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概述

宗教概述

一、宗教内涵、本质、特征

（1）宗教的内涵

宗教包括了符号意义、信仰、叙事体的故事，还有应该给予修行者生命体验的宗教实践。也包括了原始的文化传统、神圣的著作、历史神话，还有个人的宗教信念与经验。宗教的发展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提取许多形态，同时伴随着各种文化的差异。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和缺乏科学知知识，以及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和恐惧从而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宗教观念。

（2）宗教的本质

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是由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来支配人们命运的一种意识形式。从其产生根源看，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阶级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苦难而人们又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社会现象，是宗教产生的又重要根源。宗教最初是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和抗议，而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统治被压迫者的思想工具。

（3）宗教的特征

宗教的特征可以集中表现为特殊的超自然现象、形而上

学，出自于宗教法律的道德要求或生活方式。《宗教百科全书》中，宗教的定义是这样的：＂总的来说，每个已知的文化中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宗教信仰，它们或明了或令人疑惑得试图完美解释这个世界。当某些行为典范在特定的一个文化中得到确立时，它就将在这个文化中打下深深的历史烙印。即便宗教在形式、完整度、可信度等等都因不同文化而不同，但人在社会中还是不可避免要受到宗教影响。

二、新疆宗教

（1）自然因素

宗教对新疆的影响远远超过内地，宗教情感与民族情感交织难分，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彼此渗透，呈现内地宗教所没有的诸多特征。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八国接壤，而边疆是界定宗教传播范围的重要空间因素，本土宗教和地域宗教局限于边疆，世界宗教则跨越疆界传播。外来宗教总是经过边疆进入我国内地，或者有意识地选择边疆作为传教的突破口，加上为数众多的本土宗教，使边疆成为宗教生存的“沃土”、宗教文化的“蓄水池”、宗教传播的“桥头堡”。相对而言，边疆同时也是主流文化的“瘠壤”、主流意识形态的“低谷”，甚至个别地方还是政治统治的“飞地”。强宗教性与弱边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存在于边疆的宗教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世界宗教，尽管信仰分殊、形态各异，但面临着大致相似的治理问

题，可以视作一个整体研究对象。

（二)格局演化

新疆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占中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

边疆宗教格局是中央政权与新疆势力、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不断博弈的结果。秦汉以来，我国的陆地边疆逐渐以东北和华北沿长城，西北和西南沿青藏高原东缘、云贵高原中缘为分界线，线外即边疆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深远。清代以来，随着改土归流和边疆开发力度加大，长城之外的东北、华北边疆在文化上进一步接近内地，西南边疆的云南澜沧江外视为边疆，广西也仅边境沿线地区视为边疆。时至晚清，中国边疆遭遇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瓜分，东北、西北边疆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沙皇俄国割占，边疆领土危机日甚一日。外国传教士与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结伴而来，自然引起人们的强烈排斥。从清末至民国，在大量筹边、治边、安边、靖边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考量中，随处可见人们对宗教问题的忧思，当时有识之士感嘅:“帝国主义者文化之侵略手段，无微不至，信教日增，妄事宣传，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对于政治国防影响殊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较好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边疆宗教为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祖国统一做出积极

贡献。1958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倾路线影响，边疆宗教遭到批判取消，大批信教群众纷纷外逃，直接影响边疆稳定。

(三)发展态势

依据国家政治变迁、文化移植、社会演进等，人们不断调整边疆的空间范围与意义内涵。先进的交通通讯技术逐步压缩时空，边疆与内地的距离不再遥远，同时边疆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边疆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宗教文化交流不可或缺，“丝绸之路经济带”途经的西北和西南边疆(西南丝绸之路)是我国宗教形态最为复杂多样的地区，宗教不仅要维护边疆安全，也要营造良好的开放氛围，利用国境内外民族同源、信仰同俗的优势积极“走出去”。目前新疆面临比较严峻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破坏，伊斯兰教全面影响新疆世居少数民族。

三、新疆宗教主要特征

当前，新疆宗教传播呈现来去快、发展快、流动快、反响快等特征，信教群众呈现文化程度低、经济收入低、政治觉悟低、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低等特征;宗教文化呈现宗教的感情深、积淀深、根基深，影响深等特征。

(一)宗教传播的“四快”特征

一是来去快。新疆地区大都是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多元宗教的交汇之处，自古存在宗教往来的多条天然通道，有些宗教在新疆短暂过往，也有些宗教在新疆留下深远影响。新疆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多种宗教，直至公元7世纪之后才确立伊斯兰教信仰。其他边疆地区的宗教信仰格局也几经变迁，个别地方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二是发展快。新疆少数民族具有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宗教信仰网络与民族社会网络交织重叠，有利于新疆宗教的快速传播。

三是流动快。发达的现代交通通讯技术更是突破了高山大河、戈壁荒漠的天然障碍，人员往来交流更加便捷。境外人员进入边疆，边疆群众前往内地，内地人员来到边疆，其宗教信仰也随之流动。

四是反响快。新疆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文化环境和重要的国防意义，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突飞猛进的信息通讯技术，使新疆环境更加开放，同时也赋予新疆宗教高度的开放性、敏感性、活跃性和辐射性。国外宗教方面的风吹草动有可能通过新疆传递到内地，而新疆宗教一旦发生情况，也会在国外快速引起反响，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抹黑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二)宗教信徒的“四低”特征

一是文化程度低。作为民族自治区的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以及属于民族省份高的云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盲半文盲比例则普遍高于全国水平。新疆信教群众的文化程度还要更低，印证了我国信教群众老年人多、妇女多、农民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多、老少边穷地区的人多这一信仰特征。

二是经济收入低。我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中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五个边疆省区的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分布，新疆南疆三地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全国后列，南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也使部分低收入群众因无钱治病、无力入学、无法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只好通过宗教信仰寻求慰藉。有些信教群众沉溺在虚幻的天国世界而忽视现实生活，陷入越信教越贫困、越贫困越信教的恶性循环。

三是政治觉悟低。在宗教传统势力的影响下，一些信教群众基于有神论的信仰立场看待世界，宁可听神职人员的话也不听基层党员干部的话;遇到矛盾纠纷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而是寻求宗教神职人员帮助。一些信教群众经常请境外神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对宗教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由于历史原因，个别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存在抵触情绪，党和政府为信徒做了

很多实事好事，却被解释为“上帝派来的”;一些平常的民间纠纷，却被贴上民族宗教的标签，借以诋毁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周围强大的宗教信仰压力下，个别两面人党员干部信仰宗教、热衷宗教活动，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悄然发生改变。

四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低。一方面，新疆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容易被宗教乘虚而入;另一方面，新疆宗教信仰存在一定的排外性和认同张力，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妄图以宗教认同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虽然大多数信教群众并不反对主流意识形态，但也没有高度认同接受，更谈不上内化于心，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直接影响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宗教文化的“四深”特征

一是宗教的情感深。宗教文化是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情感与民族情感相互交织。例如，在我国回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发挥了团结凝聚的重要功能，宗教情感逐渐固化为民族情感的核心部分。宗教情感具有持久性和神圣性，缺乏清晰的理性表达逻辑，不小心触碰宗教情感很可能引起突发矛盾和对抗行为，如果合理引导则能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教情感是抵御外来宗教渗透的天然屏障，近代以来，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煞费苦心

也很难在新疆站稳脚跟，最终只能在其边缘地带吸引极少数边缘人群成为信徒。

二是宗教的积淀深。宗教影响边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历经上千年演化而来的深厚积淀，不仅为宗教信徒所有，也为全社会所享。

三是宗教的根基深。如维吾尔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其他少数民族的信教人口比例也很高，宗教信仰非常虔诚，很多人一出生就自然成为特定宗教的信徒，为宗教传承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宗教通过信徒经常性的捐献和自身经营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宗教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宗教还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一些实力雄厚的宗教场所曾经也是地方行政中心，至今仍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信仰地位。

四是宗教的影响深。宗教义理充实了民族哲学，宗教道德维系了民族秩序，宗教精神建构了民族心理，宗教艺术丰富了民族生活，宗教节日融入了民族风俗，宗教旅游补充了民族经济，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新疆宗教的现实表现

当前，宗教表现出种类多、信众多、问题多、与境外联系多的“四多”特点;宗教活动表现出宗教渗透频、跨境传教频、与境外联系频、宗教极端行为频的“四频”特点;宗教工作表现出掌控难、引导难、协调难、管理难的“四难”特征。

(一)宗教信仰的“四多”表现

一是种类多。少数民族都有各自信仰的传统宗教，此类原生性宗教的种类众多，有些至今仍然活跃。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都是先在边疆产生影响再逐渐传入内地，还有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或在边疆传播或通过边疆进入中原。

二是信众多。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徒都很多。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130万人，这些信教人口几乎全部居住在边疆。多种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宗教信徒有1亿多人，保守估计少数民族信徒也应在3000万人以上，即是说我国每3－4名信徒中就有1名是少数民族，远远高于我国每12人中才有1名少数民族的比例。

三是问题多。新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经济中心的外围、交通体系的边缘、信息传导的末梢，是国内外各种风险聚积叠加之地。宗教问题多发频发，直接影响新疆稳定和国家安全。

四是极端分子多。宗教极端分子是一群将宗教信仰绝对化、偏激化、工具化的信徒，他们以宗教为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同时也极大损害边疆宗教和谐。从1900年前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东突”分子就开始袭扰新疆。当前，宗

教极端分子利用边疆宗教文化氛围浓厚、出入国境便利、隐蔽藏身容易等特点加紧开展活动，在境外建立“基地”，欺骗不明真相的信教群众，通过地下网络招纳培训成员，极端分子出现团伙化、家族化的特点。

(二)宗教活动的“四频”表现

一是宗教渗透频。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境外势力在新疆的宗教渗透活动更加频繁，手段更加多样，方式更为隐蔽，组织也更为严密，动辄即搞所谓的“边疆工程”、“播种计划”。宗教渗透活动打着文化交流、旅游参观、科学考察、投资办厂、扶贫救灾等旗号，迷惑了一些基层干部和信教群众。位于境外一线的宗教传播中心也利用其传统影响，通过举行宗教庆典、开设神学院、举办培训班等引诱我方信徒出境参加活动。敌对势力还煞费苦心地通过广播、互联网以及各种新兴媒体，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散播负面信息。如果防范不利，西方意识形态将渗透进来，利用宗教来挑战“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二是跨境传教频。跨境传教是宗教职业者或其他人员越过边境进入我国传播宗教，本质上属于宗教渗透行为。跨境传教一般不借助其他活动作为幌子，而是利用跨境民族自身的社会脉络直接传教。国界线并没有隔断跨境民族之间的往来联系，

某些宗教被国外民族信仰之后逐渐传入国内同一民族，由于民族同源、语言相同，境外相同民族的传教士比金发碧眼的洋人传教士更有优势。

三是与境外联系频。自古以来边疆宗教就与境外联系密切，有些合情合法，有些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还严重伤害教徒宗教感情，如一些跨境民族信徒在对外交往中，接受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洗礼而淡化国籍，仅强调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

四是宗教极端行为频。极端思想和极端行为严重扭曲异化了宗教，不但违反宗教道德也违反人类最起码的良知，无论它们以什么宗教的面貌出现，在本质上都是非宗教的，都要视作犯罪活动依法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活动日益猖獗，通过组织恐怖活动制造紧张氛围，严重危害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宗教工作的“四难”现象

一是掌控难。一些宗教活动存在“黑幕”、“黑箱”，我们很难直接获取其内部活动信息。诸多反常活动抹黑了宗教的整体形象，尤其是借助宗教名义进行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具有强烈的对抗性、破坏性和隐秘性，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活动而是违法犯罪活动。这些“反宗教活动”、“伪宗教活动”组织严密，利用边疆民族地区山高林密、广袤

偏远、便于进出藏身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淳朴、信仰虔诚的人文环境，躲在阴暗角落与我进行斡旋，为有关部门掌握其最新动态、控制其人员网络、摧毁其隐秘组织等带来一定困难。如果不能事先掌控预防而总是事后应对处理，则很难彻底根除此类寄生在边疆宗教肌体上的毒瘤。

二是引导难。边疆宗教发展的整体方向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为边疆民族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引导其发挥正能量、消除负能量。引导是一种方向性的、柔性的管理过程，无论是“拉着走”还是“推着走”，各级政府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最终还要落在宗教的自我行动上。宗教极端主义等违法犯罪活动属于敌我矛盾，必须通过法律手段硬性打击而不是柔性引导。那些难以掌控的边疆宗教问题同样难以引导，如地下讲经、非法聚会等，在极端分子诱导下很可能成为传播极端思想乃至策划暴恐活动的温床。

三是协调难。宗教往往与民族因素、政治因素等紧密交织，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协调旨在理顺宗教外部与宗教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如因触碰宗教利益而突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依靠协调处理。宗教关系越复杂、“利益粘连”程度越深，协调工作就越难做。然而事实却是，当前边疆个别地区宗教生态愈益复杂，“利益粘连”愈益深广。

四是管理难。与内地宗教相比，新疆宗教情况更为复杂，

管理工作难度也更大。当前，新疆宗教面临被极端势力工具化、秘密活动频发、宗教腐败迭出、偏离正确发展轨道的危险。一些问题原本与境外势力的破坏活动有关，但却与新疆宗教内部问题叠加催化，出现向内地蔓延的态势，在此情况下仍然因循旧有管理模式难以奏效。

宗教既是新疆治理的对象也是新疆治理的手段，只有持续不断地自我改革、自我提升、自我完善，新疆宗教才能作为一种良性善治工具促进宗教自身与边疆社会和谐发展。

一是加强宗教团体的自我管理。加强思想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输入宗教教理教义，开展宗教爱国主义教育，培育边疆信教群众的“四个认同”。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宗教团体自我管理能力和民主办教水平。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修养、政治素养。加强法制建设和戒律建设，坚决打击各类宗教违法犯罪活动，清除宗教内部的害群之马。

二是培养宗教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宗教的社会服务能力。宗教肩负信仰责任也肩负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关键在于纯正信仰、服务社会。

三是构建宗教文化生态网络。只有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良性互动形成合力，优化新疆宗教生态环境，才能将宗教问题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才能为新疆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