具有双重表型特征而侵袭性更强，只能通过免疫组化检查才能做出亚型诊断。
2. 生物学特性标志物
建议10：
现有肝癌标志物在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上均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须合理组合、客观评估，有时还需与其他组织特异性标志物联合使用。其主要目的是：（1）肝细胞性良、恶性
肿瘤之间的鉴别；（2）肝细胞癌与肝内胆管癌以及肝脏其他特殊类型肿瘤之间的鉴别；（3）原发性肝癌与转移性肝癌之间的鉴别（B，I）。
建议11:
CD34 免疫组化染色并不直接标记肝脏实质细胞，但可显示不同类型肝脏肿瘤的微血管密度和分布特点：如肝细胞癌为弥漫型、胆管癌为稀疏型、肝细胞腺瘤为斑片型、肝局灶性结节性增生为条索型等，有助于鉴别诊断（B，I）。
分子病理诊断
肝癌分子分型是肝癌分子病理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目前文献中时有报道肝癌分子分型和分子预测标志物的检测方案[48]，但其临床实际意义尚有待多中心和大样本的验证。肝癌药物分子靶点检测的临床应用仍处于研究和开发之中，但一些临床试验结果的进一步验证值得期待。
肝癌术后复发是严重制约肝癌远期疗效的瓶颈之一。肝癌克隆起源理论认为，肝癌存在单中心（单克隆性）和多中心（多克隆性）两种起源模式。理论上讲，单中心性复发性肝癌来自首次切除肝癌的残留癌细胞，更适合介入和靶向药物等综合治疗，而多中心性复发性肝癌在本质上属于新生肿瘤，更适合再次手术切除或肝移植；由于体内残留癌细胞具有长期“休眠”的生物学特性，即使是临床远期复发（术后>2 年）的肝癌仍有可能是单中心性复发。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肝癌复发方式的组织学判断标准，但还需要分子克隆检测的验证。
建议12：
多结节性肝癌和复发性肝癌的克隆起源方式是临床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和提高远期疗效的重要关切。为此，采用分子克隆检测的方法评估这类肝癌的克隆起源方式，可为临床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B，I）。
病理诊断报告
肝癌病理诊断报告应突出肝脏专科病理特点，注重回应临床对了解肝癌术后复发病理危险因素的关切。肝癌病理诊断报告一般由大体标本描述、显微镜下描述、免疫组化检查结果、其他特殊检查结果、典型病理照片以及病理诊断名称等部分组成，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备注的方式，对临床需要引起重视的肿瘤重要生物学特征或病理学上还有待进一步鉴别诊断的病变等问题加以解释或补充说明。此外，为便于记录和统计临床和病理学参数，也可以在病理报告后附加清单式记录表格。
本文节选自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15 年3 月第21 卷第3 期。
原文指导：吴孟超，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汤钊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刘彤华，北京协和医院编审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步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陈杰，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陈柯，安徽省立医院病理科；陈孝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胆外科；丛文铭，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理科；崔全才，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郭德玉，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胡锡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学系；黄波，辽宁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纪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荚卫东，安徽省立医院肝外科；李强，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外科；李珊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李增山，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病理科；廖芝玲，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刘彤华，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刘秀峰，解放军81 医院肿瘤内科；鲁昌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孟斌，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孟凡青，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秦叔逵，解放军81 医院肿瘤内科；任国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石怀银，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孙青，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病理科；汤钊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文天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胆外科；吴孟超，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科；杨甲梅，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肝外科；杨永平，解放军302 医院肿瘤内科；叶胜龙，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内科；袁卫平，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外科；云径平，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病理科；曾韵洁，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病理科；张丽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病理科；张志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胆外科；周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周建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理科；赵爱莲，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赵景民，解放军302 医院病理科；朱虹光，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病理科
执笔和资料整理：丛文铭，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理科；步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陈杰，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董辉，朱玉瑶，冯龙海，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理科；陈骏，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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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 一、概述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以下简称肝癌) 是常见恶性肿瘤。由于起病隐匿，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不明显，进展迅速，确诊时大多数患者已经达到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治疗困难，预后很差，如果仅采取支持对症治疗，自然生存时间很短，严重地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细胞癌(ICC)和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混合型等不同病理类型，在其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临床表现、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其中HCC占到90%以上，故本文所指的“肝癌”主要是指HCC。 二、诊断技术和应用 （一）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 我国肝癌的病因因素，主要有肝炎病毒感染、食物黄曲霉毒素污染、长期酗酒以及农村饮水蓝绿藻类毒素污染等，其他肝脏代谢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隐原性肝病或隐原性肝硬化。由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对于有效治疗和长期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十分强调肝癌的早期筛查和早期监测。
常规监测筛查指标主要包括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和肝脏超声检查(US)。对于≥40岁的男性或≥50岁女性，具有HBV和/或HCV感染，嗜酒、合并糖尿病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一般是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检查。一般认为，AFP是HCC相对特异的肿瘤标志物，AFP持续升高是发生HCC的危险因素。新近，有些欧美学者认为AFP的敏感性和特异度不高，2010版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指南已不再将AFP作为筛查指标，但是我国的HCC大多与HBV感染相关，与西方国家HCC致病因素不同（多为HCV、酒精和代谢性因素），结合国内随机研究(RCT) 结果和实际情况，对HCC的常规监测筛查指标中继续保留AFP。 （二）临床表现。 1.症状。 肝癌的亚临床前期是指从病变开始至诊断亚临床肝癌之前，患者没有临床症状与体征，临床上难以发现，通常大约10个月时间。在肝癌亚临床期（早期），瘤体约3－5cm，大多数患者仍无典型症状，诊断仍较困难，多为血清AFP 普查发现，平均8个月左右，期间少数患者可以有上腹闷胀、腹痛、乏力和食欲不振等慢性基础肝病的相关症状。因此,对于具备高危因素，发生上述情况者，应该警惕肝癌的可能性。一旦出现典型症状，往往已达中、晚期肝癌,此时，病情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版完整版)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版完整版) 1概述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2]。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HCC-ICC混合型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3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HCC占85%～90%，因此本规范中的“肝癌”指HCC。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肝癌诊疗行为，2017年6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主持制定和颁布了《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该规范的颁布反映了当时我国肝癌诊断和多学科综合治疗以及研究的状况，对规范肝癌诊疗的临床行为、改善肝癌病人预后、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以及优化医疗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7年至今，在肝癌的诊断、分期及治疗方面国内外新出现了许多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高级别证据，尤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委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组织全国肝癌领域的多学科专家，结合目前肝癌临床研究的实际，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以下简称规范）。本规范参照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按照《牛津循证医学中心2011版》进行分级（附录1）。 2筛查和诊断
2.1肝癌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 对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有助于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在我国，肝癌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具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过度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尤其是年龄>40岁的男性风险更大。借助于肝脏超声检查和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进行肝癌早期筛查，建议高危人群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检查[3]。 2.2肝癌的影像学检查 各种影像学检查手段各有特点，应该强调综合应用、优势互补、全面评估。 2.2.1超声检查（Ultrasonography，US）： 超声检查因操作简便、实时无创、移动便捷等特点，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肝脏影像学检查方法。常规灰阶超声可早期、敏感地检出肝内占位性病变，可鉴别其是囊性或实质性、良性或恶性，并观察肝内或腹腔内相关转移灶、肝内血管及胆管侵犯情况等。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可观察病灶内血供，同时明确病灶性质及与肝内重要血管的毗邻关系。超声造影检查可提示肝肿瘤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帮助鉴别诊断不同性质肝肿瘤，在评价肝癌的微血管灌注和引导介入治疗及介入治疗后即刻评估疗效方面具有优势。超声联合影像导航技术为肝癌的精准定位和实时微创消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4]（证据等级3）。术中超声及术中超声造影检查能更敏感地显示肝内直径约
NCCN止吐临床实践指南
NCCN止吐临床实践指南(2009 V.4.)解读 化疗是恶性肿瘤主要治疗方法之一，而恶心、呕吐又是最常见的化疗不良反应之一。急性剧烈的恶心、呕吐可能导 致患者脱水、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严重者可能因消化道粘膜损伤而出血、感染甚至死亡，从而使患者对化疗心 存恐惧，依从性明显降低，结果导致化疗药物减量或中止化疗，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尽可能预防和减轻化疗 诱发的恶心、呕吐，是保证化疗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之一。 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ational Compreha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是由美国21家综合性癌症中心组成的非营利性学术联盟，其制订的《NCCN肿瘤学临床实践指南》不仅是美国肿瘤领域临床决策的标准，目前也已成为全球各国肿瘤临床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应用的指南。由于目前抗肿瘤药物日新月异，止吐药物和治疗方案也发展迅猛。因此，2009年NCCN已对止吐临床实践指南进行了第4次更新，本文就第4版指南进行详细解读，帮助国内肿瘤专科医师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当今防治肿瘤放、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药物，进一步规范我国的止吐治疗。 1.化疗诱导的恶心、呕吐(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CINV) 1.1 CINV的分类 CINV按照发生的时间，可分为预期性、急性和迟发性三大类。 预期性(anticipatory)CINV指既往化疗中出现过难以控制的CINV的患者，在下一周期化疗开始前即发生恶心、呕吐，见于18%-57%有过化疗的患者,恶心比呕吐更常见。年轻患者更容易发生预期性CINV，其原因可能是他们比 老年患者既往接受的化疗更强烈，或呕吐控制不佳有关。此类CINV与疾病本身、化疗方案无关，精神心理因素是其 主要原因，与以往化疗CINV控制不良有关，一旦发生，现有止吐药物治疗基本无效，可采取镇静、行为调节、系统 脱敏等治疗手段。 急性(acute)CINV通常在使用化疗药物后24h内发生，5-6h达到高峰，可能持续18h以上，之后停止呕吐或转 为迟发性呕吐。此类CINV程度最为严重，与化疗药物导致的肠嗜铬细胞释放5-羟色胺(5-HT)有关。5-HT3受体拮 抗剂联合糖皮质激素是常用的治疗方案，急性症状若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则会增加迟发性(delayed)CINV的发生风险，并增加以后止吐治疗的难度。 迟发性(delayed)CINV一般发生于化疗后24-48h，有时可持续1周，有研究表明约40%-50%的化疗患者会出 现此类反应。多发生在使用顺铂、卡铂、环磷酰胺和/或阿霉素等药物化疗间期。此类反应发生晚、持续时间较长、 症状相对较轻，在临床上易被忽视，对患者的后续化疗、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影响较大。其发生机制不明，可能与P 物质介导、血脑屏障受损、胃肠动力减退及肾上腺激素分泌等因素有关。 1.2 CINV的发生机制 目前认为CINV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引起：一是化疗药物刺激胃肠道，嗜铬细胞释放神经递质，神经递质与相应 受体结合，由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传入呕吐中枢而导致呕吐；二是化疗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直接刺激化学感受器激发 区(CTZ)，进而传递至呕吐中枢引发呕吐；三是感觉、精神因子直接刺激大脑皮质通路导致呕吐，此类多见于预期性CINV。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20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 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及HCC-ICC混合型三种不同病理类型，三者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及therapy、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肝细胞癌占到85-90%，本规范中的肝癌指肝细胞癌。 1 筛查 1.1 辅检 ①超声检查：略； ②CT：常规使用CT平扫+增强，检出及诊断小肝癌能力总体略逊于MRI。更多用于肝癌局部治疗的疗效评价，特别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后碘油沉积观察有优势。 ③MRI：常规采用平扫+增强扫描，系临床肝癌检出、诊断、疗效评价的常用影像技术。 （“快进快出”是肝癌CT/MRI扫描的诊断特点。） ④DSA：侵入性创伤性操作，多用于肝癌局部治疗或急性肝癌破裂出血治疗等。 ⑤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PET/CT）：优势在于：1、对肿瘤分期，可全面评价淋巴结转移及远处器官的转移；2、再分期：可准确显示解剖结构发生变化后或解剖结构复杂部位的复发转移灶；3、疗效评价：更敏感、准确；4、指导放疗生物靶区的勾画、穿刺活检部位；5、评价肿瘤的恶性程度及预后。 ⑥肝穿刺活检：1、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占位性病变、符合肝癌临床诊断标准的病人，通常不需要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穿刺活检。2、缺乏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占位性病变，肝穿刺活检可获得病理诊断，意义重要。 1.2 肝癌的血清学分子标记物 AFP是当前诊断肝癌常用而重要的方法。诊断标准：AFP≥400ug/L，排除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睾丸或卵巢胚胎源性肿瘤及怀孕等。 约30%肝癌病人AFP水平正常，检测甲胎蛋白异质体，有助于提高诊断率。 其他：α-L-岩皂苷酶、异常凝血酶原等。 1.3 肝癌的病理学诊断 免疫组化检查： 常用的肝细胞性标志物有：Hep Par-1、GPC-3、CD10、Arg-1及GS等； 常用的胆管细胞标志物有：CK7、CK19、MUC-1等。 余略。 2 诊断 2.1 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或任何原因引起肝硬化者，至少每隔6个月行一次超声检查及AFP检测，发现： ①肝内直径≤2cm结节，动态增强MRI、动态增强CT、超声造影及普美显动态增强MRI四项检查中，至少两项显示有动脉期病灶明显强化、门脉或延迟期强化下降的
2015 NCCN 原发性肝癌临床实践指南
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南（2015版） 我国是世界上肝癌高发国家之一。手术切除是肝癌的首选治疗方法。而病理学则是肝脏外科最主要的支撑学科之一。为此，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和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全国肝胆肿瘤及移植病理协作组于2010 年制订了《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方案专家共识（2010 年版）。 近五年来，肝癌临床和病理学研究又有了新进展，肝癌异质性、生物学特性、分子分型和个体化治疗等新概念开始成为现代临床肝癌治疗学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对肝癌病理诊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2014 年4 月，在吴孟超院士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中国抗癌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消化病学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外科学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和全国肝胆肿瘤及移植病理协作组召开了《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南（2015 年版）》制订专家会议。 并于2015 年1 月召开定稿会，做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最后形成了能基本反映我国现阶段肝癌病理诊断技术水平的《指南》，以期为提高我国肝癌病理诊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提供指导性和引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病理检查方案 原发性肝癌统指起源于肝细胞和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中以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癌最为常见，但本方案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肝脏其他类型的原发性肿瘤。病理检查方案主要包括大体标本的固定和取材、大体和显微镜下特点的描述、免疫组化和分子病理学检查等重要环节。规范化的病理检查是从源头上保证病理诊断准确性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为临床评估肝癌复发风险和远期预后以及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1. 大体标本的处理 （1）标本固定：a. 手术医生应在病理申请单上标注送检标本的种类和数量，对手术切缘、可疑病变以及重要血管和胆管切缘可用染料染色或缝线标记，对切除小组织标本及淋巴结等应单独放置容器内并贴好标签说明；b. 为最大限度地保留细胞内核酸和蛋白质的完整性，防止细胞自溶，应尽可能将肿瘤标本在离体30 min 以内送达病理科切开固定；c. 病例可接受标本后，在不影响病理诊断的前提下切取新鲜组织冻存于组织库，以备分子病理学检查之用，沿瘤体最大直径，每隔1cm 做一个剖面，并保持标本的连续性；d. 常温下10% 中性缓冲福尔马林溶液4~5 倍于标本体积固定12-24 h。 上述处理基本能够满足分子病理学和免疫病理学诊断的需要。 （2）标本取材：根据目前对肝癌异质性和微环境特点的认识，肝癌的外周区域是肿瘤异质性的代表性区域，是高侵袭性细胞群体分布的集中区域，是微血管侵犯和卫星结节形成的高发区域，也是影响转移、复发和预后的高风险区域。 为此，应特别重视在癌与癌旁肝组织交界处取材，以便在相互对照中客观评估肝癌的生物学特性。为此，推荐以下肝癌标本“7 点”基线取材方案（图1）：a. 选取出血坏死少、组织完整的剖面，分别在12 点、3 点、6 点和9 点的位置上于癌与癌旁肝组织交界处取材，癌与癌旁肝组织的比例约为1:1，以着重观察肿瘤对包膜、微血管以及邻近肝组织的侵犯情况；b. 在肿瘤无出血和坏死的部位至少取材1 块，以供分子病理学检查之用，对质地和色泽有差异的肿瘤区域还应增加取材；c. 对距肿瘤边缘≤1 cm（近癌旁肝组织或切缘）
2020CSCO肝癌指南
2020 CSCo 肝癌指南 一线治疗：对肝功能Child-PUghA级或较好的B级（≤7分）患者 I级专家推荐增加: ①多纳非尼（1A类证据）； ②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1A类证据） In级专家推荐增加: ①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或纳武利尤单抗（2B类证据）； ②奥沙利铂为主的系统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抗（2B类证据）； ③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2B类证据）。 至此，目前肝癌领域一线治疗布局如下： 1、靶向治疗领域，索拉非尼、乐伐替尼一线治疗地位稳固, 多纳非尼后浪来袭，首次入选临床指南 2、免疫治疗领域，作为唯一获批的肝癌靶免联合治疗方案，此次，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收入麾下；此外，已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博利珠单抗疗法也是首次加入CSCO大家庭；CSCO指南将阿替仑伐替尼联合帕 3、国产免疫药物卡瑞利珠单抗杀出重围，联合化疗或靶向药物一线治疗均有疗效, 期待其更多n期研究数据！ 线治疗：对肝功能ChiId-PUgh A级或较好的B级（≤7分）患者 I级专家推荐： ①删除“PD单抗（包括纳武单抗、派姆单抗等）（2A类证据）”，替换 为“ PD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和卡瑞利珠单抗等）（2A类证据）”； ②新增阿帕替尼（1A类证据）。 ∏级专家推荐： ①删除卡博替尼（1B类证据）”，替换为卡博替尼（1A类证据） 7
② 增加“既往使用过索拉非尼者可考虑卡瑞利珠单抗联合FOLFOX4（2A 类 证据）”和“既往使用过奥沙利铂为主的方案者可考虑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2B 类证据）”。 In级专家推荐: 增加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2A 类证据） 至此，肝癌二线治疗领域布局如下: 1、靶向治疗领域，国产黑马阿帕替尼闪耀2020 ASCO 舞台，并凭借优异的临床数据 以I级专家推荐（1A类证据）入选肝癌二线治疗，与瑞戈非尼平分秋色；卡博替尼 ∏级推荐从1B类证据变为1A类证据，与雷莫芦单抗平起平坐。 2、免疫治疗领域，国货卡瑞利珠单抗已获批用于晚期肝癌二线治疗，此次以I 级专 家推荐（2A 类证据）登上指南，未来可期。此外，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靶向或化疗治疗也在肝癌二线治疗的∏级专家推荐中占据一席之地。在n 级专家推荐中，首款获批的双免疫联合治疗（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首登CSCo指南，为患者提供了 更多的治疗选择！ 围手术篇肝切除术更新要点: ∏b~ n 期，n 级专家推荐增加“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进行术前新辅助治疗（诱导治疗），致肿瘤缩小降期后再行切除术”。 降期治疗是近年来肿瘤治疗领域研究的热门方向，此前，我们已经报道过多例肝癌患者经过某种治疗方案后成功降期，并接受手术切除病灶。降期治疗为多数无法手术切除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让更多患者获益！ 术后辅助治疗 更新要点: 1、介入治疗：I级专家推荐中“2类证据”替换为“2A类证据”;
肝癌诊治指南(试行)
肝癌诊治指南（试行） 一、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的规范化诊治流程、诊断依据、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案。 本指南适用于具备相应资质的市、县级常见肿瘤规范化诊疗试点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对肝癌的诊断和治疗。 二、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三、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指南： HCC:(hepatocellular carcinoma)肝细胞肝癌 AFP: (a-fetoprotein)甲胎蛋白 CEA: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癌胚抗原 CA19-9:(Carbohydrate Atigen 19-9)糖抗原19－9 ICG15:(Indo Cyanine Green)吲哚氰绿15分钟潴留率 HBV:(hepatitisB virus)乙肝病毒 HCV:(hepatitisC virus)丙肝病毒 TAIT:( transarterial interventional therapy)经肝动脉介入治疗 3DCRT:(3-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三维适形放疗 IMRT:(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调强适形放疗 四、诊断依据 （一）高危因素。 有乙型/丙型肝炎或酒精性肝硬化、黄曲霉毒素接触史、饮水污染史者，是肝癌的高危人群。 （二）症状。 具备高危因素，合并肝痛、腹胀、纳差、乏力、消瘦、黄疸、腹水者，应高度警惕肝癌可能。 （三）体征。 1．多数肝癌患者无明显相关阳性体征。 2．合并高危因素者，出现肝大伴或不伴结节、上腹肿块、黄疸、腹水、脾大等，应警惕肝癌可能。 3．肝掌、蜘蛛痣、血管痣和腹壁静脉曲张等为肝硬化体征。 4．临床诊断为肝癌的病人近期出现咳嗽、喀血、骨痛、病理性骨折、左锁骨上淋巴结肿大等提示远处转移的可能。 （四）辅助检查。 1．血液生化检查 对于原发性肝癌，可能出现血液碱性磷酸酶、谷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或胆红素升高、白蛋白降低等肝脏功能改变以及淋巴细胞亚群等免疫指标的改变。2．肿瘤标志物检查 AFP（甲胎蛋白）是肝癌诊断中最好的肿瘤标记。AFP>400ng/mL一个月；或AFP>200ng/mL 持续二个月，排除妊娠和生殖腺胚胎癌者，高度警惕肝癌，应通过影像学检查确诊。
《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
《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高、浸润和转移性强的癌症，治疗首选手术。然而，多数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只能接受介入、消融、放疗、化疗等非手术治疗。以索拉非尼为代表的分子靶向药物的 出现，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我国在肝癌诊治方面仍缺乏规范化的指导，由全国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编写的《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应运而生。我们将分次介绍共识，同时邀请部分执笔者对共识进行解读。 1前言 原发性肝癌（PLC以下简称肝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发病率逐年增长，已超过62.6万/年，居于恶性肿瘤的第5位；死亡接近60万/年，位居肿瘤相关死亡的第3位。肝癌在我国高发，目前，我国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55%在肿瘤相关死亡中仅次于肺癌，位居第二。因此，肝癌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 为了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发展，提高肝癌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和研究水平，积极学习和应用国内、外的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高级别证据，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肝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抗癌 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CSLC、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共同发起，组织多学科专家参与，制订了本《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 2007年11月10日、2008年4月5日和8月30日，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三次专家共识研讨会。会议由叶胜龙教授和秦叔逵教授共同主持，吴孟超院士、汤钊猷院士、孙燕院士和管忠震教授亲临指导，国内肝癌诊治领域的60多位著名专家出席会议。 会上，专家们系统地复习了当前肝癌的国际指南与共识，讨论了肝癌的诊断、手术治疗（肝切除与肝移植）、介入治疗、局部消融治疗（主要包括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和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放射 治疗、生物治疗、分子靶向治疗、系统化疗以及中医药治疗等一系列问题。各位专家认真准备、积极参与，基于尊重循证医学证据的原则，与国际上的诊治理念接轨，特别是针对我国肝癌诊治的现状和发展，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 会后，由部分专家执笔，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 2对国际肝细胞癌诊疗指南与共识的评价 由于肝癌中大多数是肝细胞癌（HCC，临床处理涉及内科、外科、介入、放疗、中医科和医学影像学等诸多学科，因此对于肝癌规范化诊治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讨论制订，以便为患者在确诊后选择最适合的首选治疗和综合治疗措施。 目前国际上已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肝癌治疗指南，主要包括：①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肝癌临床实践指南；②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 HCC临床治疗指南；③英国胃肠病学会（BSG治疗指南；④美国外科学院（ACS制定的共识。 肝细胞癌的分期
头颈部恶性肿瘤-nccn指南解读++
头颈部恶性肿瘤nccn指南解读 摘要：2010 版头颈部肿瘤 NCCN 指南较2009 版的内容有重大的更新，整合了已取得的重要临床数据，调整了部分治疗原则。主题词：头颈部肿瘤；临床指南；NCCN 中图分类号：R739.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0X （2010 ）07-0511-05 NCCN 肿瘤学临床实践指南是由代表美国癌症研究和治疗最高水平的肿瘤中心组成的学术联盟组织编写，它的宗旨是为医生和患者提供当前最佳的治疗建议，提高肿瘤治疗水平。 NCCN 指南制定专家组汇集多学科团队, 充分采用循证医学证据作为推荐标准；每条建议都拥有自己的共识分类，供医生使用时参考。头颈部肿瘤的种类及治疗手段复杂多样，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合作以获得最佳的治疗及随访，其指南在临床工作中尤为重要。本文对NCCN 鼻咽部：鼻咽癌中第6 版的T2a （肿瘤侵犯口咽和/ 或鼻腔，无咽旁间隙侵犯）归入第7 版的T1 ，而T2b （咽旁间隙侵犯）作为第7 版的T2(T2 不分a 、b)。而淋巴分期中的改变为：N1 增加了单侧和/或双侧咽后淋巴结转移，最大径不超过6cm 。口咽：T3 增加肿瘤浸润会厌舌面。T4a 增加了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肿瘤侵犯喉，舌的外部肌肉，翼内肌，硬腭或下颌骨。T4b 增加了局部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下咽：T3 增加了肿瘤累及食管( 原为T4a) 。T4a 增加了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剔除食管累及。T4b 增加了局部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口咽、下咽淋巴结分期无变化。2010 版的头颈部
肿瘤临床实践指南进行解读。1 按AJCC 分期第7 版对TNM 分期进行了更新几乎所有头颈部肿瘤分期中进行了更新的内容为在T4a 、T4b 分期中分别增加了描述性的说明：1.3 喉部TNM 分期声门上：T4a 增加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T4b 增加局部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声门型：T4a 增加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T4b 增加局部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并且在T4a 的描述时说明肿瘤侵犯穿过甲状软骨的外皮质，而在第6 版中为肿瘤侵犯穿过甲状软骨。声门下：T4a 增加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T4b 增加局部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T4a 为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T4b 为局部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但侵犯的具体结构变化不大。 1.1 唇癌和口腔癌TNM 分期T4a 增加了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唇) 肿瘤侵犯骨皮质，下牙槽神经，口底或面部皮肤( 如颏或鼻) 。( 口腔) 肿瘤侵犯邻近结构[ 如穿透骨皮质（下颌骨或上颌窦）进入舌的深部（外部）肌肉（颏舌肌、舌骨舌肌、舌腭肌和茎突舌肌），上颌窦，面部皮肤] 。N 分期未见变化。 1.4 大唾液腺（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TNM 分期T4a 增加中度浸润的疾病。T4b 增加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T4b 增加了局部非常广泛浸润的疾病。 1.2 咽部（包括舌底、软腭、悬雍垂）TNM 分期系统收稿日期：2010-07-05 肿瘤学杂志2010 年第16 卷第7 期1.5 鼻腔、鼻窦TNM 分期T4a 增加局部中度浸润的疾病。T4b 增加局部非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 一、概述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四位的常见恶性肿瘤及第三位的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2。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HCC-ICC混合型三种不同病理类型，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肝细胞癌占到85%-90%以上，因此本规范中的“肝癌”指肝细胞癌。 二、筛查和诊断 (一)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 对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在我国，肝癌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具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长期酗酒、非酒精脂肪性肝炎、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食物、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的人群，尤其是年龄40岁以上的男性风险更大。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和肝脏超声检查是早期筛查的主要手段，建议高危人群每隔6个月进行至少一次检查3。 1
（二）肝癌的影像学检查： 各种影像学检查手段各有特点，应该强调综合应用、优势互补、全面评估。 1. 超声检查（Ultrasonography, US）： 腹部超声检查因操作简便、灵活直观、无创便携等特点，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肝脏影像学检查方法。常规超声筛查可以早期、敏感地检出肝内可疑占位性病变，准确鉴别是囊性或实质性占位，并观察肝内或腹部有无其他相关转移灶。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不仅可以观察病灶内血供，也可明确病灶与肝内重要血管的毗邻关系，为临床治疗方法的选择及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重要信息。实时超声造影技术可以揭示肝肿瘤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帮助鉴别和诊断不同性质的肝肿瘤，凭借实时显像和多切面显像的灵活特性，在评价肝肿瘤的微血管灌注和引导介入治疗方面具有优势。 2. X线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CT）： 常规采用平扫+增强扫描方式（常用碘对比剂），其检出和诊断小肝癌能力总体略逊于磁共振成像。目前除常见应用于肝癌临床诊断及分期外，更多应用于肝癌局部治疗的疗效评价，特别对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碘油沉积观察有优势。同时，借助CT的三维肝体积和肿瘤体积测量、肺和骨等其它脏器转移评价，临床应用广泛。 3.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常规采用平扫+增强扫描方式（常用对比剂Gd-DTPA），因其具有无辐射影响，组织分辨率高，可以多方位、多序列参数成像，并具有形态结合功能（包括弥散加权成像、灌注加权成像和波谱分析）综合成像技术能力，成为临床肝癌检出、诊断和疗效评价的常用影像技术。若结 2
NCCN临床实践指南：急性髓系白血病(2015.V1)中文版
NCCN指南：急性髓系白血病（2015.V1） 【中文版】 医脉通2015-01-13 NCCN的AML专家组每年聚集一次更新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成人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建议。这些建议是基于对最近发表的导致治疗显著改善或出现可能有诊断价值的生物因子新信息的临床试验的综述。最近几年取得的最大进步是APL患者的治疗，它作为理解疾病生物学怎样诱导治疗的典范。 点击下载指南全文>> NCCN指南：急性髓系白血病（2015.V1） 【初始评估】 初始评估AML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根据一些因素比如先前的毒性接触史，先天脊髓发育不良和核型或分子异常，描绘疾病过程，这可能提供影响患者对化疗法反应的诊断信息和复发风险。第二个目的集中于患者特异性因素，包括合并症的评估，这可能影响个体对化疗法耐受的能力。当决定治疗时，应考虑疾病特异性和个体患者因素。 病情检查 对于疑似急性白血病患者的评估和初始病情检查包括综合病史和物理检查。实验室评估包括血液化学和全血细胞计数（包括血小板和差别）。细胞遗传学骨髓分析（染色体组，使用或不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对AML诊断的确立是必要的。一些分子标记（比如FLT3,NPM1, CEBPA, KIT）的评估对风险评估和预后很重要，还可能指导治疗决策。可以利用更多的综合专家组，一些机构可能建立了测序专家组，扩展已鉴定的标记范
围。近代研究已经报道了大量的AML患者分子异常对预后的影响。根据院内诊疗，在诊断或复发时需要大量的骨髓进行分子研究。请与当地的病理学家协商怎样使样品采集最优化。如果在患者的治疗中心，分子检测不可用，建议在外部参考实验室进行评估。 髓外表现，包括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对AML患者来说不常见。对于表现出明显CNS标记或症状的患者，应当使用适当的成像技术，比如X光照射，CT，MRI检测颅内出血，柔脑膜疾病或脑和脊髓的大规模损伤。然而，如果症状持续，不包括出血和大量损伤，一旦凝血障碍停止，大量的血小板维持可用，患者应行腰椎穿刺（LP）进行诊断和可能的治疗决策。AML患者诊断期间进行LPs定期检查是不值得的。但是，对于患有高危CNS疾病的患者，比如单核细胞变异或白细胞计数增加（>40,000/mcL ），应当把诊断性的LP作为缓解状态文件的一部分。对于患有单一性髓外疾病（通常指髓外肉瘤，粒细胞肉瘤或绿色瘤）而没有明显骨髓疾病的患者，初始治疗应当以系统诱导化疗为基础。在紧急情况下，放射疗法和外科手术应当与系统化疗法相结合；但是，如果这些方法都需要，应最好延迟至细胞计数恢复以后，以避免额外毒性。 凝血障碍在很多白血病中是很常见的症状，使用临床实践标准来筛查凝血障碍，通过评估凝血酶原时间，部分激活凝血酶原时间和纤维蛋白原活性作为初始评估/病情诊断的一部分，这应该在任何侵袭性检查之前进行。是否进行心脏评估是由个体风险因素决定的，比如心脏疾病的病史或症状，是否使用过心脏毒性药物或进行过胸部辐射。所有新诊断的AML患者都应该进行人白细胞抗原（HLA）分型，这些患者应当考虑进行异体TCT。对于<60岁且无有利细胞遗传学风险的患者，建议对其家庭成员进行HLA分型，而组织分型应扩大至包括非亲缘供者。对于有任何非有利风险的患者，应当在患者接受诱导化疗法恢复时开始骨髓搜寻，而不是等到达到缓解之后再搜寻。很多机构常规使用HLA分型为显示出HLA特异性抗原同种异体免疫的患者筛选供者。对于未能对HLA匹配骨髓反应的患者，应使用皮质类固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或利妥昔单抗来减少同种异体免疫。 诊断 最初，AML的分类系统是由FAB系统定义的，它依赖于细胞化学染色和形态学来区分AML和ALL，根据骨髓和单核细胞的变异程度对疾病进行分类。1999年，WHO发展
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精编版】
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高、浸润和转移性强的癌症，治疗首选手术。然而，多数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只能接受介入、消融、放疗、化疗等非手术治疗。以索拉非尼为代表的分子靶向药物的出现，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我国在肝癌诊治方面仍缺乏规范化的指导，由全国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编写的《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应运而生。我们将分次介绍共识，同时邀请部分执笔者对共识进行解读。 一、前言 原发性肝癌(PLC，以下简称肝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发病率逐年增长，已超过62.6万/年，居于恶性肿瘤的第5位;死亡接近60万/年，位居肿瘤相关死亡的第3位。肝癌在我国高发，目前，我国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55%;在肿瘤相关死亡中仅次于肺癌，位居第二。因此，肝癌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 为了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发展，提高肝癌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和研究水平，积极学习和应用国内、外的符
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高级别证据，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肝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CSLC)、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共同发起，组织多学科专家参与，制订了本《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 2007年11月10日、2008年4月5日和8月30日，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三次专家共识研讨会。会议由叶胜龙教授和秦叔逵教授共同主持，吴孟超院士、汤钊猷院士、孙燕院士和管忠震教授亲临指导，国内肝癌诊治领域的60多位著名专家出席会议。 会上，专家们系统地复习了当前肝癌的国际指南与共识，讨论了肝癌的诊断、手术治疗(肝切除与肝移植)、介入治疗、局部消融治疗(主要包括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和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放射治疗、生物治疗、分子靶向治疗、系统化疗以及中医药治疗等一系列问题。各位专家认真准备、积极参与，基于尊重循证医学证据的原则，与国际上的诊治理念接轨，特别是针对我国肝癌诊治的现状和发展，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 会后，由部分专家执笔，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多次修改，
卫生部肝细胞肝癌规范化诊治指南
肝细胞肝癌规范化诊治指南 （试行）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简称肝癌)的规范化诊治流程、诊断依据、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案。 本指南适用于具备相应资质的地、市级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肝癌的诊断和治疗。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2.1 肝细胞肝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指南： 3.1 HCC（hepatocellular carcinoma)肝细胞肝癌 3.2 AFP： (a-fetoprotein) 甲胎蛋白 3.3 CEA：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癌胚抗原 3.4 CA19-9：(Carbohydrate Atigen 19-9)糖抗原19－9 3.5 ICG15: （Indo Cyanine Green）吲哚氰绿15分钟潴留率 3.6 HBV：（hepatitis B virus）乙肝病毒 3.7 HCV：（hepatitis C virus）丙肝病毒 3.8 TAIT：( transarterial interventional therapy)经动脉介入治疗 3.9 TACE：(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经动脉化疗栓塞术 3.10RFA：（radiofrequency ablation）射频消融 3.11PEI ：（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经皮无水酒精注射 3.12MWA：（microwave ablation）微波消融 3.133DCRT：（3-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三维适形放疗 3.14 IMRT：（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调强适形放疗
NCCN临床实践指南：非小细胞肺癌(2020.V6)
NCCN临床实践指南：非小细胞肺癌（2020.V6）要点 2019年12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发布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指南2020年第2版，相对于2019版，新版指南系统性治疗方面又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1、靶向治疗 EGFR突变阳性患者的一线治疗（NSCLC-19） （2020.V2）
新增：厄洛替尼+雷莫芦单抗作为“其他推荐”治疗方案，属于2A类。厄洛替尼+贝伐珠单抗作为“特殊情况下有用”的治疗选择，属于2B类。 （2020.V1） 新增了一条关于系统性治疗的脚注说明：如果系统性治疗方案中包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医生应注意此类药物的半衰期较长，并且当将检查点抑制剂与奥西替尼联合使用时应报告不良事件的数据。 奥西替尼治疗中进展的后续治疗（NSCLC-20） （2020.V1） 对于有症状的多发病灶，新增1条脚注说明：在进展时考虑进行活检以排除SCLC转化。 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或达克替尼治疗中进展的后续治疗（NSCLC-21）
（2020.V1） 对于有症状的多发病灶，脚注说明作了修改：对于进行性软脑膜病，考虑给予奥希替尼（无论T790M状态如何）或厄洛替尼脉冲式给药。在Bloom研究中，奥西替尼的使用剂量为160mg。 ROS1重排阳性患者的一线治疗和后续治疗（NSCLC-25） （2020.V1） 对于一线治疗后进展，新增1条脚注说明：应谨防一些亚群患者在停用TKI抑制剂后出现复燃现象。如果发生复燃，必须重新启用TKI抑制剂。
2、免疫治疗 PD-L1表达阳性（≥1%）且EGFR、ALK、ROS1、BRAF阴性或未知和无使用帕博利珠单抗或Atezolizumab禁忌证的患者的一线治疗和后续治疗（NSCLC-28,29） （2020.V2） 增加了以下治疗选择：（也适用于NSCL-29） ?卡铂+白蛋白紫杉醇+ Atezolizumab作为“其他推荐”治疗方案，属于2A类。
日本的关于原发性肝癌的诊治指南2010年更新版
Fax +41 61 306 12 34E-Mail karger@karger.ch https://www.360docs.net/doc/1d3100572.html, D ig Dis 2011;29:339–364 DOI:10.1159/000327577 M 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Japan: Consensus-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Proposed by the Japan Society of Hepatology (JSH) 2010 Updated Version M asatoshi Kudo a Namiki Izumi b Norihiro Kokudo c Osamu Matsui d Michiie Sakamoto e Osamu Nakashima f Masamichi Kojiro g Masatoshi Makuuchi h for the HCC Expert Panel of Japan Society of Hepatology a D 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Kink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 saka , b M usashino Red Cross Hospital, M usashino , c D 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Surgery, University of Tokyo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T okyo , d D epartment of Radiology, Kanazaw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 Kanazawa ,e D epartment of Pathology, Kei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 okyo , f D epartment of Pathology, Kurum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K urume , g D epartment of Kurum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K urume , and h D epartment of Surgery, Japanese Red Cross Medical Hospital, T okyo , Japan consensus of an expert panel on HCC, the Japan Society of Hepatology (JSH) published the Consensus-Based Clinical Practice Manual in 2007 and updated in 2010. In this article, the 2010 updated version of this manual, especially issues on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pathology, diagnosis, staging, and treatment algorithm are summarized. C opyright ? 2011 S. Karger AG, Basel Introduction F 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by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Study of the Liver (EASL) in 2001 [1] ,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 (AASLD) pub-lished th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H epatology in November 2005 [2] and updated in 2010 [3] . I n Japan, the original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f HCC were published in 2005 [4]and updated in 2009 [5] , disclos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Hepatology (JSH) [www.jsh.or.jp/], and then widely used for liver cancer treatment in Japan. An ex-K ey Words C 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manual, consensus-bas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evention ?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taging ?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urveillance ?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agnostic algorithm ?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reatment algorithm Abstract H 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cancer death not only in Japan but also worldwid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HCC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by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Study of the Liver (EASL) followed b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 (AASLD) published in 2005 and updated in 2010. However, these guidelines have proven to be somewhat unsuitable for Japanese patients. In 2005, supported by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HCC were compiled in Japan. In 2009, a revised version of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was pub-lished. Based on both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and the M asatoshi Kudo , MD, PhD D 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K ink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77-2, Ohno-Higashi, Osaka-Sayama, Osaka 589-8511 (Japan) T el. +81 72 366 0221 ext. 3149, E-Mail m-kudo @ med.kindai.ac.jp ? 2011 S. Karger AG, Basel 0257–2753/11/0293–0339$38.00/0 A ccessible online at:https://www.360docs.net/doc/1d3100572.html,/d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