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仕生活】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马晓蕾

【摘要】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何种文化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却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看着自己统帅的英武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希腊进发时,突然心头一酸,潸然泪下。他转过身对他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的确,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生与死是人生的两端,每个人不论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还是平静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后都要殊途同归地完成一次生命的终结。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世间万物,有生有死,但惟有人类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对每个人而言的终极性。人永远追求永恒和绝对,但在现实的局限性即人总有一死的前提下,给人的无限性追求以彻底的摧毁。因此,人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及种种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与世界上其它文化一样,生死问题在人们众多的苦难问题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对任何人来说,生有生的痛苦,死有死的可怕,而人们又总是想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既是宗教需要解决的,又是哲学需要解决的。中国人很早就对生死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对待生死的态度多种多样。其中,代表中国文化主流各层面的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的生死观也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影响,并且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一、儒家之生死观:道义超越生死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其影响也最大。儒家从现实出发,很重视人的生命,不轻生。《尚书·洪范》中说“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其中“五福”关于寿命就有两条,即“寿”、“考终命”;而“六极”直接涉及身体的有“凶短折”和“疾”。可以看出儒家认为身体的善终是福,而身体的短命和疾病都是不好的。儒家重视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他们看来,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尽一天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关系。

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但是,对生采取敷衍塞责态度的人对死是恐惧的;而对生采取积极负责态度的人对死则是顺其自然的,并且不追求死后或来世的幸福。对于将来之死,儒家认为应坦然处之,不必担心,生必有死乃自然的事情。这样一种死亡观念,也成为中国死亡观的主流。汉代杨雄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他反对神仙之说。王充也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论衡·道虚》)南北朝范缜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神灭论》)宋代朱熹说:“人之所生,精气聚也。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人将死时,热气上出,所谓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朱子语类》卷三)

儒家认为与生命相比,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德”。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任,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朝问道,夕死可矣。”(《里仁》)。在孔子看来,人最重要的是“道”,是“仁”。孟子更明确地论述了这一点,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并且进一步解释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生在世,有比生更为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常用“性命”来代“生命”。孟子认为如果从生命上讲,则人与犬、牛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在性上才有区别。“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正因为“几希”,才使人与动物有了区别。所以在生命与“仁义”间做取舍的话,要“舍生取义”。明确指出了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生死抉择,惟义所在。这是“义以为上”的集中体现,“成仁”、“取义”也成为仁人志士最高的人生追求。

后来的儒家对此有不少发挥。如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同是一死,价值不同,分界也在于义。王夫之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大诰》)他们并不是否定生和不重视生,不过在两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后者。

对儒家来说,物质生命是精神生命的载体,物质生命的可贵就在于此;精神生命才是生命真正意义之所在,所以为了保全生命的意义,必要时可以舍弃物质生命。“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刘宗周:《刘子全书·会录》),只有“义”才是生死抉择的惟一标准。人在生时,就应该珍生、载义,就应该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就应该立志做“圣人”,充满仁爱之心,又有自尊自律,那么,人生就有价值、就有意义。死,既然是客观规律而不可抗拒,因此,死就要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无愧。

儒家生死观中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务实、忧患、进取有为的精神,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强盛时期和民族危难之际,它都激发过民族斗志,培育了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它同时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他是否有独立的意志、健全的人格,是否具有对社会对国家对未来的忧患意识,是否具有奋发向上、永不休止的进取精神和对国家、对民族、对真理的奉献精神。

二、道家之生死观:生死顺乎天道

道家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于生死的看法也对中国人影响很大。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老子谈论生死的言论不多。他认为一个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能较好地保存自己。这和他主张的“无为”思想有关。“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老子似乎发现,一个人如果太显露自己,就会遭到外界的损害,“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所以保存生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处众人之所恶”。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反而有害。“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老子·五十章》)对于死亡,老子认为“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死而不亡”王弼

解释为“身没而道犹存”。依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一个人与道同体,才可不朽,因此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老子·三十八章》)这是一种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

对于生死,庄子做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生、死都是大化运行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死亡亦不必恐慌,要顺其自然。人是“气”的一种存在形式,“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他说:“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成玄英疏曰:“夫处生而言,即以生为得;若据死而语,便以生为丧。”(《徐无鬼》)后来西晋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夫死生之变,犹春夏秋冬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来说“生”是“生”,但对“死”来说“生”是“死”;对“生”来说“死”是“死”,但对于“死”来说“死”是“生”。可见,以生观死,则死为死;但以死观生,生者也是死。即生死是相对的。当人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生死时,死生的界限也就消失了。“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大宗师》)“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秋水》)“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至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所以庄子主张齐生死:无论生死,都要顺其自然;死生都是“命”,“其有昼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极,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系哉?”“夫死生昼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系哉!”“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大宗师》)所以不应喜生而恶死。《齐物论》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不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大梦也。”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基本是针对死亡而提出的,人生如一场梦,那么生与死的界限便不那么明显。他很洒脱地将死看作是做梦一样,还可以“化为蝴蝶”,“崤然而来,崤然而去”,黑暗恐怖的死亡完全化为了光明美好的事物。我们从大地上来,又回到泥土中去,如此往复,实在是不值得悲哀。非但没有悲哀,像庄周这样化做蝴蝶,翩然而飞,是何等的快乐!

一个人不怕死,却不能说他喜欢死。死亡是必然的,是不可违抗的。庄子对死毫无忌惮,而又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文章中无不包括着养生全年的思想,甚至还写有一篇专门的《养生主》以谈自己的养生之道。有人以为养生全年与“死不足惧”是相抵触的,其实不然,不惧死是对自然和客观规律的尊重,而养生以过完天赋的寿命同样是为不“遁天倍情”,故两者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庄子所谓的养生并非要养到象彭祖活八百岁,而只要使自己天赋的寿命不受或尽量少受损伤即可。《养生主》里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全生”、“尽年”就是养生的全部目的,明确而毫无奢求。至于养生的方法,庄子引了“庖丁解牛”的故事。他以为游刃有余方可达到养生全年之目的。后来这一思想的继承者就是魏晋的一些名士。他们厌世但不厌生,嵇康曾经写过一篇《养生论》。

总之,道家认为,生死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人往往追求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破坏了自然本性,反受其害。对于人们永无止境的贪欲,财也好,生也好,利也好,道家的思想可谓是一剂清新剂,让我们浮躁的心灵重新平静。它可以教我们取忘怀得失、摆脱利害、保持独立的人生态度,让精神回归自然,从中获得生命的意趣。

三、佛教禅宗之生死观:生死轮回,觉悟成佛

佛教本是印度的宗教,但自东汉时传入我国,逐渐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我们向来以儒释道概括我国的文化。佛教对人生的基本看法是:人生是苦的。这个看法决定了他们对生死的看法。人一生下来,便是要受苦的,世界到处充满着苦难。佛教认为苦难有八种,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聚(色、受、想、行、识)。那么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是人们对外物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有苦,从而处于生死轮回之中,得不到解脱。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灭此种种欲望,灭苦即达到解脱,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灭”。人要达不到解脱,就永远处于生死轮回的苦海之中。由此可见,佛教认为人之所以受苦的根源在于人执着自己的身体,正因为有身体,所以才有种种的贪求和欲望,才在人间受苦;人生的痛苦在于有生,有生则神形结合,精神在涅之前的轮回中受苦。只有神与形离,超脱轮回才能解脱。所以佛教主张“形尽神不灭”,认为身体虽然是有尽的,但精神可以永存。如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的《形尽神不灭》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还说神是“精极而灵者”,与物不同,是不灭的。可以说,佛教着重于人死后的安顿,因为如果死亡以后是幸福的,也就没有必要害怕死亡了。

佛教传入中国六、七百年后,便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成为纯粹中国佛教的产物。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概念。禅宗的缔造者唐代的慧能和尚说:“世人性净,犹如青天”,因“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敦煌本《坛经》)。其弟子神会也说“无明与佛性,俱是自然而生”,“烦恼与佛性,一时而有”(《神会语录》)。他们认为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境界呢?禅宗树立了一种简单直接的修行法门,叫做“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内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这种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全在自己的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又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目无知)而达到永恒的超越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中国的禅宗也认为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自己只要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然地生活,无执无著。“觉悟”才能超越自我、生死,转化成佛,才能摆脱烦恼和痛苦,实现永恒幸福。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越生死的道心。所以依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只要人能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

禅宗在摆脱外来宗教的束缚时,与中国传统思想结成联盟。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执著追求,玄学家的得意忘言以及旷达不拘、放任自然,儒家关于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都对禅宗产生过重大影响,使之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因此,禅宗并非像印度佛教一样重视死后,而更多的还是表现出向儒、道靠拢的思想倾向,即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不能实现其道义为“苦”;道家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不能觉悟为“苦”。

综观中国的儒家、道家和禅宗,虽然对生死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入世的,中国文化归根到底有重生倾向,追求的是生命的价值,但又不惧死亡。韦

伯说:“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评价’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重视自然生命本身,故而重视长寿,以及相信死是一种罪恶。”中国传统文化不像别的文化那样以弃绝现世来追求来世,而是肯定生命,重视现实的生活状态,即使是超越都是内在的超越,对鬼神、祭祀等信仰活动也主要是求一个心理平衡而并非真是对彼岸世界感兴趣,其价值的终极目标还是在现实社会,而并非虚无缥缈的彼岸。也正因为如此,儒家才成为中国人思想永远的主角。

今天,科学的进步不断延伸着人的认识领域,但生死玄机仍集结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伴随生命始终。不同的生死观导致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