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病症分析_16_20

者改良传统的方式呼应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五四”之后的文学主流基本上是沿着鲁迅的道路批判封建礼教“吃人”而进行创作，乡土文学不用说，就是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都没有离开这个轨道，他们的作品以批判为主，更适合破坏旧世界。而冰心的富于女性特点的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性的文学创作却鲜有继承者。

（二）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建设性的女性文学的偏见

与主流文学史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相似，90年代女性文学评论全盛时期，学者们重视的是庐隐、沅君、白薇等“从女儿到女人”的叛逆式的成长过程，重视从丁玲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泯灭来挞伐政治的权威，大力赞扬林白、陈染的“女性身体之歌”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拆解作用。普遍忽视了女性文学写作自冰心开始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问题和新文化的建设性问题。受到女性主义理论刚登陆中国时偏激思潮的影响，这些评论对一些作品过度的女性主义的诠释伤害了女性主义的正常着陆。在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的论著里，她坚持认为，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制约着女人，但也不能完全囚禁女人，女性主义是不排斥建设的。

女性主义文学评论者在这里犯了忽视本国国情的错误，她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冰心的写作的特点，而是由于冰心的写作不符合西方女性主义，而把冰心当作一个“特例”。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一方面认为“冰心是长不大的女儿”，另一方面也承认“但她仍然不失独特，她未曾辜负家庭、文化所给与她的全部恩赐，她把这一份经验全部拿了出来，通过她笔下的母子世界，她的爱的哲学乃至她的女扮男装而成为中国女性生活世上不可多得的原型。这才是冰心作品中潜藏的女性意味。” [10]

“中国女性生活原型”，这才是冰心的独特贡献。冰心在《论文学的复古》指出：“新文学不能普遍得国人欢迎，……介绍不得法，像天书，难懂”，“新文学中，……又有几篇是真建设，真向上，真有自己的哲学……我相信除了建设，没有破坏……当抖擞精神，折回原路，来寻找向上的建设的途径。” [11]她所塑造的这些中国女性生活原型，既为中国人所熟悉，又为中国人所喜爱，她们是新式的贤妻良母——开明慈爱体贴入微的“母亲”（《南归》）、识大体顾大局的“我朋友的母亲”（《我朋友的母亲》）、勤劳能干健壮开朗的“张嫂”（《张嫂》）、爱国爱丈夫爱弱小者的“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用双手托着未来的妇产科大夫L（《我的同班》）……，她们既具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又具有新时代所要求的挺拔的灵魂、坚韧的性格和高贵的心灵。哈佛大学东亚系汉学家宇文所安说：“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 [12]巴金1994年5月20日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这盏明灯至今仍然亮着，“潜藏着女性的意味”，照出中国女性写作的明亮的前程——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建设性的女性写作。

其实，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冰心创作的建设性特点，却没有继续挖掘下

去，西方女性主义在此起了阻拦作用。冰心的建设性体现在她通过母爱弥补了以往文学中对女性的忽视，借助母亲返回历史，寻找自己的历史来路，为自己正名。也借助母女之爱、姐弟之爱，诠释传统文化中“孝悌”观念最人性化的因素，在建设新的中国女性文学时不丢到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德。这涉及到女性文学对传统的继承问题。今天重新评价传统文化，不能不看到“五四”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五四”时期叛逆的儿女急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向往独立自由，夸张地扭曲了中国几千年的家庭伦理文化，把历来的“严父慈母”形象改写成封建老顽固，他们被塑造成戕害子女的情感、破坏子女的幸福人生的刽子手。这之中的偏激显而易见，如果父母真的都是无视子女幸福的人，很难想象封建社会能够统治两千年之久。无论从历史上考察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来比较，冰心所描写的家庭生活在本质上更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人的爱子女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忽视了冰心的建设的文学的意义，倾向于左倾的文坛也一直没有从新文化的建设性上去认识冰心，冰心在她长达75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都受到读者的喜爱，不是只因为文笔典丽而没有思想情感上的原因的。

当代女作家创作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作品，如王安忆，《长恨歌》从里弄出发，肯定了女性生活的日常性，《桃之夭夭》更进一步歌颂日常性，颠覆形而上的男性文化。如池莉，大肆张扬女性的世俗性生活，她的作品仿佛就站在柴米油盐之中，虽然她的向庸常生活妥协是不足取的，但是她对女性的生存常态的繁复渲染，很可能是中国女性文学最坚实的根基。现实中的女性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变化正在以作家们所想像不到的方式迅速发展。作家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录女性的正在发生的历史。

三、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落脚点的选择不适合国情

（一）移植的文学观念——躯体写作

文学史正式承认的“女性文学”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以女性为创造主体，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的女性文学” [13]。其代表作家是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等，她们的写作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范本。到了90年代中期，“女性写作”逐渐取代了“女性文学”流行开来，黄修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第十二章“转型期的文学新作”中把“小说中的女性写作”单独作为一节来介绍。“女性写作”本是具有西方背景的一个概念，最早使用者是法国的女性主义作家与学者埃莱娜·西苏，她首先提出了“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的主张[14]。“通过写作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糕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者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抑制了。”“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 [15]。女人的写作“本文：我的身体——充满了一连串的歌”，“我们将重新思考妇女，从她身体的每一种形式和每一个阶段开始思考。” [16]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等呼应这样的女性写作思潮，开始大规模的“躯体描写”。“女性的躯体呈现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的主题。在这方面，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女性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偱的逻辑”。[17]“躯体描写”成了女性写作的旗帜和口号，细致描写女性身体的文字弥漫在小说文本之中，女作家们充满感性的描写使女性的酮体呼之欲出。

但是，移植过来的“躯体描写”在汉语的字面意义上启发了中国人丰富的想象，正像鲁迅所说，中国人看见手臂就会想到衣服遮蔽的部分。“躯体描写”和它的另外的说法“私语化写作”、“私人写作”与“隐秘的欲望”等等词语非常暧昧，嗅觉敏锐的商人闻到了金钱的味道，于是不仅女作家们的“女”被炒作成“美女”，作品的名字也靠近肉体，带着肉色、肉味，《大浴女》、《有了快感你就喊》、《玫瑰门》、《破开》等作品打着“边缘”、“另类”旗号以女性的身体做卖点，更有人借机兜售暴露色情的文字，牟利，出名。女性写作严肃的口号被偷换、被利用了。移植的概念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的适应性，给女性写作带来惨重的损失。

（二）女性文学错误的落脚点——性描写

文明是通过对人类本能的压抑限制而建立起来的，对性本能的限制首当其冲，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对自然的性关系进行社会规范，建立起强大威严的性秩序。而中华文明作为早熟的、理性的文明，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建立起了一套独

特的“身”、“心”价值系统，既不推行“苦修”，又不鼓励“放纵”，中庸平和，含蓄文雅，无论是文献中还是人们日常交谈中，性都是禁忌。在单个人自身，性的困惑与苦恼很少被提及，可能与中国古人早婚有关，在性还没有成熟时就准备好了发泄的对象。即或在文学作品里涉及到与性有关的事情，也都使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使之文雅含蓄，重视美感，少有色情诱惑力。代替身体的性而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是文人雅士“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之后博大高雅的情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相看两不厌，唯有静亭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彬彬有礼的中国人热衷于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乐，偏重精神情趣，对身体的性感觉进行细腻的揣摩不是中国文化的兴趣所在。

具体涉及到两性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男女之间的互补性、互助性，讲究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两性之爱的内核是“恩爱”，它有着更多的人性因素、道义基础和世俗内容，西方文化中的“性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爱情”这个词，在“五四”时期作为新的两性伦理观念在新文化阵营中传播，被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文学热情讴歌的主题。今天看来那种爱情题材的作品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现代社会的两性之爱，它只是反封建的工具，当时作品中的冲突基本上是青年与封建家长的冲突，很少涉及到男女之间的感情的发动和漫长的磨合。鲁迅曾写过一篇《伤逝》，敏锐地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可惜少有继承者。沉樱在这方面有独特的贡献，她的《下雪》《爱情的开始》《喜筵之后》等小说涉及到了私奔后男女情感的变化和苦恼。也很可惜，沉樱被现代文学史遗落了。后来的女作家把爱情当作一种信仰进行描写和讴歌，如果说林白和陈染的写作是在严肃地探讨如何建立女性独特的话语的话，到90年代后期卫慧和棉棉的作品中，爱情和身体感受、和性的界限模糊成暧昧的一片，糟粕借爱情的名义大肆玷污文学，女性写作沦落为大众色情偷窥的对象。从生物性的女性性征到社会性的女性性心理，她们的笔触没有避讳，没有禁忌，她们的细密的语言像魔镜一样幻化出以性为主的女性生活，而女性作为人的非性的生活则被挤压到了边缘。这样的性描写违背了女性主义的初衷，使女性沦落为性对象、性玩物，由于它是来自女性的笔下，又出现在道德失范的这会转型时期，破坏性就更大。现在，女性写作解释起来已经颇费周折，以铁凝、王安忆、翟永明为代表的女作家坚决拒绝“美女作家”的头衔，对女性主义也多有避讳，这不能不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着陆不当而带来的后果。林白在《妇女闲聊录》里放弃了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改为让女人直接说话，发出声音，这个改变是意味深长的。

（三）误区——宣扬同性爱（恋）

90年代随着对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紫色》的译介，随着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把它搬上银幕，随着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风行中国，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纷纷将女同性爱立场理解为反抗父权制的女性主义姿态，指出异性爱是父权文化实行的压迫性的性政治，挖掘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人作品中的同性爱因素。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也争相效仿西方，从同性爱出发阐释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例如，张洁的《方舟》、

王安忆的《弟兄们》，更不用说陈染的《破开》。学者们在这方面明显地“食洋不化”，生硬地把具有中国特点的友爱与西方女性主义所宣扬的“姐妹情谊”相接轨，让中国读者很难接受。张洁的《方舟》、王安忆的《弟兄们》都是描写女性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佳作，研究者从同性爱（恋）角度予以解读，疏离文本，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同性之爱在中国不具有性的色彩，是十分纯洁的友爱，对同性之间的友爱实施性的着色让中国人觉得有亵渎之感。

在这一点上，冰心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构成鲜明对比。她们都在作品中歌颂母爱，冰心在母爱温暖的港湾躲避心中的风雨，伍尔芙却陷入恋母情结不能自拔；冰心借助母爱融合自己与父亲的家，借助母爱建设自己的家，母女作为同一性别在爱的深处接替传承；伍尔芙却无法调和生活，走向自杀。由此中、西文化的差距可见一斑。“五四”时期庐隐的《海滨故人》、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石评梅的《玉薇》、丁玲的《暑假中》等作品朦朦胧胧地表达了拒绝男性伤害、尊重女性人格的同性之间的友谊，无涉性爱心理和性爱行为。90年代后女作家的同性爱写作与其说是受生活的启发，不如说是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恰当，生硬的呼应让中国读者误以为作品中的生活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外国人的生活，有读外国作品的猎奇感。

在西方的历史上有过以宗教的名义惩罚女性的时期，15世纪末教皇宣布女巫是异端，之后的2个世纪里，大约有九百万女性被用刑后处死，接生婆、草药师、寡妇、老处女、美女稍有特异的女人都有性命之虞。宗教信仰是不容通融的，所以，西方的女性与男性之间有十分敌对的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西方女性经历了离婚、失业、疾病、独身等痛苦之后逐渐成长，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慈善事业、家庭生活等方面都占有一定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在“联合妇女的第二次会议”上，妇女们佩带“淡紫色威胁”的标志举行游行，到90年代女同性恋已经不必为了解放而边缘化自己的生活，争取到了一定的合法权益。而在中国，两性之间的对垒从没那么鲜明，同性爱十分稀少，是病态。大肆宣扬同性爱会产生负面影响，原本纯洁坦然的同性之间的友谊变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是同性恋者。所以，女性写作要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国土上，女性文学批评也要从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写作，同性爱式的解读女性写作，不仅不能促进女性写作的健康发展，反而会使还没站稳脚跟的女性写作陷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