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移民的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

《侨务工作研究》2004年No.3 作者：丘立本

提要：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应把华侨华人问题与中国人口国际迁移问题乃至国际移民问题统一起来研究，这需要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配合。建议把华侨华人研究正式纳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之内，在具备条件的大学内设置专业课程等。

一、从国际移民的角度认识建立华侨华人这门学科的意义

华侨华人研究这门学科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必须摆脱旧传统的束缚，更新观念，拓展视野，从21世纪的新高度来认识华侨华人研究的时代意义。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我们应把华侨华人问题与中国人口国际迁移问题统一起来研究，掌握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因为华侨华人是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产物，没有对外移民也就没有华侨和华人。

其次，我们应拓宽视野，把中国国际移民置于世界范围中观察。废止脱离世界移民全局孤立地研究和处理华侨华人问题的过时的狭隘观念。中国移民只不过是世界移民的一个部分，只有懂得世界移民的共同点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移民的特点；只有了解事物的整体才能真正掌握其部分，只有认识世界才能认清自我。

第三，深入了解国际移民与全球化的内在关系，从全球化的高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

世界移民的核心和实质是各种劳动力以不同形式实现跨越国境的流动，这种人口的大流动既是在生产力推动下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全球化自身的要素。它与商品、资金、信息的流动密切关联，是实现全球诸种资源配置的不可或缺要素。“人”的跨国流动直接关系到移民输送国和接受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影响到国内民族与族群间的和睦，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重大问题。人口大国的大规模人口跨国流动，牵涉面更广，尤其如此。据联合国2002年国际移民报告，目前全球移民人数已达到1.75亿，几乎所有的国家，不是移民输出国、移民输入国就是移民过境国，或兼而有之。国际移民以及由之引起的民族问题已程度不等地涉及一切国家的切身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正在进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这一高度，从13亿人口大国迅速走向世界这一角度来看待中国人口国际迁移及由之产生的华侨华人问题，深刻揭示出华侨华人这门学科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指出这门学科的建立不仅为侨务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也为我国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如人大、司法部、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商业部、劳动保障部、文化部等在处理涉及华侨华人问题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移民峰”与中国人口外移

人口稠密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由于城市尚无能力吸收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

导致人口的大量外流。待到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国内就业机会增加，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之后，人口外流的现象才逐渐减少。

这种移民出国潮由低到高再转低的过程(Emigration transition)其曲线如山峰起伏，故称“移民峰”(migration hump)。据研究，“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终点则约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穷国，由于太穷，支付不了出国费用，多为难民，自由移民甚少；人均1500美元至8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条件较好，出现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因为太富，已没有向外移民的必要。

美国社会学家Douglas S Massey认为，欧洲“移民峰”大约持续了80-90年，二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韩国，持续时间不到40年。

我国全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1000美元，但沿海许多省市人均收入已超过1500美元，那里已出现出国热。到202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全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移民大潮如果听其自然，势必到来。其持续的时间也可能比人口少的韩国长些。

中国人口大量持续外流，正如世界各国一样，是现代化进程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的趋势，堵是堵不住的，只能顺应这种历史趋势，趋利避害，加以引导。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这对中国和世界生产的发展都是有利的。目前3400万海外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中国人口的外流不但将增加中国海外移民的数量，而且将改变海外华人人口的地理分布，扩大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网络，这对中国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繁荣也都是十分有益的。华侨华人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对于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华人来说也是华人所在国的宝贵资源，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抓住机遇，资源共享，既加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又对华侨华人所在国作出贡献，而华侨华人也从中得到发展，做到三方获益是摆在我国华侨华人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有待于我们去完成。

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机遇是与挑战共存的，只有认清形势，善于应战，才能抓住机遇达到预期的目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人口大都在数千万、上亿之内。许多欧洲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曾大量向外移民。据统计，1846—1924年共有4800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其中英国向外移民约为英国人口的41%，挪威为36%、葡萄牙为30%、意大利为29%、瑞典为22%、丹麦为14%、瑞士芬兰为13%、奥匈帝国为10%、德国为8%。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进行的，中国现有人口相当于已完成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人口1%向外移民就是1300万，10%就是1.3亿，可以想象如果像历史上许多已完成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那样主张“自由主义”，听任人口外流，会是什么样子。按照上述关于“移民峰”的研究，中国目前对外移民大潮还没有真正到来，许多西方人已惶惶不安。1993年纽约“金色冒险号”事件和2000年6月英国发生“多佛尔偷渡客惨案”所涉及的中国非法移民加起来还不到400人，西方传媒却大做文章，仿佛中国移民都是非法的，可怕的“黄祸”又要来了，闹得满城风雨。英国移民问题专家Ronald Skeldon在《中国人非法移民的神话与真相》一文中指出，据保守的估计，1996-1997年底，全球非法移民超过1000万，中国非法移民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据美国移民归化局1996年的估计，美国非法移民约500万，主要是墨西哥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加拿大人、海地人和菲律宾人，中国非法移民约为25000人，按国别排列居第24位。他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太低，实际情况可能

是25万。即使这样也是很少的。中国非法移民在欧洲的也不多，远排在伊朗人、土耳其库尔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等之后。他认为，“中国非法移民的神话”主要出于西方人对“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国家未来巨大的移民潜力的恐惧”。

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国际社会，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我们主要依靠加速城市化进程来吸纳农村释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当然，我们也要发挥我们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对于具备条件走出去的移民加以引导，使之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并满足移民自身的需求。如何做到既顺应历史的潮流又不放任自流；既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移民自身的需求又不至于对世界造成严重的冲击，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极大的难题，亟待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还应当看到，海外移民即使对移居国做出过很多贡献，但由于是外来人，总还是会遇到原住民某些阶层的反对，一些政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往往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掀起排外风波，引起民族冲突，制造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情况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

在同一个居住国里，来自不同国度的移民之间由于生存竞争和利害关系也常有矛盾和冲突。19世纪下半叶，美国排华的急先锋就是爱尔兰移民。

此外，同一国家的新移民和老移民，加入当地国籍和保持原有国籍的移民之间，也常因争夺有限资源而内哄，历史上一些排华事件有华裔参与策划。

华侨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每当有人鼓吹“中国威胁”，煽起反华恶浪的时候，他们往往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在他们所在国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也常成为替罪羊，任人宰割。因此，在中国迅速崛起，中国对外移民日益增加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关心他们与当地民族以及其他外来族群的关系，也要特别关心华侨华人族群内部的关系。族群间的和睦共处和族群内的同舟共济是华侨华人的最大利益，关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中国能否顺利地和平崛起，我们应有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三、重视研究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规律与侨务工作的规律

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研究任务，解决前进中可能遇到的许多具体难题，我们研究工作不能满足于客观事物的描述，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而应深入事物的内部探索其内在的规律。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探索海外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探索侨务工作的规律。我们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实证研究、理论探讨，归根到底都应集中到这两个规律的探讨上来。华侨华人是国际移民的产物，我们不但应该研究国际移民生存发展的一般规律，还应该研究中国国际移民生存发展的特殊规律，更应该研究在全球化步伐加速、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中国国际移民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规律。这确实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不把这一艰难的任务明确提出来，作为研究工作的奋斗目标，不断求索，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浅入深，不断提高对规律的认识，那华侨华人的研究就不能真正成为科学。至多只能提供一些零碎的知识而不能对实践给予理论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显然，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就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建立一支由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固定的研究队伍，长期坚持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工作，不仅从事应用性研究而且从事基础性研究。华侨华人研究重大课题应纳入社科规划之内，主管侨务工作单位应当加强领导，国家应当加大投入，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一新兴学科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扶持。

华侨华人研究工作绝非某一个单独学科所能胜任。它需要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的配合。华侨华人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产物，他们是作为中国侨民或居住国的少数民族而存在的，华侨华人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是个民族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国际移民民族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应以国际移民理论和民族学为其核心，与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相配合。

目前关于华侨华人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这项研究工作在中国现行科研和教学管理体系中应有什么地位，是仍像现在那样分散在各有关学科中进行，还是把相关学科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立起独立编制、经费和培养人才基地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并给予大力扶持的问题。

显然，像目前这样，要求各传统学科的边沿学科在没有经费、没有编制的条件下，分散地承担起华侨华人研究的重担也是难以为继的。我想，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国务院侨办出面与主管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部门、教育部三方面共同协商，把华侨华人研究正式纳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之内，投入必要的基金，在一些具备条件的重点综合大学内设置华侨华人问题专业课程，设立独立硕士博士点，培养专业人才。当然国务院侨办还可以考虑，除广东和福建外在北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作，集中全国相关学科人才，建立独立编制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各地许多华侨华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都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经费有限，人力分散，资料匮乏，难有大的作为。国家应当加大投入，集中力量办好重点的研究所。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必须不失时机地做好这项工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