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中美经济关系对中美外交关系的影响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近10 %的年均增长率。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全球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已经超越了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回眸中美建交30年，两国关系发展可谓沐雨经风、曲折迂回、恩怨交加。既饱含相互斗争、坎坷蜿蜒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重、相对平稳的一面。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深受世界总体形势、各自国内政治文化经贸等问题的牵制和影响。中美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高度重视，采取措施，中美是可以找到智慧和途径，推动双方关系平稳向前发展的。在美国新政府任内，中美关系总体趋势仍可望是积极的。中美关系的基础日益牢固。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进步发展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深化不仅要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而且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下面来谈一下近阶段中美的经济关系以及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美国的反应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能源需求也年年增长,最近成了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国最大的投资,2005 年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消费国,进口的石油占总需求的40 %以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和评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的一些媒体热炒这一话题。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现行的中国汇率政策被高度扭曲,且对中国经济、它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威胁。”

二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来说也许是一个机遇。约瑟夫·施恩道夫认为来自中国新兴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将最终刺激美国新的和更大的革新。中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低端产品、从美国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可以使中美两国从贸易互补中获益。

三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美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四是影响未定论。“中国的能源驱动无疑对美国有着重要含义。然而,何种能源供给程度会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紧张或未来合作的一个来源,要知道这一点为时尚早。”

在上述四种看法中,因为美国媒体热炒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和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等话题,“中国经济威胁论”成为近期影响美国国内的主流声音,而国会则深受其影响, 在2005 年间频频出手,干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二、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

华盛顿国会是“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经济的增长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活动,刺激了国会议员的神经,相当一部分议员认为中国经济的扩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威胁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的经济健康一般被定义为:“维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强劲的研究开发能力,全球竞争能力,以及正常的就业水准和增长率。”在这些议员看来,中国经济崛起首先是威胁到美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国会认为,美国制造业由于遭遇来自中国等国低价格产品的“不公平竞争”,正经历自“大危机”以来的最大一次失业打击“, 中国通过强制外汇在其中央银行以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交易来维持低汇率。这一低汇率是导致中国在美国制成品贸易逆差中占最大份额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所持的主要“证据”有两个:一个是国会基本认可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正在将经济实力大规模地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观点,认为经济的增长使中国军费开支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扩大。另一个“证据”是在能源问题上,中国为确保从波斯湾经南中国海到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安全通道而开始打造“蓝水”海洋军事战略,威胁到美国对从印度洋到东亚海上交通线的传统控制。

第三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外交政策也引起了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的猜忌和恐慌。例如, 美国国会有关报告就指出: 在东南亚地区, 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区域经济合作使“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影响和至关重要的长期利益正受到挑战”;在非洲地区,中国“贸易胜过透明度”的交往原则,深受一些非洲国家的欢迎。中国的经济外援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与美英政策相冲突, 也使美国国会片面地认为中国在利用世界各地对美

国的不满而开展“富有魅力的商业外交” ,已经“悄然”侵蚀、撼动美国的海外利益，将会在未来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挑战”。

从上述三个方面综合来看,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认知的两个最主要的错误逻辑推理是:其一,国会认为,必将导致中国国有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仍在实行“非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不可信赖。其二,国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的政治挑战有两个,即: (1) 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必然走地区扩张的老路,在亚洲范围内与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中国必然“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恢复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的目的”。(2) 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发展模式可能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树立新的榜样。中国不附条件的外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援原则相悖,“妨碍”了美国在全球推广西方式民主、企图增加发展中国家政治透明度的努力。

三、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干涉活动

2005 年内,美国第109 届国会采取了一些行动,督促美国行政部门对中国施压。例如,6 月17日,两位共和党议员彭博和亨特率先写信给美国总统布什,要求

政府审查中海油提出的对优尼科的收购案。其后,不少国会议员也都通过直接给总统写信的方式表达类似的看法。当然,国会更多的是通过频繁地举行对华听证和立法等功能性活动,来表达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强烈关注。由于能源问题的被炒作,国会直接干预了“中海油”对“尤尼科”公司的收购。国会的政治压力是最后导致收购一案夭折的最主要原因。另外,有关国会对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关注的议案一直以来也是国会用来批评中国的政策性工具。在国会的压力下,美国的商务部在2005 年7 月份再次就中国的表现表达不满情绪: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美国有75 万人因为盗版活动而丧失了工作,中国应该把知识产权的盗版看成是一种与制造假币一样的刑事犯罪行为。布什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 年9 月会晤时,也重申了美方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四、国会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动因及分析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开始借“华盛顿共识”的名义,以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但是一旦感觉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的经贸交往中“危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便不断使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贸易霸权。从这个角度看,笔者分析导致国会“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主要动因如下:

第一,从美国人自己认定和引以为豪的多元主义角度来看“, 分享权力”的宪政体制使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始终处于一种特有的平衡之中,而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也因此而一直左右摇摆,徘徊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端。时至今日,美国国内不同政府部门、不

同经济利益集团仍然从不同层面主导着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美国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保持其贸易政策的总体协调和前后一贯性,同时利用对外贸易达到国内某些政治目的。

第二,从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为争夺对华贸易主导权相互争斗的过程来看,国会作为一个立法机构对选区利益和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比较重视。

第三,美国国会在涉及关税、非关税壁垒、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可挑战的立法权力,但是决策的“分散化”造成国会内部在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的牵制比较

多,有时难免立法效率低下,无法像行政当局那样直接介入对中国的贸易谈判。

第四,在后PNTR、后WTO 时代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国会正试图采用其他手段,如刻意保留了一些歧视中国的条款和内容并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监督”中国,这些都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PNTR 法规定,国会可以继续通过审查各委员会有关中国人权、劳改产品出口、履行多边或双边条约和协议情况的报告。

五、总结中美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尽管有上述很多问题，但大多数中美问题观察家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主流将是积极的、向前的，尽管双方仍不得不面对一直存在的诸多分歧和矛盾，甚至会碰到一些新问题。从去年底至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双方意见不合、奥巴

马会见达赖美国对台军售、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出版领域的诉讼及谷歌事件，年初的中美关系并不乐观。

虽然中美关系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但并不意味着中美会爆发全面对抗，专家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双边关系将继续向前发展：两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双边关系；双方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两国间解决问题的机制比以前好，目前存在数十个部长级对话机制；中美力量发生变化，美国不再能够单方面定义美中关系；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其可控性比以前大大增强；在反恐等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无法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可以预见，中美利益将会越来越紧的交织在一起，两国合作将不断取得进展，但也要正视中美双方的分歧矛盾。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需要确立战略互信，需要两国政治家“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共同努力，增进了解，扩大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从而把中美关系推上新的水平。“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胡锦涛主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中国的意愿，也是世界的期待。

对中美关系而言，2012年将是异常复杂的一年。这不仅因为两国都要大选换届，更重要的是整体国际环境、双边关系结构在同时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环境看，不仅亚太之变,中东之乱,发达国家经济疲软,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引发的格局变化将加速发展，以“阿拉伯之春”、“欧洲之夏”、“华尔街之秋”、“莫斯科之冬”为标志的全球连锁风潮也将持续发酵，并引发一系列后续效应，2012年的国际形势将比2011年更加复杂难测。从双边关系看，两国在反恐、防扩和共管“第三方”等方面的合作，或趋于常态，或面临瓶颈，拉动效应持续减弱；而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竞争，则因两国实力对比日益缩小、世界权势重心加速东移、双方地区秩序构想分歧凸显而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中美两国都面临既要维持或提振经济增长、又要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的重大难题。可以说，这些内外挑战同时出现、交互作用的情况，不仅近年未有，甚至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双边关系所经历的最严峻局面。

2012年，中美两国还将面临如下“共同但有区别”的挑战。一是地缘之变:全球几大经济和政治板块将继续深刻变化，开启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时代；二是路线之争:围绕世界经济出路何在、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等重大问题，美国内两党、西方国家内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争论会进一步升温；三是转型之痛。持续的危机揭示并激化各国政、经和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各国不得不在发展动力减退、政府权威削弱、民族和民权主义抬头的情况下艰难决策；四是治理之难。不仅主权国家的社会治理难度增加，原本效率就不高的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更会群龙无首或群龙相争。这些不确定因素将极大考验处于转型磨合期的中美关系。如处理不好，中美关系难免进一步波折震荡，不仅对双方不利，对世界也非利好消息。

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将表现为合作与磨擦共存。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将呈现以下特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将继续是不同步的，甚至是逆向的。然而中美政治关系可能出现磨擦，而后有所好转；中美政治关系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影响将大于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对中美都无益处，美国因中美关系紧张而约束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可能是存在的。三是中美经济关系在不断扩展的同时，双边经济磨擦将增加；而双

边政治关系则是在反恐军事合作的同时，又在军售问题上发生冲突。一方面中美在相互贸易和投资的绝对量上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则因贸易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双边磨擦。美国将会以中国没有完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为由对中国产品进行制裁。一方面，中美会进一步深化在的合作，同时在对台的防范大规模杀伤武器方面有严重分歧。

2012年中美关系的首要任务是“维稳”，在内困、外变中稳住大局，防止把对方当成主要问题或问题的主要原因，为真正搞好各自国内的紧迫议题腾出精力、打好基础。为此，中国应强化三种意识：一是危机意识，充分认识到2012年内外形势的严峻性和中美关系的阶段性风险；二是统筹意识，在对美工作中更注重多部门、多手段、多途径、多层次协调并举；三是进取意识，既要做好危机管理，更要主动做好危机预防，并开动脑筋，危中寻机，开拓合作新领域，实现中美关系“稳中有进“。

总体来说，中美关系两国经济利益是互相渗透，以及双方在全球问题上互相依赖，个别争端一般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因此中美关系将始终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一句话就是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交融，外交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