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想之分歧

　第21卷第1期2004年1月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 echnology(S ocial Sciences)

Vol.21,No.1

January,2004

近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想之分歧

尉利工

(青岛大学马列部,山东青岛266071)

摘　要:在近代西方,当自然科学从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之后,理性精神被张扬到极致,而理性的绝对化则导致了科学主义的盛行,从而抹煞、消解了人的纯真本性,人失去了作为主体的意义;与此同时,人文主义思潮兴起,要求恢复人的本真存在,反对把人对象化,提倡人文精神。

关键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247(2004)0120016203 On the Differences betw een Scientism and H um anism in Modern W est

WEI Li2gong

(Department of Marxism and Leninism,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266071,Shandong,China)

Abstract:In m odern west,rationalism had been taken to a climax after natural science was liberated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theological philos ophy,s o scientism became popular,which erased people’s nature and made people lose their meaning.At the same time,humanism asked to resume people’s existence and adv ocated a new humanism.

K ey w ords:rational spirit;scientism;humanism

西方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主客对立,感性与理性相分裂。从苏格拉底起,哲学才从对自然的研究一转而为对人类认识和道德的研究。在他那里,美德即知识,认为道德行为必须奠基于知识,产生于知识。把知识放在道德的首位,也就是以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这一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西方的文化形态。到近代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口号的提出,使人们更加以功利的观点来看待自然。夸大人的主体性力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主义的恣意张扬。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与科学主义相左的人文主义思潮。考察近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分野,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两种思想观点之对立及其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

一

近代西方的理性精神开始于文艺复兴。这时的欧洲封建社会正在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形成,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是打破封建制度的桎梏,解放生产力。而打击教会的思想统治,把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则成了这个时期文化领域的首要任务。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在于发现了人,其传统可以跨越中世纪而与古希腊精神相接。在古希腊,人的理智能力第一次得到特别的发展,他们对理智的理解奠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唯有理智是最真实的,理智以外的其它人类能力则是微不足道的。文艺复兴是人的理智的又一次解放。人文主义者们用“人道”来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解放,个人幸福,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伟大,肯定人能充分发挥其智慧、知识和力量。人文主义者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科学时代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以来萌生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深入系统的发展。在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的对立和斗争时期,认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之所以普遍重视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是与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联系着的。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依据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所自发运用的方法,哲学家们完全有可能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作出哲学上的概括和总结。这是近代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

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对于人的认识更多地是以认识自然的方式进行的。从近代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渗透于天人物我关系之中,对于人的一般理论的研究,也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依据。这种新的精神拆掉了一切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它部分分割开来的人为栅栏,为了研究人类秩序,必须从研究自然的秩序开始。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与科学理性精神的结合,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合理性。人类对自身的不断反思,完善着理性,也构成了人类哲学的基本内容。无论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乃至于康德哲学的三大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一些什么?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我们可能期望一些什么?都说明从古至今,认识人类自身成了哲学探究的最高目的。在这种探求中,人类一直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在宇宙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类自己而不是宇宙自然。近代哲学家一开始便坚信,世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是能够为人的理性所认识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为指导。

收稿日期:2003210225

作者简介:尉利工(1966-),男,山东菖县人,青岛大学马列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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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言人,极力鼓吹发展自然科学。他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利益。他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革命精神,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指出,能够认识自然界是人类心灵“固有的权威”。而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则“使人的力量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这就势必要摧毁感觉和理智的权威。因而近代科学首先为自己开辟了一个世界,它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独家解释权。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自然”一开始就是作为科学的对象世界而出现的。自然被展开为一个图景,自然的事物不再与价值、意义相关,它是纯客观的,独立于人的非生命的世界,作为主体的人只是一个旁观者、认识者。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的被物化,意味着自然不再闪烁着诗意的感性光辉。

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愿望的不断增强,自然科学得到了长足进展,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冲动,这就是征服自然、支配自然。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去发现自然界的规律,于是,物理学首先得到了发展。从近代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渗透到天人物我关系当中。由此,一种实在主义,经验科学主义开始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机械式的看待自然甚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有了自己的温床,数学式、定量式的思维成了解释实在的首要工具。自然科学征服自然、获取自然的旨趣既然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历史要求,它就必然力争得到哲学上的支持。实际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是在积极主动地为此提供支持。经验主义、唯理主义都在竭力寻找可靠知识的根据,力求准确地把握认识对象。古代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在此被认识论的优先地位所取代,哲学论述的问题集中于经验的绝对有效性,即认识主体在认识上的可靠前提和出发点。而人生问题、价值论却被排除在其论域之外了。

近代以来,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只是埋头为自然知识寻找理性的基础,却不问人生意义的灵性的根据。当为工业文明奠基的自然科学已渗入到人类生活之中,改变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时候,便出现了历史的二律背反:人类借助于科学技术的手段来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但科技被人们建立起来后,却成了一种与人异在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着人的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哲学本身的古老旨趣是探求人生的意义和归依,这一旨趣必然与科学发生冲突,它显然被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挤出了轨道。正像迦达默尔所说,近代历史时期以来,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长久未解的紧张关系在本世纪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

在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个人是作为自然人来把握,人性只把握为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理性被抹上了极为鲜明的功利色彩,乃至于进一步把人的社会存在、人的社会关系也只看作是实现个人幸福要求所必要的外在手段和工具,人们只知利,不知义。在这种世界观指导下,便有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与之相适应,自然和他人都是实现个人功利的手段。这种世界观及道德观的确立,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真”却抛弃了“善”。知识与德性的分离结束了布鲁诺“让灵魂沉浸于自然之爱”的生活态度。“理性”在“功得”的刺激下,开始对自然进行无情的解剖,人不再作为一个被囚禁在狭隘的物理宇宙围墙之内的囚徒那样生活在世界上了,他可以打破一切人为设立的虚构界限。无限的宇宙并没有给人类理性设置界限,恰恰相反,它会极大地刺激人的理性,人类理智通过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己的力量,从而意识到它自身的无限性。资本主义文明的这种进步是以剥夺自然为代价的。在功利主义原则支配下,作为工具的科学变成了纯粹获取私利和满足私欲的手段;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客体,而不再是人的家园和生命的源泉。人与自然的这种非对话关系,不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远,现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曲解为一种个人功利主义原则支配下的互为手段的关系,人与人变得陌生,人类陷入了困境。

可以看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不总是令人乐观的。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的一个环节,于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于思辨体系中了。

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怀有深切的忧虑。卢梭认为,科学甚至文明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灾难,他主张离开社会,返回自然浑朴的原始生活。在卢梭那里,人性是本善的,人的自然本性不是被理解为单纯冷酷的利己主义,而是被理解为天生的怜悯心,有一种公利的利他情绪。人的道德行为便是完全以这种感情为根源。做人的准则和道理,是“自然”用不可磨灭的文字写下的。卢梭主张“返回自然去”,从自然中重新找回人的信念、人的尊严。席勒的忧虑更为深沉和具体,他看到了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整体中孤零零的片断上,机器的轮盘使人失去了生存的和谐和理想的青春激情。歌德在《浮士德》中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人性解放的化身,表达了一种与个人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浮士德》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占有必将伴随着失落,满足伴随着死亡,快乐的顶峰必将是痛苦的深渊,无情地向外追寻必将遇到虚无的困惑。

二

哲学在长期偏离自己的主旨后开始了复归的历程。在西方,这种复归是以浪漫主义思潮的表现手法登场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想与以数学和以知性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抗争,竭力想挽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了的人的内在灵性,拯救被数学思维浸渍了的属人的思维方式。这些浪漫主义思想家们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其哲学指向就是:人究竟从何处来,又要往何处去?有限的生命如何实现超越,又在哪里寻得灵魂永恒的归依?

的确,人不能生活在数学式的精确性和物理学式的实证性为基础的世界中,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存在,但人更是一种感情的存在,使人完善的是情操而不是理性,人的价值在于他的道德本性,这种本性本质上就是感情。人应当认识到,人本身绝对不可被这个实证化、精确化和逻辑化的世界吞噬掉、淹没掉,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保留原始的纯真本性的,不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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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利工:近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想之分歧

而是情感。只有情感,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吟唱道:“只有善良、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便会欣喜地用神性度测自身……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对宇宙的美与和谐充满了诗意的激情。他深深地感到,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感,就是由于技术把人从大地上分开,把神性感逐出了心房。实际上荷尔德林所敏感地觉察到的,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不断扩展而带来的人的灵性的丧失。技术、功利、实用把人引离故土。内在灵性的丧失使人不再感受到给人以慈爱的神灵。在荷尔德林那里,以古希腊神性精神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新的普遍分裂的出现,即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分裂,人的价值生存与技术文明的分裂。而技术功利的扩展,将会抽掉整个人的生存根基以及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

近代哲学的机械观,个人利己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导致了人们对理性的厌倦。休谟怀疑主义的出现,使近代在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对立中的理性濒于破产。按照休谟的哲学原则,人的知识能力即所谓“自然理性的能力”是十分低下的,根本超不出感觉经验的范围,但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怀疑论怀疑一切关于事物本性的普遍原理,但这种怀疑仅仅意味着去开启一种新的和更加可靠的研究方式。在哲学史上,怀疑论往往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副本而已。借着否定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怀疑论者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怀疑论者宣称,认识自我乃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为了欢享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努力打破把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的锁链。

康德哲学是适应挽救理性与德性的历史要求而出现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们,不满意十七、十八世纪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对人性的束缚以及对自由意志的扼杀,他们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再次为维护人的自由而斗争。此时的康德看到了启蒙运动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反神学的,另一方面是反自然的。因此,康德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德性伦理学,认为德性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整个康德的批判哲学有两个目的:科学的独立和人性的自由。其独到之处在于以批判理性为中心作为自己整个哲学的任务,这表明了康德理论的勇气,他力图从人类理性本身寻找这样一条道路———把历史上长期分裂的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

科学和道德是人类生存的两个不同的领域。康德认为不可能同时实现,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必须限制知识。康德认为人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一方面,作为肉体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整个自然因果链锁中的一环,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章,不能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的存在,人不受因果律支配,人给自己规定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要听从理性的命令,人可以主宰自己,达到自由意志。即在道德中,人是行动的主体,他概括为:人不仅从自然界而生,而且为自由而行动。因此康德反对他律的伦理,认为人的尊严不在自然之中,而在人的本质之中;不在现实之中,而在理想之中。人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去征服自己的自然本质,趋于理想。

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观点,表明了对人的关怀,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他的三大问题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为一个目的服务的,即人怎样一步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的境界。“自由的问题是推动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的首要原因,在科学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的背后,回响着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的自由为什么是可能的。”[1]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康德指出:“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着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2]

可以看出,在人类的精神建设方面,康德把重点放在内在人格的完善方面,放在个体对类的真、善、美理想的自觉的人格确证上。而康德哲学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此意义上,康德的伦理学从人的道德主体建构的角度重新反省了这样一个主题:人在摆脱自然束缚走向文明之后又如何达到与自然的统一?

继康德之后,费希特认为,把握经验性的自然知识不是人的使命,人的使命只是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一切感性事物,人的生存的终极目的在感情世界中是无法达到的。“我应该是自由的,因为并不是机械地产生的行动,而是自由的自由规定仅仅为了道德命令,并完全不为任何其它目的———良心的内在呼声这样告诉我们———才构成了我的真正的价值。”[3]费希特力图为人生的意义寻找信仰的根据,但他却用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认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违背了他的初衷。

三

西方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人从旧式的神学禁欲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面向现实人生,理性在当时实际上被理解为具有广泛意义的人性。然而,在以后的发展中,人的理性被狭隘化,成了与具有多方面价值和意义的人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或工具理性。17世纪以来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的胜利,使许多西方思想家认为理性具有无上权威。他们由此把理性当作一种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理性的被绝对化,必然导致强烈的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

在近代,曾经盛行一时的作为理性主义典范的启蒙思想越来越受到怀疑。其间,无论是隐含着悲观主义的浪漫思想,还是休谟的怀疑论及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都力图在寻求对知识主义的超越,实现对人的人文关怀。但由于其思维方式的局限,他们至多只是停留在批判的观点上,并无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因而当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思辨形而上学占据统治地位后,意味着从文艺复兴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近代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又仿佛回到了它原来的出发点,旧的哲学终结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现代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1]古留加1康德传[M]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25～126.

[2]郑保荣1康德文集[C]1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313.

[3]费希特1人的使命[M]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8.

(责任编辑　汪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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