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庸》的作者

摘要：《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将其从中抽出独立成篇，与《大学》、《论语》、《孟子》一同列为“四书”，并花了毕生的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得以和“五经”同列，《中庸》也由此成为儒家重要之经典。但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否是子思？其内容是否经后人修改或增益等？历来存在众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一个罗列和分析对比，得出对这些问题一般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自己细读《中庸》后的看法，以期让自己对《中庸》这一经典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中庸子思作者

初读《中庸》，便觉得其语言深奥，内容庞杂且多谈“性”、“命”、“诚”等形而上的思想，与《论语》、《孟子》等注重人伦和政治、语言深入浅出的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篇文章，《中庸》也不似《大学》主题明确，层次清晰，一气呵成。所以一开始我便对《中庸》的作者、文章内容的构成及顺序产生了疑问。带着疑问，查找和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中庸》

的作者、成书年代、文章构成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即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子思，即孔子之孙，姓孔，名伋，字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据记载孟子曾求学于其门人。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司马迁、《孔丛子》1作者、郑玄、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和朱熹等。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1]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中庸》作者的最早记录。

《孔丛子?居卫》中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2]

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遍注“三礼”，在《中庸》篇目录中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3]唐孔颖达为《礼记》作疏时沿用其观点。

1孔丛子：该书共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

孔鲋）等人的言行，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其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

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4]唐李翱在《复性书》中也指出：“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5]

北宋程颐、程颢则认为：“《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心法，成于子思。”[6]又说：“《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书。”[7]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8]又说“子思惧其愈久而愈失其貌，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9] 可见，自司马迁记载“子思作《中庸》”后，这一观点便被沿用下来。但通过对以上各家论述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庸》是否就是现行《礼记》中的《中庸》。现行《礼记》即戴圣所选编的《小戴礼记》，戴圣生卒年不详，曾在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并参与石渠阁会议。他选辑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

文章而成《礼记》四十九篇。这一选辑的过程，戴圣很有可能对前人的文章有所加工，比如将内容相关的数篇合为一篇，或者加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司马迁卒于汉武帝末年，稍早于戴圣，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可能早于戴圣编《礼记》，那么《礼记》中的就有可能是经戴圣改编了的《中庸》，而非司马迁所见的版本。

二是，从唐朝李翱的叙述中，我们便可见“道统论”的端倪，二程进一步发挥之，到了朱熹，则说得更加“绘声绘色”，认为子思是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中庸》。因为当时儒家有排佛的理论需要，所以自韩愈起，一个儒家的道统论就越来越受重视，也越来越清晰完整，到朱熹时形成了一个“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再传之孔子，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的“道”的传承统续，那么这样就自然要求《大学》为曾子作（也存疑），《中庸》为子思作。所以理学家为了道统论的完整性而肯定子思作《中庸》，并发挥出一些前人所没有的理由，是值得考虑的。

第二种观点，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

《中庸》非子思所作而为后人所伪造。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北宋欧阳修，在他的《问进士策三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

《中庸》教案

《中庸节选》教案项城一高——史明才——2015.3.10 教学目标一、知识与技能： 1、积累文言知识，把握文意。 2、理解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内涵。二、过程与方法： 1、阅读、讨论、交流 2、理解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原则与精神实质。教学重点：文言知识、中庸之道的内容原则。教学难点：文中重要哲学概念的理解。课时安排：三课时第一课时一、导入新课：说起“中庸”，人们往往把它和好好先生、折中主义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庸是骑墙主义、调和主义。如在评价某人的观点时，喜用“此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加以评述；又如中国人的信仰态度，讲究“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等，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庸”！久之，中庸被赋之以贬义的色彩。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精华，却因人们的曲解和误解被“粗暴”扭曲，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今天，我们通过学习《中庸之道》来正确地理解中庸，认知中庸，还原她本真的面目，进而感知她动人的魅力。二、文化背景《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的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于子思，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三、《中庸》的主题思想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

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指导企业管理 2006-04-10 现代企业究竟应当怎样立足于市场之中，成为一个能长期经营的企业；一个超越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企业；一个赢得同行业尊重的企业。一个有良好获利能力并能迅速成长的企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企业比喻为一个类似于人的生命体。那么，如何让这个生命体生机勃勃，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呢？这需要一个用于指导企业行为的哲学思想。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西方人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的，而中国人是以“自我”（包括：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为参照系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能有效的简化“信息”。比如：英文有三十万以上的单词，而中文内只有约五万个汉字。西方的科学讲究实证，其实中国的科学也讲究实证。只不过二者方向不同。西方讲究外向的实证（科学实验），中国（东方）讲究内向的实证，以自身为实验的对象（修道）。西文文化注重未知的知识，因为西方要向自然界借鉴。东方文化注重已经存在的知识，因为学习者要借鉴前人内心所证得的内容。《中庸》是中国儒家四书之一，是儒家弟子的内心实证的心得报告，也是一套极具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庸的哲学思想如何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一、《中庸》出自《易经》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庸》是从《坤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坤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这里的君子自然是指人（本文特指企业家），“黄中”是指五行中的“土”（黄色）居中，“通理”是指通达于“腠理”。心中存有正义并得其位，内心充实，“美在其中”，“诚于中而形于外”。“畅于四支”是指体内的精华，通畅于四支没有阻碍。这时，“君子”如干事业，则能达到“美”的极点。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企业是企业家人格的自然延伸。上述《坤卦、文言》的内涵又是如何表现在企业中的呢？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组织管理，是“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是否能够做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则要看企业的组织管理是否贯彻了中庸之道。二、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天命即是“性”（心识），统率“性”的是道，修“道”即是教化。道在人的生命中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能够离开的一定不是道。所以，做君子的“戒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君子慎其独也”。这个不能“睹”不能“闻”的就是人的“性”（心识）。“君子”不能因为“性”（心识）看不见，摸不着，而认为其不存在，应当真实的面对自我，“慎其独也”。只有“慎其独也”才能够觉悟到“性”（心识）的存在，并依“道”而起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喜怒哀乐”是泛指人的情绪，中医将人的情绪分为：“喜、怒、惊、恐、忧、思、悲”七情。人的情绪会影响到人的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性。“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就是“中”的状态；一旦暴发出来，又能很快自行节制住，这便是“和”的状态。如果“喜怒哀乐”暴发出来，而不能自行节制，则会导致人的生命系统的失衡。过度失衡则会导致生命系统的解体。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为情多困而自杀，或者忧郁而死，或者因怒不可遏而气死的人是很多的。人的生命系统即使不解体，失衡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会导致种种疾病。中医认为：暴怒伤肝，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云南大学韩扬文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如何将中庸思想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中

如何将中庸思想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中作者：周仕民 “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人们通常只从封建道德卫道士的角度曲解“中庸”，以致于忽略了它积极的价值。其实，“中庸”的核心思想并非中立、平庸、保守、妥协，而是“中和”。何谓“中和”？“中”者，中而有节，强调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即适度；“和”者，和而有度，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和谐。一言以蔽之，中庸思想实则要求分析处理问题时要适度而和谐。《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作为在各个领域都能广泛运用的“至道”，中庸思想对推动“问题式教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反映在课堂上，就是要求必须实现“主导—主体”的中和与“预设—生成”的中和。随着“问题式教学”的深入开展，“过犹不及”的现象愈加“丰富”。对于这些并不陌生的现象，我们除了要在实践中寻求知行合一，还应该从其它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学会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里汲取精华，做到古为今用。如果能够合理的运用中庸思想，将有助于实现三维目标的动态平衡，推进问题式教学的和谐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将中庸思想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呢？一、领悟核心理念，实现“主导—主体”的中和。作为实践新课程的重要教学模式，“问题式教学”的核心理念十分鲜明：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理念，就必须实现“主导—主体”的中和。此处的“中”要求不能走向主导或主体的极端；此处的“和”强调师生情感共鸣、平等互重。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中”可达“和”，“和”可致“中”。回顾“问题式教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1.有中无和。虽然教师设计了调动学生主体性的问题，可学生刚“蠢蠢欲动”就立刻“接管”，学生只好“有口难开”，学生的主体性无从谈起。试问，缺少情感沟通的知识又怎能激起学生思维的共振、情感的共鸣呢？2.有和无中。教师过于追求“活”、“动”，学生情绪高昂，然而该讲的没讲、该学的不懂，学生的热情在知识的高

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中庸》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宋代理学家把《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盂子》合在一起，作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所谓“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点。 1、教育作用--"率性"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尽且发展自己的本性。郑玄解释: "诚"，"天性也。。朱熹解释:"真实无妄之谓诚。。所以说，诚即是善，即是天成道德。《中庸》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意思是说，上天所命与或赐予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则叫做教，这就是说，"修道"即是教育，教育的作用叫"率性"，循顺着先天的善性发展，尽且发挥内心的先天的善端，把天赋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体现出来。这是思孟学派"性善论"思想，与孟子的教育作用思想是一致的。 2、教育过程--"学、问、思、辩、行" 孔子讲过学与思、学与行的关系。荀子讲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

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中庸》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把教育教学的过程和步骤系统地讲出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就是广泛地学习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内容;"审问之"，即对博学中的内容，以"诚"为标准，审慎地间其真伪是非; "慎思之，即对审问的内容进行分析，谨慎地思考，并注意反省自己; "明辨之"，明辩了存在的问题，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笃行之"，使观念和行为统一，切实地实行，最终形成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概念、观点。这是一套反省的教学方法，通过节节反馈，层层深入、筛选，最后形成概念、观念和信念的过程，是符合反馈理论的，有其合理的因素。可借的是《中庸》对于审问、镇思、明辨的具体过程，没有深入揭示。 3、教育途径--"尊德性与道学问" 孔子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中庸》便把"博文”、"约礼"发展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既要熟悉旧的知识，又要不断认识新的事物;既要笃实厚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A，犹犬羊之A。’”棘子成，卫国大夫。“A”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4](p87- 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

中庸的和谐思想

中庸的和谐思想内容摘要：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中庸》传统的和谐思想在安邦治国、维持社会关系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今天我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关键词：和谐；中庸；和谐思想一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古代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意蕴深远,而《中庸》中就包含着这种和谐思想。重新审视《中庸》中所包含的和谐思想,积极发掘这一思想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古时的“和谐”，“和”与“谐”同义，而“和谐”则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如：《说文解字》曰:“和,即相应也”。《国语·郑语》记载:西周太史史伯与郑桓公谈论“兴衰之道”,云,周幽王必将衰败,西周将要灭亡。而其“必弊”的原因是“去和取同”。在史伯看来,“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强调了事物是多种因素的集合,它们相互依赖、协调而组成新的事物,达到和谐的效果。所以,“和谐”内在地包含着多样性、差异性、矛盾和冲突,但最终会达成更高层次的统一协调。同时,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一种声音无法揍出美妙动听的音乐,一种味道如何做出令人回味的佳肴,惟有和谐共处,才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最佳状态,也就是“同则不继”。二《中庸》从“中庸”这两字就已体现了古代的和谐思想。“中庸”包括“中”和“庸”两方面的含义。朱熹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之不及之名。”（《中庸章句》）用现代哲学来解释，“中”是事物矛盾双方处于相对的平衡与和谐状态。郑玄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句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论语集注.雍也》）可见，“庸”为“常”，“中庸”之道就是“中常”之道，也就是说“中”道乃是事物的常道。 “中庸”为“中常”之道，不是折衷主义，“中庸”指的是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一种和谐状态，折衷主义只是把不同质的现象或理论无原则的、机械的结合在一起。儒家讲“允执厥中”，指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使事物正常和谐的发展。《中庸》又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

中庸思想及其对中庸感悟

中庸《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中庸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简述如下。1．主题思想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

中庸之道的管理思想

中庸之道的管理思想（哲学2007级：钟红敏学号：0722110128）管理是一个文化现象，管理思想也是随着时代变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的管理文化之间存在着历史继承性，因此，当前管理文化要创新，就应该积极向历史学习，向前人学习，从古人（当然也包括外国的古人）的管理思想、管理实践上吸取智慧，丰富我们对现代管理实践的理解。有语曰：“实践出真知，历史出理论。” 从一些现存的古籍来看，孔子首先提出了“中庸”一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孔子在德行上的要求，反对行为上走极端。孔子还说：“过犹不及。”主张“中行”。在后世儒家学者中也有许多杰出人物对“中庸|”一词做了精辟的解释。程熙对认为“中庸”的意思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总结出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 “中庸之道”，体现在管理上，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融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虽然以上关于“中庸”的思想基本上是由儒家提出的，但是我想

提的是，中国古代的两大派思想——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管理上的应用分别会有现代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即有一些“过与不及”。按照“中庸”的思想，最好在管理上将两者适当结合，组合运用，达到有效的统一，威力才会更强大。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它注重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等。儒子们不愿意吧自己与自然看作是相对立的，这就不能对对象进行如实的描述和实验分析，因此很难产生严谨细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讲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也导致不能采取强制性的制度或者法律手段来奖惩善恶，使依法治国失去理论依据，也不利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发展。儒家较强的伦理性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把求利当成小人的终生目标，把求义当作君子的终生追求，在后来演变成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在儒家中，民主常被理解为“为民做主”，而不是我们现今的“由民做主”既主权在民。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以主张“依法治国”的法制而出名，在中国法理学方面做了重要贡献。法家。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但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极力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不讲人情，忽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强调法的权威，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 ———————————————— https://www.360docs.net/doc/324018588.html, 2007-11-14 9:10:31 作者：张华强来源：本站原创近日读到一篇关于中庸管理的文章，引起了我对中庸本质的思考。在企业实施中庸管理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只是从字面上诠释中庸之道，有可能造成误导。中庸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则是诚性，后者无论是在中国式还是西方式的企业管理中对员工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不过，将中庸的本质精神贯彻到执行中似乎容易被员工所接受，有助于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力，所以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将中庸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助于在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但是如果以为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的字面所表达的意义，有可能形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利于企业的开拓创新。企业是赢利性组织，基本的职能是创造价值，这一点不必用中庸加以掩饰。但是当两权分离，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要求代理人、执行者坚持中庸——忠实于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庸的本质是诚性，是完全应该做到没有任何借口的。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一般都认为，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这似乎没有错，因为儒家典籍《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不偏”的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庸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算不得儒家的独创。我们在《中庸》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诚性。《中庸》第一章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句话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其中“性”指的是什么

试论《中庸》的作者

试论《中庸》的作者摘要：《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将其从中抽出独立成篇，与《大学》、《论语》、《孟子》一同列为“四书”，并花了毕生的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得以和“五经”同列，《中庸》也由此成为儒家重要之经典。但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否是子思？其内容是否经后人修改或增益等？历来存在众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一个罗列和分析对比，得出对这些问题一般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自己细读《中庸》后的看法，以期让自己对《中庸》这一经典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关键词：中庸子思作者初读《中庸》，便觉得其语言深奥，内容庞杂且多谈“性”、“命”、“诚”等形而上的思想，与《论语》、《孟子》等注重人伦和政治、语言深入浅出的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篇文章，《中庸》也不似《大学》主题明确，层次清晰，一气呵成。所以一开始我便对《中庸》的作者、文章内容的构成及顺序产生了疑问。带着疑问，查找和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中庸》

的作者、成书年代、文章构成历来众说纷纭。关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子思，即孔子之孙，姓孔，名伋，字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据记载孟子曾求学于其门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司马迁、《孔丛子》1作者、郑玄、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和朱熹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1]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中庸》作者的最早记录。《孔丛子?居卫》中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2] 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遍注“三礼”，在《中庸》篇目录中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3]唐孔颖达为《礼记》作疏时沿用其观点。 1孔丛子：该书共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孔鲋）等人的言行，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其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

《论语》中庸思想之解读

《论语》中庸思想之解读摘要：中庸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作为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孔子思想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思想时时刻刻体现在其伦理观、宇宙观、教育观等各个方面。《论语》一书集中体现了孔子对中庸观念的总结和具体运用，反映出了中庸观念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这是早期儒家对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发展。关键词：《论语》；中庸；时中中庸是中国古代儒家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无数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一生的追求，所以中庸观念普遍受到重视。后代儒家不断地对“中庸”观念做出自己的阐释和发挥。郑玄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句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程颐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苦，天下之正道，庸者，灭下之定理”。朱熹理解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虽然后儒对“中庸”的理解大相径庭，基本一致。但是这和原始儒家的初衷是否一致，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论语》一书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举止的一书，对我们理解原始儒家的“中庸”观念有很大参考价值。追本溯源，中庸的观念在我国上古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尚书》中就有相关“中道、执中、行中”的记载，这时的中庸观念主要体现在了政治方面。直到孔子正式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其更多的功用体现在了伦理方面，成为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一点在《论语》中有较为直观的体现，将中庸观念融合在了各个方面。随后，孔子的孙子子思做出专著《中庸》一书，将中庸思想上升到了宇宙观的高度。又经过汉宋的儒生千百年来的不断发挥和引申，中庸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最终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庸的发展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起源于《尚书》，提出于《论语》，成熟于《中庸》，发扬于后儒。对于“中庸”概念的首先出现者，我们可以发现《论语》一书对中庸思想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研究原始儒家的中庸思想十分重要。根据学者统计，《论语》中出现“仁”109次，出现“礼”75次，我们不能否认“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礼”是周代就固有的，“仁”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即孔子想以“克己复礼”为“天下归仁”。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将“礼”和“仁”联系起来呢？善于温故知新的孔子，在对历史文献的钻研中，归纳出了新的观点，即从“礼”到“仁”的方法论武器――“中庸”。孔子赋予了“中庸”在伦理观中极高的地位。所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中庸”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了衡量君子道德的最高标准。文质彬彬，取之中道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是孔子对其弟子的告诫。“君子儒”便成为了后代儒生追求的目标。那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君子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未免虚浮，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才能称为君子”。作为君子，既不能“野”，又不能“史”，所以“质”“文”要配合恰当，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要恰到好处，才能称之为君子。要想做

和谐的中庸之道

《论语》学而篇第十二章记录了有若的一段话：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若，即有子，是孔子的弟子，小孔子四十三岁，和孔子长的很像。他很谙孔子的中庸之道。这段话就融合了有子的中道观。这段话的主旨是：礼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中道和谐；但不能为和而和，牺牲礼法。 “和”与“礼”哪一个更重要呢？有人受辩证法思想毒害太深，回答问题和稀泥，两者都重要，“和”也重要，“礼”也重要。实际上，这样回答没有立场，糊里糊涂，啥都不懂。一、有子的观点是重和还是重礼？有若的观点是：“礼”比“和”重要。你理解对了吗？为什么“礼”重要？论语中所讲的礼，是指周礼，孔子认为周初制定的礼法符合天道。我们讨论的前提就是默认礼法是正确的，否则就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礼重要呢？礼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是做人的红线，违背了礼就等与违法乱纪，道德败坏。如果人人都不遵守礼法，就会天下大乱。就相当于马路上的红绿灯，有了它，交通才有秩序。没有他，交通不堪设想啊！儒家思想中的和，有和谐的意思，也有中和的意思，也就是中庸之道，二者是相同的，符合中庸之道的和，才是真正的和谐。

有子所讲的和，有三处，意思是不一样的。其中“礼之用，和为贵”中的“和”是和谐的意思。周初由于制定了符合仁道天道德礼法，实现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出现长时期的太平盛世，所以孔子非常向往。周朝初期的和谐是符合礼法的和谐，是洋溢着仁爱的和谐。 “知和而和”的“和”是“和稀泥”是无原则和，是背离礼法，有违道德法律的和。是人为的强作之和。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明明有仇怨没有化解，非要强装友好和睦。这是伪装的谐，是充斥着虚伪和陷阱的和谐，风平浪静的背后是激流暗涌，虚假的安定背后是天下大乱。二、违背礼的和谐是什么样子的？人类史上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英法等国无节制的与德国纳粹党一味妥协让步，和稀泥，今天让给他一块地，明天再割给他一块地，一步一步把德国纳粹从恶狗纵容成为疯狗，搞和谐的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次和稀泥的结果让全世界死伤了近两亿生命。多么悲惨的代价。如果坚守正义国际公约，捍卫凡尔赛华盛顿公约，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干的事，是政治家干的事！比如，有的家长让孩子喊自己老姐，还十分自豪：看我多年轻！看们家我多民主！看我家庭关系多和谐！我们没有代沟！岂不知乱了伦次和礼法，灾难种子正在播种生根。这样的家庭，孩子最可怜的，因为平等之后孩子失去了榜样。也失去任何可以敬畏和尊崇的权威。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长久以来被看做是平庸之道，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庸就是坚守中立。正是因为对中庸的误解，不少管理者对中庸式管理方式采取消极、抵触的态度。但中庸之道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是很科学的，值得借鉴，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看待，从中正确地汲取养份，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中庸虽然最初被看做是“道德标准”，但在其中，有两个经典的理论，是最为值得管理者所学习的，其一为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通权达变。所谓管理，虽然有一些核心的思想和理论在其中，但却没有一条通用的管理之道。即便有被大家公认为有效的管理准则，在适用于不同的公司时，依然会产生不同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管理本身就是对人和事的管理，由于不同的人与事，所产生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所谓的管理者，就是因应各不相同的问题找出解决之道。造成团队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人员的变动、突发事件的产生、外部环境的改变等等，管理者如果用衡量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问题，通常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中庸中所提到的因地制宜，既是用量变的眼光看待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结合问题产生的根源来寻找解决的方法。管理学

中的理论及准则，应该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唯一的标准。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执两用中，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掌握适当的度，避免走入极端。所谓的度，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古语中有物极必反一说，即便是好的事情，如果太过于极致，可能会造成反效果。最为常见的便是执行力，管理中经常追求使命必达一说，这样虽然能够提升执行效率，但管理者是否想过以下几种情况：无条件的执行，是否会让部属失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部属的完全服从，在遇到错误的命令时是否有人能够进行控制和制止。管理中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人性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观和尺度的问题。亨利〃法约尔指出：“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管理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这里的“尺度”就是中庸思想的表现。度可以被认为是在矛盾当中寻找最折中的方案，以刚才的案例来说，如何既保证团队有高效的执行力，有能够始终有创新的能力，这就是在执行力与创新能力两个矛盾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和一个单位究竟是靠制度化来进行管理，还是靠人情化来进行管理类似。绝对的制度化，单位会变得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