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特点及现代观照

２０１０．０９论经纬

理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的教育在各方面、各层次都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改革，作为连接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桥梁的语文课程改革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课程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学生学习的主科之一，从国家到地方、从老师到学生应该说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社会各界对语文学科的责骂声也是最大的。语文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应该多说、多写、多看、多想才能更好地掌握它、运用它，而现在的中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即使有些学生怀着浓厚的兴趣去阅读《红楼梦》、《西游记》这些古典名著，却往往被老师和家长当作是“读闲书”、“不务正业”而加以制止，这样就算是再有兴趣、再有文学天赋的学生也会被这种“高压政策”磨得兴趣全无。那么，就剩下语文课本上那薄薄的几篇课文了，这几篇课文还往往被老师嚼成了渣，再“喂”给学生，还有什么营养可言？至于中、高考则更是问题多多、弊端种种：从西方引进的、广泛流行的客观题或者变相的客观题（主观题客观化）充斥于语文试卷，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多义性、独特性在苍白的语文试卷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作文，这一最能反映语文能力高低的考察方式却只占整个试卷分值的五分之二，老师们在讲评作文时似乎更热衷于对写作“技巧”和写作“规律”的研究，殊不知，这种枯燥无味的“技巧”和“规律”恰恰是摧毁兴趣的最有效武器，而广泛的阅读和浓厚的兴趣才是学好语文的真正法宝。正因为当下的语文教育存在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所以一些语文教育专家、学者和教师们纷纷出谋献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诸如“快乐语文教学法”、“语文的可持续发展教学”、“绿色教育”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反映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心声，但是却收效甚微，有的只有理论上的可行性，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有的在现行体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一方面是大声疾呼要解决问题，一方面又是成效甚微，那么，在这种矛盾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当今的教育改革更多地热衷于瞄向西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为冷静、更为理性的思考呢？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我们应该通过对传统教育的反思，汲取和继承一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来观照现在的语文教学以拓宽语文教育改革的渠道，使其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一、古代语文教育的综合性

中国的汉语文教育源远流长，它起源很早，从现在可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的习刻（学习刻契）算起，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古代的儒学大师到现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经过几千年的延续，中华民族用独特的语言和文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虽然说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已经延绵几千年，但“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１９０５年，清朝政府迫于压力，废除了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开始借鉴西方经验开办新学堂，在新式学堂中实行分科教育，语文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语文”（当时主要称“国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综合发展的，是真正的“大语文”。古代的语文教育包括了几乎所有用文字表述的东西，除了有“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方面的小综合以外，还有文、史、哲的大综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富仁认为：古代语文教育“其主体内容是文学和伦理学、道德学，是一个‘大语文’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汇总，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而不是它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先秦的教育主要是“六艺”教育，“六艺”由六门课程组成：礼、乐、射、御、书、数。由此可以看出，按着我们今天分科教育标准划分的属于音乐、思想政治、数学等学科的教育内容也被包含在古代的语

　◎陈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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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来了。孟子也认为教学是有多种方式的，“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除上述教学方法外，古代语文教学的方式还有上大课、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以及学生自学等。

尽管科举考试发展到后来，语文教育越来越成为“独尊儒术”的“小语文”，但常规的语文教育仍沿袭“大语文”的思路而自然延伸，未有多少改变。总之，古代的语文教育是名副其实的“大语文”，几乎包含了一切知识，训练了学生方方面面的能力，让后人“叹为观止”。

二、古代语文教育的现代观照

虽然古代的“大语文”教育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语文学科的性质、定位和教育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了，但是，古代“大语文”教育中有益的经验仍然可以作为现在的语文教学的借鉴。

１．语文观的借鉴

现在的语文教育似乎过于偏小，成了排除了大量知识内容之后的“小语文”教育即强调语言、文字、文学的教育。我们知道，母语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仅仅强调语言、文字和文学的教育，那么，民族文化中的与之紧密相连的其他部分是不是都要被排除在外呢？例如现在的语文课本经常会选先秦的诸子散文，但是大多数语文教师只是把它当作散文范文来讲，把工夫下在疏通字词、概括大意以及分析写作手法上，殊不知，先秦诸子散文除了是后世散文学习的典范外，它还是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像《庄子》除了有丰富的寓言、奇崛的想象，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外，还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道”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个体虽然渺小，但是短暂的生命却可以融入浩瀚的宇宙万物之中，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诸如万物齐同、无待逍遥等哲学命题，这些同样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思考的地方。还有像《战国策》、《史记》等著作不仅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同时还是研究古代历史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等等。这些思想和内容也可以而且应该贯穿到现代语文教学的课堂上去，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培养优秀人才做出贡献，在这一点上，古代语文教育就比现代语文教育做得好，古代的教育几乎把所有用语言文字记载的东西都拿来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所以，古代的教育培养出了很多集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大师，像司马迁、王安石等等，现在的语文教育恐怕很难培养出这样的“全才”大师。总之，语文教育的边际不能无限地扩大，但也不能过于拘泥。

文教育中。而且这种教育是一直与古代社会的伦理教育、德育教育等结合在一起的。孔子教育思想中包含“杀身成仁”之见，孟子教育思想中包含“舍生取义”之说，《诗经》可以“兴、观、群、怨”（《论语》），就连《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样的识字课本都不仅仅是简单的识字启蒙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的综合作用。

除了知识结构上的综合性外，古代语文教育的培养途径、教育功能和教学方法同样是多样性的，可以说是一身而兼数任。第一，古代语文教育听、说、读、写并重。强调诵读是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致要背诵１８至４０万字的作品。诵读的同时就要求模仿，模仿即写，蒙学阶段读和写联系得非常紧密，儿童都是在教师的阅读指导之下进行识字、写字的学习。教师先把新课朗读、讲解一遍，学生仔细聆听（这其中必然也包含听说训练在内），然后学生朗读、背诵，这样整个识字、写字的过程都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的，阅读越多，识字也越多，反之亦然。另外，蒙学教材和语文读本除了有识字、写字的教育作用外，还有指导写作的作用，如《太公家教》多采择古代典籍和民间流传的俗语、谚语，语言形式并不统一，除了四言韵语外，还有五言、六言等语句形式，但是句式却对应工整，如“鹰鹞虽速，不能快于风雨；日月虽明，不照覆盆之下”；“斜径败于良田，谗言败于善人。君子以含弘为大，海水以博约为深”。从中可以看出骈俪之文的写作特色，儿童在诵读、模仿的时候肯定会对其以后的写作产生影响。至于文选读本则更是历代读书人模拟写作的范本，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多读才会创作。第二，教育的功能也是多样性的。古代语文教育不仅仅要传授语文知识，而且它还一直与德性教育密不可分，德育是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重要保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德性教育有越来越被强化的趋势，而语文知识教育甚至处于弱化的地位，成为德性教育的载体。第三，教学方法也是丰富多样的。例如，孔子经常与学生一起探讨问题，让学生各抒己见。如《论语?先进》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加深了了解，并且还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听说、表达能力。《论语》记载的几乎都是孔子和学生之间的对话，由此可见，孔子很重视用谈话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学生的倾听与表达能力。孔子还十分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主张“寓教于乐”，这就在进行语文教育的同时进行音乐教育。古代教育提倡诗歌的“唱读”，同样是把语文阅读和音乐教育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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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阅读与写作的借鉴

如前所述，古代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听、说、读、写并重，“上学”与“读书”基本上是等同的概念。现代语文教育，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批判“死记硬背”，认为这种做法超越了儿童的理解力，违背了理解记忆的原则，所以一再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减轻学生的负担，于是语文课堂就变成了老师的讲解“满堂灌”，学生的负担是减轻了，但是老师的负担却加重了，而且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被字词理解、段意概括搞的支离破碎，学生的理解力和语文素养却并没有提高。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其实，一味指责古代的“死记硬背”是不对的，我们反而要学习古人重视阅读的做法。古代的诵读并不是要求学生能够马上理解，而是利用学生（特别是儿童）机械记忆力好、理解记忆力差的特点先让学生有大量的知识语言储备，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再来理解当时记忆的内容就容易多了。如果在青少年阶段没有阅读并背诵足够的经典文学作品，等到他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之后却发现没有可供理解的对象、没有储备的知识，那么，他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学习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用教育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来说就是缺少“学习的准备”。与古人相比，我们现在的学生背诵的作品就太少了。另外，古代语文教育的写作也是和阅读紧密相连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教材还未能达到的高度。像蒙学教材《三字经》虽然主要是用来识字的教材，但是却字斟句酌、逻辑严密，篇幅不长却浓缩了历史、地理、人伦、道德等知识在内，而且论点、论据充足，在琅琅上口的朗读中学生还能学到写作的技巧。例如，开头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段话论点、论据充分，有事实论证、比喻论证等，把道理说得非常充分，在阅读中贯穿写作指导，为学生提供了范例，能够让他们记得牢，这比空洞的灌输写作技巧效果要好得多。可惜的是在新时期的语文教材中这种做法却没有被发扬光大，听、说、读、写各成一套体系，阅读与写作似乎离得太远，读是读别人的，写是写自己的，优秀的文章很难被借鉴到学生的作文之中，作文水平就很难有很大的提高，老师口口声声要积累，恐怕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３．语文启蒙教材的借鉴

比较古代语文的蒙学教材和现在的启蒙教材，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后者的经典性、教育性远远不及前者。现在的识字教材大多是为识字而识字，编写了一些儿歌或顺口溜，虽然比较押韵，也易懂易记但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例如“叮叮当，叮叮当，天上有个打铁匠，不打铜，不打铁，打个金太阳。”等等，这与中国古代的识字课本是不能比的，例如我国现存最早的习字课本《急就篇》第３２章是：“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命。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熟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短短６３个字就包含了地理知识、农业知识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让学生在习字的同时增长了见识，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日常应用的小百科全书。幼苗的成长需要肥沃的土地的滋养，如果土地过于贫瘠，幼苗就难以茁壮地成长，启蒙教育也同样如此，批判地继承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显得尤为必要。

历史进入到２１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回首历史，“大语文”包罗万象，承载中华文化几千年，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虽然教育植根的土壤已经改变了，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却是万古长存的，“观今宜鉴古”，取经于古人不能说是保守，而是批判的继承、古为今用。展望未来，新的文化正在形成，新的理念正在渗透，语文教育必将迎接严峻的挑战，吐故纳新，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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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孙绍振：直谏中学语文教学［Ｍ］．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巢宗祺、雷实、陆志平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Ｓ］．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陈霄 上海市金卫中学 ２０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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